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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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为推动山西经济和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级作用,窄轨铁路是旧山西的一个特点,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修窄轨铁路,选择窄轨有什么样优点,请看阎锡山“省政十年建设计划”评述:

  1932年,山西省政府制定的“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是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壮大地方的实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在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山西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初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探讨“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无论对民国经济史的研究,还是对抗战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2年 4月12日,根据阎锡山“造产救国”的思想,山西成立了“省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以阎锡山为委员长,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开始着手进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的设计工作。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编定后,自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从此,山西进入十年省政建设时期。“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省营经济。这其中包括成立四银行号和实物准备库;修筑同蒲铁路;创办西北实业公司等。为了“扶助社会办理之实业事项和发展公营事业”,阎锡山设立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用以领导发展公营事业。此后,山西的官办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开始于1932年,以“造产救国”为主题的省政建设,虽然在它的计划案中政治经济无所不及,但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却主要是经济建设,更准确地说是所谓“公营”事业(亦即官办经济)的建设。客观地说,适逢其时的“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改组整理山西省银行,设立垦业、铁路、盐业等专业银号,不仅重新确立了省银行应有的信用,而且进一步改变了山西金融业单一化的状况,形成了以山西省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各种专业银行,共同“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的金融格局。四银行号加上后来设立的“实物准备库”,相辅相成——银行号为实物库提供货币资金,实物库用银行号提供的货币资金收购实物,然后反过来为银行号发行货币做实物保证——为省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据统计,“到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新省钞达2500多万元,铁路银号发行纸币达10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各发行 500余万元,四种纸币达4500余万元”。正是这些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的纸币支撑起了山西公营事业名义下(包括同蒲铁路、西北实业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建设事业。

  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堪称山西交通主动脉。它的建成对山西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积极影响无疑是不能否认的。这条铁路北可以联络平绥,南可以衔接陇海,东经正太以通平汉,西由太碛以达黄河,对于三晋的交通,绥蒙的发展,冀豫陕蜀的联络,以及对于中央及地方经济、政治、军事都有着重大影响。

  阎锡山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他一开始就说:“我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顾是也。”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按:包括中原大战前的两次测量),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躲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援引正太铁路的成例采取法式窄轨。开工之前,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修每米38千克的宽轨,全线需要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同蒲铁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四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段收入(旅客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约 350万元。如果以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底,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要亏损37.43亿元。而改修窄轨则成本大大降低,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仅需3400万元。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并可盈利 670万元;五十年内约可赚回30.63亿元。”一正一负相距甚远。也正是因为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是以最省钱的办法修成的。据统计:“同蒲铁路的修筑费,南段为800万元,长以50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1.6万元。北段为852万元,长以35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2.4万元。全线为1650万元,长以 850公里计,平均每公里为 2万元。”不及前此计算的宽轨铁路所需费用9000万元的20%。

  兵工筑路是修筑同蒲铁路的特色之一,因此筑路的指挥机关被称之为“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名符其实。同蒲铁路修筑过程中的所有土石方工程都是由兵工承担的。参加过同蒲筑路的晋绥军部队计有第六十六师、六十九师、七十一师。七十二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以及各师旅中的工兵,约三万余地参加筑路的士兵因有部队薪饷,所以只发给少量津贴,较之雇佣民工费用自然要省出许多。同时实行多劳多得,超额有奖,士兵也有一定的积极性。成建制的部队开到筑路工地,较之散漫的民工又有着效率高的优势。除此之外,还特设兵工筑路传习所,主要由编余军官内招收学员,培养筑路技术人员和行车人员,成为军地两用人才,既解决了施工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又使一部分编余军官学有所长。对此,阎锡山曾经得意地说:“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以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以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

  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拥有两万员工的大型工业企业。其中,不少门类在山西占有了垄断的地位——卷烟厂、化学工厂、洋灰厂等均在全省独树一帜;西北毛织厂,在全省毛织业中资本额占到90.6 %职工人数占到65.3 %,年产值占到85.2 %;西北火柴厂,在全省火柴业中资本额占到58.1 %,职工人数占到52.4 %,年产值占到49.8 %;全省17家较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共达 24454千瓦,西北实业公司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4580千瓦,占到全省装机总容量的18.73%,如果连同西北造纸厂、西北炼钢厂、兴农酒精厂共 11620千瓦的装机容量,其发电总容量即占到全省总装机容量的66.2 %,从而不仅居于山西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对“1928——1936年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405509人,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的工人总数是 18597人,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 4.69%,其中机器业工人 17065人,而西北实业公司的机器业工人(包括10个相关厂)共有6843人,占到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全国2826家最量要工厂共有资本3.129亿元(国币),每厂平均拥有资本11万元,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所有的33厂,共有资本 0.22亿元,厂均资本达到66.66万元,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实业公司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其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而且还外销他省。炼钢厂“可炼制CO高速度钢、MO高速度钢、WGRV钢。NIGR钢、SIMNGR钢等48个合金钢种,在全国首屈一指;唐山水泥厂、琉璃河水泥厂、黄石华新水泥厂、广州西都士敏土厂,球磨粉碎设备用的高镭钢铸件,资源委员会天津机器厂所需之柴油机曲轴,悉由太原供给;工作母机和纺织机械远销甘肃、四川等地;毛毯、毛呢、毛线,销往京、津、青、沪沿海。”这无疑在奠定山西近代工业之基础,促进山西经济之发展,增强山西之国防力量诸多方面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些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阎锡山为公司规定的“自产、自用、自足”的“三自”原则影响下,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从而,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为山西近代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国初,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从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开始奠定的。

  其次,西北实业公司十分注重网罗人才、培养自己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久而久之,公司荟萃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都是留学国外或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仅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例,西北实业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794人,其中留学国外者26人,国内大学毕业者 249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 519人。”这些人才和骨干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活跃在海内外工业界,有的还颇有建树。

  第三,西北实业公司创办之初,因为阎锡山对南京国民政府有“不再扩充实力,不造军火”的承诺,以生产民品为主。但是在不断扩大民品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军火的生产,只是由于民品生产的相对增加而使其军火生产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已。以军火生产为基础,繁衍而来的西北实业公司,在新的形势下,虽大部转产民品,但军火生产始终是其“保留项目”。1936年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公司适时地改组成立了西北制造厂,加大了军火生产。据统计,自此开始,到1937年11月太原沦陷,西北实业公司属下的军火生产厂所生产的军火就足以装备30个步兵师和 4个炮兵师。值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历史关头,公司客观上为我国增强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西北实业公司为发展自己,在阎锡山政权支持下,直接或间接地对广大工人和农民形成的盘剥,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形成的排挤和打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山西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山西私营民族工商业的由盛而衰,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