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初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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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了文化往来，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医也在很早的时代就传入了日本，并对日本的传统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探讨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旨在对中医传入日本的一个方面，即公元十世纪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医医籍作一番考证，以见中医对日本医学影响的一个侧面。
       早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
       借助于中日两国的文献及考古资料，可以得知早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可能有哪些。
       1957年第2期《新中医药》上发表了汪企张《中医东渐论略》一文。文中以为：公元500年，日本人得到了葛洪《肘后百一方》，这是中国医籍传入日本之始。
       据日本人藤井尚久《医学文化年表》记载：552年，梁元帝萧绎以《针经》赠日本钦明天皇。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他医书160卷至日本。
       据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介绍：知聪之子善那使主于孝德年代（公元645～654年）又向日本方面献方书130卷。“公元608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卷以归；同年日本推古天皇又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经15年，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直接带回隋唐医学和医药典籍如《诸病源候论》等”。
       据何爱华《〈新修本草〉东传日本考》（见《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期）载：约在669年至677年间，《新修本草》传入日本，现日本仁和寺藏有圣武天皇天治三年（公元731年）抄本。
       701年，日本天皇命藤原不比、栗田真人等制定成《大宝律令》并颁布，其中的“医疾令”规定：医生必须讲习《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兼习《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生必须讲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等，兼学《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上述中国医籍必已传入日本。
       757年，日本孝谦天皇诏令：医生必须讲习《太素》、《甲乙经》、《脉经》、《本草》，针生必须讲习《素问》、《针经》、《明堂》、《脉诀》，因此，又可以断定《太素》已传入日本。
       823年至833年间，日本人兹野贞主编纂成大型类书《秘府略》，此书已佚，今仅残存第684卷“百谷部”和第686卷“布帛部”，其中“百谷部”中引用了蔡英《本草经》、无名氏《吴民本草》，这两种书都是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
       本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有关方面对710年至794年奈良时代的都城平城京遗址进行了发掘。从遗址的木简残片中，考古发掘人员确定有中国医籍《本草集注上卷》的字样。
       另外，还可以列出一些早期中国医籍传入日本的事实。当然上述中国医籍传入日本的事实或有不确之处，但我们可以肯定，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已有许多中国医籍传入日本，其中既有中医经典著作，也有一般性的中医书籍；既有理论著作，也有实用性较强的临床应用著作。
       十世纪初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
       九世纪时，由于日本皇室的大力提倡，日本朝野形成了推崇中国典籍的风气，因此，中国典籍大量传入日本。到九世纪末，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奉敕纂成了《本朝见在书目录》，此书后人改称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是当时日本官方收藏中国典籍的总目。借助《本朝见在书目录》，再考察十世纪初成书的《本草和名》所引中国医籍种类，就可以基本弄清十世纪初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大致状况。
       《本朝见在书目录》一卷，据严绍？先生考证应编纂于876～884年之间（日本阳成天皇贞观末年～庆元年间），编纂人为藤原佐世。本书编纂的直接原因是天皇藏书处冷然院在875年失火，所藏图书损失殆尽，于是在第二年即876将图书寮、大学寮、弘文院、校书殿、太政官文殿等国家公务机构藏书，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藏书，逐一登录，编纂成书。本书全面反映了冷然院火灾后当时官方收藏中国典籍的情况。该书的“医方家”共收医书166种1309卷，除去《鉴上人秘方》一卷是鉴真在日本所撰，《摄养要诀》二十二卷是日本的物部广泉所撰，其余医籍全是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
       《本草和名》二卷，成书于918年，著者是深根辅仁。书内引用了唐以前本草、方书等52种的部分内容。
