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记文革上海高校暗杀毛主席小集团案

文革中一个“死囚”写给女儿的信

    七十年代末，就在张志新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之时，有一个名叫孟氧的“死囚”在狱中给他的女儿孟小灯写了一封长信。他这样写道：“……在法庭审讯时，我公开为所谓的‘刘邓路线’进行辩护，根本不承认“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法。他们以死刑相威胁，我依据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反驳他们。不管将来如何为刘做结论，我的言行都没有构成犯罪。我反对‘打倒刘邓陶’，那正是我对党忠诚的表示，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品质的一种表现……在法庭上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以自由、家庭、生命作代价，就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做人的尊严，揭露那群真正的窃国大盗。如果有什么使你们母女得以安慰，那就是我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横眉冷对，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法庭上打着锣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又从来没有遭到反驳。可见他们理亏，否则，早把我送上断头台了。甚至我在申诉中，就这样写道：‘感谢他们刀下留情，也没有割断我的喉管。’……”

    孟氧从狱中发出的这封家书，写于1979年8月24日，当时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公开平反还差整整半年时间。我是在前年6月才接触到有关孟氧历史资料的，并开始对他的女儿孟小灯进行了采访。

    孟氧原是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的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有着扎实的基础。他不仅遍读马恩文献，而且尽可能阅读马克思曾经读过的各种著作。《〈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是他年轻时的一部重要著作。1955—1957年，他的这部著作以连载的形式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孟氧”知名于经济学界。他的这部《注释》，几乎帮助了整整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他在判他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书上签字时，要求法官记录下他的严正声明：“我根本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官答应了他的要求。

    孟氧在狱中，依然刻苦攻读马恩著作。他每天都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而晚上，则往往要比别人迟睡两三个小时。牢房里，二十个犯人分成两边，一边十个铺位。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尽头，靠墙摆着一只尿桶。夜间牢房是不熄灯的。而那盏昏黄的灯，就安在尿桶的上方。为了能就着灯光夜读，孟氧就把自己的铺位调换到恶臭呛人的尿桶旁边。几年下来，他的鼻子竟失去了嗅觉，不辨香臭了。

    狱中的生活无疑是难捱的。而惟有读马恩的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快乐所在。

    孟氧拒不认罪，自然就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典型。用“文革”的话形容，他就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孟氧于1923年5月17日出生于福建建瓯县一个贫穷的家庭。原名赵志明，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5个孩子挣扎着生活。孟氧9岁时，为了分担家庭的重负，就辍学进银匠铺当学徒。后来，贫困相继夺去了母亲、大姐、三姐、四姐的生命。二姐在四个姐妹中，算是命运最好的，嫁给了铁路上的一个电器工程师。为了寻找这唯一的亲人，孟氧开始了流浪生涯。先后到过江西、四川、湖南。后来，终于在贵州找到了姐姐、姐夫。姐夫为他在铁路上找到了修理电话机的工作。但是，相对安逸的生活没能锁住他的心。他想去见大世面，寻找革命的真理。于是，他又流浪到陪都重庆，并在那里找到了曾在江西萍水相逢的地下党员杨大哥。

    杨大哥第一次带他上街，就去了民生路。因为民生路有个很特别的新华书店，当时在重庆的有志青年，都喜欢去那里买书。从表面上看，新华书店与别的书店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转一会儿，感觉就大不一样。有一本书，砖头那么厚，用一张白纸包着，才卖5个烧饼钱。所有买这本书的人，买了就走，谁也不打开看。孟氧越看越感到蹊跷，正想问杨大哥，杨大哥就开口了：“要好奇，你也买一本回去，看喜欢不喜欢。”杨大哥这么一鼓动，他就动心了，买下一本当场就要打开来看。杨大哥用粗大的手按住了书，悄声说：“回去再看。”

    这是孟氧平生第一次接触到马恩的著作。书里的每个章节，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新鲜。一遍看不懂，他看第二遍，第三遍……每遍都有新的收获。几遍读下来，他弄懂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理论归结为：“消灭私有制”。

    在杨大哥的帮助下，孟氧进步很快。他从早到晚，一边帮杨大哥抄写些宣传材料，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恩著作，读了一本又一本，爱不释手。可以说，就从那时开始，他与马克思结下了不解的情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岂不荒唐吗?孟氧最初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看守所，一年后转押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5年5月，他收到女儿孟小灯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除了说给他寄来了什么物品而外，不敢多说一句别的话。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孟氧的冤案迟迟未能列入平反的议程。

    1979年8月，在离别八年之后，孟氧终于见到了前来探监的女儿小灯。

    就在小灯去探监前一个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给孟氧下达了这样一个通知：“经我院复查认为：你犯现行反革命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判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是正确的。你的申诉无理，予以驳回。”

