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华人首富！！

深度解读华人首富

　　本书描写了华人世界“最富有之人”的成长故事：这群人中，最老的88岁，最年轻的32岁，刚刚祖孙三代。这群人中，创业时资金最少的只用了500元，最高的也不过50万美元。
　　中国内地首富的平均年龄44岁，中国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首富的平均年龄则在70岁以上；我们希望你能从这些首富身上“拣”到一些商业的技巧和生命的灵感。
　　当首富们用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写下人生感悟的时候，从他们身上你可以读到比财富更有启迪和趣味的东西。

黄光裕：3年世界500强

　　“当我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不必考虑价格就把它买下来”。--黄光裕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大陆

 
 
 
　　籍贯：广东汕头

　　出生年月：1969年5月

　　行业：连锁、地产等

　　财富状况：2004年以105亿的资产，2005年107亿资产连续两年位列胡润百富榜第一。

　　家庭：已婚，有一女。

　　17岁的黄光裕来到北京，走在大街上的他觉得有点恍惚。北京实在太大了，比自己去过的任何城市都要让人无所适从。

　　他到处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但一无所获。几天后，几乎没有做什么调查，他就通过广州的关系——在这之前，他和他哥哥做过一些物资生意，诸如衣服、电器的贸易——要来了差不多价值15万元左右的衣服，他决定在这个城市开始自己的商人生涯，做一个服装销售商。这里比内蒙古的城市大很多倍，生意也应该很好做，黄光裕想。

　　黄光裕的独立商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年是198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光裕每天就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他的衣服远不如想象中好卖，甚至还出现了积压。

　　2004年，黄光裕35岁，离他在京城开出第一间服装店已有17年。这一年，黄光裕的国美家电连锁平均每天的销售额是6000万元，并且拥有了数家近万平方米的单店。用了17年时间，黄光裕成为了中国新贵，他的财产在“胡润百富榜”上是105亿元，位列中国第一；《福布斯》的数据则是13亿美元，在荣智健之后，位列中国第二。而在之前2003年《福布斯》排行榜上，黄光裕仅仅居第37位，个人财富18亿人民币。

　　一个新的神话就这样悄然出现了。

　　100平方米的国美服装店

　　黄光裕是潮汕人。《周府》记载：“潮民力稼穑，收果木、蔗糖及鱼盐之利，经商不出布帛、米粟之门。”人杰地灵的潮汕久有经商的传统，出过不少巨贾名商，最有名的莫过于李嘉诚。

　　黄光裕的家乡是汕头一个叫凤壶村的小山村，虽然周围的城镇出过不少名人，但他所在的凤壶村却小得可以，人口不过300人，也没有出过什么商界强人。小小的凤壶村在黄光裕15岁之前，是他的全部世界，他和后来创立了新鸿基地产的哥哥黄俊钦，以及两个妹妹生活在这里，童年没有太多可以记叙的事件。

　　1985年，黄俊钦高中毕业，而黄光裕则还没有读完初中，和许多潮汕人一样，他们决定出去闯一闯。

　　对于多年前的这次选择，黄光裕后来对记者说，仅仅是考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的人靠读书出去，有的人靠当兵出去，而自己选择的是经商。

　　黄光裕和哥哥带着从老家筹措来的4000元钱，选择了内蒙古作为自己的第一站。最初和同时代的大量广州、福建商人一样，他们从事贸易——在内蒙古寻找商机，然后通过潮汕、深圳、广州的厂商关系，贩卖当时的一些短缺物资。

　　黄光裕曾经向记者透露，当初的这些贸易活动其实是最简单的商业活动，比如内蒙古的一个商人要100台电视机，但当时是卖方市场，一般无法弄到。如果你正好知道另外一个商人有电视机，这个生意就可以做了。

　　到现在，黄光裕的第一桶金依旧是个谜。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在1985年左右，他和他的哥哥正是通过上述这类生意获得了第一笔创业资金。

　　黄光裕并没有在内蒙古待很久，仅仅一年时间，他就认为内蒙古的市场太小，他想找一个更大的城市。他问自己的哥哥，周围的城市哪个最大，黄俊钦告诉他是北京，黄光裕就决定到北京看看。

　　1986年早春，在春节还没有来到的时候，黄光裕只身前往北京。

　　“1986年，在北京待了一年，搞一些推销，主要是广东的一些货。”对于这一年，黄光裕向《北京娱乐信报》如此概括。

　　这个主要做推销的年头也成为黄光裕发迹前的最后一个年头，但黄光裕走上国美之路却又和这一年的推销密不可分。1986年，黄光裕从广州进了一批服装。后来黄光裕承认，自己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他选的衣服根本没有人喜欢。

　　1986年下半年，黄光裕不得不为这些衣服寻找出路。他听朋友的介绍，找到了在北京珠市口东大街的一家１００平方米的服装店，和当时的服装店老板谈了代销的生意。这家服装店的店名就是“国美服装店”。

　　10月份，黄光裕对零售业产生了兴趣，做了多年推销的他突然觉得行商不如坐商，他向服装店老板提出了承包的要求。1987年早春，黄光裕和他哥哥借贷3万元，租下了国美服装店。

　　国美服装店成为黄光裕零售业的开始，尽管这和他后来所涉及的产品领域是如此不同。

　　低价：黄光裕的连锁之道

　　即使坐着卖服装，也让黄光裕头疼。在《105亿传奇》里，黄光裕说：“我心太粗，布料、季节性等问题让我头疼，我干不了。而电器，大家都要用，风险也不大，作为当时的几大 
 
 
件，电器比较昂贵，也不会很快被淘汰，比较定型，我做起来比较合适。”

　　没出两个月，黄光裕和黄俊钦就放弃了服装销售，把服装店完全改成了电器店，但电器从何而来？过去积累的客户关系，为黄氏兄弟这一时期争取到家电产品货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还专门派人去广州番禺等地直接进货。另外，面对走私的质疑，黄光裕则说自己当时出售的很多国外家电主要来自北京最大的收购站——在那里有大量出国人员从国外带回来的家电产品。

　　1987年之后，国美经历了一个较为快速成长的时期。黄光裕在北京又陆续开出了几家名字不一的电器专卖店。

　　国美为什么可以和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众多商场角逐？黄光裕认为，除了整个市场物资短缺外，国美的低价定位显得非常重要。1987年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买家电的唯一去处就是大商场，而作为国有企业，大商场的家电定价普遍比较高，这也造成了整个行业缺乏竞争力。如何把消费者从大商场吸引到自己的小店里来呢？黄光裕想到的就是价格，他分析说，当时国有商场的家电价格过高，所以一旦一个电视机的价格相差一两千元的话，就完全能够把顾客吸引过来。

　　“要做大就要市场对你有一个认可。我就需要销量大、规模大，就要获取总体的利润，不去追求单件东西的利润是多少。从服务到价格，综合起来一定让人能够接受的。国美为什么能采取这个做法？因为消费者受益，从而认可你，十年如一日，品牌就会越垒越高。”黄光裕如此解释他的低价成长策略。

　　黄光裕提出的低价策略的实施成为整个国美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

　　早年黄光裕通过南方的关系和跑收购站来获得进口家电产品，另外，当时也是一个“条子”开路的时代，黄光裕通过长期累积的关系、良好的人缘以及敏锐的信息渠道来得到所需要的家电产品，然后，依靠大量的跑街信息——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对手的价格信息，制订更低价格的做法，来完成“合理的”低价销售。

　　没过几年，随着门店和销量的增加，黄光裕面临着货物的成本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市场上流行的还是国外家电，很多商品甚至到了一货难求的地步。但随着国家对家电产业的放开，大量制造企业进入上游，涉足家电产品的生产，导致家电产量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价格则迅速拉低，家电产业很快就进入了供货多于要货的阶段。在生产量扩大的基础上，市场开始由以国外产品为主，转向以国内产品为主。

　　1996年，一场渠道革命在黄光裕的筹划下开始了。

　　当时中国的家电业流行的是代理商制，即厂家在全国市场设立几个大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为一级供应商，在这些供应商下面，又有若干个二级代理商，出厂产品的价格则一级级地提高。传统的家电销售渠道就成为一个金字塔形，有的二级代理商下面，还有三级、四级，最后才到达销售终端。

　　1996年到1997年国美完成了产品结构的调整，门店开始从出售国外进口家电为主，转向经营国产或者合资品牌家电。同一时期，长虹、海尔等中国家电企业则经历了企业的首个成长期。黄光裕的进货渠道革命随之上演。

　　1997年，国美率先以包销、招标、定制等形式，和厂家进行联动，完全抛开了过去横亘在自己和厂家之间的各种代理商。

　　黄光裕的低价策略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过去往往有诸多品种限制，产品范围也较小——现在，通过所谓的包销、招标和定制，更多的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国美出售的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国产电器，有的甚至比大商场便宜2000元，并且因为销售和规模上的优势，国美又把小的渠道终端抛在了身后。

　　1999年，国美走出北京，价格杀手的说法见诸媒体。很多地方的大商场甚至开始联合对抗国美，但消费者面对真实可信的价格，选择的天平自然开始倾斜。

　　可以说，家电产业的大时代，促成了黄光裕的低价革命，而除了在家电产业勃兴时期的这次渠道革命，若干年后，黄光裕引导的另外一个时代的热卖品——手机的渠道革命同样给国美带来了机遇。

　　在2000年之前，国内手机市场基本以专业店销售为主，而这样的销售模式也让手机业建立起了更加严密和层次更多的销售渠道。2001年国美进军国内手机零售市场，向大量的厂家直接要货、包销，迅速撕裂手机通过专业零售店销售的模式；2002年，国美电脑卖场启动，PC的销售新渠道出现，价格的不断跳水又开始了……

　　黄光裕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预见到渠道作用的人之一。他非常清楚，一旦控制了渠道 
 
 
，最终生产商不得不俯首称臣，而价格也可以降到新的低水平。

　　黄光裕的低价策略里还有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定价策略。

　　早年黄光裕说自己是动商，和自己同期创业的人里，有一部分就是专门去跑别人的市场，看别人的价格，一旦发现别人的价格比自己低，就实行降价，保证自己的产品更便宜，所以在家电价格战非常厉害的时期，一个电视机一天掉两三百块钱的时候都有。但慢慢地，黄光裕除了通过大订单等办法获得更加便宜的产品外，更开始重视单件产品的利润。他提出的策略是：产品要进行好的定价，定得好卖，然后配套地卖出一些不敏感的商品。

　　国美的促销定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非常诱人的，他会要求在特价活动期间，国美一部分货品可以原价进，原价出，甚至可以更低，这些特价机几乎成为国美低价的一个象征；另外，那些更贴近市场的产品（包括国美包销的产品），国美在定价上则略微高一点，除此之外，国美还进行主流产品定低价，配套产品毛利略高的做法，通过主力推销配套产品，来整体提高毛利空间。

　　十多年始终不变的低价策略让国美和黄光裕无往不胜。

　　1987年黄光裕开出第一家国美；1991年，黄光裕开发了《北京晚报》的中缝广告资源，以极低的价格刊登低价家电报价广告；1992年，黄光裕开出北京地区第二家国美，再次成功；1999年7月，国美首次走出北京，在天津开设两家连锁店，遭到当地十大商家的强烈抵制，但“低价国美”、“价格杀手”等新闻让国美迅速冲破了市场封锁；2000年7月，针对彩电峰会的限价，黄光裕率先发出自己的声音，连续数个周末在京、津、沪各门店推出特价彩电，迫使彩电峰会成员相继在国美跳水，使商家不仅仅是商品价格的执行者，而成为价格的主宰者。媒体评论“国美击垮彩电限价联盟”，“跳水”一词频频见报。

　　国美的低价拓展模式在2001年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在2001年5月之前，国美在全国仅仅拥有13家连锁店，而此后，国美的扩张迅速升级，到2003年，国美直营门店数量突破100家，国美在香港的第一家门店——旺角商城也成功开业。到2004年底，国美全国门店合计200家。

　　以低价开路的国美在黄光裕近乎狂热的引导下，创造了家电零售业的连锁奇迹。

　　“如果你们失败了，不能怪罪中国”

　　在家电产业迅速发展、国美家电连锁攻城拔寨的几个年头里，黄光裕的野心不断变大，眼光也越来越高远。

　　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次由他策划推出的国美家电峰会，可以认为是黄光裕的全新起点。

　　2004年3月，国美家电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盛大的“2004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这是中国家电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十几位重量级的中国家电界人物纷纷到场：青岛海尔集团副总裁周云杰、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袁信成、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于淑珉、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部副主席张学斌、广东美的集团副总裁方宏波、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万平等。另外，国外各著名家电企业的中国区总裁：索尼（中国）总经理松岛忠信、三洋中国董事长高野彰允、伊莱克斯中国区CEO唐佳敦、艾欧史密斯（中国）董事长麦克·库尔、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高管乐嘉明等同样齐聚北京，一起聆听一个声音。

　　这一天，黄光裕如同江湖盟主，而这个江湖在最近的四五年内，曾经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火拼，价格战甚至惊动了中央，现在他把这些谁也不服谁的各大掌门人召集到了一起。

　　黄光裕在会上说，国美和家电企业并不是彻底的“夫妻关系”，到头来还是“AA制”。大家有各自的利益，最终的目的是在消费者身上实现彼此的经营战略。

　　“国美不跟我做，我跟大中（北京地区最大家电零售商）做，大中不跟我做，我再找国美做，都不跟我做，我跪下来求大家做，然后我再想办法报复，这就是恶性竞争循环。厂家和商家，应该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求得进一步发展。”黄光裕直言不讳，“你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平衡你的对手，你给我越大的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为我付出，我就带着头扶持你的品牌，这就是做事的规律。求同存异，是建立在长期合作的前提下，有些问题现在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有共同的地方，就先要起步去做，最重要还是付出实际的行动。厂商之间应该建立更多的互信，更多的忠诚度，减少排斥和不信任。”

　　言语之间，豪气干云，而一干听者，则频频颔首。

　　2005年，黄光裕的胃口更大了。

　　这一年的高峰会议国美邀请了200多位全球顶级消费电子制造品牌的老总共聚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的人员包括：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霍杜芳、美的何享健、志高李兴浩、波导徐 
 
 
立华、中国惠普邱秋良、LG电子（中国）边敬勋、青岛海尔集团周云杰、海信刘国栋、科龙电器顾雏军、长虹赵勇、创维王殿甫、康佳侯松容、格兰仕梁昭贤、索尼松岛忠信、伊莱克斯唐佳敦、NEC通讯卢雷。

　　在致辞中，黄光裕豪气不改：“20年来，我们通过不断的竞争和整合，淘汰了不适合市场规律的弱者，造成了今天参会的强者，可以说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强者的盛会……在这18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国美留下了不少美名，也留下不少的误会。过去18年，没有机会与高手过招，只有棋逢对手才可以磨炼出更高的智慧。（面对）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国美会走得更稳健。”

　　会议上，黄光裕意气风发，他还公布了自己惊人的发展计划：到2008年将实现1200亿元的年销售目标，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第一，我们制定今后五年发展的规划，到2008年将实现1200亿元的年销售目标，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第二，我们已经将触角伸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2003年10月，国美在中国香港成功的开业，为国美进驻东南亚和全球市场迈出了第一步；第三，针对欧美市场我们的计划是，如果他们的家电连锁企业进入中国流通市场，那么我们也时刻准备进入欧美家电流通市场。”

　　一席话下来，媒体叹服，而与会宾客更是讶然——这个以光头的全新形象出现的零售渠道掌控者，实在让他们有惶惑的感觉。

　　在这次盛会上，很少说出惊人之语的黄光裕又送给媒体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对应邀而来的22位国外家电巨头们说：“如果你们失败了，不能怪罪中国。”

　　按国美2004年的销售额，全球排名在其前头的国际零售巨头有22家，会议上的黄光裕显然想要公开地叫板：国际商业巨头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已过去了。当初沃尔玛进来时中国还没有上规模的连锁业，现在外资要进入家电零售市场门槛已经很高。

　　“外资不应太急。不要盲目作重大商业抉择，首先要认真研究具体领域。”黄光裕说。

　　在和国内的大中、苏宁、永乐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黄光裕走出去挑战跨国家电连锁品牌的雄心已经昭然若揭。

　　国美：春天不止一个

　　除了家电连锁，黄光裕涉足的地产业被认为是他玩转资本市场的第二枚棋子。

　　黄光裕的地产生意起步于1996年，这一年他成立了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一般的房地产商不同，黄光裕的地产帝国在2005年才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并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一面。除了鹏润地产外，黄光裕还在2005年成立了国美置业，在短期内，他又收购了地产营销顾问公司“百人行”，邀请其总裁童渊出任第三家地产公司“国美地产”的总经理。黄光裕正以手中的三家以地产为主业的公司，做好了新的上市准备。

　　地产和零售是截然不同的产业，但黄光裕似乎相信这同样是一个资本的游戏。

　　在三家公司中，鹏润是黄光裕已经拥有较大声誉的地产品牌。

　　1997年9月，鹏润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鹏润家园”奠基。对于黄光裕进入地产领域，国美内部有这样一个猜想：黄光裕首先看重的并不是这行业多么赚钱，而是当时预感到1994年以后，国家宏观调控，要紧缩银根、收紧信贷，而一些形式的抵押信贷，比如实物抵押，可能会被要求得到较多的应用。国美进入房地产实际上是在进行资源整合，有了固定资产再来为流通企业的发展运筹资金。

　　1998年，黄光裕买下了哥哥黄俊钦开发的鹏润大厦，共32层，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兼作出租和出售。5年之后黄光裕控股开发位于南二环的大康国际鞋城，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2005年1月1日，位于朝阳北路板块百万平方米的“国美第一城”开盘。目前还无法估算鹏润地产的资产总量，但通过投入与销售可以看个大概：鹏润家园的收入有20亿元，鹏润大厦的楼面价值约41亿元，“国美第一城”的投资是40亿元，加上其他黄光裕参股或者控股的楼盘价值，《105亿传奇》的作者吴阿仑认为，黄光裕拥有的地产价值至少在300亿元以上。黄光裕在地产方面的经营理念也仿照国美电器，也就是薄利多销。“国美第一城”自第一期开盘以来，创造了开盘4天销售1060套，销售额超6亿元的北京地产销售新纪录。鹏润房地产发展中心总监陈云峰是黄光裕这一决策的执行者之一，他表示，“国美第一城”第一追求性价比最优，第二追求资金周转最快。除了追求产品的价格低、品质好以外，企业对这个项目的要求就是迅速收回投资。

　　“记得老板跟我说了，咱们一定要和周边的项目在价格上拉开差距，该低的时候就要低，能低的时候就要低，于是我们最终的价格比周边的项目每平方米低了300元，最低一套房子价格是4144元，这种价格是有冲击力的。我们在立项初期，也请教过一些业内同行，人家说，‘知道房地产的规矩吗？最快一年能卖三五十万平方米，一百万平方米就是要卖三年，这还是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后来我们经过测算，定了一个‘不守规矩’的方案，两年销售完毕。我们公司老板说，再快一点，于是我们大胆地设计了按照一年半完成销售的计划。” 
 
 
他说的老板就是黄光裕。

　　除了主力地产公司鹏润之外，黄光裕于2005年成立的国美置业的好戏则刚刚开始上演。拥有广泛地产背景的国美置业总经理禹晋永接受采访时表示，国美置业2005年计划开发的面积在500万平方米左右。而另外一个刚刚显山露水的“国美地产”同样拥有惊人的规划，与国美置业专注于北京不同，国美地产则倾向于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黄光裕本人也表示要拿出50亿元进军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另外，本着国美电器连锁经营的商业背景，国美地产将对商业物业有所侧重。国美地产的有关人士透露，国美地产将要开发的大部分商业地产会是自我经营和租赁，而不是出售。2005年以来，从中央到各部委、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部分开发商对此叫苦不迭，但也有开发商仍然积极扩张，黄光裕无疑当属此列。

　　黄光裕表示，今后的很多地产项目将直接以国美来命名。对于下属的这两家公司，黄光裕的态度很明朗，他说：“他们谁找到地，谁就到我这里来批。”

　　地产正在成为黄光裕第二股崛起的力量，上文中曾经提及的黄俊钦很有可能在这次产业游戏中成为幕后的力量。

　　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拥有新恒基集团，他比黄光裕更早投入地产业。黄俊钦1991年就进入地产开发，在14年的时间里，黄俊钦在北京和外地相继开发了新恒基国际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后转让给黄光裕）、沈阳新恒基中心、新恒基高科技大厦、皇家里兹饭店、沈阳新恒基大酒店、新恒基世贸饭店和朝来森林公园别墅等项目。现在，黄俊钦已经完成远远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房产开发总量。

　　2005年黄光裕首次向媒体披露了自己的地产公司上市目标，当黄光裕正在近乎疯狂地发展国美电器的时候，又准备好了另外一场好戏。

　　2005年是国美的拿地年，黄光裕清楚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储备，才能在上市的时候找到渠道。国美置业的总经理禹晋永就表示，他看过的地就有100多块，谈过的项目有30多个，算一下至少一两天就要看一块地。外界猜测，黄光裕搭起三家地产公司的架构也是为了让企业触角更多，接触面更广，并且能够互相提供担保。

　　不过，对于资本市场精熟的黄光裕，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房地产开发商从来就不是海外股票市场的宠儿。

　　按黄光裕自己透露的计划，他将用1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地产公司大量的资产重组工作，期望明年在中国香港市场或者新加坡实现地产公司的上市。

　　可以确信，进入地产并不是黄光裕的战略性选择，其背后的资本市场才是他的兴趣所在。尽管黄光裕和国美一直声称，要以做家电的手法做地产，但从黄光裕的实际操作来看，他似乎又在照搬资本市场用惯的套路：先占壳，再装东西。当土地挂牌交易后，做零售业拥有的富足现金成为黄光裕最大的优势。

　　“我将向地产行业追加几十个亿，使鹏润地产达到50亿—60亿元的净资产规模。今后国美在地产行业的主攻方向将是住宅、商业地产和写字楼、酒店三大板块。如果说去年是鹏润地产打基础的一年，那么今年我们将迎来大发展时期。”相比于地产大鳄司空见惯的喧嚣，一向少有狂语的黄光裕对《京华时报》记者的这番表述不由不让人认真起来。

　　黄光裕从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事一定要找对感觉。而他现在说得更多的是“我找到了一种感觉，就是同时操作两个行业”。

