章乃器的从政观

　　今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他的一生与“七”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不但生死之年皆逢“七”，其一生的转捩点也常与“七”有关。

　　章乃器自1927年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抗战前夕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已是一

　　个举国闻名的人物。1947年，他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香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并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这一时期是他个人经营事业的巅峰，但很快舍弃，秘密赴东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1957年，他在一场“阳谋”中成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员；1967年，他在斗室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七十自述》；1977年，他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里逝世。

　　章乃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曾参与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民主建国会三个党派的发起，但结果不是自行退出，就是被组织开除。究其原因，皆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联合政府体制内与中共合作

　　1.与中共领导人以诤友共事

　　章乃器是民建1949年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之一，在新政权中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出任粮食部长。如何在《共同纲领》之下与中共合作，建设好一个新国家，是他所面临的新课题。

　　章乃器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后，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开始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4月15日，他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希望他们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

　　5月14日陈云受命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开始与陈云共事。同月攻占上海后，市面混乱，南北不能正常通航，缺粮缺煤，整个城市面临瘫痪危险，并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陈云曾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章乃器力排众议，主张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被陈云采纳。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五天后，章乃器和千家驹应陈云之邀，一同前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开始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利用自己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影响，积极向老朋友们宣传新政权的经济政策，以稳定上海的经济。

　　章乃器回到北京后，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财政经济分组的召集人。9月21日，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新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就面临严峻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猖獗，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在陈云指挥下，一举打胜了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几篇文章，运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代初，他又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并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2年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

　　粮食部成立时，朝鲜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全国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当局酝酿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章乃器在学术观点上，历来倾向于“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当陈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表示了不同意见。据杜润生回忆：章乃器当时是不同意搞征购的，他与章去向陈云汇报时，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

　　粮食统购统销被确定为国策后，章乃器在职责范围内认真执行，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并首创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计划经济国策是以剥夺农民和消灭市场经济为代价的，但其实行长达32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上，章乃器也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与薄一波副总理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批评说，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有一次他陪陈云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他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2.与中共党组合作的原则

　　他在就任粮食部长之初曾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但一上任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当奉派来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的范式人前去与他晤面时，他当场申明：

　　你是共产党员，我是民主建国会成员，我们的领袖都是毛主席，我们的共同经典都是毛主席著作，我们是革命同志。但在工作上，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你是我的下级和助手。因此，你必须绝对服从我的领导，你们党组不许背着我自行其是。这是原则问题，必须首先讲清楚！（周伯萍：《我在粮食部十二年》，《党史博览》2007年第4期）

　　为此，这位党组书记拂袖而去，拒绝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不得不另换人选。

　　在1949年以后的民主人士部长中，章乃器是最有职有权的一位。他主持的粮食部，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有两位党外部长被公认工作做得最好：傅作义执掌水利部，是一切尊重部党组意见；章乃器主持粮食部，则每件事都要问清楚了才签字。章乃器在工作中也发生过与党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关于标准米的争论），他的态度是：“我认为从国务院会议和党组来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认为有分歧时，我请示国务院，你请示党的上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206页）。

　　1957年中共整风期间，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再度谈到自己与党组合作的体会：“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3.主张健康民主的政治体制

　　作为联合政府中的政治盟友，章乃器对中共在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会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曾在回忆录中，谈到章乃器在1956年下半年的批评：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821页）。

　　1957年中共发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章乃器在一篇书面发言中说：“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员有自卑感；某些党员则有骄傲自满情绪。”“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他指出：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存在着的。

　　章乃器也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有人说，民主党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适用‘按劳取酬’的庸俗作风和‘论功行赏’的宗派主义。这种批评即使不完全符合实际，也值得统战部的检查。大概，统战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会发生官僚主义。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依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章乃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整风”急转为“反右”后，章乃器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章乃器：《我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4.反对个人崇拜

　　1957年整风开始前，章乃器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指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4月15日）。

　　在整风中他又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章乃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书面检讨中，再次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一部分非党人士违反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全国政协就曾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提案，当时自己也举手赞成，后来因为毛泽东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章乃器认为：“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章乃器：《我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逆境中的坚持

　　1.不为名位利害所动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章乃器就民建是否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否有了改变等问题，先后与民建、工商联（统称“两会”）的同事们发生争论，并不断遭到批判，他曾几度表示要退出民建。1952年的“学习杂志事件”中，该刊曾发表许立群（杨耳）对他的批判文章，而他也撰文提出反批评，这场批判后来因毛泽东的干预而停止。在1957年“反右”中，他再度因这些观点受到批判斗争，但仍坚持己见，并不断与批判者辩论。

　　在同年8月15日粮食部领导的会议上，章乃器再度表态：“对工商联、民建会的两个组织，直到现在我还想退出。”他对此的解释是：

　　我这个人参加一件工作，要做就做到底，这也是事业心。从前搞救国会、民建会，我确实是花了许多心血赔了许多钱去搞的。搞成后，说退就退，说扔掉就扔掉了。有人说我这个人是会创业不会守成，我也确实是如此。

　　我可以这样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我觉得我个性中可爱的东西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矛盾——尽管这是从历史上搬下来的旧东西。

　　当部党组书记要他“为了真理，为了社会主义”而做检查时，章乃器仍坚持说：“真理要符合自己的思想”（《陈国栋等同志和章乃器谈话记录》，1957年8月15日〔未刊〕）。

　　2.公开批评“大跃进”

