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要实话实说 官方催动第三次热潮-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党史要实话实说 官方催动第三次热潮
作者：沈亮,张翔宇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0-7-2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30 8:12:18
阅读量：1289次

首次最高规格党史会议昭示执政党强调“历史财富”
中共一大会址。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前,执政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CFP/图
■这次会议规格之高引起多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与会代表,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
■自改革开放之后,曾有两次学习党史的高潮,一次是1981年,另一次则在1991年。而这次会议引发的党史热潮还将更胜以往。
明年,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将是又一个红色之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议已提前为之预热。
这是中央首次召开党史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引起多方关注。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与会代表,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习近平在谈到中共历史上的失误时,提到“是花了惨烈的代价的”。“他用了‘惨烈’两个字,用词相当重,过去中央领导人讲话从来没用过,这是第一次。”石仲泉说。
明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今年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建立三十周年。在这一时间点上召开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似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次会议的背景又并非如此简单。
在6月,中央还曾下发今年的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央文件,再加上高规格的工作会议,这足以被外界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
石仲泉说,自改革开放之后,曾有两次学习党史的高潮,一次是1981年,另一次则在1991年。从背景看,前一次正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一次正是东欧巨变后不久。
而在石仲泉看来,这次会议将引发的党史热潮还将更胜以往。那么,这次会议的背景为何?又意味着什么?
建党90周年前的党史会议
会议上,习近平对党史工作发表讲话。石仲泉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比中央10号文件更为深入,是对该文件的最权威解读。
据新华社报道,在这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了党史工作应揭示和宣传三个“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这三个“必然性”,引发外界最多的解读。“从习近平对这三个必然性的强调,就可以理解党史在政治中的功能作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现在,社会上对党的历史有着各种看法。”石仲泉说,在对共产党历史的各类解读中,有“歪曲党的历史”,也有“极左的说法”。“前者否定、丑化、妖魔化党,后者则很僵化,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海外有的传媒,对我们党的挑战很厉害。”
因此,需要“正确看待党的历史,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石仲泉认为,党史系统的期待、建党90周年的契机与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三者同为解释本次会议规格之高的原因。
事实上,多年以来,“党史系统一直希望中央能发个文件,开个党史工作会议,以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他所说的党史系统,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史研究室。这支1.7万人的队伍是这次会议的第一主角,也是党史研究领域里最正统的力量。
这三十年来,在热潮消退、党史系统从前台隐于幕后之时,他们的工作曾有过较为低谷的时候。“在跨世纪前后,在基层有的地方,由于缺少经费,出差很困难,有的地方电话都打不起。”石仲泉说。
这次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为党史系统带来了信心。石仲泉说,他在会议上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中央对党史工作的财政投入有个刚性指标,即在每年财政增长基础上提高投入。
正视“惨烈的代价”
7月21日,当新华社与人民网以大红色为主色调,重点推出中央党史工作会议报道专题之后,在坊间出现了各种猜测与解读。部分民间党史研究者担心伴随着官方党史工作的高调推进,将挤压民间研究的空间。
不过,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研究的环境还将日益宽松。“原来,对曾犯过错的领导人的正确一面也不方便提,但现在,不光研究者可以去研究,就是面对大众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正面描写。”他说。
有一个故事,颇能反映中共领导者对待党史的态度。
原本,按照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设计,在遵义会议部分的陈列塑像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个人。2003年10月1日,胡锦涛在视察时向纪念馆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
于是,纪念馆才将张闻天的塑像加了进去,变为现在展示中的四个人。现任韶山管理局人事处处长的原纪念馆馆长刘元美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了上述情况。“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这两性的共同落脚点应当就是实事求是。”一位党史研究者说。“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正视党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石仲泉说。他认为,这些代价包括党内的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干扰、冤假错案,以及大饥荒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等。
石仲泉回忆说,习近平提到,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有些人把党说得一团漆黑,还有些人对曲折的失误轻描淡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境外媒体,大家也会知道这些错误,掩盖不是办法。而正视了惨烈的代价,可以避免错误,也会让党史研究的态度更加科学。”石说。
关于民间研究的日渐趋热,石仲泉也注意到了,“高校的老师很年轻化,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大,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对他们影响可能更多一点。”“这也是开放国门的必然结果,”石仲泉说,“要正视差别,求同存异,以理服人。”
