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家 中国“慷慨”了多少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助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一万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是坦赞铁路，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子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在老挝临时首都康开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7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1970年至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经达到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有所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上升到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