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61年的“红色卧底”

从1963年起，刘氏家族几代人寻找并证实刘仁杰“卧底”身份真相的崎岖47年本身，也演化成一幕“小人物、大历史”的传奇。

刘仁杰任机枪连长时的戎装照。 （刘家人供图/图）

1949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256组”的刘仁杰真实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7月酷暑，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张桥村，67岁的老人刘吉安将一份陕西省民政厅批复的红头文件放进箱子保存起来。

这薄薄的一页纸，是事隔61年后，陕西省政府今年1月关于同意追认其父刘仁杰为革命烈士所作的批复。“我的爷爷不是‘军统特务’，而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他的死是身份暴露后的抓捕。”在大孙女刘锦眼里，这是对61年前遇害的爷爷的“清白证明”。

刘锦的爷爷名叫刘仁杰 （曾用名刘甫杰），1949年3月，在陕西泾阳县口镇，同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的两个军统特务小组突然“自相残杀”：“256组”的8名“便衣特务”被“247”组集体抓捕，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惨遭杀害，弃尸荒野。

而刘仁杰正是“256组”的成员。

这起凶案曾被认定为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为争权发生的“冲突”。

47年来，为了还原和证明这起事件的历史真相，刘家两代人四处寻访，不断申诉。

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刘吉安一直坚持正当路径，拒绝了多人暗示给钱疏通，“这样买来的烈士是对父亲的污辱。”

当最后从省民政厅拿到追认“烈士”的批复后，刘锦无比感概地发现，“将批复交给我的那位工作人员的名字竟然和我一模一样，只是性别不同。”

在整个追寻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巧合，让刘锦相信，爷爷的灵魂冥冥中也期望自己的革命人生真相，能在她这一代彻底被还原。

刘仁杰61年遭受的冤屈和一家为真相蒙受的苦难，却不是一张纸就能化解。刘家人希望为刘仁杰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同时修葺陵园，为其立碑，记载下那段已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从1963年起，刘氏家族几代人寻找并证实“卧底”刘仁杰身份真相的崎岖47年本身，也演化成一幕“小人物、大历史”的传奇。

军统特务？ 红色卧底？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

如果不是1963年，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到刘家探望，刘吉安也许不会知道父亲是“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

刘仁杰牺牲时，刘吉安只有5岁。父亲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成谜。母亲余桂芳只知道丈夫生前经常往解放区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在给共产党干事”，但丈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并不清楚。

刘仁杰被杀两月后，仍无人向刘家解释刘仁杰的死，刘家也没得到政府的任何抚恤。

关于刘仁杰其人形象，他的女婿曾听一个当年曾见过他执行任务的抬尸体的人形容，“大个子，穿着一个黄呢子大衣，腰上还有枪，自行车一骑，威风得很。”

直到1963年，刘仁杰被杀14年后，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前来探望，刘吉安第一次了解到，父亲曾是杨虎城麾下38军机枪连的连长，西安事变后杨部受到排挤，遂于1939年率部起义投共。随后又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父亲真实的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应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这位跟随刘仁杰投共的昔日部下，彼时已是解放军某团政委，看到刘家无“烈士光荣牌”，也没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余桂芳独自抚养4个儿女，家境凄凉，愤愤不平；当即拉着余桂芳去找高陵县委“讨说法”，县里同意立案调查。

但此时，新中国已处“多事之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不久“文革”爆发，社会混乱，县委调查不了了之。

在那个以血统、出身划分阶级的年代，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刘氏兄妹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一切机会，而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刘吉安也一直无法入党提干。

1969年刘吉安愤而自请退伍，踏上了追索历史真相，为父亲讨还历史清白的漫漫征途。

几经努力，刘吉安找到了父亲所在“256组”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找到了曾审判过出卖父亲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找到了委派父亲返回国统区“潜伏”的关中军分区参谋郝伯雄，终于弄清了整个“256组”就是刘仁杰打入敌人内部组建的地下组织，刘仁杰是被叛徒告发遇害的真相。

但此时，包括郝伯雄、任怀苍、邸化民在内，刘仁杰曾经的同事、战友和知情者几乎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当刘吉安带着他们出具的证言找到政府后被告知，这些人的证词怎能采信？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文革”结束后，借平反冤假错案东风，刘吉安也试图为父亲“翻案”。但历经十年浩劫，许多重要知情人已不幸罹难，幸存者也音讯难觅。

为此，刘家全家动员。刘氏兄妹常常带着一瓶水，一个馍，骑着车就大海捞针，四处寻访一天。

1987年刘氏兄妹终于打听到时任渭北游击纵队总司令、与刘仁杰单线联系的关键知情人谭国帆的下落。但就在他们打算前往取证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了谭辞世的讣闻。

紧接着更大的打击，是高陵县民政局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罔顾刘氏兄妹辛苦寻访来的证人证言，只根据县公安局敌特档案名录和找不到入党介绍人，便轻率做出了刘仁杰之死为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结论。

这一态度让刘吉安四兄妹绝望，妹妹刘润仙愤而烧掉了历尽艰辛才搜集来的证人证言。

刘吉安却不肯放弃，他立志查找历史证据，寻访更直接的历史见证人。他指着当时的民政局局长说，“我有生之年，必须把这个冤案翻过来，让你看清历史究竟是咋回事。”

庭审笔录暴露真相

包括参与审判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与刘仁杰曾交往甚密的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等人出具的证言竟然都无力证明刘仁杰的历史身份。

几年下来，刘吉安赴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搜集一切可能与父亲有关的历史资料，查找一切可能的证据和见证人。

为寻找一份曾报道刘仁杰率部起义的《关中小报》，刘吉安就跑遍了延安、西安、北京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工厂上班的刘吉安收入微薄。为了省钱，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点干粮就奔波一天，晚上就睡在车站候车室。

刘吉安随身背着的黑色挎包里装满了搜集来的各种证言证据。刘吉安用这些证据一点点拼接还原父亲刘仁杰39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