　　章乃器被民建、工商联撤销了领导职务，接着撤销了粮食部长和人大代表职务，仅保留政协委员职务，但他仍保留了直言不讳的性格。对于伟大领袖发动的“大跃进”，他在1960年三届政协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质疑说：“同工业比较，农业生产的跃进，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在自然条件方面，耕地面积的扩大首先是有限度的，天灾也还不能完全避免，此外，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供应也还不够。因此，对于农业生产跃进的速度，不能机械地搬用工业生产的百分比”（《章乃器委员的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16日）。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章乃器在政协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在一次发言中他指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汪东林：《1963年章乃器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北京政协》1998年第7期）

　　为此，章乃器于1963年1月19日被民建中央开除了会籍。同年3月7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以“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多次在政协工作组会议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实属屡教不改、顽固不化”为由，撤销了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至此，“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这句话，算是全部实现了，只剩下了做人。

　　3.“文革”中直言上书

　　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但从未停止过独立思考。

　　1971年3月10日，他在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中指出，由于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严重的恶果。他从批判教条主义的定型论切入，对“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同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要求“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又举出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指出抄家和打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他要求保障“专政对象”的人权，批评信访部门拒绝这些人上访的错误。对“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以及剥夺无罪者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了严正的控诉。

　　章乃器秉其直言不讳的一贯风格，对政治高压下“虚伪竟成为风气”的社会现象，以及民主党派中的政客陋习发出谴责：

　　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

　　在谈到以“专政”的名义非法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时，他严正指出：

　　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

　　这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最后的忠告。他提醒说：“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章乃器致周恩来书》，1971年3月10日，《财经》杂志总151期，2006年1月）。

　　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遗产

　　1.超越党派之见

　　章乃器在1928年创办《新评论》杂志时，自认为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实信徒，要求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当一家国民党御用刊物请《新评论》和他们合作时，他回答说：“在目下党员在党内的自由批评权还没有确立前，像我们这般爱说话的，还是立在党外好。”“我们可以说是中山主义的立场，但暂时还不想用国民党的立场”（章乃器：《我们是什么》，《新评论》第13期，1928年6月）。

　　他承认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政治势力，“既然一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代替国民党，我们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再来下几个方剂……那怕目下的国民党真个完全地失败了，中山先生的主义总还不应该就跟着失败”（章乃器：《党国的新命脉》，《新评论》第4期，1928年1月）。将主义与党派分离，保持对中心政治势力的独立批评权，是他的一贯思想。

　　抗战期间，章乃器的幼年好友和同学陈诚，曾奉蒋之命亲往家中劝说他“出山”，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章乃器对陈诚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青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还办过一个刊物叫《新评论》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士，不必出家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起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吃狗肉的和尚，却未听说有口是心非的居士”（叶厥孙：《一次会晤》，《青田文史资料》第四辑，第89～90页）。

　　“君子群而不党”和“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章乃器早年主张持一种“超于党派超于潮流”的“绝对的超然态度”，“平情静气，完全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发表公平的议论”（章乃器：《国民党的生死关头》，《新评论》第11期，1928年5月）。他虽参与了近代历史上三个著名党派的创立，但在初始设计上，都是作为政团而不是作为党派来构建的。沈钧儒等1937年在武汉筹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时，他曾致函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重申自己的立场：

　　必需单纯站在民众立场，不要有一丝一毫党派的意味。目下一个全国性的民众组织是需要的，但是一个新党派却绝对不需要。我们想化除统一战线里的壁垒，自己是不应该有一个壁垒的。只有站在无党无派超然于各党派的纯洁的民众立场，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时代任务。（《章乃器致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函》，1937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9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在这些政团发展成为党派后，他也忠实于达成共识的政治理念，但在其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党派的门户，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仍是一个持超党派立场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立场，往往是议政而不参政。当章乃器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参加联合政府后，仍积极议政：对于自己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正确的观点，他都会坚持；对于因坚持己见而将失去的名位，他也不在乎放弃——这是他的做人之道，也是他的从政观。

　　2.勇于反思历史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及保障人权，并与中共达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识。1949年成为联合政府成员后，民主党派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章乃器曾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总结历史经验的建议：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章乃器致周恩来书》，1971年3月10日，《财经》杂志总151期，2006年1月）

　　3.坚持理想操守

　　1937年7月9日，“七君子”曾在狱中为一名青年看守题字，章乃器的题字是：“秉出世观，下入世愿”；他出狱后还写过一副对联：“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前驱。”

　　章乃器一生做了许多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经济事业上，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每到关键时刻，说放弃就放弃了，很有“悬崖撒手”的气势，“舍”得毫无遗憾。他晚年在《七十自述》中谈到：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13～614页）

　　“毅然舍去”这四个字，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人生经历：章乃器在三十年代为从事救国运动舍弃了上海银行家的个人事业，四十年代以经营实业在重庆再度崛起，到1948年又舍弃了成为香港地产商的前程。他曾大把地赚钱，又大把地舍去，都是因为政治上的抱负。到了五十年代，又将自己搜集的大批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文物部门，也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理念，用他的话来说，是有意为自己安排一个“身后萧条”的结局。

　　自古及今的创业，无论是创建王朝、党派、社团乃至公司，往往是希望所创大业传之后世，乃至千秋万代，不但自己要获取收益，还要子孙世代永享。这也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血酬定律”。但章乃器的党派观、事业观乃至人生观都不是如此。

　　章乃器在1971年给周恩来的信中，曾谈到剥削阶级的一个传统：“他们早思夕思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和‘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在信里回顾了自己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冲突几个节点上的抉择，并自我总结说：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章乃器致周恩来书》，1971年3月10日）

　　他一生主张讲真话，晚年在给我的信中谈到：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章乃器致章立凡》，1971年8月25日）

　　作为后人和历史研究者，我在人生中所能继承的，只有父亲讲真话的精神。已过知命之年的我，无法告别历史，但还原历史也是一种责任。秉出世心，做入世事，其余的白云苍狗，都将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