　　由此不难理解，即便在国美扩张最为快速的5年间，为什么黄光裕也绝少行走在家电江湖。地产背后的资本运作，无疑使黄光裕看到了第二个春天。种种迹象显示，2005年和2006年黄光裕会再次出手，地产上市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局。

　　财计不逊李嘉诚

　　潮汕最有名的人无疑就是李嘉诚，李嘉诚也正是黄光裕最欣赏的商人。

　　事实上，黄光裕追求的境界就是李嘉诚所说的商者无域，而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他的财富技巧让人惊讶。2004年黄光裕能够攀上内地新首富之位，完全是一场关于资本的辉煌而离奇的演出。

 
 
 
　　2004年6月，黄光裕将国美电器的94家门店以8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香港上市公司鹏润集团。此次收购完成后，国美电器借中国鹏润的壳在香港上市，中国鹏润也更名为国美电器，其主营业务随之转向零售业。在这场“左手倒右手”的收购游戏中，黄光裕身价一飞冲天。实际上，仅出售国美电器一项就使得他的个人财富超越2003年的首富丁磊。在国美借壳上市之初，有人帮黄光裕算了一笔账，通过定向配发和两次可转换票据的发行，中国鹏润3年后的市值有望高达210亿元人民币，而黄光裕个人972％的股权也将坐拥204亿元资产。

　　《财经时报》的王吉舟曾经非常详细地描述过黄光裕的这次资本布局。

　　国美电器的上市离不开一个叫詹培忠的人。詹是香港有名的壳王，成功操作过20多个壳的上市。2000年6月底，与詹培忠有密切渊源的上市公司德智发展设立了一家BVI公司（海外离岸公司）Jumbo Profit，7月底，詹培忠亲自控制的BVI公司Golden Mount，再次以现金5600万港元购得原第一大股东的绝大多数股份，从而控制了上市公司。外界认为，一般来说这位“壳王”不会自掏腰包，这次收购行动动用的合计约7520万港元的现金，很可能是由内地的真正“买家”提供，而此时，神秘的买家并没有现身。与此同时，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发布公告，以增加公司运行资金的名义，以全数包销的方式，增发3100万股新股，价格04港元／股，募得1190万港元，公司总发行股本增至188亿股。从6月的12港元／股到9月的06港元／股，股价如此暴跌，恐怕就是在配合今后的变局，因为香港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决定在低价位供股，一般前提是没有人和他抢股份，所以此类股价暴跌后的供股，最大的可能就是实际控制人在加大对公司的控制力度。到了12月，黄俊烈（黄光裕使用的另一个名字）正式入局，他通过BVI公司Smartech Cyberworks和“北京某开发商”签订了销售合同，购买位于北京鹏润大厦的三间办公室，建筑面积是1388平方米，购买价格是2568万港元。Smartech Cyberworks已支付了首付款1000万港元。京华自动化则以相同的价格，从黄的手中把这个商品房销售合同的乙方（Smartech Cyberworks）转买过来。支付的方式是：现金支付1200万港元，余下的1368万港元以向卖方发行代价股的形式支付，每股价格定为停牌公告此事前一天的收盘价略微溢价后的038港元。黄光裕通过其持有的另一家BVI公司China Sino Technology与上市公司约定，保证在合同落实后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以18美元／平方米的价格租赁该物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与代价股的比例为什么是1200∶1368？秘密在于，代价股1368万港元合36003500股，折合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92%，恰好不超过香港证券交易所规定的20%的比例。上市公司的股价，在此前大幅度下跌至030港元，使卖方获得的股份比例与现金，恰好能达到上述资源上限，可见詹培忠与黄光裕此时的伙伴关系已经巩固。黄光裕通过化名和两家BVI的操作，既隐蔽了自己的收购意图，又使得套现的1200万港元可以避税。在整个过程中的付出，黄光裕仅仅使用了一张所谓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的债项和乙方股份，而鹏润大厦的开发商——新恒基地产，其掌门人正是黄的哥哥——黄俊钦。黄光裕把哥哥的房子卖给了自己化名持有的BVI公司，再把BVI公司转卖给上市公司，从而实际进入了上市公司。

　　时隔9个月，京华自动化公告，以增加公司运行资本金和等待投资机会的名义，全数包销配售4430万股新股，新股价格为公告停牌前一天的收盘价折让10%，即018港元，募集资金7974万港元。京华自动化本次配发的股份数量折合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98%，因此，也不需要停牌和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过程。而此时，京华自动化已经跌至02港元上下，增持股份的成本，无疑很低（詹培忠14个月前进入的成本是112港元／股），“詹黄组合”逢低加注已经无人可以阻挡。至此，黄光裕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资源为3600万股（占总股本的1342%）。3个月后，京华自动化增发135亿股新股，每股01元，全部由黄光裕独资的BVI公司Shining Crown以现金认购。至此，黄光裕和其独资的Shining Crown公司合计持有856%的股份，根据联交所收购守则，触发无条件收购：要么全部收购剩余的144%的公众股份退市，要么为了维持上市地位，必须转让到个人持股比例75%以下。2002年4月，黄转让111%的股份给机构投资者，作价0425港元／股，共得7650万港元现金，使其个人的持股比例降低到745%。这个减持比例做到了一石三鸟，既保住了上市公司地位，又实现了一股独大，同时套现减压。

　　2002年4月10日，京华自动化出资现金加代价股合计195亿港元，收购了一家注册在百慕大的公司Artway Development（由黄光裕持有），而Artway拥有北京朝阳区一处物业权益的392%。黄通过上市公司购买自身控制的内地物业资产，得以将上市公司账面的几乎全部现金12亿元转入自己的账户，顺利解除收购“净壳”支付的大笔现金的资金链压力，加上26日减持套现的7650万港元，一个月内其现金流入，即约2亿港元。

 
 
 
　　至此，黄光裕通过先后把左手的三间办公室和物业，倒到右手的上市公司里，套现上市公司现金，使现金得以回笼，同时增持股份，白得了一个“净壳”。詹把手中的公众部分大量地转给机构投资者，获利数千万元。

　　2002年7月，京华自动化发布公告正式更名为“中国鹏润”，并在地产、物业等优质资产的带动下开始扭亏。2003年7月再发19%新股，融资3790万元。

　　所有人都以为黄光裕的资本游戏要结束了，以后“中国鹏润”就是稳定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而事实上一次更大的融资活动却刚刚开始。

　　2003年初，黄光裕开始重组“国美电器”。他先成立了“北京鹏润亿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自己拥有100%股权，然后将“北京国美”的经营性资产、负债和天津、济南、广州、重庆等地共18家子公司94家门店全部股权装入“国美电器”，由鹏润亿福持有65%股份，黄光裕直接持有国美电器剩余35%股份。这里的65∶35的比例是为了回避商务部关于外商零售企业、外方股份比例必须在65%以下的限制。新注册的“北京鹏润亿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除了持有国美电器的股权，没有任何实际业务，之所以变身成为从来没有涉足过的IT高科技产业，是为了借用国内高科技企业免税的优惠政策，回避出售股权需要支付的巨额所得税。

　　2004年4月，“北京鹏润亿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把股权全部出售给了BVI公司Ocean Town（由另一家BVI公司Gome Holdings全资持有，Gome Hodings由黄个人独资持有），名不见经传的Ocean Town，转眼成了控制国美电器核心业务的第一大股东（65%）。6月，中国鹏润停牌15天，公告宣布以83亿港元的代价，通过全资BVI子公司China Eagle，从Gome Holdings手中买下Ocean Town，从而成为“国美电器”的第一大股东（65%）。

　　没有禁售期限制的83亿港元的天价，达到了香港证券市场市盈率的高峰，高达495倍。不过，回顾黄光裕曾经把自己手中的三间办公室作价2568万港元卖给京华自动化入主其中；西坝河的物业以195亿港元卖给“中国鹏润”实现一股独大之后，业内人士心照不宣，因为这次的83亿港元，数字虽大了几十倍，也还是左右手互换的老招数，区别是支付手段变成了代价股份和可转换票据。83亿港元的代价股和可转换票据，使“中国鹏润”的股本，瞬间增大了十余倍。如果可转换票据都行权的话，黄的个人持有量将高达972%。为了维持上市地位，黄必将重演拿手好戏，在这轮利好消息刺激下，把一部分筹码，转让给所谓的“公众机构”。

　　9月底10月初，黄光裕配售了3亿股股票，最后以398港元成功配售，套现1194亿港元。该配售非常成功，成交价625港元，较上一次配售高出57%。

　　12月15日，国美电器称，公司大股东黄光裕将通过荷银洛希尔配售22亿股股份，每股作价625港元，较停牌前折让458%。这意味着黄光裕将套现1375亿港元，持股比例将由此前的749%下降到655%。对于这次配售的背景，黄光裕很平静地告诉记者：“今年换股上市之后，我们没有达到25%的最低公众持股量的要求。9月底配售之后我们达到了要求，但荷兰银行方面还是要求我们拿出更多的股份来增加公众持股量。”配售成功后，黄光裕所持股权减至655%，依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2005年1月，黄光裕透露，打算将手中持有的国美家电35%股份优先出售给上市公司，已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但不确定能否得到批准。自此之后，市场始终存在担心，认为黄光裕极可能通过出售股权，再次减持套现。2005年7月，国美电器公告证实，今年年初黄光裕出售国美家电35%股份的申请，还没有得到商务部的批准。

　　黄光裕的套现显然没有结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上市布局中，黄光裕还有更大的期待——被他装入国美电器的，仅仅是其18家子公司拥有的131家门店中的94家店。黄光裕起家的“北京国美”没有进入舰队，这暗示着“北京国美”应该还有别的安排。剩余的37家门店也没有纳入南征的舰队，真的如国美披露所言是因为这些门店没有赢利吗？另外，“Gome”字样的商标也还在“北京国美”手中，这37家门店加上国美商标，俨然是另一支舰队。

　　当初的88亿人民币，仅仅是黄光裕的部分身价，黄光裕已经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后门，并在此基础上酝酿着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资本运作。

　　当2004年众多媒体要他说说这次上市的资本运作过程时，黄光裕显得很低调，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

 
 
 
　　“许多重要的事情有专业机构帮我来做，他们的操作更专业、更规范、更符合法律，而我就是做好现在的买卖，以及从许多意见中选择出正确的。”黄光裕说。

　　关于黄光裕的资本运作，帮助他洗壳的詹培忠有更多的看法。这位在香港股市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的传奇人物，据说还在牢里的时候，黄光裕便借机结识了他。很多人认为，詹培忠不仅帮助黄光裕控制“京华自动化”及完成了两次易名，而且也是黄的启蒙老师。

　　詹对黄光裕的评价极高，他对媒体公开的评论是：“他头脑极灵活，很多事情我一说他就懂。”

　　现在，这个一说就懂的年轻人，已经完成了他洗了十几次壳都没有完成的资本奇迹。

　　他到底有多少钱？

　　上市对于黄光裕而言不仅仅是把他推上了首富的位置，对于国美而言更在于完善了发展的链条，并提供了用于继续发展的现金。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家电零售商竞相上市就是为了手头有充裕的钞票。黄光裕的多次套现，至少让他获得了20多亿元的现金。

　　另外，黄光裕还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现金优势——滞留供应商现金。

　　目前，国美销售的产品一般均有一个滞后还账期。国美对厂家的货款支付方式，除现款外，一般采用账期和承兑汇票。账期的周期一般为１个月左右，承兑汇票期限一般是３个月左右。即国美在拿到厂家货物时，支付给对方承兑汇票，厂家3个月后就可以在银行取出现金来。银行为国美担保，国美对银行支付一定比例的押金，大约为20%。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美开店越多，银行承兑汇票就越多，压下的厂家货款就越多。有人曾推测，国美的账上怎么也趴着数十亿现金。黄光裕对此的描述是：国美的现金流就像一家银行，虽然每天有大量的进款和出款，但总有一笔相对的、一定期限内的“沉淀”资金。

　　在现金为王的时代，黄光裕这种现金流的运用高手，实在可以做许多翻云覆雨的事情了。

　　另外国美的开店成本较低，小的门店在50万元，大的则在二三百万元，从这样的现金量来看，国美要在2005年开出300家店，资金根本不是问题。

　　那么，拥有巨大现金流的黄光裕到底有多少钱呢？

　　在成为首富后，黄光裕轻轻对媒体说：“这只是纸上财富。”

　　从资本运作来看，黄光裕让市值只有2亿元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票据，掏出88亿元来收购他全资拥有的国美电器65％的股权，最终看来是他导演的一场“左手倒右手和左手握右手”的游戏，但事实已经显现：除了大量套现外，国美电器的市值已经高达200多亿元，而现在黄光裕还拥有其65%的股份。

　　另外，如上所说，黄光裕正通过商务部欲将自己的第二个国美舰队——北京国美等门店注入国美电器，而一旦成功，另外一次大面积的增持股份和套现无疑又将开始。

　　写作《105亿传奇》的吴阿仑曾经给黄光裕算过一笔账。

　　第一是国美到底值多少钱？

　　在2004年6月份将部分国美资产注入香港鹏润的时候，黄光裕对吴阿仑说：“相当于总盘的45%”，如此折算，国美的总盘价值在200亿元，而黄光裕全盘拥有。

　　第二是黄光裕拥有的地产价值有多少？

　　黄光裕拥有的北京五星级写字楼鹏润大厦据说2001年的价值就在40亿元；面积34万平方米的鹏润家园总销售收入20亿元；“国美第一城”，黄光裕透露投入了40亿元。

　　第三是黄光裕所谓的大交易。

　　据说黄光裕时常在开会的时候还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关注美国股市、香港股市，并且“一个人操作一些大生意”。

　　如此算来，黄光裕拥有的财富似乎远远高于外界公认的105亿人民币。

　　黄光裕的神话的确太迷人了，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嫌旅游都浪费时间的人还会是2006年或者接下去的若干年的中国首富吗？不过，中国的富豪集聚情况和美国的如出一辙：居于美国富豪榜前三位的分别是山姆·沃尔顿家族、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他们分别来自零售业、IT业、投资业；而在2004年的胡润富豪榜上，中国内地最富有的三个人是黄光裕、陈天桥、荣智健，也来自这三个行业；世界５００强中零售企业的比例占到10%，胡润中国富豪榜的100位中，来自零售业的有9位，这一比例又是如此接近！从这些有趣的现象以及黄光裕的资产结构来看，2005年及以后，他都是中国首富的合适人选之一。

　　低调的黄光裕很少在媒体面前现身，2005年，他却以光头形象夺得了所有媒体的关注。这个当初从潮汕走来的、梳着大背头的少年已经全然没有当年的懵懂和仅仅想走出来的惶惑了。在他的身边环立着无数业界精英，他们仰视着他，而他的目光却投向了远方。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陈天桥：传奇不过盛大

　　我向来不特别喜欢钱。我拼命挣钱，只为证明自己的价值。--陈天桥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大陆

 
 
 
　　籍贯：浙江新昌

　　出生年月：1973年3月

　　行业：网络游戏

　　财富状况：胡润制造的“2004 IT富豪榜”上，陈天桥以88亿美元资产位列第一；2005年《新财富》大陆500富豪榜上陈天桥以150亿人民币再度登上首富宝座。

　　家庭：已婚，妻子名雒芊芊。

　　在荣智健、鲁冠球等老一辈中国富豪的眼里，今天新崛起的一代是不可思议的。像陈天桥、丁磊、张朝阳等天然全球化的一代，他们只需要一种新的技术，便可以在短短一年或几年时间里完成丰厚的资本积累，达到甚至超过前辈们的数字。而这个数字，鲁冠球需要用近一生的积累才有可能达到。

　　这是中国现状最贴切的一个写真。当2003年4月，《福布斯》将中国首富的宝座标在一个叫“丁磊”的年轻人身上时，全中国为之哗然，人们激烈争辩，甚至公然怀疑《福布斯》的公正性；而当2005年4月，《新财富》杂志又将“陈天桥”评为首富时，中国平静地接受了，或许到此刻人们已经接受了中国新一代富豪崛起的现实。利用新技术，谁说不能用一两年时间超越别人一生的成就呢？中国不也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吗？因此，在世界的眼里，陈天桥们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象征符号：年轻、富有、享受偶像般的关注，就像现在的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受到的关注一样。他们更像一群高级的暴发户，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合理范围内，编写着让很多人似懂非懂的财富神话。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崛起的人已不再局限于财富本身。对于或许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像陈天桥这样的首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在2005年4月，陈天桥以150亿人民币被评为中国首富后的一天，他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我并不喜欢钱，我赚钱只是为了证明我的价值。我也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过要当首富，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是了，我也不会故意去回避它。但对我来说，当‘爸爸’要比‘首富’重要。”

　　这便是新一代中国首富的代表——陈天桥。虽然他的名字将存留多久，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他至少以这样一种全新的姿态在历史上出现过。

　　奇迹并非需要独特的童年

　　在一个追逐商业神话的社会里，任何值得或不值得深究的人或事，都会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暴露于公众的眼前，并被渲染上各种鲜艳的色彩。众多商人的传奇故事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童话——他们似乎总是从小就表现出高超的商业天赋，而又总能抓住百年一遇的机会，然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商业传奇。但事实上，很多后来成就了杰出商业奇迹的人，在他们童年时并非表现得与众不同，甚至在某些时刻还逊于常人，像我们在《首富》中所讲述的澳大利亚首富帕克，他在童年时甚至被认为是弱智，但这并不妨碍他最后成为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

　　因此，财富明星在童年时代经历了什么在大多数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成长后做了些什么。对于陈天桥来讲，他的童年非常平常。1973年，他出生在浙江新昌县澄潭镇一个叫东坑坪的小山村。其后便在新昌与上海两地完成了自己的小学与中学，这根本就无奇特之处。虽然在他成名之后，他曾经就读过一年的新昌中学把他的头像与新昌中学另两位名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与金山电脑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求伯君放在一起，但即使是新昌中学的校长也不得不承认，陈天桥在童年时无甚辉煌，只是一名好学生而已。

　　而好学生的结果是换来一所好大学——完成了高中学业的陈天桥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在这所中国著名的学府里，陈天桥度过了四年不到的时间——因为成绩优异，他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从而得以提前毕业。毕业之后，他去了上海陆家嘴集团公司，在这家大型的国有企业里，陈天桥的商业天赋才逐渐展现：进入公司第十个月，陈天桥就担任了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管理200多人的团队，到最后陈天桥离开陆家嘴时，他的职务是总经理秘书。

　　在历史过后的解读中，这两个职务上的变迁，被看作是陈天桥成长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因为对于很多创业型管理者来说，如何建立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也是众多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要么管理失败，要么团队分裂的重要原因。而陈天桥在一开始的经历中，就学习到了建立制度，完善管理，运作大型团队的经验，由此直接奠定了盛大公司发展壮大的管理基础。之后成为总经理秘书，对于陈天桥来说，则多了很多接触人的机会，这对陈天桥之后运作盛大，无疑又是个天大的帮助。

　　在陆家嘴工作了五年之后，陈天桥步步高升，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在一次婉拒集团董事长邀他成为浦东新区副区长秘书的邀请后，他加入了东信信托投资公司，成为总裁办公室的主任。对于这个举动，很多媒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因为陈天桥当时觉得仕途不是他的理想，所以选择离开；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陈天桥看到证券业正在崛起，他也想当一回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发回大财。个中原因究竟如何早已不得而知，但陈天桥的这一次跳槽，却同样给他之后的创业打下了基础。从熟悉一些金融运作的操作和内 
 
 
幕，到一个宏大的投资战略规划，陈天桥高超而又细致的财技就是在这段时间修炼成熟的。通过证券公司他扩大了自己的金融关系网，这也为以后盛大的融资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而连陈天桥都会承认的事实是，在他的这段经历中对盛大帮助最大的，应该是他找到了后来与他一起创办盛大的雒芊芊——这位出色的理财专家，是盛大每次成功融资的关键人物。在后来盛大获得软银4000万美元投资的过程中，专业知识扎实、思维缜密的首席财务官雒芊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陈天桥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位可以伴他左右的妻子，这无疑是他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而陈天桥的“第二笔财富”，是在1999年股市的“5·19”井喷行情中，赚取的50万元资金。这时的陈天桥已经拥有天时、地利、人和：新婚刚过，喜得贤妻；又恰逢互联网兴起，而他手上也正好有一笔闲钱。于是，在1999年12月，陈天桥用炒股赚来的50万元，连同弟弟陈大年、妻子雒芊芊等5人，一起创建了一家叫盛大（stame．com）的网络公司，传奇由此开始。

　　“传奇”的诞生

　　新成立的盛大网络主要制作当时还很时髦的网上娱乐项目，如虚拟社区、互动娱乐以及网络游戏等。没过多久，这个网站便拥有100万名的注册用户，但跟当时所有的网站一样，虽然拥有足够的客户数，但他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赚钱，网络成了一架“烧钱”的机器。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天桥的50万元创业资金很快就要被消耗光，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结果必然是“game over”！遇到资金短缺危机的陈天桥，此时开始显露出他“传奇”的一面。

　　借着在以往工作中建立的良好人际关系，陈天桥找到了中华网CEO叶克勇。在对后者作了一场精彩演讲之后，陈天桥迅速博得了叶克勇的信任。于是，2000年1月，陈天桥拿到了盛大第一笔300万美元风险投资的合同。

　　不过，如同所有的蜜月期都短暂得令人想念一样，盛大与中华网的合作同样瞬间即逝。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大环境的改变——随着互联网的冬天迅速逼近，很多风险投资纷纷撤退，中华网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华网与盛大接触的不断深入，前者也逐渐对盛大失去了耐心，他们眼睁睁看着盛大拥有100万名的用户，却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才能赢利，几次尝试性的经营方向的转变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后期的中华网不再将资金注入盛大。2001年5月，合作刚刚进入第4个月，中华网承诺投资盛大的300万美元中还有100万美元没有到账，合作裂缝已然产生。

　　时机往往会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降临。正当陈天桥寻思着该如何寻找赢利点时，有人自己找上门来。4月，一家韩国的游戏开发商Wemade来到上海，他们要将一款在韩国卖得不温不火的二流游戏嫁到中国，以拓展新的空间。在上海市动画协会的介绍下，Wemade被推荐给了陈天桥。陈天桥拿到游戏，先动手玩了起来，不料这一玩便将陈天桥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大学时期的他就是个游戏高手，玩过无数游戏，而这款叫“传奇”的神奇游戏竟能把他迷住，他相信这款游戏一定能在中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于是，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用30万美元做运营《传奇》的代理，希望中华网尽快将那100万美元拿来用，但被网络烧钱泡沫吓怕了的中华网坚决不干。