    孟小灯坚信父亲无罪，探监回来以后，开始了为父亲上访、申诉的艰难历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见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薛光华，也终于托人把申诉材料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1980年8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孟氧作出了再审判决，宣告无罪释放。

    孟氧出狱了。他从监狱里带回北京的，是《马克思传》详细提纲约100万字的手稿。

    孟氧的平反出狱，在中国人民大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好奇、敏感的莘莘学子，不断地向他发问：“你还坚信马克思主义吗?”“对于过去的13年，你不想说点什么吗?”“你没有罪，判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你不觉得委屈吗?”……坐了13年的监狱，孟氧从不向学生们吐露一个字。早在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后失去了上讲台的权利，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文革”风暴骤然袭来，红卫兵小将高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时，他挺身而出，说：“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把他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谁都知道，红卫兵小将高喊的可是毛主席语录呀!孟氧公然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造反派们怎能不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刑拷打呢?……他结束了炼狱生涯，回到了大学的讲台，当然会百倍钟情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了。

    出狱后的孟氧，花了15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完《经济学社会场论》后，就因患肺癌而不幸逝世了。他的这部50万字的遗著，在他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学界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孟氧在攀登经济学理论高峰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为可贵的大无畏勇气和开创精神，这部《经济学社会场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他在狱中写在8个笔记本上的《马克思传》详细提纲，就难以出版了。我们决不会怪罪于他，因为他已用坎坷执著的一生，写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记文革上海高校暗杀毛主席小集团案
张洁华

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立即行动，在青年学生中寻找“阶级敌人”，并进行非法隔离审查和批判斗争，“罪行严重”的送公检法拘押。由于采用了严刑逼供，因此冤错假案层出不穷。我就亲身经历了一桩荒唐不堪，结果却是无比悲惨的假案。

飞来横祸

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六九级的学生,对这场“毛主席亲手点燃的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离于运动之外，从不参与任何造反活动，是个道地的消遥派，闲着便和几个市西中学的老同学打桥牌。不幸，灾难还是降临到了我们这些很听话、非常遵纪守法的学生头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中的吴正（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学生），王汝仁（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朱中震（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蔡济亮（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先后被隔离审查。我和费叔子(同济大学地质系学生)尚未隔离，我俩碰了几次头，实在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费叔子也遭隔离审查。几天后，第一医学院造反派将我和蔡济亮押送同济大学，受三校（同济、一医、科大）联合的“二一一专案组”审查。

为什么叫“二一一专案组”呢？是因为王汝仁发起，我们这群消遥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带一个菜，在他家里聚餐。那天共有十余人参加，坐满了一个大圆桌。由此，专案组认定从那天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刑讯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转移到同济大学的当晚，“二一一专案组”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由于是三校联合专案组，因此审问我的人很多，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同班同学王国民。他后来成了张春桥的大女婿。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

审讯开始前，他们先叫我除掉眼镜，以免我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然后就要我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还反复要我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交代，专案组人员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人开始打我耳光，他们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滩血。他们见我仍拒绝交代，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就将我按在地上，用扫帚柄猛击我的臀部，没打个几下，扫帚柄就折断了。后来，打手们将塑料电线编成了打不断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惨叫一声，像触电般在地上翻滚，……我的臀部很快便肿得像一块石头，痛彻心肺。

打手们打累了，就给我上刑。他们将一个四脚方凳倒放在地上，四个凳脚上各钉上一粒硬橡皮，然后将我双手反绑，强迫我用小腿跪在这四粒橡皮上。我当时的体重为六十五公斤，跪在上面二十分钟皮肉就烂了；人刚从凳脚上跌了下来，行刑者就用电线鞭子将我打到凳脚上再跪下，还开心地取笑我像个要被枪毙的犯人。没有几分钟我便又跌下来，再打，再跪，再跌下来……，为的是要我交代一个“特别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被逼自杀

连续二日的刑讯逼供后，我已被折磨得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小腿前部的皮肉烂得血肉模糊（至今留着永不消退的疤痕），晚上无法入睡。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可交代，而又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刑讯。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绝境中，我决定自杀，以求解脱。

六月七日上午，我要求上厕所。在厕所隔间内，我用地上的红砖尖角猛击自己右太阳穴，想把自己砸死。但撞击多次，血流满面，人仍未死。正在为难时，看守我的张正维同学也进入一隔间大便。我乘机逃了出去，直奔对面的宿舍楼。那时正是夏收季节，学生都下乡去劳动，因此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我爬上了三楼的窗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而和熙；年仅二十三岁的我，痛苦地和这个我想生活下去，但不容我生活下去的世界告了别，又向生我爱我的母亲作了忏悔后，便纵身跳了下去。

