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谁首提的？

“中华民族”是谁首提的？

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

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的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

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梁启超钟情于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他认定民族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

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为什么会超越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大家，在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设中走在了前列呢？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这是客观政治演变的产物。

众所周知，满族入关后建立了森严的满族贵族集权的专制统治，虽然也对汉族采取过一些拉拢和团结的政策，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所以，历来的反清运动，包括太平天国那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打出“反满”的旗号，号召和争取民众参加反清斗争。孙中山等革命派也将“反满”作为发动群众、号召人民投入“反清革命”的一面旗帜。20世纪初，革命派喊得最响、影响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革命排满”。这中间不可避免的夹杂着一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即使像章太炎、邹容这样的思想理论家和宣传家也在所难免。聪明的梁启超清醒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特别是受其反对孙中山武装革命的政治立场所制约，在与革命派的论战当中，自然就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宣传满汉一家、民族平等，并批评革命派的大汉族主义，责难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

不难发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当中，梁启超打出的民族主义大旗让孙中山等革命派很难应付。不过，经过这场论战，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反对压迫汉族人民的满族人。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明确界定了“革命排满”并不是指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梁启超出于某种狭隘的党派偏见鼓吹的民族主义，在客观上倒纠正了革命党人的大汉族主义。

但是，这种歪打正着，在梁启超构筑现代民族主义理论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梁启超钟情于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他认定民族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梁启超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

综而观之，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以及与革命党斗争的某种政治需要，使梁启超成为20世纪初年研究和宣传民族主义的“弄潮儿”。由他创造的“中华民族”一词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它超越了传统的种族和地域的束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它告别了“夷夏之变”的陈腐观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一致的新的追求。它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

首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趋同，不仅让理论界和全体国人成功地渡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认同危机，而且为中华民国创建多民族的新的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在民族统一的旗号下，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族群都公认自己属于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经过辛亥革命后近百年的积淀，“中华民族”一词既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一个统一的称谓，又是一种不断强化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心理。

其次，凝练了民族精神。辛亥革命后的思想理论界乃至学术文化界已经很少去讨论中国的民族构架或民族国家问题了，而是研究如何浇铸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包括民族自信、民族创造力和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展开，为从文化的角度凝练中华民族精神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李大钊、陈独秀，包括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提出了真知灼见。五四前后的30年间是凝练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黄金时期。但追根溯源，其原动力和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概念的确立有割不断的联系。

梁启超的“多元混合”说

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杨度的“文化族名”说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

来源：思雨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