　　陈天桥急了，这时他又拿出当时辞去陆家嘴集团总裁秘书职务时的勇气，逼中华网至少按合同留下30万美元后分道扬镳。而这30万美元中包括固定资产，陈天桥的流动现金只有10万美元。2001年7月14日，盛大和《传奇》海外版权持有商Actoz（Wemade合作伙伴）以每年30万美元的价格签约，合同期2年，除了版权运营费，每月上缴收入的27%为提成。签完约，陈天桥基本上就没钱了。但这个时候，却是运营《传奇》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钱“喂奶”，盛大就会因《传奇》而死。因此如何盘活《传奇》是盛大继续存在的关键，而所有的矛盾又都集中到《传奇》上线的两个月测试期。如果在测试期不能吸引足够的玩家，那就不能收费运营，而要想运行好网络游戏，便需要盛大继续出钱添置更多的服务器，但陈天桥最缺的就是钱。

　　如何解决这个商业矛盾成了一道最大的难题。面对这道难题，陈天桥先是拿着与韩国方面签订的合约，找到浪潮、戴尔等，告诉他们：“我要运作韩国人的游戏，申请试用机器两个月。”服务器厂商一看的确是国际正规合同，盛大以前也还是信誉不错的客户，将来恐怕还会成为潜在大客户，于是就同意先租服务器给盛大。然后陈天桥又拿着服务器的单子，以同样的方式与中国电信谈，结果不言而喻。陈天桥用一种十分高明的技巧，博得了两个月的免费生存空间，将盛大生存的关键矛盾转移到了《传奇》能否经得住考验上，而这正是陈天 
 
 
桥最自信的部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2001年9月28日，盛大开始了两个月的游戏测试期。测试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陈天桥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2001年11月28日公测结束游戏开始收费后，《传奇》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40万大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几十万的人同时在网上玩着《传奇》，而每分钟，他们都在为盛大创造着价值。

　　陈天桥与他的盛大，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赢利模式，也由此开始了他的“传奇”制造之旅。

　　创造“传奇”的几大理由

　　相信在2002年以前，陈天桥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首富。这更多的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偶遇，但任何偶然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些必然的因素。陈天桥之所以能创造奇迹，与他在经营盛大，经营《传奇》时的一些独到手法与胆识密切相关。

　　1．造钱机器：E－sales

　　当盛大还在做社区的时候，陈天桥一直迷茫的事情是怎样才能找到赢利点。一直到后来开发出了E－sales系统之后，盛大才真正找到了解决赚钱问题的方法，而这也是最被人称道的。

　　盛大的做法是：通过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直接与网吧发生供销关系。网吧只需向盛大提出在线申请，经确认后用特定用户名和密码登陆Esales系统，通过银行卡的电子转账完成虚拟点卡的进货。用户在网吧游戏过程中需要充值，网吧业主只需知道玩家的账号，就能直接在Esales系统中为玩家充值。当点卡售完时，网吧业主又能在几分钟内完成新的网上进货。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娱乐产品的“物流”问题，尽管它只是一些虚拟的货币充值概念；另一方面，它还解决了产品的销售问题，因为所有的网吧老板都变成了零售商，每个人都很乐意推销这个卡，因此每个网吧老板都变成了盛大的超级推销员。

　　比较富有戏剧性的是，盛大走出这一步，最初，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因素。一开始，盛大将《传奇》游戏卡的业务交给了育碧公司——一家盛大的合作伙伴，由其负责建设游戏卡销售的网络渠道，而盛大负责游戏的运营。但就是这家合作公司，在《传奇》逐渐红透中国的时候，由它负责的销售工作却无法跟进，很多玩家根本买不到卡，很多省市断货……一时玩家怨声四起，而盛大也只能干着急。同时，由于育碧公司是通过传统渠道进行销售的，给各地分销商一个很长的回款期，所以现金回流很慢，于是盛大在大好环境之下又面临了现金的问题。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盛大决定自己建立渠道。研究再三后，聪明的陈天桥开始注意到网吧的功用，由此确定以网吧为中心建立销售渠道的思路，开发出了E－sales系统。

　　财富总与乐意创造的人黏合在一起。2002年盛大借助网吧及E－sales系统，当年进账超过6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亿元人民币，每天的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而E－sales系统也被人形象地称为“印钞机”。

　　2．危机处理：黑客与私服

　　网络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任何威胁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临，特别是对于声名在外的尖子企业来讲。由于网络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没有特别高的门槛，所以黑客一直是困扰众多网络公司的问题。

　　但陈天桥一直相信一个原则：有些事情是避无可避的，与其逃避，不如直面相对。他的这种处事准则，成为盛大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重要方面。盛大对待黑客攻击时的决定便是个突出的例子。

　　从2001年《传奇》稍微有些名气开始，《传奇》便频频遭受黑客攻击，少则几个月一次，多则一个月数次。最严重的时候，盛大的整个销售系统几近瘫痪。面对黑客咄咄逼人的气势，有人建议陈天桥妥协，因为其他网络运营商也多是如此处理的，这样做的损失最少。但陈天桥认为，妥协的另一层意思便是懦弱，而他不愿成为这样的人。为了这个决定，盛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量的客户资料被黑客盗走删除，此外还要花大价格安装新的服务器、配置备用服务器等，而且还需要雇用高级技术人员来修复自身的漏洞。这样的代价远比向黑客付“赎金”高昂。

　　但盛大却在这样的决定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尊严，大家都知道盛大有个不低头的老总。同时，盛大也在与黑客的竞技中，掌握了对付黑客的宝贵经验。到后期，盛大已鲜有遭受黑客成功攻击的例子。

　　与处理黑客危机相似的是，陈天桥在对待“私服”问题时态度也很强硬。“私服”的起因是由于《传奇》游戏的韩国开发商管理不善，使位于意大利的欧洲服务器上的早期英文版 
 
 
服务器端安装程序泄漏并流入中国。利用这个程序，可以轻易在网上架设服务器，可以非法运营《传奇》游戏。由于这样的游戏都是免费的，所以导致盛大《传奇》的增长人数在一段时间里，显著下降，从而造成盛大上千万元的损失。按照合约，这样的问题应该由韩国Actoz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来解决，但Actoz公司和Wemade公司却听之任之。

　　陈天桥火了，他指示盛大停止与Actoz公司的合作，并延缓支付Actoz公司的1000万美金。韩国公司也很强硬，它和盛大打起了官司，并在2003年1月单方面通知盛大停止代理协议，此时距离合同到期还有7个月。更为严重的是，Wemade公司决定将《传奇》改嫁他人，它将《传奇3》拿去跟国内的另一家公司合作。

　　少了韩国公司的技术支持，盛大岌岌可危，但陈天桥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面对“私服”问题，盛大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维权行动：新闻发布会、联合打“假”、聘用律师等。通过一系列的行动，陈天桥顺利地控制住了“私服”的势头。而面对韩国公司的要挟，盛大亦积极展开了自救行动。盛大积极投入技术开发，并在2003年2月17日顺利开发出《新传奇》，这个几乎完全是《传奇》翻版的游戏，使盛大最大限度地保留住了客户，同时也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结果在2003年8月，盛大与韩国的两家公司再次续约。

　　经过危机考验的陈天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彻底避免此类危机的发生，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核心技术，要能站着说话。所以，2003年盛大在获得了软银4000万美元的投资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开发与收购行动：先是在日本投资了一家游戏开发公司（Bothtec），然后在2004年，又收购了美国Zona公司100%的股权。2004年11月29日，盛大以9170万美元现金收购韩国Actoz公司，彻底了断了长达两年多的版权争议。

　　3．人才策略：感情与金钱

　　陈天桥是一个知晓人才重要性的人，所以在他一路成为首富的过程中，知人善任是他的最大特点。

　　当年在证券公司时，陈天桥遇到了银行部项目经理雒芊芊，除了她漂亮、贤淑的外貌，陈天桥更对她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财务管理能力钦佩不已。于是，在陈天桥火热的恋爱攻势下，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在其后创办盛大的过程中，雒芊芊也一直担任着盛大副总裁的职务，并出任盛大的首席财务官。应该说，与雒芊芊的结合，带给了陈天桥一笔最大的财富。

　　而与雒芊芊相比，陈天桥在用人方面被人称道的，更在于他邀请到微软中国前总裁唐骏的加盟。

　　2004年2月9日，唐骏辞别微软加入盛大的消息，成为当天最热的新闻。据说，陈天桥在聘用唐骏之前，与其见面绝不超过5次，但就在唐骏即将辞职时，陈天桥只用了3个小时，便成功地说服他加盟盛大。当时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条件，现在已无人知晓，但陈天桥却为唐骏开了张非常优厚的菜单：加盟一年，分配260多万股股票。在这场非零和规则的游戏中，盛大的收获是在2005年5月成功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从而募得了至少153亿美元的资本；而当盛大股票涨到16美元／股的时候，唐骏也拥有了约为2亿元人民币的盛大期权，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职业经理人”。

　　而在唐骏之后，陈天桥又于２００５年１月邀到索尼中国前副总裁张燕梅加入盛大，这再次在业内掀起不小的浪潮。这位拥有丰富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新人的加入，无疑将大大提高盛大在人才管理方面的水平，从而使盛大逐渐摆脱家族企业的形象，成为一家真正的公众公司。而所有这些，都是由陈天桥在幕后操纵着。

　　一场与时间的比赛

　　对于像陈天桥这样的中国新首富，有人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好比是一群用先进登山工具，快速登上山顶的人，很多老登山队员都被甩在了后面。但问题是，当他们登上了峰顶后，该往哪里去呢？会当凌绝顶之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都存在下坡的可能性。”

　　所幸，陈天桥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积累了一种难得的忧患意识。陈天桥说他心里一直认同比尔·盖茨的那句话：“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4天。”盛大便以此为标准，不断衡量着自己的“死期”。陈天桥说：“在2001年之前，盛大每天都可能死去；在2002年，盛大每个月都可能死去；在2003年，盛大每个季度都可能死去……”

　　这便是盛大的真实现状，尽管它已积财如山，但死亡却一直紧追不舍，如同达摩克利斯 
 
 
之剑般始终挂在头顶。而个中原因，陈天桥也心知肚明。

　　2004年3月的一天，盛大公司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名男青年冲进了客户服务部，一只手握着一瓶汽油，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怒吼着要自焚。后来，情绪激动的他果真点燃了自己。幸亏盛大的员工眼疾手快，及时扑灭了青年身上的火，这才没有闹出人命。

　　原来，这名男青年玩《传奇》游戏已经走火入魔。他在游戏中购买了虚拟装备，但那些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外挂”制造的“赝品”，一旦“外挂”被封，那些装备自然也随之消失。该青年在得知自己上当受骗后，极度愤怒，要求盛大公司让他继续使用那些虚拟装备。盛大自然不会为“盗版”提供服务，于是这名男青年情绪失控，以死要挟。虽然此事最终得到圆满的化解，但更多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越来越多因游戏而发生的悲剧，足以惊动政府来做点什么。因此，当盛大的业务还只停留在单一的游戏领域时，政府的一点小举动，都足以让盛大在无声中死去。

　　不过由于现在的政策尚不明朗，盛大亦暂无性命之忧。也因此，其他众多公司纷纷跟进，不断地给盛大制造威胁。

　　盛大最大的竞争对手恰巧是另一位浙江人——网易的丁磊。网易和盛大都算是在网游上开发比较早的公司。但盛大在《传奇》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网易先是在《大话西游Ⅰ》上栽了个大跟头，然后与韩国公司合作搞《精灵》的运作，却又因韩国方面技术出现漏洞等原因铩羽而归，这导致丁磊与韩国公司决裂两年之久，也由此错失了抢占江山的好机会。

　　但事实上，网易与盛大的差距并非巨大。有人以一组对比数据来说明网易与盛大的现状：

　　截至2004年2月，盛大在MMORPG上的季度收入大约是2800多万美元，季度增长率为13％；而网易对应的收入规模为1590万美元，季度增长率为25％。

　　凭借《泡泡堂》的优异表现，盛大在休闲游戏上的收入规模约为550万美元，季度增长率高达85％，而网易对应的休闲游戏收入规模为零；同时，盛大已经商业化的游戏有9款，而网易商业化运营成功的游戏有2款，计划年底前推出的产品大概有2款。

　　截至2004年10月，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总市值超过20亿美元；网易约为12亿美元。

　　尽管市场普遍认为，在现行情况下，盛大的规模还是相当明显的，但作为门户网站的网易，其后发优势同样巨大。因为在它背后，有着数千万的庞大用户资源，同时其通行证系统、一卡通的认证／支付的体系，技术优势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网易的自主研发能力非常突出，在单款产品的表现上要强于盛大。

　　而除了网易之外，盛大还受到像“第九城市”这样的公司的威胁。在胡润公布的2004年富豪排行榜中“九城”董事长朱骏以17亿元人民币列于第57位，成为另一位同样因网络游戏进入百富榜的人。个中竞争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威胁，陈天桥表现出极大的睿智，他说：“我不担心追兵。我担心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一种新的技术出现，一群有热情的年轻人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公司，好比是当年的盛大，这对盛大的威胁是最大的。”

　　或许让陈天桥感到威胁的，永远是潜在的敌人，因为盛大本身就是蛰伏在隐处而一鸣惊人的传奇。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最难打败或是最害怕的，都会是另一个自己。

　　事实上除了要应付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之外，现实的盛大还必须解决自身的很多问题。因为陈天桥很清楚，如果放任青年自焚或是竞争对手做大的话，无疑是让盛大自入绝境。对于陈天桥来说，如何寻找更多的“护身符”是他一直以来最大的任务。

　　2004年4月，在一片愕然声中，盛大力邀微软前中国总裁唐骏加盟；与此相关联的是同年5月，盛大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虽然在上市前一晚，盛大临时将每股价格调低15%，只以11美元的价格发行——此举使得盛大少收入了近2000万美元，这被很多人称为“流血上市”。但通过登陆纳斯达克，盛大赢来了1.53亿美元的资本。充足的资本给盛大注入了新的活力，外界普遍认为新资金将使盛大更好地开发新业务，拉大与竞争者的距离。但资深人士分析个中原因时指出了陈天桥的深层顾虑：在上市之前，盛大每天的收入都在百万人民币以上，资金并非盛大的主要瓶颈。上市的最大好处在于使盛大变成一家公众公司，这无疑能大大缓解政策带来的风险，让盛大更好地活下去。

　　外界众说纷纭，但却都不是最标准的答案。隐藏在这一个举动背后的，是陈天桥更大的一个目标，而那才足以解释问题的关键。

　　在盛大上市后的3个月里，陈天桥展开了一系列收购行动。收购电子竞技对战平台“浩方”，收购休闲游戏提供商“边锋”，收购手机平台游戏的领先者“数位红”和原创文学门户网站“起点中文网”……到2004年底，盛大更将韩国的Actoz收入怀中——此前正是这家公 
 
 
司让中国诞生了盛大的“传奇”。

　　而这种活动在2005年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2005年1月6日，陈天桥在北京宣布盛大2005年战略：“盛大2005年的突破口是网络电视（IPTV），简单地说就是为网络电视提供内容，包括棋牌游戏、网络游戏、小说、评书相声、MP3、电影等。”而面对社会疑惑的眼神，陈天桥用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阐述他的目标——“网络迪斯尼”——这便是陈天桥一系列举动背后的最大目的。在陈天桥看来，通过延伸盛大现有的业务模式，将彻底改善盛大用户群年龄单一的局面，使盛大成为更多人不能离开的娱乐平台。而更重要的是，此举将大大降低盛大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很多国际大公司为此探索了多年，其中包括现在的娱乐内容供应老大索尼。该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行了大量收购，直到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才找到真正的方向。因此，盛大的上述几笔收购也只是序曲而已。

　　真正的高潮在2005年2月19日这天来临。这天，盛大正式向外界宣布：通过公开市场，盛大收购了著名国内门户网站——新浪网19.5%的股份，从而成为新浪的控股公司。消息一出，举国沸腾，有人欣喜有人忧，而更多的人是疑惑。但对于陈天桥来说，这一切却是早就计划好的，因为他若有心打造“网络迪斯尼”帝国，拥有一个兼具不同类型网站平台的网络集团将是最基本的核心内容。而在这个核心中，新浪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尽管收购行动已经完成，但对陈天桥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刚刚开始。因为在过去的3年里，陈天桥已经证明了“《传奇》或许是个烂游戏，但是盛大是家好公司”的道理，而在未来的数年甚至数十年当中，盛大必须要向全世界证明的是，“有了新浪，盛大更是家好公司”。而后至的挑战，要比前者来得更艰巨，更漫长，那是因为：抓住一次机会，就可以成就一个好商人；而只有能够连续抓住每一次机会，才算得上是一家好公司。

 
荣智健：最后一个资本家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大陆

 
 
 
　　籍贯：江苏无锡

　　出生年月：1942年

　　行业：基础建设、投资、交通业等

　　财富状况：2004年以14.9亿美元资产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第1位。

　　家庭：有两儿一女

　　在中国，没有哪个家族像荣家这样荣耀，而在荣家历史上的无数耀眼的名字里——中国纺织大王及面粉大王荣德生、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智宽、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荣智美——又没有一个人像荣智健这样，拥有如此炫目的财富光芒。

　　可以说，在荣家五代近200年的历史中，荣智健达到的是财富领域的最高点，在他之前，没有前人，在他之后，也很有可能没有来者。

　　1978年，荣智健只身到香港，获得父亲留在香港的股本金100余万元港币，与堂兄弟二人创办爱卡电子公司；

　　1982年，荣智健出售爱卡公司，获得750万美元，4年资产增长６４倍，一举成名；

　　1984年，荣智健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120万美元，创办仅一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合并上市，股价上涨50余倍；之后，荣智健果断套现，直接获得4800万美元，折合３７４亿港元；

　　1986年之后，荣智健投身香港中信，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泰富，到最后靠２４亿港元收购总价77亿港元的恒昌，财技毕露；

　　1996年，中信香港将3.3亿中信泰富股份，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出售给荣智健等65位管理层成员，涉及资金109亿港元，荣智健一人购得2.91亿股，一夜之间财富上升至177亿港元；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中信泰富的股票股价升至53港元，拥有18.9%股份的荣智健身价贵为200亿港元，折合美元23.5亿；1998年6月，跌至13.2港元的低点，荣智健财富大为缩水；

　　1998年，荣智健以80亿港元的个人身价荣登香港第八财阀；

　　2002年，荣智健以8.5亿美元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榜首；

　　2003年，荣智健又以9.34亿美元，居于丁磊之后，位居《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二位；

　　2004年，荣智健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榜首，身价14.9亿美元；

　　2005年，荣智健以16.4亿美元的身价，再次登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榜首……

　　现在，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中国最具成长性和实业性的富豪，他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拥有所有企业家中最大的影响力，他豪富低调，但又坦白。

　　在中国的所有富豪里，只有荣智健曾经对媒体说，我是一个资本家。

　　荣智健，这个中国最后的资本家，这个被认为目前中国最强势的富豪，这个62岁的老人，有太多故事值得记述了。

　　红色的日子

　　荣智健一出生就是红色的，即使若干年后荣智健多次靠自己的智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的这种来自世家的背景始终和他形影不离，并让他显得更为神秘。

　　荣智健所在的荣氏家族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建立起跨世纪商业王朝的家族，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甚至在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之要位。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但这样的注定却又与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不可分割。

　　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荣毅仁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改变的时刻，而荣家则不同，作为当时上海最知名的几个资本世家之一，荣毅仁家族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家的最高荣耀。在我国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而作为资本家家族，荣家多次被毛泽东提起、接见。

　　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

　　这样的背景让荣智健的成长历程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的一系列经历可以被认为是财富世家子弟自我成长的典范。

 　　荣智健的年轻时代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细节。

　　第一是青年时代的好客和运动才能。

　　荣智健的大气作派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据说是一辆红色皮座的Singer敞篷英国跑车——在当时的上海成了一道风景。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 
 
 
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这和若干年后，他在香港和李嘉诚、郭鹤年们成为球友如出一辙。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适值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父亲奉命调入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中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俨然是一颗明珠。”在荣智健的回忆里，他的大学生活豪气而好客。

　　据荣智健回忆，在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而把大量时间花在运动上。

　　“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炼。”荣智健说。体育最终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他东西取代的。

　　早年家族的优越性并没有让荣智健成为一个只会享受锦衣玉食的公子爷，他的很多做法很早就注定了他的未来走向。

　　第二是和所有荣家人不同的下放经历。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炼一下自己的意志。

　　荣智健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在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荣智健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国家建设。但在水电站干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荣毅仁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进行劳动教育。荣智健回忆说，赶往四川，他连续坐了5天5夜的火车，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严酷的环境。

　　“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抬大石头、背７５千克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作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这是荣智健对于在四川的回忆。而在荣智健背氧气瓶上山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贵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则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

　　1972年，荣智健回北京，并参与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修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多年以后，荣智健并没有抹杀这段记忆，他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他所看到的现实，培养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

　　第三是只身前往香港发展。

　　1972年，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已经３０岁了。这一年，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并且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席位。

　　荣智健相对平静地进入了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

　　1978年，转机出现了。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荣毅仁被委任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伴随着父亲命运的转机，当年6月，时年已36岁的荣智健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来到香港，得以与在香港的荣氏后人会合。

　　他的堂兄即荣宗敬的后人荣智谦和荣智鑫早在２０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看到这个阔别多年的兄弟，荣智谦和荣智鑫便邀请他一起来办这个厂。

　　荣智谦和荣智鑫在港多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只身前来的荣智健身无分文，怎么办？

　　荣智健不得不向父亲求助。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在当地的一些纱厂均占有一定的原始股份，而且在解放后，这些股份荣家一直没有动过。荣毅仁让儿子与这些纱厂股东联系，这些原始的股份——大约100万港币——成了荣智健的创业资金。

　　荣智健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１／３的股份。电子厂建立起来了，厂名叫爱卡，英文名Elcap。

　　最初，爱卡电子主要生产一些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依靠荣智健对内地市场的熟悉和拥有的关系，爱卡生产的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内地，由于当时极少见到这些产品，销售形势非常好。２０世纪80年代初期，荣智健判断电子产品的未来市场容量和利润均比较小，决 
 
 
定转向。爱卡开始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这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的推出立即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面临扩产，荣智健提出不分红，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到工厂，另外再追加总资本的1／3，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总资本投入几乎占据了总股本的2／3。