       《本朝见在书目录》虽然著录的仅是冷然院火灾后日本官方收藏的中国医籍，但有很多是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它们是：（1）素问音训并音义五卷；（2）素问改错二卷；（3）素女问十卷；（4）甲乙注四卷；（5）甲乙义宗十卷；（6）甲乙经私记二卷；（7）黄帝八十一难经九卷，杨玄操撰；（8）八十一难音义一卷，杨玄操撰；（9）大清经十二卷，玄超撰；（10）大清二卷；（11）大清神丹经上篇一卷；（12）大清神丹经一卷；（13）大清金液丹经一卷；（14）药园三卷，甄立言撰；（15）药辨诀一卷；（16）药方草木八十卷；（17）药石一卷；（18）仙药方一卷；（19）仙药合方一卷；（20）神仙服药食方经一卷；（21）五岳仙药方一卷；（22）五岳芝药方一卷；（23）神药方一卷；（24）神仙新药方一卷；（25）神仙入山服药方一卷；（26）平昌丸方一卷；（27）杂药方一卷，中尉王荣撰；（28）杂要方一卷，姚大夫撰；（29）杂单药方一卷；（30）采药图二卷；（31）杂药论一卷；（32）杂药方十八卷；（33）杂药图二卷；（34）神仙服药经一卷；（35）老子神仙服药经一卷；（36）杂药四卷；（37）印法一卷；（38）作酒方一卷；（39）五茄酒方一卷；（40）要方十二卷；（41）集验方方诀一卷；（42）通玄方十卷；（43）通玄十卷；（44）新录单要方五卷，魏孝澄撰；（45）张家方一卷；（46）样要方十卷；（47）新修诸要太清秘方十二卷；（48）惟方四卷；（49）老子孔子枕中杂方一卷；（50）大清治方八卷；（51）治痈疽方七卷；（52）五全作方一卷；（53）新修大清秘经方十二卷；（54）石流丹方一卷；（55）治妇人方三卷；（56）诸香方一卷；（57）朱沙丸方一卷；（58）肾气丸方一卷；（59）杂疗一卷；（60）神仙法方一卷；（61）太一神丹精治方一卷；（62）练石方一卷；（63）养性方一卷，许先生撰；（64）生发膏方一卷；（65）枸杞干煎方一卷；（66）治消渴方一卷；（67）治马病方一卷；（68）治马法六卷；（69）治马病书六卷；（70）耆婆茯苓散方一卷；（71）痈疽论一卷；（72）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73）脉经音一卷，杨玄操撰；（74）本草音七卷，李君撰；（75）杂注本草一卷，蒋孝琬加注；（76）本草图二十七卷；（77）新修本草音义一卷，仁揖撰；（78）本草夹注音一卷，陶隐居撰；（79）本草注音一卷，杨玄操撰；（80）本草夹注音一卷，陶隐居撰；（81）老子教人服药循常住仙经一卷；（82）神仙芝草图一卷；（83）仙草图五卷；（84）芝草图二卷；（85）针经音一卷，杨玄操撰；（86）类聚方经一百二十卷；（87）明堂音义二卷，杨玄操撰；（88）食经一卷，月撰；（89）新撰食经七卷；（90）食禁一卷；（91）食注一卷，御注；（92）脚气论一卷，周礼撰集；（93）产经十二卷，德贞常撰；（94）产经图三卷；（95）黄帝三部灸经音义一卷，李议忠撰；（96）练皮煎一卷；（97）医家杂书十九卷；（98）丹诀一卷；（99）杏丹方一卷；（100）染苏方法一卷；（101）赤松子试一卷；（102）八史术一卷；（103）八素八卷，董暹注；（104）老子道精经一卷；（105）素女经一卷；（106）禁法九卷；（107）灵奇奥秘术一卷，陶隐居撰；（108）龙树菩萨印法一卷；（109）龙树菩萨马鸣菩萨秘法一卷；（110）轩辕皇帝录集十二卷；（111）鬼名一卷；（112）三五禁法八卷；（113）三五神禁治病图一卷；（114）八史神图一卷。
       《本草和名》引用的中国医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有：（1）雷公采药史；（2）本草稽疑；（3）本草疏；（4）杂注本草；（5）大清经；（6）杨玄操本草注音；（7）仁揖新修本草音义；（8）神农食经；（9）神仙服饵方；（10）丹秘口诀；（11）丹口诀；（12）丹药口诀；（13）丹药诀；（14）丹方；（15）丹家；（16）洞真丹经；（17）五金粉药诀；（18）练石方；（19）仙方。
       《本朝见在书目录》著录、《本草和名》引用的中国医籍，除去其中重复的，两书合计著录、引用了194种中国医籍。再考虑到《本朝见在书目录》成于冷然院火灾后，此次火灾必然使一部分收藏其中的中国医籍焚毁的因素，我们不难肯定十世初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至少应有二百种以。
       结论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医书为256种，合计4510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医书为135种，合计3962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医书为231种，合计4692卷。而《本朝见在书目录》著录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为164种，合计1286卷，《本草和名》引用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52种，汰去其中重复的医籍，两书合计录引用了194种。这194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卷数很可观，种数更可观。在种数上是《隋书•经籍志》的三分之二多，比《旧唐书•经籍志》多49种，是《新唐书•艺文志》的五分之四。这说明到十世纪初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种数已十分可观。
       从《本朝见在书目录》、《本草和名》著录和引用的中国医籍内容来看，涉及医经、经方、医籍训诂校勘、养生、针灸、本草、方书、食疗、炼丹等方面；从临床上看，诊断、内科、外科、妇科、眼科和消渴、脚气等专病，这些中国医籍必然对日本的临床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作用。
       中国医籍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医学文献的编撰。日本医家在传抄中国医籍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或完全或部分地利用中国医籍，编撰出了一些新的医籍。如799年，和气广世撰有《药经太素》二卷；808年，安倍真直、出云广贞撰有《大同类聚方》一百卷；811年，小野藏根撰有《太素经集注》三十卷；859年左右，菅原岑嗣、物部广泉、当麻鸭继、大神庸主等撰有《金兰方》五十卷；918年，深根辅仁撰有《本草和名》二卷；这些日本汉方医籍的编撰，既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又推动了中国医籍在日本的传播。
       考察十世纪初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对研究十世纪初之前中医文献发展的状况，有重大的作用。《本朝见在书目录》、《本草和名》著录引用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有一百余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十世纪初之前中医文献的发展状况。这个认识就是：《隋书》等史志著录的中医文献不等于就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全部中医文献，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中医文献远比史志中著录的要多；借助于《本朝见在书目录》、《本草和名》可以改写仅就史志而得出的十世纪初之前中医文献发展状况的结论。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元十世纪初之前，许多当时有代表性的中国医籍已在日本流传，数量上至少应有二百种，这些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对日本的传统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我们考察此时期中医文献发展状况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