官方与非官方都在“与时俱进”
回顾过去的六十余年,党史研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与时俱进”。
从1949年至今,各类中共党史读本已出版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仅成立三十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有三本被石仲泉称为“镇室之作”的作品。
一是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前后发行近千万册。二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并经过十年修订后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三本,则是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这三本著作,是最主流的党史成果,而从中亦可以读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的修订过程中,党史研究室对不少历史问题有了新的判断,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过去将党史等同于路线斗争史的模式。石仲泉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比如,修订本首次给了陈独秀正面评价,认可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文化运动的旗手、冲锋陷阵的战士。由于认识到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是因执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导致失败,党史研究室便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修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到了2004年,胡锦涛在谈到任弼时时,说其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胡锦涛讲他虽然不是直接在说陈独秀,但也是讲这段历史。”于是,党史研究室又将陈独秀改为“右倾错误”。石仲泉认为,随着被披露的史料逐步增多,研究也“一步一步更符合实际,帽子越来越小了”。
在修订本中,除了陈独秀,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评价也都有所修改。
在石仲泉看来,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今天,较之过去强烈的党派之争意识,视野也开阔了,“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一些问题”。
在代表官方态度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作为十五大以后党史研究提出的新观点,已首次将孙中山定位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并称的“20世纪三大历史伟人”之一。而这一修改的背景是,“现在与台湾民间的往来已经势不可挡”。“这种与时俱进的认识,是我们先在内部慢慢形成了共识,然后送审、报批,领导也点头了。在这方面,我们起到了推动作用。”石仲泉说。
不过,党史系统并不是国内党史研究的惟一力量。虽然,官方研究正在“一步一步”调整自身,但起步较晚的民间党史研究却在其更新速度上大大超越了谨慎的官方研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三十多年间,党史研究领域已形成了官方与非官方的分野。上世纪90年代,曾经潜伏于地摊、流行于坊间的各类党史“揭秘”,逐渐被非官方的党史研究所取代。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韩钢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对其产生了观察的兴趣。
现在,这些多来自民间文化机构、高校和自由研究者的中共党史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同系教授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的《大饥荒》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官方研究与民间研究基本处于分隔状态,缺乏交集。”韩钢说,近几年来,民间研究崛起,但两者间至今没有交流的平台。不过,尽管缺乏直接的交流,也有党史工作者认为,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民间研究对官方研究并非没有影响。“关于陈独秀、托派等人物和事件的重新研究,都是由民间最先发起。对陈独秀的讨论,民间从1996年就开始了。而官方修改评价则在5年之后。开始,一些民间刊物曾为此受到过相关部门的批评,但后来,官方也有选择地调整了他们传统的判定。”一位民间的党史研究者说。
党史课将再入高校
在上述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为了在社会层面与民间研究、地下刊物,甚至海外媒体争夺对党史的解释权,应扩大正统党史的影响力,使其回归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一位观察者分析说。“党史就要重新进入高校了,现在就开始陆陆续续编教材。”石仲泉说。他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史退出高校必修课之后,“现在我们的不少年轻人党史知识很贫乏,不少各级领导干部,所了解的党史也很不完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面对社会对正统党史的渐渐疏离,除了背靠执政党的强力推进宣传与教育,在技术层面,官方党史系统亦有所应对。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杨林兴注意到,地摊上的一些党史题材的书销量很大,拥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他认为,这既说明大家需要了解党史,也因社会的喧嚣,人们失去了阅读枯燥论著的耐心。于是,杨林兴提出,口述历史的情节往往具体生动,它取消了口述者和读者之间的时间和空间隔阂,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值得借鉴。
而井冈山干部学院特地将“隐性课程”总结为党史教育的经验之一。这些“隐性课程”包括,让学员吃红米饭、南瓜汤,利用校园广播、车载媒体播放红色歌曲,每个班开设“唱革命歌曲”教学课等。
事实上,“党史工作不等于党史研究。”一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部人士提醒记者。在研究之外,党史工作还包括党史的宣传与教育等。这意味着,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之后,即将到来的是全方位的红色之年。
现在,各省均已开过省级党史工作会议,并为明年的工作做了计划和安排。
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厚望”,提出“推进党史工作强省建设”。福建省早在1997年,就投资8000多万元建立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今年还将投入数千万元进行改扩建和改扩版工程。
而陕西省,则将出版三本书作为今年的重点。其中之一是《习仲勋传》(下卷)的精编、送审和出版工作,将“认真筹划好《习仲勋传》上下卷的出版首发式以及习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要组织专门力量撰写一批有思想深度、社会影响大、感召力强的纪念文章”。“明年有一批研究成果将会出版,教育、宣传也会达到高潮。”上述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部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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