　　在荣智健的精心经营下，爱卡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在欧美的同类生产厂家中都小有名气。在局面非常好的情况下，荣智健却看到了危机，他认为香港市场本身的资源无法支撑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脑产业的发展。他决定卖出爱卡，进行套现。

　　爱卡要出售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欧美厂商的到来，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爱卡电子厂，约有2／3股份的荣智健独得750万美元，与当年投入的100万港元相比，获利近６４倍。

　　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40岁的荣智健就在香港找到了振兴荣氏家族的第一笔资金。

　　从香港到美国：荣氏真正的第一桶金

　　在荣智健的回忆中，出售爱卡并不是他早年最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１９８２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很多年后，荣智健对一家媒体说。

　　1982年，在出售爱卡之后，荣智健回到了北京。此时的荣毅仁正在北京大展拳脚，由他组织的北京首个涉外楼盘“国际大厦”正开始兴建。

　　没过多久，荣智健就离开父亲前往美国——做爱卡的时候，荣智健就认为未来的市场在美国，因为那里聚集着全球最优秀的电脑专家，而他判断一个属于电脑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到美国后，荣氏家族的人脉关系又帮了他的忙。他找到了当时在王安公司任副总裁的五姑父的女儿唐芙生。

　　在唐芙生的介绍下，荣智健认识了当时在微软工作的两位博士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两位一流的电脑专家很快成了荣智健的朋友。在一次闲聊中，荣智健听他们说起CAD技术。CAD是英文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是一种依托电脑的多维绘图技术。两位博士告诉荣智健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目前的发展前景很好。在他们的一番解释后，荣智健断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多年前创办爱卡一样，荣智健提出由三人组建一个CAD技术公司。

　　在从一些大机构挖来更多的人才后，荣智健和林铭、米歇尔·弗尤尔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公司简称CADI。在资金方面最初投资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投资120万美元，获得了60%的股份。

　　美国公司创办后不久，CADI就拥有了不少自己的拳头产品，前景一片光明。一年后，因为担心香港电子市场萧条的荣智健怀抱着对香港电脑市场勃兴的期待重新回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发家之地找到新产品的销售渠道。

　　1983年正是香港电脑的启蒙之年，各种电脑的推介会层出不穷。凭借在当地的良好社会关系，荣智健公司出品的CAD技术产品均成为当年度香港最重要的三次推介会重点推介的产品。

　　当时美国和亚洲很少有做电脑辅助软件和辅助设备的机构，而多以大型计算机为主，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市场切入点正是很少有生产厂商关注的边缘产品。很快，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CAD等技术产品均抢占了先机，赢利能力大幅提高，各种产品的销售更是进一步走强。

　　和爱卡一样，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很快引起了其他厂商的关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再度出现。这次提出要参股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是一个叫蒙特的美国人，他是当时美国一家电脑硬件设计公司的总裁。

　　在几次交流后，蒙特提出了帮助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扩大规模的设想，而扩大的股份由蒙特的公司来接手。

　　谈判很快完成，蒙特·加菲克斯公司收购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28%的股份。加州自动设计公司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还获得了一位在美国IT界具备一定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而半年后的一次谈判则完全出乎蒙特的预料。

　　在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合作的基础上，荣智健提出了把两家公司合并上市的构想。这一大胆构想的提出，让蒙特大吃一惊——毕竟，当时两家公司的市场不尽相同，而且他的公司规模远远大于自动设计公司。

 
 
 
　　不过，最终的利益决定了一切。荣智健告诉蒙特，在公司合并后，双方可以考虑上市，而一旦上市，双方公司的股价都可以几十倍地上升。

　　1984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和蒙特·加菲克斯公司完成合并。在蒙特的帮助下，合并后的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并且成为当时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票一上市，认购疯狂，没过多久，和荣智健当初的判断一样，股价果然翻了40多倍。

　　荣智健注定是一个市场嗅觉敏锐的商人。

　　“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我感觉到了这里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并不适合长期经营。”荣智健说。

　　1984年底，在经过几次协商后，荣智健出售了自己在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为原始股的1美元／股的价值在出售日已经升值到40美元／股，也就是说，当初荣智健投入的120万美元，经过2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了4800万美元。一个两年增值40倍的奇迹再度上演。

　　对于这次出售，荣智健还是显得淡定自若。

　　出售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股票后，荣智健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市场。香港一直是与他牵扯不断的城市，在一番评估后，他决定返回香港。

　　这个时候，他的财富可以估算的有如下两笔：第一笔是出售爱卡得到的5600多万港元；第二笔是出售加州公司时获得的4800万美元。由此可知，他当时的财产已由数百万元上升到４.３亿港元。

　　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以100万港元起家的荣智健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荣氏财技

　　真正让荣智健获得巨大声誉和完成暴富的是他成为中信总经理期间的一系列收购。

　　中信全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荣毅仁向中央建议成立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的作用是“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集中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邓小平对于该提议非常赞同，在他的支持下，当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63岁的荣毅仁担任董事长。1985年，荣毅仁决定投资香港。为了便于在香港开展业务，香港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香港中信成立之时，荣智健已经返回香港并开始投资当地的房地产。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香港的房地产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荣智健在香港的地产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收益。

　　然而中信在香港的起步却显得艰难。由于对香港市场的陌生，尽管拥有中国政府支持的背景，香港中信的业务发展缓慢，而且和总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1985年11月，香港楼市迅速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期，正在此时，荣智健加盟中信的消息开始传出来，但荣智健一再否认。

　　1986年初，经过多次权衡的荣智健提出了两个加盟中信的条件，第一是公司的用人制度由他定，第二是要赋予他相当的权利。北京中信答应了他的要求，荣智健正式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其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香港中信的平台上，荣智健显现了其出色的商业才能。

　　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第一次成功投资是收购国泰航空。

　　1987年香港进入了物流业低潮期，荣智健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赢利丰厚的老牌英资企业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成立于1946年，有客运和货运的航空线路，主要航线在东南亚一带。到２０世纪80年代，国泰已经拥有航线40条，大型飞机40多架，成为香港最大的上市航空公司之一。

　　荣智健认为香港要稳定繁荣，离不开航空业，而在香港要运输货品，除了船就是飞机。但荣智健的收购计划并没有打动当时香港中信的董事局，董事局认为香港拥有37家航空公司，竞争激烈，风险太大。

　　无奈之下，荣智健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他连夜飞往北京，面见父亲。

　　把差不多准备了6个月的收购报告提交给父亲，在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荣毅仁同意了儿子的这个收购想法，他提出把收购报告交予国务院和中信公司审批。在他的支持下，荣智健的这一收购计划仅仅用了5天时间就获得了国务院的审批，并顺利通过。为了完成收购，有关部门专门借款8亿元给香港中信。

　　1987年，加入中信仅一年的荣智健完成了加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收购，香港中信以1936亿港元收购了国泰12.5%的股份，香港中信也成为国泰的第二大股东。

　　香港航空业的持续繁荣证明了荣智健的判断，国泰也成为了香港中信大规模投资的第一个成功案例。1990年，中信香港又入主了另外一家香港航空公司港龙，成了港龙的第一大股东，从而结束了两家航空公司长达6年的争斗。收购港龙之后，荣智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 
 
 
，国泰占大股。港龙的业务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航线，让给港龙。这样，港龙成了国泰的子公司，而在资源整合后，国泰的赢利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国泰的收购成功一举奠定了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位置，而后的香港电讯之战则进一步稳固了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地位。

　　1989年香港股市大跌，大批投资者开始套现，一些上市公司也开始外迁。在这股风潮中，荣智健知道一个收购的好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些无法外迁，又由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成为荣智健的目标，香港电讯就是这样的企业。

　　香港电讯的最大股东是英国大东电报局。1981年英国大东电报局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大东电报局，接管香港对外电讯，并使用香港电话公司的本地网络进行运营；1983年，大东电报局收购香港电话公司的全部股份；1986年香港大东在港上市；第二年又与香港电话公司正式合并，更名为香港电讯有限公司，从而成为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值达650亿港元。香港电讯上市后，由于基本上以本地电信业务运营为主，加上主要的小股东均为香港本地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是香港本地色彩最浓的公众公司。1989年大量公司外迁，香港电讯的大股东们却因为业务上的束缚而毫无脱身的办法，特别是大东电报局更是又急又慌，不得已，大东的部分股东对外宣布将出卖部分香港电讯的股份。

　　荣智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对于香港未来充满信心的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会会议，他分析认为现在股价大跌，正是大量吸纳的好机会，而大东电报局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次收购建议很快得到通过。第二天荣智健就坐到了大东电报局的股东们面前。

　　荣智健无疑就是香港电讯的股东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他的特殊背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当时比较动荡的时候，又要为‘97回归’考虑，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和中信合作，出售股份给他们，才可能共同渡过难关。”当时参与会议的一个香港电讯的董事表示。

　　香港电讯同意了出售，甚至还给荣智健送去了书面通知。

　　但中信的钱从哪里来？收购香港电信20%的股份大约要100亿港元，而中信当时只有数十亿。“当时自身内部有20亿港元，差额两手来解决，一方面发行10亿港元5年期香港电讯认股权证和2.24亿美元的零息债券，另外一方面向银行贷款54亿港元。”荣智健说。

　　大规模的融资开始了，而荣智健的勇气在这次借款过程中也显露无疑。由于当时参与借款的十多家银行没有一家是中资的，中国银行也不为这次融资担保，香港中信必须付出比较高的贷款利息。但荣智健对于收益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最终完成了贷款，并且以每股455港元的价格，以103亿港元获得了香港电讯20%的股份。

　　这是一次成功的、在当时香港交易历史上最大额的收购行动。到了199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根据收益将此次收购评为当年度世界最佳融资项目。中信几乎没有动用自身资本就成为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并且一举进入了香港电讯产业。

　　在这之后，荣智健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收购活动。到1990年，香港中信已经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香港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亚洲卫星公司33%、和记电讯2%、百富勤9%、嘉华银行74%的股权，另外中信又开始反哺内地，投资4亿美元在内地兴建发电厂。这些资产加在一起，香港中信的总资产已经接近200亿港元。

　　不断的收购让香港中信实力大增，但多次收购而产生的借贷压力也越来越大，和父辈一样，荣智健深谙先借后还的财技。1990年之后，荣智健开始考虑缓解债务压力，实现中信稳健发展的办法。

　　让中信上市成为荣智健的第一选择，但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呢？当时在会计制度、监管制度和公司法上对中资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并且有非常繁复的手续，耗时极长，直接上市的困难很大。

　　荣智健想到了借壳上市的办法，他找到了李嘉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而中信则拥有其控股公司和记电讯的股份。作为荣智健到香港发展后最早的高尔夫球友，李嘉诚十分欣赏荣智健，对于他的这个想法，表示支持。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根据正式手续在交易所申请上市。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 
 
 
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

　　荣智健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泰富发展市值7.25亿港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泰富发展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

　　听说曹光彪要出售泰富发展，荣智健当然喜上眉梢。

　　据他判断，泰富发展虽然暂时出现困难，但有一个健全的运营机制、合理的经营模式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只要注入资金和优质题材，一定能够重整旗鼓。

　　为了完成收购，他找到了自己拥有股份的百富勤——同样是李嘉诚手下得力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上市公司——作为收购代表和财务顾问。

　　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发展主席曹光彪以1.2港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发展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被人称道的是这次收购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来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到1991年6月，泰富发展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发展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1990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名下的12.5％的国泰航空股份，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接着又将20％的澳门电讯作价2.5亿港元，注了进去。中信泰富成为香港股市上首屈一指的红筹股。

　　在中信借壳上市后仅一年，荣智健再次入市。他携李嘉诚等收购恒昌行之举成为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购战之一，直追李嘉诚收购和黄之战。

　　恒昌行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７０%）——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一场围绕恒昌行的收购战却在诸多香港大亨之间展开了。

　　时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当时的荣智健非常看好恒昌行，但他和李嘉诚却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公司出师不利，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但对于这样的分拆，恒昌行的大股东却并不满意，甚至不准备出售下属资产。

　　消息一传出，荣智健立即开始行动，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 Style公司共由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以高出备贻82元的价格收购恒昌行，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本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个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余下的恒昌64%股权。发行新股份后，恒昌股值大减，中信泰富基本完成收购资产值70多亿港元的恒昌企业的计划，而所用资金净额才40亿港元。恒昌成为香港中信的合资附属公司后，通过中信进军内地市场，主要从事汽车的贸易、维修、零件供应和食品零售行业。

　　之后，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恒昌的股票。拥有19%恒昌股份的李嘉诚很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郭鹤年同样将自己的股份出售给了荣智健。在他们的带动下，包括郑裕彤、百富勤在内的几大股份持有人都选择了出售股份给荣智健，至此，荣智健才完成全面收购。此后，中泰不仅有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中信的市值高达100亿港元。

 
 
 
　　后来有人分析这次著名的收购战，认为荣智健之所以成功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战略意图明显。荣智健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并在多个产业进行渗透发展，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第二，抓住收购的最佳时机。收购恒昌之时，正是备贻收购恒昌失败之时，所以一旦选准收购对象之后，收购的时机掌握成为关键。第三，强强联合，增强收购实力。荣智健在收购时经常会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在收购恒昌时，就有林秀峰兄弟的竞争。在这个时候，荣智健均倚靠香港几位大富家的帮助，与他们的联合极大增强其竞购能力。这无疑又是以小博大的典型例子。

　　此后的荣智健完全成为香港呼风唤雨的新财阀。

　　1993年3月，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联手，以成交价28.5亿港元投得一块贵重商业地，计划建120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另有停车位达400个的停车场，于1997年落成。同期，中信泰富市值猛增至461亿港元，与1990年收购泰富时10亿港元的市值相比，增长46倍。

　　1994年2月，中信泰富又以34亿港元现金及1.5亿港元额外款项，购入香港兴业国际集团的愉景湾物业发展及有关业务50％的权益。

　　1996年12月，北京中信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每股33港元，配售３.３亿股中信泰富，给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２.９１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荣的持股上升至18%（３８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个人财富上升至177亿港元。

　　之后因为香港中信和北京中信分家、亚洲金融风暴等原因，泰富股价一度下跌，到1998年6月，跌至13.2元（港币）的低点。中信抵押在银行的股票遭“斩仓”，他授予第三者的场外认股期权也不断遭人行使，荣智健财政不稳的传闻四起。关键时刻，北京中信出手，动用19亿港元现金扫货令股价回升３成才使他渡过难关。

　　在这3年里，中信的股票最低时跌落至8.85港元，荣智健却在股价狂跌后依旧进行增持。到1999年，荣智健个人持有的中信泰富股票已经达18.75%。

　　同年8月，荣智健的增持迎来了好消息。香港英资财团中华电力回购中信所持有的中电股份15%，中信泰富获得227亿港元现金。随即中信将其中的1／3作为中期股息进行派发，荣智健增持的股票获得现金8.076亿港元，个人财富又添8亿港元。

　　随着香港股市的逐步回升，荣智健的个人财富又重新回到了上升的曲线。

　　2001年，中信泰富销售收入达到22亿美元，纳税385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财富高达78亿美元。

　　2002年，荣智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投到中国内地，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包括在上海的隧道、桥梁建设，还有发电站、航空以及电信、房地产、钢铁等。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8.5亿美元。

　　2003年，荣智健个人财富70亿元人民币，最大的事件是在无锡投资53.6亿元，建设一个水电站以及一项环境整治工程，并将其中信旗下的泰富兴澄钢铁分拆上市。另外，他还出售其在上海所有基础建设的股份，变现65亿元。

　　2004年11月4日，在《福布斯》公布的“2004中国内地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

　　2005年11月3日，《福布斯》将16.44亿美元的身价标签贴在荣智健身上，使他再度成为中国内地最富有的人。

　　最欧洲化的中国人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而这个评价目前依旧适用于荣智健和他的家族。

　　17岁开英国跑车的荣智健说自己是个资本家，而事实上，他身上的很多特质表明，他也许是中国内地最欧洲化的人。

　　他应该是中国内地去香港发展的人中最早成为李嘉诚球友的人；

　　他也应该是中国内地百富中唯一一个玩过棒球，甚至差点成为职业棒球手的富豪；

　　他还应该是中国内地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的庄园享受生活的富豪。

　　一贯豪华的荣智健，除了有豪华大屋、游艇、飞机外，连森林都拥有。针对某些人非议他挥金如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荣智健不以为意。

　　“我根本不在乎！由他们讲吧。我喜欢住舒适房子，喜欢音乐、高级音响、汽车、船、 
 
 
钓鱼，还收集古董和字画。在我自己条件许可范围内，那有什么不对？我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出身嘛！”他说。

　　“这恐怕和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财富家族的一分子有关。家族的传统使他能够对财富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不至于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像下水道的井盖似的，没有窟窿就不去堵。”对他的财富态度，有财经评论员这样评价。

　　关于财富，荣智健同样泰然。对于个人在中信公司中私人持有的股份，荣智健说：“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港元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呢？”

　　作为中国最强势的资本运作者，荣智健似乎还会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巅峰。

丁磊：在互联网领域选择责任

　　丁磊：首富阿甘

　　人生是个积累的过程，你总会有摔倒的时候，即使跌倒了，你也要懂得抓一把沙子在手里。--丁磊

　　商业社会里，财富人人梦想。而财富的增长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方 
 
 
式和不同的速度。在一个远没有实现普遍富裕的国家，在一个发展历史还很短暂的领域，当一位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以10.76亿美元资产被“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评为2003年度中国内地首富时，人们给予了这个年轻人比以往的首富更多的关注，首富的光环同样也发出了更加炫目的光芒。因为他的创富速度在这个国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为首富时他的公司只有6岁，他的公司所属的行业也不过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这个人不事张扬，他甚至不是董事长，也不兼CEO，他只是占公司股份最多的董事。这样的富豪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年轻人就是网易创始人——首席架构设计师丁磊。

　　6年，32岁，一切都显得如此短暂、年轻，成为首富的丁磊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的故事。他的成长和他创立的网易的成长都是清晰可见的，他所创造的财富也可以说是透明的。他和他的公司都还那么年轻，但年轻的首富成为首富的旅程却又是如此不凡。作为这个时代的财富新贵，他的财富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方式、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与以往富人的财富增长不同，他的财富增长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眼前，它是透明的，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财富是如何产生和聚积的。

　　一个人的成长

　　1971年10月，丁磊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宁波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受父亲的影响，丁磊从小就喜欢无线电。从四五岁开始，丁磊就喜欢待在家里摆弄他的小玩意：一些电子管件、半导体之类的东西。丁磊从前的同学回忆，丁磊小时候很爱动手，而且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钻研。每次到他家里去玩，总看到他在拆这个闹钟，解那个收音机，对技术充满兴趣。丁磊曾组装过一台六管收音机，能接收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在当时，那已经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收音机了。这项发明，在当地一时被传为佳话。丁磊认为自己将来最骄傲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电子或者电气工程师。他后来表现出技术“偏执狂”的一些特征，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少时爱好的延伸。

　　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化中学。中学时代的丁磊学业平平，从未进入过班级前十名。带着小时候做电子工程师的梦想，加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招生简章上说该校拥有数万册电子专业类藏书，高考时丁磊填报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由于父母担心计算机的长期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支持丁磊读计算机，丁磊只好选择了通信专业。他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认为电子或者与电相关的学科都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1989年丁磊进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让一个生长在江南的人，一开始就能接受成都的潮湿天气是困难的，但丁磊是个乐观的人，潮湿的天气并没能影响到他。丁磊总是面带嬉笑的神情给他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乐于助人的丁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那时，他经常到图书馆翻阅外文科技，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书籍，因此他总是比别人早一步得到最新的互联网世界的信息。

　　在大学时代，占用丁磊大量时间的是当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技术和知识。丁磊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冬天，丁磊适值大四上半学期。当时，这位老师组织了一个电磁场CI软件的成果展示，丁磊和其他几个同学主动找到他，说自己对此十分感兴趣，如果交给他们做，一定能把这个软件做得更好，丁磊对此显得很自信。在课题组工作的日子，丁磊已经展示出了较强的能力，尤其是在计算机编程方面，而在当时能用计算机编程，做一些界面的设计，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丁磊对计算机编程的兴趣从这里展开，他的性格也从这里逐渐显现出来。丁磊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安排的人。在这样的性格之下，尽管他的成绩只是中上，不张扬，但他的闯劲总让人印象深刻。

　　大学四年里，丁磊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怎样去思考。从大学第二学期开始，他基本上不去听第一节课，他觉得书本上的知识不一定非得要老师教才会。由于没有听第一堂课，又不得不做作业，所以他会很努力地去看老师上一堂讲的东西，很努力地去想老师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掌握了思考的技巧。直到后来，他掌握一门功课，可以不听别人讲，完全自学，加上他看书速度很快，一般来讲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能掌握一门课程。后来接触Internet的时候，丁磊才知道思考的技巧对他来说是多么得重要。因为Internet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一本书很系统地告诉你Internet的整个结构、里面的软件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只能靠自己不断地思考、摸索。

 　　1993年，在成都潮湿天气中已经习惯吃辣的22岁的丁磊，带着他对计算机编程的特有爱好以及不服输的脾气，从被他称为中国最好的电子工业高等学府中走向社会。

　　开除自己

　　怀揣着电子科技大学毕业文凭的丁磊被分配回自己的家乡宁波，进入令人艳羡的宁波市 
 
 
电信局工作。

　　与丁磊同年分配进电信局的有16个人，几乎都来自名牌高校，很多人对电信局旱涝保收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房子、工资都不错。但丁磊无法接受这样的工作模式和评价人的标准，他那不服人管的脾气再次显现出来。丁磊觉得在这里工作的两年非常辛苦，同时也感到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难尽其才的苦恼。

　　1995年，工作了两年的丁磊决定从电信局辞职。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决，一心想出去闯一闯。“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这一离开，让丁磊的人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也确实成了他人生成败的一座分水岭。

　　从电信局出来后，丁磊选择南下广州。曾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去广州，而不是去北京或是上海？丁磊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口袋里各有100元钱，然后去做生意，那上海人会用50元钱作家用，用另外50元钱去开公司，而广东人则会再向朋友借100元钱去开公司。丁磊用这个例子来表达自己所做的选择，意味深长，充满睿智。

　　初到广州，走在陌生的城市，面对如织的行人和车流，丁磊感到了财富的重要性。最现实的是一日三餐总得花钱解决，也不可能睡在大街上成为盲流。丁磊身上带的钱不多，得省着花。因为当初是自己执意要打破“铁饭碗”，所以即便现在走投无路也不容许自己靠父母接济。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哪怕钱少一点，也总比漂泊着强。当时的丁磊应该想象不到日后的“飞黄腾达”。