灭绝人性

我堕地后，四肢多处骨折，昏迷了过去，被救护车送进新华医院，两天后才苏醒过来。针对左腿股骨开放粉碎性骨折的伤情，骨科主治医生建议采用牵引复位固定，让股骨自然愈合，但需费时三个月。但专案组因无法派人长期值班看守，决定要院方采用安装内固定钢板的手术，而我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由于手术产生的错位愈合，导致日后我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两厘米。至于左手桡骨骨折和右腿跟骨骨折，医生根本没有作认真的治疗，结果都是畸形愈合。根据“二一一专案组”需要的“治疗”，使我终身残疾。

手术后，我被送回同济大学隔离室。不久，我左腿手术伤口开始流脓，专案组从医务室拿了医药用品给我清洗换药。此时，我从审讯中得知，他们要我交代的罪行竟是“暗杀毛主席”。我们这些在思想上、言语上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学生，怎么会想到暗杀毛主席？对于这样极其荒唐的捏造，我坚决予以否认，于是他们就停止让我换药。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流脓的伤口瘘管里，苍蝇产下的蛆爬进爬出，惨不忍睹；几天后，隔离室便臭得连看管人员都呆不下去。“二一一专案组”组长王国民恶狠狠地对我说：“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不要想换药。”他将换药用品放在桌子上，让我清楚看到，但不给换药，然后用阴险而得意的口吻对我说：“你政治生命都不要了，还要肉体生命做什么?”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未来的医生，就是如此毫无人性地利用我的伤痛进行逼供。

听了这些话，我不由得想问他：“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没有政治生命了；那末交代了，又会有怎样的政治生命呢?”但在王国民淫威下，我为了保住腿，被迫认了“暗杀毛主席”的罪。但在“怎么去见毛主席？”和“如何搞到暗杀毛主席的武器？”问题上，我又无法使他满意，于是换一次药，便停二、三天，我仍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恣意捏造

王国民还担心仅一条靠逼供信虚构的“暗杀毛主席”的罪行，不足将我送去枪毙。一天，他在审讯中问我：“如果你在跳楼自杀前，看守你的张正维不让你逃出去，你会怎么办?”我对这种假设性问题根本不愿意回答，但他紧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逼问。我为了早点结束审讯，就对他说了“那我就推开他逃出去。”他听了后对我说：“哼！有这么简单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下午，第一医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蔡济亮”，在宣布“反革命罪行”时，我清楚地听到其中有王国民捏造的“跳楼前企图行凶杀人”的罪行，随即在一片“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的狂呼声中，我像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囚犯，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工宣队员架着拖出会场，押上警车。

医疗事故

我被关进了位于南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后，虽有看守所的医生隔几日换一次药，但远远不够。我的左腿又烂出了几个排脓的瘘管，每天流出大量的脓水。在看守所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能自己给自己换药，用每日发给的饮用开水当消毒药水，用草纸代替消毒棉花、纱布。感谢上苍的圣明和青春赋予的生命潜力，在近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的左腿竟没有烂掉，奇迹般的保留下来。

由于化脓严重，看守所医生将我送入提兰桥上海市监狱医院。那时病犯都被迫批判林昭的“反革命罪行”，她不久前被判处死刑，后来是从监狱医院的病房里直接拉出去枪毙的。

为我治疗的杜大夫见抗菌素治疗无效，怀疑是内置的固定钢板刺激造成的化脓性骨髓炎，于是开刀拆除股骨上的钢板。手术中，他发现新华医院骨科医生在为我缝合伤口时，将二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他将此医疗事故通知新华医院，并告诉我“这下可以好了，伤口会痊愈的”。回到看守所，我继续每天用开水草纸清洗包扎伤口。然而脓虽流得少了，但伤口却并未见长好。

痛失好友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所有在押的高校学生犯，用二辆大型“飞行堡垒”警车，从第一看守所转送思南路第二看守所，并在那里办了一个学生犯的“学习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同案的吴正，王汝仁，朱中震和蔡济亮，却不见了费叔子。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前后，因不堪忍受王国民等专案组成员的残酷迫害，在同济隔离室跳楼身亡。费叔子是苏州人，生于1944年，被害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学习班的后期，让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乘机将自己过去的“交代”全部推翻。在这个学习班上，我们还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令人极为悲哀的是，他竟在文革浩劫结束后惨遭杀害。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挤脓清洗伤口时，忽然见一样东西从瘘管内冒出，我用手拉出一看，竟又是一块纱布。原来，新华医院的医生是将三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我无从知道这是故意，还是疏忽。从此，流脓显著减少，乃至最终愈合。但是，左腿上留下了瘘管口收缩而结成的六个深疤。

假案平反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济亮被释放，回到第一医学院，以“反动学生”的身份继续留校“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粉碎“四人帮”后，清理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历时十一年的“暗杀案” 才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我们永远失去了好朋友费叔子。每想到他的惨死，我就止不住泪水，我身上除去留下了终生的残疾，还有那永远磨灭不去的非人岁月的痛苦记忆。我们和所有在文革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一起，从自己的悲惨遭遇中亲身体验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活动，亲眼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