　　经过努力，1995年5月，他进入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美国赛贝斯（中国）公司（Sybase）做技术支持工程师，终于在广州安定下来。但外企工作同样沉闷，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让丁磊觉得那简直是对创造性的压制。在Sybase工作一年后，丁磊又一次萌发离开那里和别人一起创立一家与Internet相关的公司的念头。当时他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nternet，而且成了国内最早的一批上网用户。

　　1996年，离开Sybase后，丁磊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一家小公司。当时支撑他的唯一信念是，这个公司将来会对国内的Internet产生影响，所以他满怀热情。当时，除了投资方外，公司的技术都是他在做。一年后，丁磊发现，公司与他当初的许多想法发生了背离，而且双方在很多理念上无法达成一致。丁磊感到很灰心，于是再次选择了离开。

　　“网易”从何而来

　　1997年5月，丁磊创办网易。刚成立时的网易很是寒酸：3个人，一间7平方米的房间，20万元的注册资金。丁磊占有50%以上的股份，成为真正的老板。据说，这笔创业基金是丁磊当年写软件时积攒下来的，而到底是多少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26岁成为老板的丁磊并没有太多管理经验，“当时认为只需管好两三个人就行了，哪知企业管理需要如此多的时间、经验和知识”。

　　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后来，一位熟知丁磊的女性朋友说，丁磊精湛的“厨艺”和“古筝”弹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那段日子“苦中作乐”的明证。也许正是这种乐观和勤劳的性格，成就了后来的“首富”丁磊。丁磊喜欢吃上海菜，但那时收入很低，很少到饭店里去，而且广州做的很多上海菜都算不上地道，于是他就亲自到市场去买菜，亲自下厨，利用周末，做“醉鸡”或者清蒸鲫鱼，犒劳自己。

　　丁磊是一个感情不善外露的人，创业过程中吃了不少苦，但从来没跟人说起过，包括家里人。几年在外奋斗，直到有一天成了网络名人，家里人才知道他这些年来都干了些什么。丁磊的弟弟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是，有一阵子他想报考丁磊的母校，征求丁磊的意见。丁磊说，在成都，他忍受了四年潮湿的气候，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弟弟再去受罪，但是这样的怨苦他之前从未跟家里人谈起过。

　　网易的域名是163，但很少有人知道“163”这几个数字的来历。当时丁磊正在开发基于浏览器的免费电子邮箱系统，一边想着技术上的问题，一边想着域名。丁磊认为免费电子邮箱要成功，一个容易记住的域名是前提。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域名才好记？丁磊几乎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一直到有一天凌晨2点，丁磊突然想到可以用数字表示域名，中国人数字的发音特别干脆，再加上163、169在中国已经具有了指向China Net和电信局以及Internet的含义，上网的人每天都要拨163，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想到这里，丁磊一下子跳了起来，拨163上网，查询了163．net和163．com这两个域名，谢天谢地，还没有被注册，于是他赶紧注册了这两个域名，他越想越得意，就又一口气注册了188．net、188．com、166．net、166．com、126．net、126．com、127．net、127．com……丁磊后来说他对数字的敏感来自他的电信生活，因为电信人对数字最为熟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最简单的地方却是许多人所想不到的”。

　　网易名字的由来同样鲜为人知。丁磊的解释是当时使用网络的人很少，而其中原因是网络太不适合中国人了。的确，那时中文网站很少，上网费很高，上网是件很让人生畏的事，而网易要做的就是使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变得容易些。不过当时的netease．com已经被人注册了，所以丁磊当时注册了nease．net和nease．com。一年后，网易从他人手上买下netease．com，而这时网易已先后推出了免费主页、免费域名、免费信箱、虚拟社区等服务。网易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让中国的互联网变得容易起来，网易名副其实。

 
 
 
　　与新浪、搜狐相比，网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本土特色。搜狐是张朝阳作为一个留学生携风险投资在国内创立的一家公司；新浪则是一个软件公司向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转型，而且通过国际化的运作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管理层，并在这一过程中引进风险投资；而丁磊则一直在国内成长。按照丁磊的说法，创立网易，他没有向银行或朋友借过一分钱，创业基金是自己写软件积攒的，而且创立时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中国的Internet公司，所以无论是网易的取名还是Logo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之所以取名网易，“网”是指互联网公司；“易”在《易经》中的解释是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穷尽一切变化，而第二个寓意是，创立公司的1997年，上网还很困难，速度很慢，14.4K 9600的Modem满天飞，丁磊期盼将来有一天上网会变得非常轻松容易。

　　和众多的互联网公司一样，网易最早聚集人气也是依靠提供免费服务。

　　网易第一个免费服务是它的个人主页。当时国内可以提供个人主页的服务非常少，网易买的Internet服务器也只是用来做公司主页服务的。丁磊觉得浪费空间很可惜（服务器上有18G硬盘空间），于是就写了一个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包括计数器、留言本等，开始了网易的个人主页服务。由于公司新成立不久的缘故，几乎没有人知道网易可以提供免费的个人主页空间。丁磊希望它能受到大家的关注，于是买下了北京在线、中网、IHW等国内5个站点的广告，为他推出的免费个人主页做宣传，时间一共3个月，广告费一个月800元。“来之前我以为可能很贵，所以感觉800元就跟白送的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网民出身，觉得要吸引网民，首先在空间上就不能限制。我们能够吸引很多好的网民，就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主页空间大的原因，免费个人主页一推出就很受欢迎。”丁磊说。为了免费提供的个人主页空间而花钱打广告，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丁磊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我当初就考虑到做站点如何赚钱，我可能就把路走错了。我们一直致力于写Internet上的软件，一心只想着怎样靠技术赚钱。”结果免费个人主页大受欢迎，网易的注册用户迅速壮大起来。

　　免费电子邮件系统是网易提供的第二个免费服务。丁磊看好免费电子邮件系统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自己开发，而是想购买Hotmail的系统，丁磊说，那套系统太棒了，甚至称得上是完美。当时丁磊专门借了50万美元用来购买Hotmail的系统，可是Hotmail开出了一个天文数字般的价格，这使得丁磊下定决心自己开发。仅7个月后，网易的免费电子邮件系统开发成功，1997年11月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双语电子邮件系统。但在丁磊向电信局申请提供免费电子邮箱的时候，却碰了钉子，对方不容许独立经营，认为免费的东西根本无法赚钱。丁磊很着急，他觉得国内不可能没有人会不懂Internet的基本法则：免费和容易使用。他拿着可行性分析到处寻求合作，结果很多人根本不懂，最后他不得不提出合作经营并且提出利润四六分成（合作方得六）。因为对方提出要购买整个系统，而丁磊想在国内独家经营，不希望出售，所以只好答复不卖。接下去的两个月，丁磊几乎都在寻找合作伙伴，但是没有一家看好。1998年2月，出于无奈，丁磊最后答应出售。对方提出应同时附送域名的要求，丁磊考虑到第一套的成功会直接影响以后的销售，于是就送了一个163．net，整个价格是25万元。

　　1998年2月163．net开放使用，反应很强烈，注册用户数以每天２０００人左右的速度增加。163．net的成功，使很多公司纷纷打电话到网易公司要求购买该系统，一反往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场面。1998年下半年，丁磊作为公司的老板兼推销员，走遍大江南北。虽然免费邮件系统的成功使网易赢得了一笔宝贵的资金，也和丁磊创办网易的营收计划一脉相承，但丁磊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1998年5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了一项读者推荐的优秀中文网站，网易名列首位。不过，作为网易老板的丁磊却是从一个朋友的电话中得知这个结果的。丁磊听完就想，美国最顶尖的网站在做什么呢？于是丁磊开始接触到门户的概念。4个月后，1998年9月，网易改版，推出一个类似美国AOL的门户站点。

　　1999年初，仅仅创立两年有余，向门户网站迈进的网易，与新浪、搜狐相比还是一个刚 
 
 
刚崭露头角的小网站。那时丁磊奔走于京粤之间，为互联网、为网易摇旗呐喊，俨然是个互联网旗手。当时，《互联网周刊》收到一篇题为《我和网易》的投稿，作者丁磊细心地附上了标准照和详细的个人档案。从创业时开始，丁磊几乎每天都在关注新的技术，密切跟踪Internet新的发展，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其中有10个小时是在网上。他的邮箱有数十个，每天都会收到上百封电子邮件。由此可见，丁磊是如何执著于互联网，如何喜爱自己的网易。

　　网易的总部从创立起一直在广州，因为南方的网络公司比较少，经营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而北京却完全不一样，网络发展已经形成规模，有很多人可以在一起交流。于是2000年4月丁磊把网易的总部搬到北京，并很快建立了一支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积极向上的团队。因为网易的股东很少，也不存在一些历史积淀或者创业者本身带来的消极因素，再加上营造的一种开放的企业文化，使得公司成员有时甚至不把丁磊当作老板，还会批评他。在一个新的城市，丁磊和他的员工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网易将总部移居北京，成为公司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这个新的起点为日后登陆纳斯达克（NASDAQ）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丁磊的技术背景领导下，网易依靠其技术优势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创造了若干个第一：中国第一家提供中文全文搜索、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虚拟社区、第一次网上新品拍卖、第一个中文个性化服务等等，并两次在中国最具权威性的CNNIC网站评比中被评为十佳网站之首，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

　　谷底与巅峰

　　2000年6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时，网易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当日收盘时，网易股价跌至12.18美元，跌破了15.50美元的发行价。上市前，由于认购需求小于预期所需，网易将发行数量从750万份存托凭证削减至450万份，每份存托凭证合普通股100股。美林证券公司和德意志银行是网易的主承销商。在网易上市前，中国概念的中华网China．com（CHINA）和新浪网Sina．com（SINA）初登美国股市时正值纳斯达克狂炒网络股之时，而当网易登陆纳斯达克时，网络股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想通过上市，把公司做大做强的网易一开始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跌破发行价对于网站的经营者意味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一般的投机者都是在上市后才会介入，而以发行价买进的都是战略投资者，跌破发行价意味着这些机构的账面损失，以后他们会更密切地关注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给经营者带来较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网络经济开始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沉重。

　　2001年，网易将被收购的传言层出不穷，最有可能的一个买家香港有线宽频最终也因网易财务问题放弃收购。网易没卖成，反倒让丁磊决定静下心来经营网易。丁磊宣布，他希望在在线游戏《大话西游》、短信服务、股票点播，以及一个类似MSN Explorer的新产品等方面赢利。丁磊下定决心将网易的三大业务重点锁定为在线广告、无线互联和在线娱乐。丁磊说，世界上投资最少，甚至每天睡觉都可以有成千上万收入的行当有哪个？网络游戏便是。由此可见，网络游戏在丁磊的战略规划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从2001年底推出《大话西游》以来，网易已经从网络游戏领域的“小人物”变成该领域的巨头之一。事实证明，尽管网络游戏市场竞争激烈，但网易的投入还是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2002年7月，网易在纳斯达克的局面愈加糟糕，因未能呈报年度报表而收到纳斯达克计划予以停牌的通知，同时网易在纳斯达克交易的股票代码也由NTES改为NTESE。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年轻的丁磊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干练。丁磊表示，网易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纳斯达克以20—F表格呈报年度报告。网易公司同时确认：对纳斯达克以前宣布的由于公司未能在规定日期之前呈报年度报告而对网易公司股票进行停牌的决定，将审慎地进行抗辩。

　　丁磊的自信和努力终于让网易在停牌将近4个月后宣布，对于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对网易的美国存托股在纳斯达克国家市场上停牌的决定，网易已经上诉成功。网易公司股票已于美国当地时间2003年1月2日上午恢复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的交易。网易股票在恢复交易后立即上升46.33%，并以每股0.95美元的价格收盘。至此，网易走过了低潮期，业务经营也出现了大幅提升。

 
 
 
　　网易股票在中国概念股中开始保持领跑地位。2003年10月10日，网易股价升至每股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比年初股价攀升了617%，比2001年9月1日的历史低点攀升了108倍，被著名的彭博财经通讯社评价成“成长性可以称为纳斯达克第一股”。丁磊作为第一个靠互联网成为富豪的国内创业者，也被“胡记榜”和“福记榜”双双评选为中国内地首富。如此下来，有人说丁磊难免会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谷底和巅峰之间像是一场让人眩晕的梦幻。

　　财富与责任

　　丁磊以持有网易公司超过50%的股份（当时市值约合人民币76亿元），位居2003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一名。尽管已经成为光芒四射的首富，但丁磊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据说，他一个月的生活开支很少超过4000元。

　　一位熟悉丁磊的人说，丁磊不善于理财。更有意思的是，丁磊有时会向一起出去的人借钱，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身上装钱的习惯。有个例子是，成为首富后的一年年底，在网易股价的一路飙升中，春风得意的丁磊驾着大切诺基风尘仆仆赶回老家奉化，参加奉化中学89届（2）班的同学会。按约定，这个聚会的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10点多，丁磊才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班主任老师向这个中国内地首富要300元钱的活动费，丁磊搜遍全身竟然也找不出300元现金，他说他身上只带信用卡，结果这笔钱到第二天才交。

　　“我对财富多少已经比较淡薄，对富豪榜排第几更是麻木。”“我已经32岁了，从意气风发的时期到了成熟思考的阶段。因此我的心情不会随股价的涨跌而变化，特别是我个人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少影响到我的未来生活、工作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丁磊多次这样表达自己的财富观。也许是日渐成熟的缘故，后来在网易股价接近高点时，丁磊先后出售过166万股网易股票，收益近１亿美元。虽然和他手持的网易股票的总量比，这只能算是小部分，英国《金融时报》戏称，“也许他需要一点零花钱”。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某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去网易采访，想找一间靠窗有阳光的办公室架机位，网易的接待人员就推荐了丁磊的办公室。扛着机器的摄影师说，好呀，顺便可以参观一下中国互联网行业最豪华的办公室了。但故事的结局使摄影师大跌眼镜：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空间，和所有员工一样的桌椅，一些唱片，一台普通的桌面音响。

　　当有人问到，“你把网易当成儿子、情人还是工具时”，丁磊选择了责任。他说：“当初创业只是想干自己的事，但面对一个庞大的企业，我想到的是责任。”“我觉得网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不仅希望它成为一家商业公司，也希望它能为中国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丁磊像是互联网领域的一个守望者。从3个人发展到拥有近300名员工并上市的知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为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磊说：“一个人的生活就像在大海里航行。如果你连自己的目标都不知道在哪里，那么，任何风向对你来说都是不顺的。”丁磊有一个爱好是钓鱼，曾经有人想用９位数的价钱买他的网站，丁磊拒绝了。他的解释是，自己还不想立即就去钓鱼，因为他实在太喜欢Internet了，不想放弃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他的目标是与公司员工一道将网易不断发展壮大。

　　生活中的丁磊喜欢电影《阿甘正传》，他喜欢阿甘的重要一点就是，虽然阿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他决定做一件事，就会不断地做下去。这也许正是丁磊能带领网易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原因吧。

　　刘永行：传统版的中国首富

牟其中：狱中30亿
 

　　“勇士和荣誉在一起，罪人和法庭在一起。” --牟其中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大陆

 
 
 
　　籍贯：重庆

　　出生年月：1941年

　　行业：投资、贸易等

　　财富状况： 199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以3亿元资产列中国内地富豪第4位；1994年《财富》富豪榜上以20亿（以上）资产列大陆超级富豪之首。

　　家庭：已离异，有两个儿子

　　他是谁？

　　这个人，坐过三次牢，从500元起家，用100节车厢滞销的轻工品从苏联换回4架图154民航机，赢利8000万元，最高时被媒体认为拥有个人财富20亿元以上；

　　这个人，曾提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让印度洋暖湿的季风吹进青藏高原，让苦寒之地变成良田沃土；要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让中原大地的人民从此解决缺水问题；要在中国的北方投资100亿，建设一个中国北方的香港；还要花31亿美元为中国海军买一艘苏联航空母舰；

　　这个人，是中国第一位登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企业家，被多所大学和有关市政府聘为客座教授或顾问，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曾经追随他的左右，聆听他的每一句惊世之言；

　　这个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在他的口中，2000万是个小数目，2个亿也是个小数目，如果他想说，他会说20个亿、200个亿，并且，仿佛一转身就可以开出能够兑现的支票，直到现在面对着监狱的四壁，他依旧如此认为；

　　这个人，1994年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称号、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1997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

　　这个人，当他接受法庭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中外近百家媒体到场，8小时庭审中共没收记录60余份、拉掉胶卷11个、录音带４盘，３名记者被赶出场……

　　同样是这个人，在最后拥有自由的日子里，却众叛亲离，被无数曾经跟随的人所攻击，甚至连最后打印文稿的钱都需要留守在身边的下属们垫付……

　　他就是牟其中，一个企业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演说家，一个理想家，还有——一个巫人。

　　在所有评论牟其中的文字里，有两段话最让我感动。

　　一段是司马晓雄在《冷眼直观牟其中》里写道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是，牟其中的心太大了，他妄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成为出类拔萃之辈！这样，他就不自觉地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孤独而又苍凉的绝境。”

　　另外一段则是知名政经媒体《南风窗》上的文字：当我们看到他在郑重其事地等待历史的判决时，我们不得不说，这至少是一个不可让别人轻侮的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轻侮他。

　　神话牟其中

　　到现在，所有公开的材料里，很少有人质疑过牟其中的智慧。在牟其中的早年，无论是他万县的老乡，还是学校的师长，都对当年这个心气颇高的年轻人赞赏有加。

　　1941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于四川万县。小学时，牟其中便被认为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他的一位老师早早就下了评定，说如果牟其中能改掉夸夸其谈的性格，今后定有大出息。

　　年轻时代的牟其中，一直希望成为一名记者，但1959年的高考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打击，他落榜了。落榜的牟其中就显示出了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坚韧，他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大学梦，赶往武汉中南工业建设设计院参加大专班春季招生，他成功了，但仅仅半年，因为户籍问题，牟其中被迫退学。回到万县不久，牟其中听说新疆有所艺术院校可能会招生。尽管信息并不确切，牟其中还是只身赶往新疆，去了才知道，新疆艺术院校早就停办。

　　重返万县的牟其中有了生平的第一份工作，在当地的玻璃厂成了一名锅炉工人。工人牟其中同样和许多同厂的年轻人不一样，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他开始研读马、列、毛的著作，甚至阅读哲学、法律，而在读书之余，牟其中的演讲才华和层出不穷的惊人想法也开始频频演练，久而久之，玻璃厂里的牟其中，成为了一个精通马列，精通哲学的牟其中。

　　牟其中的第一次入狱是在他进入玻璃厂近10年后。

　　1974年春天，牟其中在万县的青年之中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声誉，他经常与后来一起入狱的刘忠智等探讨社会主义问题，当时的他热血沸腾，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和刘忠智花了七八天时间，合作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万字文，他个人还写出了《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和《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等两篇文章，并大肆宣传。正当牟其中等人兴奋于自己的“杰作”时，牟其中被关入了监狱，并被内定判处死刑（后未执行）。（在若干年后，刘忠智回忆说当年的文章其实是他个人完成的，牟其中却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了上面，进行了传播。）

　　1979年12月31日，在狱中呆了4年零4个月的牟其中被释放。

　　牟其中的经商便是在这次监狱事件之后。1982年4月，牟其中与人合办“万县市中德商店”。牟其中的经商天赋开始显现，在由东方明、肖蓉发表于《大地》的《万县人评说牟其中》一文中，他们曾经如此描述过牟其中当年的第一次经商经历，“当时的万县，商品销售尚无‘三包’之说，可牟其中率先在用户中推行了‘包换卡’，凡在中德商店购买的黑白电视 
 
 
机和别的一些电器，城区顾客可在三天内调换，农村顾客则限定在一周之内调换。与此同时，中德商店还开展了跨地区的‘四代’（代购、代销、代组织、代托运）业务……第一年他们便破天荒获得了近8万元利润。”“1983年初，牟其中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购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给上海的许多商店，仅此一项，便获取了令人咋舌的大笔暴利。自那以后，牟其中的中德商店还做过多次类似的生意。”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牟其中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一个商品极其匮乏的年代，跨过了致富的门槛。

　　如果说第一次入狱成为了牟其中神话故事中最重要的素材，那么第二次入狱则是他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次意外：1983年9月17日，牟其中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被收审。在监狱中的牟其中突然又恢复了政治热情，在入狱11天后，他破天荒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大胆地寄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等文章。更为重要的是，据传，他的这些信函竟然顺利地送到了成都、北京，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年初，牟其中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在入狱11个月后，他再次被释放。

　　1984年9月18日，牟其中匆匆召开了中德复业恳谈会，并很快将当初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办理了工商税务注册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公司正式开始营运后，牟其中通过不懈努力，从市农行贷款250万元作为创业资金。后来有人认为，这250万元可以说是牟其中真正起家的资本，而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农行就敢把这样一笔巨款借贷给一文不名的牟其中，政治因素应该是最关键的，但确实的原因却一直是一个谜。

　　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办在当地的东方红旅社里，走进公司大门就是一幅《好猫图》，《好猫图》上端横幅上写着“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若干年后，在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大厅，类似的一句话则是：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

　　在进行了大批新员工的招纳后，牟其中决定建立中德智力开发公司，开办中德企业管理夜校，并规定：凡是中德公司在家的职工，必须参加中德企业管理夜校学习，也欢迎万县市各界人士参加中德夜校听课。牟其中向职工们说，他所创办的夜校，要像毛泽东当年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

　　很多人说，牟其中是在1992年之后，开始从“千万级”跃向“亿元级”，并开始自我神话，但我更愿意相信，在第二次出狱后，牟其中的神话正式开始了。牟其中和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到底做过些什么呢？

　　——1984年下半年，牟其中突然对小三峡的风光来了兴趣，决定筹资去巫山县开发旅游资源。11月14日晚，由牟其中主持，在公司业务办公室召开了“开发小三峡风景旅游区座谈会”，并邀请中国书协理事周漫白，四川省美协会员蔡华义，省作协会员、《新花》副主编吴承汉等人参加。没几天，中德办公室就出了一期工作简报：《开发小三峡旅游区座谈纪要》。但后续呢？现在留下来的似乎只有1985年2月28日，《经济日报》的记者王青写的《拳拳赤子心》的文章，其中一段写道：“‘资源就是金钱’。万县市东有一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大宁河小三峡风景区，当地缺钱开发，牟其中立即筹建‘小三峡旅游开发公司’，准备大量投资兴建服务设施。”

　　——同年，11月，牟其中提出要在万县市建立一个中德服装工业公司，并请来服装设计自学成才的桑景全建立中德服装工业公司。12月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桑景全同志参加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工作协定书》。但在协议签署后第三天，桑景全却突然乘轮船东去，结束了与牟其中的合作。

　　——还是这一年，牟其中的办公室来了两个搞竹编工艺的年轻人，牟其中当场拍板，请他们来搞个中德竹编工艺厂，并立即办了营业执照。不料几个月后，当员工们再见到那两个人时，牟其中似乎对他俩很不感兴趣。这个厂当然也没有建起来。奇怪的却是，在《经济日报》同一个长篇通讯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话：“技术就是金钱。长江航运调价后，万县市小有名气的竹编制品销售困难，牟其中立即组织技术输出，到省外办竹编工艺厂。”

　　——该年11月，牟其中还成立了“中德造船厂”、“中德船队”、“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中德子弟校”、“中德公司商品房建筑公司”、“中德村”等等企业或者实体，但后来的统计显示，其中除了“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有过一段惨淡的经营外，其他的似乎都停留在开会、领取执照、见各报纸的阶段。

　　1984应该是牟其中一生中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牟其中开始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 
 
 
什么都能挣钱，组建的公司不下10个，提出的想法更是千奇百怪。到1985年，牟其中离开了没有折腾出什么的万州商界，把公司迁往重庆市中华路。

　　牟其中神话并没有结束。在万县的失败远没有击倒意志坚强的牟其中。从1985年开始，牟其中的视野从万县出来，中德公司也变成了南德集团并走向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现在，很少有人能够明确说清楚他到底做了多少贸易生意，有材料显示的包括：

　　和美国某家贸易公司合作，进口2万吨白糖，最后则以跳楼价卖给了一家广西企业；

　　曾组建公司在沿海收购海蜇皮，并下了大量订金，希望能够销售到国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外商却违了约，南德亏损几百万元；

　　在看好国内冰箱市场的前提下，从韩国进口冰箱3000台，后因市场变化，致使冰箱大量积压；

　　………

　　做贸易的牟其中从来不相信实业和生产，他后来的大多数理论也正是基于他多年的贸易生涯而创造出来的。

　　牟其中最可相信的神话，迄今只有如下一个：

　　“1989年，牟其中从万县坐火车到北京准备推销竹编和藤器。在火车上，牟其中认识了一个河南人，两人天南海北地吹起来，从他口中，牟其中知道了正在面临解体危机的苏联准备卖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两人东吹西吹，竟使牟其中做起了飞机梦。于是，牟其中在京郊租了一间民房，也不推销竹编、藤器了，到处打听有谁要买飞机。牟其中不懂航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钻。后来，他终于打听到1988年开航的四川航空公司准备购进大飞机，以逐步换掉运7、运12飞机。牟其中找到川航，正处于上升通道的川航自然很感兴趣，当时购买一架图154飞机需人民币五六千万元，而买一架波音客机则需两三亿元。于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民航总局同意，川航购进了牟其中以货易货购进的4架图154飞机。牟其中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七个省组织了500车皮商品交给俄方，单此一笔，牟其中就赚了八千万到一个亿。”（《天府早报》）

　　另外一个版本则来自目前依旧在为牟其中奔波，并被牟其中称之“从此你就与伟大联系在一起了”的夏宗伟。

　　“‘飞天计划’源于几个航空专家侃大山‘侃’出来的思想火花。那天，几个‘航家’闲聊着国内外飞机的型号、性能和价格差异，探讨着交易的可能性。例如，苏联同类飞机安全、耐用，只因耗油量大，价格只相当于美国飞机的1／4或1／3。一直在旁听的牟其中，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念头’，这个生意南德可以做。这在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计划，南德既没有对外贸易权，又没有进出口权。但老牟知道市场有这种需要和可能：四川非常需要增加飞机运力，但是没有钱购置飞机，当时买飞机票都得提前一周时间预订，此所谓‘蜀道难’；银行有钱，但担心‘三角债’和资金沉淀，不敢放贷；大量国营企业日用品积压仓库，变不成效益；而苏联飞机过剩却急缺日用轻工业产品。潜在的优势潜在的需求分散如沙，谁能够把他们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只有我牟其中。我委托国家唯一有权进口飞机的机构（支付委托费）代理进出口手续；工商银行认为进口‘图154’有利润，愿意接受南德为此业务而申请的贷款，同时接受川航提供的担保，于是，南德全力组织国内大量积压物品，委托北京某进出口公司出口。一系列组合变化，运筹奔波，终于使‘飞天计划’顺利成功。”

　　关于这次贸易，上述的仅仅是其中的两个版本，做过牟其中首席顾问的顾健先生认为，图154飞机易货贸易，并不是牟其中的异想天开，而是原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等老同志的主意，并且由当时南德的汪兆京等人实际操作的。牟其中仅仅是被神化罢了。

　　在1989年之后，牟其中的神话不断升级，除了上述所说的《经济日报》王青的长篇通讯《拳拳赤子心》之外（该通讯的作者后来撰写过《牟其中神话》长文，揭批了牟其中的造神过程），另外的四本书，则更是这个神话的催化剂，他们分别是：方位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地的神韵——一代儒商牟其中》，李玉石的《牟其中之谜》，还有袁光厚的《商海巨子——牟其中》、《牟其中——大陆首富发迹史》。《东方神韵》大约8万字，刊登在1992年5月15日《南德资料》第六期，《南德资料》是牟其中钦点的刊物，当然也基本上会依照他的想法去写，普遍被认为是神话牟其中的蓝本，也从这篇文章开始，牟其中突然又有了“中国第一儒商”的说法。

　　1993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其中之谜》，石破天惊，王青认为该书对造神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到了1994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袁光厚写的《商海巨子——牟其中》，被认为是牟其中亲自审定的唯一一本关于他本人经历的纪实文学作品。1996年1月，《商海巨子》经过修改、补充，以《牟其中——大陆首富发迹史》的新书名面世。牟其中的盛誉基本上到了生 
 
 
平最高点。

　　值得一提的是，牟其中的经济理论到现在看来，还有许多惊人之处，这也正是造神运动参与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地方：

　　其一：“99度加1度”的理论。牟其中所有的商业活动几乎都围绕“组装市场”来展开，而“组装市场”的基础即是他的“99度加1度”的理论。牟其中形象地说道：“有一壶水烧到99度，还没有沸腾，没有产生价值，有人就建议干脆把它倒掉重烧一壶。这种人是傻瓜。聪明的做法是，在这壶已烧到99度的水下再加一把柴，水就会开了，价值就会产生了。成功与否往往就在于这关键的一步。那么，这宝贵重要的1度是什么呢？它就是市场。”

　　其二：“平稳分蘖”理论。牟其中能够招揽大批人才追随，其“平稳分蘖”理论（也被称为人才合作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牟其中如此描述这个理论：“南德集团希望与国内外一切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士合作，愿意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与条件，也即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创立新的项目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赠给其主要成员。”

　　其三：“智慧文明时代”理论。这其实是牟其中对“空手套白狼”的另外一种解释，在《中国企业家》对他的采访中，牟其中如此解释：“从1992年以后，我就发现，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变得十分可笑了，工业文明的一套在西方也已经落后了，在中国更行不通。我们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有人说我搞的是‘空手道’，我认为，这是对无形资产尤其是智慧的高度运用，而这正是我对中国经济界的一个世纪性的贡献。”在这席话之前，牟其中的“对称说”也曾经被人广为传播：“哲学上讲究对称。我们身边许多事物都具有对称性，比如有阴就有晴、有潮起就有潮落……那么，历史上有一个时刻——我说的是50年代初公私合营，很短时间内资产由‘荣毅仁’口袋流向国家口袋；那么，就可能对称地存在着一个反向运动，发生资产迅速由国家口袋流向‘荣毅仁’口袋的运动———我认为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他的理论才华，的确让人惊叹。

　　妖魔牟其中

　　在媒体开始疯狂造神的1989年之后，也正是牟其中的神话开始超过想象的空间，并且出现了思辩上的紊乱的阶段，让我们看看他在媒体公开说过的一些构想和说法：

　　——1993年11月，牟其中提出“三转化改造国有企业”、“765工程”，半年之内，跑了7个城市，对200余家国有企业提出了股份制改造方案，简称为“三转一化”，即企业转制（一厂两制）、干部转型（由官本位转到金本位）、资产转资金（流动性），一化就是国际化。第二年又号称要改造3000家国有企业。四年完成整个中国的工业化。

　　——1993年，牟其中认为要抓住世界多极化的时机，营造了一个“中俄美大三角”理论，并公开表示要在地处中俄边界的满洲里投入1700万元开发一个边贸口岸，建立一个保税仓库，并促成中俄双方公路的对接。在1998年初春还执意召集“开发满洲里项目洽谈会”，牟其中冠之以“北方香港项目模式”，对外号称投资了几十个亿。

　　——1993年6月，牟其中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他将与重庆大学合作，改造重庆山城火锅，他要把四川重庆麻辣风味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华人所在地，创造中国的快餐连锁店，并且5年内做到年销售收入100亿元人民币。为此，重庆大学调集力量建立了“火锅系统工程研究所”。

　　——1994年，牟其中考察陕北，情绪激动地表示：准备在陕北投资50亿元。牟其中后来对陕北官员说，他手中暂时没钱，但陕北可以把国家下拨的扶贫贷款转划到南德账上，然后由南德去“运作”，保证能“搞到更多资金”。

　　——同年，老牟提出建一个118层高的大厦，地点考虑在北京或上海，下边的广场就叫小平广场，投资100亿元。

　　——1996年，牟其中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公开对老美说，要在世界上金融资本最丰富的华尔街投资，并且把“我”的企业“摆”在华尔街，这样，他就可以无限地投资，无限地花钱；同年，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他宣称要在国外建立2家商业银行、20家证券公司、30个南德港和招聘250名金融设计师。

　　——同年3月，牟其中提出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我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继而，他又提出采用定向爆破的办法，在横断山脉中筑起一座拦截大坝，可以引入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这等于给黄河增加了四倍的水量。牟其中说，建了通天河大坝，等于造了两条黄河，南德的通天河工程又从哪里募集570亿的资金？牟其中说：“由联合国计划署出钱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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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其中，他习惯被人神话，最后，他在神话中开始不自觉地神话自己。

　　也是在这几年，当初蒙上神秘面纱，以雄辩著称的牟其中正在时间的巨轮下显得苍白起来。一大堆材料开始出现，并且揭示着牟其中的企业、思想甚至身份上存在的种种谜团。

　　南德到底有多少钱？

　　据较为可靠资料显示，1997年，牟其中的南德经济集团的欠款高达：2073.5万，包括富亿通进出口有限公司3284133元、华夏银行3,75016065元、四川省乐山工商银行信贷部11811060、广西区南宁市工商银行8800458万、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50341等。而在同年牟其中给北京领导的信里说，“南德公司在大陆有资产合计7.5346亿元，负债合计1亿1.197亿元及230万美元”。在另外一张牟其中报给官方的“南德集团国内资产明细表”中，南德的这些财产包括“存货553万元，房产及固定资产9298万元，应收款10057万元其中：宜昌工商银行欠南德280万元，投资10260万元其中：满洲里口岸投资5448万元、满洲里土地使用权45178万元（只给了1700万元）等。媒体认为牟其中隐而不报的巨额债务包括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建设银行1200万元人民币、四川省重庆市柴油车修配厂1.4亿元人民币、无锡市生产资料公司近1000万美元（只还了1000万元人民币）、满洲里市11.8平方公里土地使用费只写了欠款条约1亿元人民币、牟其中已向国外转移的款项等等费用。

　　《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曾经在《牟其中：其人其骗》一文中，对南德集团资产问题有过详细的分析：

　　——1993年，南德制作的宣传手册上有“财务报告”一栏，正式公布的数据是：总资产８.６亿元（人民币，下同），净资产４.８亿元，固定资产２.９亿元。

　　——1994年《财富》杂志指出，南德集团“在海内外拥有２０多家企业和７家研究所，业务涉及航空航天、区域开发、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房地产、通讯、影视、国际贸易、高科技开发、金融、文化教育等。１９９４年总资产１９.９亿元，净资产９.４亿元，利润２.５亿元。”

　　——1996年３月，牟其中上书中央高层领导，陈述自己的资产状况：“拥有主要资产７.５亿（在这里，牟其中回避了‘总资产’和‘净资产’这两个经济学上的专门术语，改而用‘主要资产’来证明自己富有），负债合计１.１２亿人民币及２３０万美元（未计算利息）。”

　　——1996年６月，《福布斯》杂志公布该刊评选的全球３７６位财富超过１亿美元的华人富豪榜，牟其中排名第３７４位，个人财富为１亿美元。牟其中看到这个排名表后在公司内部说：“这个排名很准，我们的资产就是８个亿左右。”

　　——1997年９月的新闻发布会，面对数十名新闻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机，牟其中信誓旦旦地说：“南德总资产20亿元，负债4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3.3亿元）。”

　　他的思想到底如何理解？

　　有一段来自王青先生的描写：“博闻强识给老牟带来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学术上的孤独。吴戈说他经常骂‘傻博士狗屁不通’，他会这样骂，也有资格这样骂。孤芳自赏，使老牟形成一些特殊情趣。比如，双休日带一班‘傻博士’到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百花山喝茶侃大山；比如，常带着类似笔者这样的‘书呆子’乘火车出差；还比如，他在樱桃沟办了一所‘南德儒商学院’，每届百十名学员，亲自授课，乐此不疲。现在看来，在寺庙里、火车上、山沟里为人‘授业’、‘解惑’是一种心理疾病。一位‘傻博士’笑着对笔者说，‘老牟演讲听一次让人着迷，听三次没什么意思，听五次就烦；但我从不表现出来——他既然一个月肯花3000元雇我来听，我就忍着吧！’”

　　王青还描述过被他思想的空洞化所惊醒的一个例子，他说：“老牟与金融游鳄索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索罗斯曾口出狂言，‘我拥有的权力超过了我的预料，……我曾经幻想自己是上帝。’199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与54岁的牟其中乘火车去包头，很吃惊他也成了上帝。当谈到中西部交通不便，极大制约经济发展时，他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有一个小组正在俄罗斯谈判购买飞艇，这两天就要签约。飞艇特别适合中西部落后地区，时速200公里，运送2000人，……它只需要足球场大的起降场地，一般中小学操场就够了！’话题转到东南发达地区，他说，‘我正在做一个项目，修海上高速公路，修成后从上海到宁波用不了两小时，至少可以节省300公里路程。’我大惊，‘那需要多少钱？’‘不多。其实是修十几座跨海大桥，上海经嵊泗岛、岱山岛、舟山岛到北仑港，2300亿元就足够了，专家算过，换成美元不到300亿，没太大问题！’”

　　牟其中完全成为了自己思想的囚徒，他不断经历着思想的冒险，一次又一次，让人惊叹他的前瞻，又体味不可思议，直到最后发现很多无解、甚至无知之处，而不得不弃之离去。

　　他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

　　关于牟其中到底是首骗还是首富的说法，到2000年似乎终于尘埃落定，但争论牟其中是 
 
 
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却成为了新的话题。

　　被认为彻底为牟其中是首富还是首骗定了位的《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认为，牟其中应该是一个政治家，老牟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政治家，比如他的南德集团也要搞南水北调工程，计划炸开喜马拉雅山，引雅鲁藏布江的水入黄河。他还说将来可以请某中央领导退下来以后做，口气之大一般人绝对达不到。

　　《虚幻与梦想——大陆首富牟其中真相揭秘》、《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两书的作者吴戈先生则认为，在近代中国史上，风云变幻，使几代中国人都带有一种政治或者是政治家情结，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要自觉地在思想上转型。但同样是有政治或政治家情结的企业家，并不都像牟其中那样行事。柳传志办事就很谨慎机智。但老牟不是这样，他的公司设置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结构。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处叫监察部等等。他请了很多官员和学者，不停地开各种关于国计民生的研讨会，而这一切和公司的业务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注意的只是树立政治形象。即使为了从政，也要先把企业做好。而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什么实业都没有，连办公场所都是租的。从这些方面看，牟其中的政治幻想，显露无疑。

　　吴晓波在他的著作《大败局》中同样怀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牟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经济家：“牟其中认为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均对中国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他的内心里，是十分寂寞和不满的，他渴望获得政治上的认同，渴望成为政治主流视野中的典型。”

　　也许在牟其中的内心里，政治的梦想才是他不断堆砌那些几乎越来越政治化的幻梦的原始冲动。

　　围攻牟其中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1983年，当牟其中在万县的监狱里因为投机倒把罪服刑的时候，正是靠着一群有良知的记者的四处奔走，才最终获得了自由；而似乎正是在这次牢狱之灾后，牟其中利用媒体、人际网络的能量开始大量释放。

　　曾经在1996年进入牟其中的南德，观察了牟其中两年的刘汉太先生对自己在南德的一番经历有过如下的描述：

　　“1996年3月，我到南德去应聘。南德的原则是：任何人必须放弃一切自治。我也必须一切从零开始。……我真的进入南德的围栏，从此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研究牟其中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呆地坐着。没有报纸可看。没有电话可接。没有事儿可以插手。没有讨论的话题可以插嘴。有的只是悠闲、空寂和清静。这日子够舒服，三天两天还行，四天五天就有些受不了了。我是来做事的，我希望融入南德的血液。然而，除了办公厅、人事部、报社、金融部的人忙，大多数单位和大多数人都闲着。……老职员们似乎已习惯了此种生活方式，稳稳实实地坐着，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新来的人则焦躁不安，他们渴望做事，渴望展示能量，渴望建功立业。有的人不停地写建议，拿方案，但递上去不是石沉大海便是打入另册。……老南德人告诉我：到这里来别指望做什么事。学什么都白搭，用不上。因为所有部门都是虚拟的，并且风水轮流转，三月一换：今天你当服务员，打水扫地擦地板，没准明日让你去搞融资；今天你是一个护士，明日可能出任国企项目负责人。你学化学的地质的商业的物理的管理的政工的全无用，因为牟总需要的只是你这个人的符号你这个人的牌子，比如你是作家、《人民日报》记者这金字招牌，但在集团内，也只把你当个棋子，聋子的耳朵——摆设。可是，我又不信了：白养三四百号人，不耗钱么？他们说，牟总说孔子讲学弟子三千。他不要三千但要三四百人。他拿钱买你的青春，买你的时间，这叫公平交易。其实，他是雇人赚吆喝。何谓吆喝？当他心血来潮宣称发现了什么思想、开辟了什么战线、想出了什么高招时，要有听众，要有吹鼓手，要有掌声、鲜花与笑脸……”

　　正是这些被他“养”的人的良知最终成为了帮他掘墓的镐橇。

　　吴戈、顾健、刘汉太等等或是他的顾问，或是他请来的高人，但在真正了解了牟其中或者说了解了南德后，却几乎都是带着失落离开了。在离开后，他们关于南德和牟其中其人的解读，一度成为了让牟其中无处可遁的公道之论。

　　方进玉、王青等人则几乎都是国内大型经济、政经媒体的资深记者，他们多年来关注南德，关注牟其中，采写了大量其人其事。当年，正是王青们的一系列稿件，帮助“投机倒把”的牟其中第二次出狱，王青们看着当年充满创业激情和财富智慧的牟其中由人到神，又由神到妖，最后“天要其亡，必令其狂”。

　　除了他们，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不能不提及，他就是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 
 
 
汉珞珈律师事务所主任。1997年，就是他在代理一起民事官司时，发现了南德巨额信用证诈骗的问题。而随之牵扯出来的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下称湖北中行）事件，则直接成为了南德和牟其中倒台的导火索。

　　1997年，湖北中行将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下称湖北轻工）、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和南德集团3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付其垫资的信用证项3亿多元的人民币。陈晓枫和上海律师吕国耀受交行贵阳分行委托出庭辩护。

　　陈晓枫在收集此案证据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疑点——湖北中行垫付了进口货物的巨额资金，但中国所有的港口都没有牟其中进口货物的影子。

　　此案所涉信用证规定的海运货物到港是青岛港。但青岛海关监察室在1997年1月15日通过电脑查询开出材料证明：自1995年8月至1996年12月间（信用证期间），湖北轻工与南德集团根本未办理过任何进口货物报关手续，而青岛港在信用证相关时间，也从未有过此案当事人提货报关的记录，而后在当庭质证时，轻工、南德均未对此证据提出异议。

　　陈晓枫当时就断定：进口货物只是牟其中玩空手道的道具，银行据以支付资金的重要凭证——海运提单也是伪造的，这应该是一起罕见的信用证诈骗犯罪。

　　陈晓枫在庭审后，与相关银行一起，先后两次向国家有关部委写了两份《情况反映》，引起了高度重视。在中央政法委的主持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涉及该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就此专门召开会议。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着手调查南德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一事。经过查证，调查组得出6个字的结论：“假进口，真骗汇。”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被长期限制出国的情况下，依旧像往日一样坐着一辆黑色的奥迪到公司总部上班，当车行驶到公司附近，一名交警走上前来拦住他的车，接着，几名警察快速跟上，正式拘捕了牟其中。

　　据说被拘捕的时候，牟其中的口袋中放着便条，希望友人们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牟其中的第三次铁窗生涯再次开始了，无法想象的是，他似乎依旧没有被击溃，即使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他也无法让自己可怕的想象力停下来。和第二次在监狱提交入党申请书、撰写社会主义经济稿件不同，这次他转向了他所认为可能改变自己和企业的经济格局。牟其中写下三封信：一份给党中央，一份给全国人大，一份给维持南德运转的“五人小组”。牟其中谈到由南德公司牵头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健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应在十亿美元以上。除了跨国办特区，牟其中还请求中央指派一个部门出面领导南德自费创办一所“南德世界大学”，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智慧并有效地管理智慧”，“将南德积累、试验了二十年之久的已经成熟的、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和生产方式向社会展示出来。通过示范效应，推广这一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期我国国民经济能以一个以今天（人们）无法理解的速度增长。”在信函结尾处，牟其中壮怀激烈地呼吁：希望“中央拿我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我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我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我，我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在监狱中，他依旧做着神话的幻梦。

　　2000年5月30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认定，牟其中经前妻夏宗琼介绍与澳大利亚澳华公司经理何君相识，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的方式，通过对外循环开立180天远期证的手段，非法获取银行资金，并商定由何君找到可以为南德集团开信用证的湖北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牟委托何君作为南德的代理，负责与湖北轻工联系，并指使员工姚红、牟臣持牟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到武汉与何君具体商谈开证事宜。判定自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12日起，南德采取虚构进出口货物的手段，通过湖北轻工在湖北中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开证额是8000多万美元，通过香港有关银行议付信用证31单，获得7500多万美元，造成湖北中行实际损失3500多万美元。

　　在距法院开庭审理近6个月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天津开发区南德经济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法庭宣判后，牟其中不服，当庭表示要上诉。

　　2000年8月22日，上午10时许，牟其中一案的终审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驳回了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时年，牟其中59岁，武汉洪山监狱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狱中牟其中

　　有时候，那些享受过生命，接受过打击的人，从来不会被命运所打败，牟其中就是其中的杰出者。

　　2003年以后，有３件事，让牟其中事隔3年后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2003年中秋，牟其中的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据牟其中的秘书、诉讼代理人夏宗伟说，这是法院方面依据牟其中在狱中表现良好的情况作出的决定。

　　2004年开春，媒体称因贵阳市交行不服判决，牟其中案将在湖北高院再审民事部分，如果出现新的与此前存在重大冲突的证据，也有可能牵涉到牟其中案的刑事部分。这一消息被证实后，许多人表示，是否意味着牟其中案会出现转机？3月，湖北省高院通知对本案民事部分进行重审。3月25日夏宗伟代理牟其中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中止民事审理并转入刑事审理紧急申请书》。3月29日湖北省高院突然发出《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4月2日夏宗伟代理牟其中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刑事申诉及指定管辖申请书》。最终开庭日，被无限期延后。

　　这一年，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又一轮热潮中，牟其中的名字又开始大量出现在媒体上，同期还出现了一批为牟其中“正名”的文字和现状的采访，其中的很多报道让我们再度产生了幻觉——这个63岁的牟其中，似乎又变成了43岁的牟其中。

　　“洪山监狱中有几份当地报纸，犯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央视的《新闻联播》，也可以收看到国内主要的几个地方台。牟其中自己也订了些报刊，如《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牟其中的前生活秘书夏宗伟每月还给他送去《特供参考》和一些书籍。尽管如此，牟其中一直认为自己是孤独的，他经常发出无人能够理解他‘满腔报国心’的悲鸣……‘从南德目前拥有的国内外的巨大无形资产来看，从南德已经掌握的智慧经济的操作方法来看，从南德过去处理过类似问题的经历来看，我有把握在两年时间内，解决南德的流动资金问题，连本带息偿还国内全部债务。’牟其中已开始考虑出狱后的工作安排。南德集团曾提出用10年的时间，进入年利润排名世界前10强企业之列。1992年，这个宏伟的企业目标，一经牟其中的口说出就备受国内媒体的质疑。2004年7月8日，牟其中通过南德理事会宣称，该目标依然有效，不过，要加上南德的恢复期3年，一共是13年时间，届时，‘南德经济帝国年利润必须在150亿美元以上’。他制定了一个‘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并委托南德理事会开始联络仍旧追随他的原南德的骨干，为实施他的远大理想做准备。牟其中计划实施三个项目：‘对称计划’、‘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对称计划’即发射88颗低轨道卫星，无数平流层飞行器和地面服务站组成的、涵盖全球南北85度以内任何一个点的无线网络。牟其中称，这种架构下的服务成本仅是目前同类产品的六分之一，因此，将全部取代‘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公司的通讯、数据、宽带、图像等业务’。二是‘开发西伯利亚’。开发西伯利亚的首要条件是在莫斯科建立公司，允许南德职工数百万人进入西伯利亚就业。西伯利亚无人烟，有资源，杜马应同意南德工人去这些地方开发，向俄罗斯国家纳税（包括资源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9日）

　　《中国企业家》杂志则在寻访了这位前中国首富后，提醒人们，“牟其中欲重振南德，称我还在路上”。

　　“牟其中将南德集团的现状称为‘南德废墟’，他坚持认为这废墟‘至少还有30亿的净资产’，主要包括硕果仅存的航向3号卫星（先后被迫出卖1、2号两颗卫星的股权）和满洲里1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认为，南德资不抵债是图谋消灭南德的势力制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实际上，这些资产是否还属于南德集团，尚有待牟其中去一一交涉，如果有一天他能如愿改判无罪的话。……牟其中仍然信心十足：‘这种自信来源于南德过去辉煌的业绩。一家在几乎四面围剿中的民营企业，能完成中俄（苏）两国间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贸易，换回四架飞机；能研制、发射、经营几颗人造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其中还包括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能率先发动建立一座现代化的边境城市（满洲里），能不能称之为辉煌？’牟其中认为，别人只看到了南德被‘围剿’时的狼狈，而‘当年我只能用10%的精力和智慧来经营业务，而要用剩余的90%去应付环境的压力’；如今‘民营企业生存的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他认为自己出狱后的作为可想而知。‘我估计自己至少还可以高强度工作20年。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91岁去世，我与他的一位侄辈企业家有过合作关系，知道哈默在临去世的前几天还在工作。’”

　　除了依旧保持着他的语言本色外，牟其中真的开始恢复常人的思考了吗？

　　据说，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牟其中现在每天早上5：l5起床，长跑4000米，直到全身汗流浃背，6：30早餐，7：00上工，11：30下工，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会，晚上5：30吃饭，洗冷水澡，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每周供应的两次肉，坚持忍住不吃，滴酒不沾，以此培养自己的体魄。

 
 
 
　　“他出狱后将放弃国家赔偿，他要用这种锻炼身体、延长生命的方式把坐牢的损失补回来。”现在唯一还在留守的夏宗伟如此为他作答。

　　最悲凉的中国首富

　　牟其中的崩溃，绝对不是瞬间的事情，他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貌似盎然，内部中空，无数的虫蛀正慢慢掏空他的身体，包括他自己的空想，包括他难以言说的政治自卑感和政治情结。

　　翻阅资料，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中国最悲凉的首富。

　　还是上文所说的夏宗伟，曾经对牟其中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这似乎是对这位第一个被击倒的中国首富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外部环境最贴切的注解：

　　“老牟确实是一只无脚的鸟，他只能飞翔，却又没有好的空气——他必须要在南德的路上走到底，但资金不够，环境不畅，力量不济。于是他只能不断造势，不断许下诺言，夸下海口，以期吸引眼球，得到支持，并弄来钞票。因为在他看来，他若停下来，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而继续往前走，也许可能柳暗花明。”

　　曾任南德经济集团顾问的顾健先生的说法，提供给我们一个除人性外的另一种视角。他说出了牟其中问题的实质：牟本人并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的素质和他巨大野心之间的落差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注定了他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牟其中的失败，不是一个企业家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的失败。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史上，或者说中国企业史上必须被记住的名字，如果我们仅仅把牟其中定义为一个骗子，他的成败得失，也许并不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如果把他定义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金融家，不但真正的企业家不愿与他为伍，恐怕连心高气傲的牟其中自己也不会同意。

　　也许迷雾一样的牟其中还远没有到最后可以定论的时候，正如南德留守人员刘井冈所说：“牟其中成也罢，败也罢，应让历史去说。”

　　“历史要将我推向高峰，所以要先将我打入深渊。”牟其中的这句话，希望不会是他最后的豪语。

　　附件：牟其中语录

　　“在中国，如果想整一个人，首先要查他的政治问题，实在查不出来再查经济问题；如果经济问题也查不出来，就只好查作风问题了——现在有人向您反映作风问题，至少说明我既没有政治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在被记者询问和夏宗伟的关系时，牟其中说。

　　“融资嘛，比如说今天中午我没饭吃，我向你借钱……”1999年，牟其中在法庭上回答法官问。

　　“从此你就与伟大联系在一起了。”在夏宗伟做为最后一个留守者成为他全权诉讼代理人时，牟其中语。

　　“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不能分离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我即使感觉到危险，我还要干。”在答美国记者问时，牟其中回答。

　　“我就是要炸一条通道让西方看看。”牟其中关于要炸开喜马拉雅山50公里时表示。

　　“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牟其中为南德集团的题词。

　　“这一次，我将从负四亿元人民币的起点上起步，我的感觉不是担心，而是感谢命运又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我感到一种临危受命的激动！”三度入监狱后，牟其中说。

李嘉诚：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有巨大的雄心及高远的梦想，区别在于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些梦想。当梦想成真的时候，会否在成功的台阶上更知进取？当梦境破灭、无力取胜、无能力转败为胜时，会否被套在自命不凡的枷锁里？是否跌进万念俱灭无所期待的沮丧之中？再有学识再成功的人，也要抵御命运的寒风。虽然我在事业发展方面一直比较顺利，但和大家一样，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我也有达不到的梦想、做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有愤怒、有不满，伤心的时候，我亦会流下眼泪。”

 
 
 
　　——李嘉诚 《香港理工大学李嘉诚楼命名典礼致词》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香港

　　籍贯：广东潮州

　　出生年月：1928年

　　行业：房地产、电信、能源、投资、贸易、基础建设等

　　财富状况：200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22位，总资产超过130亿美元，既是香港首富，也是全球华人首富。

　　家庭：有两个儿子

　　1940年，浮云过隙。

　　这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在他连续执政的第8个年头，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人均GNP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

　　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仅一年，德国人正在破坏整个欧洲的经济动脉，德军攀越阿登山区，经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很快占领了法国全境，被神话般信奉的马其诺防线最终成了无用的摆设和对战败者的讽刺；

　　这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攻坚阶段，所有的一切岌岌可危，在中国的东北工业中，日资占资本总额的80.8％，中国民族资本仅占17％，国家仅仅占有2.2％。而整个亚洲，尽管拥有世界3/5人口，它的生产量却跌到了世界总产量的1/5；

　　这一年，英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广州沦陷，香港危机四伏，成批难民涌入这座城市，香港工业迎来战前的最后一个动荡但趋前的时期；

　　这一年，还有两个后来震动中国的人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市，李小龙来到了后来让他荣耀加身的世界；荣智健则被认为衔着金钥匙诞生于大贵之家；

　　这一年，还有一个人携一家五口带着几件旧衣服从烟雨蒙蒙的面条巷走上了潮州古道，又从潮州古道走进了香港，从香港西环的爹士校街的小塑胶厂走向新蒲岗，走向筲箕湾，走向北角，进而走向香港中环的心脏地带皇后大道中的华人行，最后又走向了世界。

　　这个人，不独裁，不骄横，不势利，不跋扈，不放弃，不软弱，不低头，不绝对，不世故，不放慢脚步，也不故步自封；

　　这个人，总戴着黑边眼镜，据说一身灰色的西服一穿就是十来年，只有3双皮鞋，没有一双是名牌；

　　这个人，每天工作不少于15个小时，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会去高尔夫球场，他说除了高尔夫他没有任何别的娱乐；

　　这个人，1923年出生于潮州，1940年到香港，15岁失去父亲，18岁做经理，19岁做总经理，22岁开始自我创业，30岁的时候资产过千万，39岁开创华资收购英资财团首例，40岁成为地产巨头、超级富豪，73岁首成亚洲首富，资产110亿美元。

　　他就是李嘉诚，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华人企业家，能够超越李嘉诚而获得更多的激赏；迄今，也还没有一个华人富豪，比李嘉诚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2005年，李嘉诚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22位，总资产超过130亿美元，其财富总值增加了6亿美元，即约47亿港元。（亚洲首富之位被印度钢铁大王米塔尔夺走，后者由上一年的全球第62位跃登至第3位，财富总值达250亿美元，仅次于盖茨的465亿美元及巴菲特的440亿美元。）

　　在华人世界，再也没有比他更富有、更传奇的人了。

　　塑胶时代：一个伟大的盗火者

　　1928年生于福建潮州的李嘉诚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众多奇迹创造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在战火中逃往香港，然后，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承担起全家的希望；他没有依靠任何人，而是以自己的诚信、坚忍不拔的态度，以及勤奋获得了第一桶金。

　　李嘉诚的财富积累最早始于塑胶用品。

　　从推销员到生产商

　　跑过街，当过茶馆和钟表店学徒的李嘉诚在1950年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道路，这一年他22岁。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向亲友筹借的5万港元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长江塑胶厂”，决心独闯天下。

　　李嘉诚为什么选择进入这个领域呢？这与其推销经历密不可分。

　　李嘉诚早年的推销经历非常丰富，做过铁桶的走街郎也做过塑胶桶的销售员，18岁成为一家塑胶桶厂商的总经理，而正是将近4年的塑胶产品的从业经历，促使他走上了塑胶生产之路。

 
 
 
　　李嘉诚早年的创业和众多同一时期参与战后香港发展的企业家一样，充满了艰险和困惑，吃苦耐劳和勤劳实干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而在早年从事塑胶产业的历程中，李嘉诚“偷师意大利”的故事，被他的所有传记作者描述过。

　　１９５７年初的一天，李嘉诚阅读新一期的英文版《塑胶》杂志，偶然看到一小段消息，说意大利一家公司利用塑胶原料制造塑胶花，全面倾销欧美市场，于是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技术上的支持。

　　到了意大利，李嘉诚风尘仆仆来到该公司门口，但却戛然却步。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守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购买技术专利，然而，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它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时方肯出手。

　　李嘉诚想了个办法，当时这家公司正在招聘，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只有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所以老板给李嘉诚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

　　李嘉诚在这家公司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一收工后，他就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没过多久，李嘉诚就熟悉了整个生产流程，可是，属于保密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得而知。他开始打工人的主意，一到假日，李嘉诚就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厂应聘做技术工人。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几个月后，李嘉诚返回香港，开始大展拳脚，他把“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积极扩充厂房。由于长江生产的塑胶产品，特别是塑胶花款式新，质量好，价格低，在销售上又有李嘉诚长期积累的人脉和经验，长江很快打出了市场，在香港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小小的香港塑胶市场，有了一个新的拥有创造性的企业。

　　“担保者是你自己”

　　1957年以后，李嘉诚凭借简陋的生产设备生产出了大批质优、价廉、新颖、别致的塑胶花产品，“长江工业有限公司”也获得了不少海外的订单，但李嘉诚和整个香港一样陷入了资金短缺、设备无法更新的困境。李嘉诚不敢贸然接单，在无法更新设备、招收新的技工、增加厂房的基础上，他的塑胶花生产能力正受到严峻的考验。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出现了。

　　一位来自欧洲的塑胶花经销商来到了李嘉诚位于新蒲岗的低矮厂房。他告诉李嘉诚他需要大批塑胶花。但在看了李嘉诚的厂房和设备后，这位欧洲人告诉他，尽管长江生产的塑胶花款式新颖，质量可靠，他的工厂管理严格有效，但没有资金和好的设备，他无法把订单交给他。看着诚恳的李嘉诚，这位经销商临走的时候对他说，如果有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者商贾愿意为其做这张订单的担保人，他会考虑。

　　商业的竞争有时候就是这样突兀，当李嘉诚绝望的时候，又有人给了他希望，但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会来帮助他的人呢？年轻的李嘉诚脑海中出现了两年前贷款给他的银行，出现了正在经营中南钟表公司的叔父庄静庵，他们会成为他的担保人吗？

　　第二天，李嘉诚再次约了这位订货商。在香港一家知名的咖啡厅，李嘉诚决定做一件在当时几乎注定将失去订单的事情。他从随身的手提包中取出了按照订货商要求而设计出来的新款塑胶花，把它们小心地放到了他的面前。

　　没有担保合同，只有8件让人喜欢的作品。

　　李嘉诚诚恳地对欧洲客人说，这８款作品是昨晚他和设计人员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设计出来的适合他的塑胶花，其中５款是根据他的要求设计的，另外3款则是考虑圣诞就要到来，它也许会有市场。

　　欧洲人似乎忘记了昨天所看到的李嘉诚的工厂，他看着这些产品，没有说什么。

　　李嘉诚开始实话实说，他告诉订货商，自己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担保人，香港经济情况也不允许他去寻找自己的亲人朋友帮忙。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十分希望能得到这次并且能够长期得到你的订单。长江虽然现在没有资金和取得担保，但我们一旦合作，我可以为你提供全香港最优惠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并且保证如期交货。当然，我们没有担保人，我尊重你现在做出的任何决定，我会理解。如果无法合作，这８款塑胶花样品，如果你觉得满意，我愿意送给你，只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和你合作。”李嘉诚孤注一掷。

 
 
 
　　李嘉诚的坦率和诚实，是他最被人称道的品质之一。欧洲人被说动了，他清楚，这个年轻人也许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甚至没有足够的工人，但他却有诚实和最坦诚的合作精神——他只要一款塑胶花样品，他却给了他８件。

　　昨天要求的担保人现在似乎不重要了，他同样钦佩李嘉诚敢于将样品送给自己的勇气，香港的竞争日益激烈，李嘉诚的这种行为，本身已经是最好的担保。

　　“你就是你的担保人。”他对李嘉诚由衷地欣赏。

　　没有担保人的李嘉诚获得了他的订单。

　　回忆往事，李嘉诚说，1957年完成的这桩生意，才是他最终走向“塑胶花大王”的起点，而我们看到的正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时，李嘉诚体现出来的质朴的勇气和诚实的品格。

　　生平唯一一次冒险

　　２０世纪5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迅速成熟，塑胶花行业更是出现了大批企业，很多厂商的规模也远远超过李嘉诚。李嘉诚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香港市场太小，而正在兴起的欧洲才是他的塑胶花最终的出路。在这一年，李嘉诚开始在一些国际知名的行业杂志上刊登企业的广告。谁都无法理解，凭他的企业规模，为什么要去这样的杂志进行宣传呢？也就在打了广告的这一年秋天，又一个机会出现了。

　　一家北美大型塑胶花公司给李嘉诚发来了电报，电报里说，他们将在近期来香港，考察长江塑胶厂和其他塑胶花企业，以寻求长期合作，他们的采购部经理将在一周内到达。

　　7天？7天时间，一个也许将给予全年订单的大商人要来长江塑胶厂考察？敏锐的李嘉诚知道，这将是他走向欧美的一个契机。但和第一次与欧洲人合作一样，李嘉诚开始为自己的生产规模担心起来，要知道，这次来的客人非同小可，过去“设计攻关”的办法显然是无效的，和这样的大企业合作，除了实力还是实力。

　　李嘉诚一生中很少冒险，但这一次，也许是他这一生中最值得被记取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抉择。李嘉诚内在的魄力再一次显示出来，这个被很多人认为的商业帝国中的保守派只有在最关键的企业机会出现时，才会表现出过人的勇气。

　　当天晚上，李嘉诚召集了所有的员工通告这一消息。他告诉这些同事，从今天晚上起，每一个人都要想尽办法找银行贷款，以购入全新的生产塑胶花的设备，同时，这个历时5年多的厂也将搬迁，他们将找到合适的工厂，并建设全新的生产线。

　　所有人都在嘀咕：这是不是一个神话？但李嘉诚相信，神话是可以实现的。这个7天的过程在很多李嘉诚的传记中出现过，但具体到银行、场地、设备购买的细节却很少提及，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用7天时间，建设一个全新的厂区，寻找更多的员工和购买整套最先进的设备，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莫大的信念。李嘉诚做到了。

　　7天之后的早晨，李嘉诚出现在机场，他等来了从北美来的贵宾，然后亲自开车，把他接到了位于中环附近的新工厂。

　　慕名而来的欧洲人看着长江塑胶崭新的生产设备和精美的样品，非常满意。

　　订单的签约过程，比前面的７天要快很多，订货商为长江带来了每年百万美元的生意，而对于李嘉诚而言，这笔买卖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位客户后来成为了李嘉诚和加拿大银行之间的一条纽带，为后来李嘉诚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加拿大能源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冒险者永远只有一个机会，在一个塑胶花盛行的“假面时代”，在香港低成本制造业开始走向全世界的时候，李嘉诚用7天的时间，完成了香港塑胶花企业到世界级塑胶花企业的飞跃，而他等待的时间是之前惨淡经营的5年。

　　之后，李嘉诚把企业的战略重点定义为发展海外市场，也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大市场对塑胶花的需求日益扩大，李嘉诚争取了大量的海外长期订单，以微利和较好的产品、设计成为众多国际厂商青睐的香港塑胶花生产商。据李嘉诚透露，当时，庞大的塑胶花市场，每年为长江塑胶厂带来千万元的利润，长江塑胶厂也成了国际塑胶花行业中的翘楚。仅用了几年时间，长江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基地，李嘉诚由此也获得了“世界塑胶花之王”的称号。

　　到1960年，年仅30岁的李嘉诚跨进“千万富翁”之列，他的塑胶花帝国也在这个期间达到了巅峰状态。

　　地产时代：不一样的投标人

　　真正让李嘉诚崛起的是香港的地产。

 
 
 
　　一个确凿的数据是从1958年到1969年底，李嘉诚所拥有的楼宇面积从12万平方尺，扩大到了630万平方尺，而也就是在这十余年时间里，香港经历了世界能源危机、抗英暴力事件，以及银行危机。

　　李嘉诚的地产之道是其对转型的一次经典把握，但也和上述几次危机密不可分。

　　在危机中收楼

　　２０世纪60年代，塑胶花市场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60年代早期，几乎每一个香港家庭都拥有数把用于装饰的塑胶花，一些大型聚会更是需要大量塑胶花点缀。也正是在这几个年头，李嘉诚的塑胶花市场越做越大，成为香港当之无愧的塑胶花领袖企业。靠塑胶花获得第一桶金的李嘉诚此时却开始为自己企业的未来担心，他很清楚，作为一个阶段性，且迅速走红的非实用性工业产品，塑胶花存在太多的缺陷，塑胶花的市场必将在未来几年里萎缩，直到被新的装饰物替代。李嘉诚清楚，自己目前的生产规模也已经到了极限，而且，由于厂房等问题，再扩大企业也已经没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那个时候，我的工厂和房东签订的是短期合同，每次续租总牵涉到大幅加租的问题，我很苦恼。”李嘉诚回忆说，“于是我想如果自己兴建一座大厦，不仅可以解决工厂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将空余的厂房出租。”

　　李嘉诚第一次有了向土地要财富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李嘉诚开始坐不住了。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买土地并开始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业大厦，与此同时，李嘉诚的塑胶花生产开始大幅度调整，曾经为他带来大批财富的塑胶花生产逐步缩小生产量，转而进入国际塑胶玩具市场。长江塑胶厂开始了新一轮国际专业杂志的广告投放，而这次宣传的则是长江所生产的各类新潮的塑胶玩具。4年之后，当香港大批塑胶花生产商为自己的库存感到头疼的时候，李嘉诚的塑胶玩具已经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不仅畅销美国、欧洲，甚至远至澳洲、南非，出口额一度达到了1000万美元。

　　塑胶玩具的利润成为支撑李嘉诚房地产市场开发所需要的资金来源。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并兴建工厂大厦，和1958年开始兴建的大厦一起，李嘉诚拥有了12万平方尺的楼宇。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似乎没有比土地的占有，更能显示个人的财富和地位，而同时土地的命运又和政府的导向密切相关，李嘉诚很清楚这一点。1962年，港府通过了修改后的香港建筑条例，并决定在1966年正式实行，由此香港房地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地产时代。拥有土地的厂商和企业家们，纷纷希望在１９６６年来临之前完成建房，并迅速扩大房地产的投资。正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李嘉诚一边做着他的塑胶玩具，一般继续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地大兴土木，而真正让“塑胶花李嘉诚”成为“地产李嘉诚”的也正是在这股房地产热的后半阶段。

　　1965年，过度的投资在香港出现了，首先出现问题的是金融系统。2月份，银行开始出现信用危机，大批香港市民开始从银行挤提，数家银行倒闭，甚至实力雄厚的恒生也因为信用问题，最终被汇丰银行所控。大批建筑商、地产公司的资金链断裂，第一次地产危机出现了。银行危机一直持续到1967年，正当香港人以为可以喘息的时候，5月份，当地居民又爆发了反英抗暴事件，香港一度陷入了恐慌，投资者的信心再次被冷冻，大批香港人开始抛售房屋，很多人甚至离开了香港。更要命的是，国际经济环境的转冷同样影响着香港，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这一冷就冷到了1969年。

　　李嘉诚在干什么呢？李嘉诚始终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楼宇出租，收取租金，保持楼宇拥有量。这一原则和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李嘉诚房地产三原则同出一脉：第一，地产低潮补地价；第二，地产转旺兴土木；第三，地产高潮出租楼宇。

　　李嘉诚一方面继续稳固自己在塑胶玩具市场的领先地位，继续做外销；另外一方面将工厂的利润和物业租金换成现金存放，并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整个地区楼宇信息，用极低的价格收购那些急于脱手的港人的旧楼和地皮。

　　和那些在这个地产低潮中，收购低价楼盘的人不同，李嘉诚的收购更有目的性，他所收购的旧楼和地皮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区块，然后通过这些楼盘的以点带面，最终获得大面积土地，成片发展。

　　李嘉诚的收购到1969年已经达到６３０万平方尺，10年时间，李嘉诚手头的地产面积扩张了60多倍，真正走进了香港地产界。

　　两年后，李嘉诚成立了长江置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房地产的新领域。

　　置地之战

 
 
 
　　李嘉诚的地产之路可以说是他步入亿万富豪的开始。在他的地产生涯中，有一件里程碑似的事件。1976年，李嘉诚准备和当时香港地王置地进行一场正面交锋，争夺香港中环地铁的招标计划。

　　当年，作为地铁发展计划的一部分，香港地铁公司在香港政府的授权下将对中环、金钟地铁的发展权进行招标。中环、金钟站之间的线路位于香港中区，该招标情况一经披露，全港哗然，一时要求投标的企业财团众多，纷纷想抢下这块肥肉。

　　早已经准备寻找机会的李嘉诚决定携长实搏一搏。

　　作为当时香港地产界的老大，置地成为招标的第一热门。李嘉诚知道，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而这个对手的实力远远高于自己。

　　李嘉诚开始分析整个招标情况。

　　首先是置地的情况。置地当时在中区拥有十多幢摩天大楼，置地所有的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正好处于未来中环地铁车站的两翼，在中区，置地是当之无愧的地产大王。但２０世纪70年代的置地公司正面临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复杂的股权问题和大股东与总经理之间的问题。置地也清楚一旦有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取得这两个站点，那么无疑在它的心脏地带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李嘉诚分析，置地属于怡和系，怡和的大班又兼任置地的大班，这两个公司目前的领导人均为纽壁坚，而纽壁坚作为公司大班毫无背景可言，完全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怡和洋行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而置地的另外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吉姆·凯瑟克，吉姆同时又是怡和洋行的第一大股东，作为置地和怡和的大老板，吉姆·凯瑟克和纽壁坚对地产业的发展意见并不统一，吉姆·凯瑟克更看好海外的市场，而纽壁坚倾向于在香港本土的发展。两人之间的分歧，正是貌似强大的置地船体上最大、最致命的裂痕。

　　另外一方面，香港地产之王并不把长实和一干投标者放在眼里，直到1977年3月，媒体一致的口径还是置地将轻松地把这块中区新地王收入囊中，纽壁坚也似乎对结果已经完全掌握。

　　对手仅仅是一面镜子，李嘉诚更相信，香港地铁公司才是给他提示的关键因素。

　　香港地铁公司是一家直属香港政府的公办公司，香港的公办公司不同于内地的国有企业一切由政府包办，香港地铁公司除了拥有少许政府给予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建设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费用，均按普通公司操作。拥有良好关系的李嘉诚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香港政府会以地块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但地铁公司最终必须以现金支付投标资金。另外一个消息则是，在付款问题上，香港政府和地铁公司的分歧巨大，地铁公司无法按要求支付现金，但可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费用。

　　“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李嘉诚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它需要大量现金的回流。”

　　找到了对方之所需，李嘉诚有了自己的投标方案。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接受投标；1977年4月4日，香港地铁公司宣布投标结果：长实成为胜出者。

　　李嘉诚提出的是一个充分为地铁公司考虑的方案，在方案中长实计划在地皮上建造３２层的商厦和办公混合的单塔建筑，长江实业将在签订协议日起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从该项目中赢利，并且赢利高于长江实业，在建成后将该建筑分层出售。

　　一个双方利润合理分配又能解决地铁公司资金问题的方案最终获得认可，而被媒体盛传的置地的方案却是在接近投标揭晓日期前才交付到地铁公司，并以楼宇的出租为赢利办法，根本无法解决香港地铁公司的资金链吃紧问题和急需的现金回流。

　　长实第一次在正式招标场合，击败了最强的对手。

　　李嘉诚的商业哲学正是在于吃透了各方的利益关系——

　　第一，洞悉对手短板，建立自身信心。

　　李嘉诚确信倾向海外发展的置地会提出一个现金支付较少，并和其当时在中环主要的收取租金一样的办法来实现赢利的方案，纽壁坚最终会迫于吉姆·凯瑟克家族的压力在疑惑中选择这一方案；

　　第二，吃透项目，他们最需要什么？先予人再予己。

　　出标人首先是一个合作者，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有什么切实的问题，只有把他放到一个正等待解决问题的企业的角度上，然后吃透项目，提出解决方案，才能够最终取得对方的认同；

 
 
 
　　第三，放弃一些利润，赢取更可观的信誉。

　　李嘉诚的这一楼盘建成后，为长实获得了7亿多港元的毛利，纯利则不足１亿港元，但他明智地放弃了的利润却为自己一举奠定了在地产界的位置，赢得了所有媒体的尊重，《中华工商时报》、《明报》均以“长江击败置地”的报道给予李嘉诚最高的评价。

　　在这之后，李嘉诚成为未来的香港地王，而置地则在他的慢慢蚕食下，成为昨日的王侯。

　　王国的确立：从地产到资本运作

　　李嘉诚说，自己到30岁以后才知道理财有多重要。这个说法和李嘉诚展示财技的开始不谋而合。

　　李氏帝国在建立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一是九龙仓争夺战，其二则是蛇吞象，吃掉和黄。

　　左手和右手

　　九龙仓争夺战几乎是李嘉诚一生中和买卖和黄（Orange）一样重要的事件，而整个事件中，最能体现李嘉诚成功基因的无疑就是“度”的把握。

　　关于度的把握，李嘉诚曾经就土地拍卖说过一段让很多房地产商思量的话语，他说，经商为的是利润不是为了竞争，如果有利可取就参与竞争，不然就要退出，你们没有看到我想举左手的时候，就用右手使劲按住，想举右手的时候，就用左手按住。

　　在九龙仓事件里，李嘉诚的左右手互搏之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说起九龙仓就不得不说包玉刚。

　　包玉刚和香港置地争夺九龙仓控制权之战，虽是陈年旧事，但双方尔虞我诈，策略精密，争夺过程高潮迭起，又加上若干年后透露的李嘉诚介入并收购和黄的事件，实在是香港收购战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役，也是香港华资与英资集团势力消长的转换点。

　　1975年登上世界船王宝座的宁波人包玉刚在２０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拥有轮船210艘，2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而就在这一时期，考虑到船运的限制以及出于对香港前景的看好，包玉刚打算正式“登陆”。登陆的跳板就是九龙仓。

　　当时香港经济的发展促使华资势力日渐抬头，“四行”之首的怡和公司（另外三行是和记、会德丰和太古）已无一方独大之势。主要原因是怡和对香港的前途信心不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力分散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给予华资做大的机会。凯瑟克家族的“九龙仓”本属怡和一系，于1886年由渣打爵士成立，起初业务只限于货仓经营。尖沙咀海运大厦一带即是一百多年前由渣打爵士和政府投资作为货仓码头之用。经过百年的发展，九龙仓的业务亦走向多元化，除收购了海港企业51%的股权外，亦收购了天星小轮和电车，全力发展尖沙咀的地皮作为商业大厦，而此等位于尖沙咀的优质地皮是九龙仓未来发展的王牌，亦是惹来包玉刚收购的主要原因。

　　1977年秋，香港股市突然传出在港上市的九龙仓利好的消息，香港部分主流媒体的经济评论家甚至放出该股股价有可能连续１０年保持20%增长速度的消息。九龙仓被收购之说早在1978年便在市场上流传，当时市场盛传某华资大户打算收购九龙仓，媒体纷纷影射该人就是李嘉诚，但李嘉诚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对此说法断然否认。而事实上李嘉诚正通过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悄悄地从散户手中买下了2000万股九龙仓的股票。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了一笔细账：1977年末和1978年初，九龙仓股票价格每股在13至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说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但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因此，九龙仓的股票市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可谓是一块大肥肉。所以李嘉诚核定，即使以高于时价5倍的价钱买下九龙仓股也是合算的。到9月份，李嘉诚已掌握了九龙仓18％的股票，与怡和手中的股票数额旗鼓相当。

　　依旧控制着九龙仓的怡和终于洞察到李嘉诚的野心。在经济状况十分不佳的情况下，怡和财团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求助于英资财团的大靠山——汇丰银行。1978年8月，汇丰银行介入九龙仓的争夺战。

　　李嘉诚真正的关注点却非九龙仓而是当时英资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和黄。在汇丰介入后，李嘉诚决定不冒很大风险公开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怡和较量，也无意于拿下九龙仓而得罪汇丰银行。于是，1978年7月，在中环文化阁一间幽密的客厅里，李嘉诚悄然约见与英资争夺九龙仓的另一个资金雄厚的华资财团主席，“船王”包玉刚。纵横四海的包玉刚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在此之前他已经揣摩到李嘉诚的这一步棋，而且这也是包玉刚所渴望的，李嘉诚主动出让九龙仓股票正好与他不谋而合。

 
 
 
　　这一次会面，曾经被很多包玉刚的传记作者详细描述过，两个华人资本世界的绝顶高手，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对包玉刚而言是20％左右的九龙仓股份，作为交换，李嘉诚则除了获利5000多万港元外，还得到了包玉刚手中全部和记黄埔的股权。

　　关于自己的收购，李嘉诚在事后通过媒体宣布，他本人没有大笔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九龙仓的计划，也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曾经考虑吸纳九龙仓的股份达到30％—50%，但在收购到1000万股的时候，九龙仓的股价已经超出他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长江实业放弃了该计划，并将部分股权出让给他人。

　　在李嘉诚声明后不久，九龙仓集团宣布，持有九龙仓股票15％—20％的包玉刚爵士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怡和系置地公司和包玉刚对九龙仓股份在控股权上明争暗斗了差不多两年，期间高潮此起彼伏，最后在1980年，两大股东终于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夺战。最后，包玉刚动用资金共计30亿港元，使其家族以及隆丰国际公司所持有的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整个事件，最终也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股票收购战役。

　　九龙仓战役对于李嘉诚而言，却是在1年前出售股票时就完成了。前两年的分散吸纳为他未来的出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李嘉诚的大部分股票均以10港元左右的价格购入，又以30余港元的价格卖给了包玉刚，这一交易直接带来了大量现金；其次，对于誓夺九龙仓的包玉刚而言，在和比自己小10岁的李嘉诚打了这次交道之后，不仅对他钦佩有加，而且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再者，李嘉诚获得包玉刚所有的和记股票，为李嘉诚最后入主和黄带来了契机。没过几年，和黄就成为了李嘉诚在香港股市的一只主力舰。

　　当然，很多人对于李嘉诚的退出还存在疑问，其中一个就是九龙仓的股票最后每股价格达到100港元，换一个角度而言，如果李嘉诚晚一年出售，就可以多赢利数千万。但正是李嘉诚的这种双手互搏之技，才是其在九龙仓事件中最能体现出来的商业天赋。和他的为人一样，他觉得自己能获得包玉刚的友谊、汇丰银行的赏识更为重要。

　　李嘉诚自己说过用左手按住右手的典故，而在九龙仓之战中，正是李嘉诚用自己的左手按住了自己的右手，才为后面的和黄之战赢得了机会。

　　“2400万美元，买了50亿港元。”

　　20年后，李嘉诚回忆自己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一次胜利，说是和记黄埔。和记黄埔之争，与同一时期船王包玉刚收购九龙仓，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向往的两次收购。不同之处在于包玉刚以强硬的海派作风将九龙仓收入囊中，而李嘉诚上演的则是一出蛇吞大象的好戏。

　　和记黄埔的前身是香港第二大洋行和记洋行，和记是香港四个英属洋行之一，1860年由英国人在香港成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资金，主要经营布匹、商品及杂货。1965年和记和万国企业有限公司合并，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期；1973年受到香港股市狂泻以及石油危机的影响，陷入资金危机；1975年8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1.5亿港元收购了其33.5%的股份，成为和记的第一大股东。这之后，汇丰银行将和记和黄埔船坞合并，成立了和记黄埔财团，经营贸易、地产、运输、金融等产业。

　　专注于地产的李嘉诚更看重和记黄埔所拥有的黄埔船坞的土地，他同时认为，汇丰银行不可能长期拥有和记黄埔的股票，而从长远看，和记黄埔无疑是一个资质良好的壳，拥有不可限量的前景。李嘉诚和他的智囊团制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以缓慢的速度、秘密地低价收购和记洋行的股票，经过漫长的吸股过程，并在1978年获得船王包玉刚手中和记黄埔的大批股票后，李嘉诚在1979年已经获得了大量和记黄埔的股票。

　　和记终于在9月份得到了风声，并发动英籍股东反击，高价收购和记股票，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李嘉诚没有硬拼，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当时香港汇丰银行拥有22％的和记黄埔股份，由于和记洋行数年来一直经营不良，赢利不佳，使汇丰银行的经济收入也受到影响。银行董事局的副主席包玉刚认为李嘉诚是有能力领导和记兴利除弊的企业家，对于1978年在收购九龙仓一战中的帮助，包玉刚当然也不会忘记，在他的建议下，汇丰银行将掌握的和记股票全部转让给李嘉诚。

　　1979年9月25日，李嘉诚在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21楼长江实业的办公室中宣布，长 
 
 
江实业以每股7元1角的价格购买了汇丰银行所拥有的22.4%的和记黄埔股票。

　　消息一发布，香港股市史上少见的购买风潮出现了。第二天清晨，大批股民、投资者蜂拥至香港股票交易市场，倾囊购买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和汇丰银行的股票，以至于在当天上午没有收市前，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就狂升了25个点。

　　获得汇丰银行的支持后，李嘉诚已掌握了足以取得控制权的和记股票。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又通过一年对分散股民和记黄埔股票的吸纳，终于获得了超过40%的和记黄埔股权，英籍股东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抛售，使他的地位更加巩固。李嘉诚终于进入和记洋行的董事会。

　　1981年李嘉诚出任和记黄埔公司董事会主席，他也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出任英资洋行总裁的华人。

　　长江实业以６.９３亿港元的资产，成功控制了价值50亿港元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当时和记黄埔的董事局主席无奈地说：李嘉诚此举是等于用2400万美元做订金，而购得了价值１０多亿美元的资产。

　　而对于第一次入主英资洋行之举，李嘉诚淡定而谈：世界在变化中，很自然，洋行也要变。

　　李嘉诚进入和记之后，施展他儒商的风范。他提议和记洋行董事局的英籍主席仍然留任，自己屈居副主席之职。几个月后，英籍主席体面地辞职，李嘉诚掌握了和记，组建和记黄埔集团。李嘉诚拥有和记之后，实力增强了近十倍，而且从单一的房地产企业发展成为拥有房地产、商场、机械、石油、矿业、码头的多元化集团。

　　和黄在李嘉诚手上，不出几年，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晋级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跨国企业。

　　尔后，李嘉诚又通过和黄上演了多次资本运作的好戏，很快，和黄和相关上市公司控制的市值就达到了香港上市公司的一半以上，李嘉诚成为香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

　　香港史上最大获利事件：3年净收1080亿

　　除了传统产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李嘉诚就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并悄然着手在欧洲、美洲、亚洲乃至非洲构建自己的“通信产业王国”。1989年，他开始在英国投资电讯业；1996年，李嘉诚重组在英投资，组建了Orange（橙子）公司在英国上市，他的总投资是84亿港元。

　　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让众多香港商人折戟沙场，但对李嘉诚而言，这一年却是风调雨顺、商机勃发。这一年10月间，海外媒体率先透露了一个消息：德国工业界巨头Mannesmann（曼内斯曼）正在洽购和黄旗下电讯公司Orange。

　　10月21日，李嘉诚宣布：和黄同意Mannesmann有条件收购其所持有的44.8%的Orange股份，涉资146亿美元，即1130亿港元，以现金、票据及Mannesmann的股票支付。

　　据说，Mannesmann高层于1999年10月14日赴港与李嘉诚商讨收购事宜，而双方仅仅用了6天就达成了这项轰动全球电讯市场的巨额交易。在这场惊动全世界媒体的交易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交易完成后，Mannesmann不但成为欧洲最大的电讯公司，市值700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为该集团电讯业务提供了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另外Mannesmann收购Orange后，客户将增至2000万，流动电话业务在欧洲的势力，足以吸引多个电话公司收购。对和黄股东而言，除了28亿美元现金及为期3年的28亿美元票据的进账之外，还获得Mannesmann扩大股本后10%、5200万股（相当于每股作价1200港元）的股权。简单地说，此次交易由股权互换、票据和现金三部分组成。交易完成后，李嘉诚的和黄集团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同时也成为欧洲最大的GSM电讯经营商。

　　３个星期，李嘉诚个人的身价暴涨150亿港元，每天增加5.5亿多港元，港人哗然。

　　到现在为止，Orange依旧是李嘉诚最为成功的投资经典之一。10年前，李嘉诚携和黄注资5亿美元收购Orange发展电讯事业。1999年完成的千亿港元交易几乎全部为投资净利润，这是香港历史上获利最大的单项交易。世界媒体评论，此笔交易中，李嘉诚是零成本，而回报是1100多亿港元的现金和大量的股权！

　　李嘉诚后来表示，出售“橙”电讯，是和黄历史上最大的交易，对于取得曼内斯曼10％的权益，也让和黄感到满意。

　　3年内完成的上市和转手，让李嘉诚成为神话，而他的超群财技也成为了当年度全世界的话题之一。

 
 
 
　　七面李嘉诚

　　李氏商业帝国有七项主要业务：港口及相关业务、电信、物业发展及控股、零售生产、能源、基建、财务与投资等。

　　港口及相关业务

　　李嘉诚非常醉心于港口及运输等受管制业务。2004年曾经爆出李嘉诚携百亿巨资欲进军以色列港口的消息。目前，他拥有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是全球最繁忙的独立货柜码头经营商，另外，他还在１９９１年收购了英国最繁忙的港口──菲力斯杜港。随着集团业务的拓展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１９９４年起，和记黄埔港口扩展业务至全球的策略性地理位置，业务遍及１９个国家，分布于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美洲。到2004年，和记黄埔港口经营３９个港口，共２１９个泊位，并设立多家相关的运输服务公司。

　　物业及控股

　　李嘉诚拥有香港最大的地产集团，为香港物业市场提供大量优质住宅、写字楼、商场、工业大厦及酒店供应，在香港发展的楼盘多达数百个。另外，李嘉诚同样热衷于内地地产市场，在上海、北京等地拥有20多个楼盘。此外，长江地产在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也拥有数十个楼盘和大型物业。

　　零售生产及其他

　　和其小老乡黄光裕一样，李嘉诚在香港经营着占据50%市场的家电零售品牌——丰泽电器，另外，他还拥有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商号之一——屈臣氏有限公司。该公司前身是一家小药房，于１８２８年在广州创办，继而于１８４１年在香港开业，其后更成为世界上率先生产碳酸化汽水的公司之一。时至今日，屈臣氏集团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零售及制造机构，经营逾６２００家零售商店，业务遍及全球３１个市场。在亚洲，集团拥有多个著名零售连锁店品牌，包括屈臣氏个人护理商店、百佳超级市场、Great美食购物广场、Taste新一代美食购物广场、屈臣氏酒窖和机场零售业务NuanceWatson。

　　能源

　　李嘉诚拥有的能源公司主要包括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到现在，港灯依旧是香港岛与南丫岛唯一的电力供货商。时至今日，港灯为超过55万客户供电，并致力于香港未来发展和能源需求策划，配合香港发展。港灯正进行南丫发电厂扩建工程，新电厂将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并预计于2006年开始投入服务。另外，李嘉诚占347％权益的赫斯基能源公司是一家经营能源与相关业务的综合企业，总部设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里市，赫斯基在加拿大西部、加拿大东岸近海区域经营业务，并在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和利比亚拥有权益。

　　基建

　　李嘉诚旗下的主要基建公司为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基建是香港最具规模与多元化的上市基建公司，在国际基建业界占据重要地位。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能源基建、交通基建、水处理基建及其他与基建有关的业务。集团的营运范围遍及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澳洲、英国、加拿大与菲律宾。长江基建拥有具规模的能源基建投资组合。这些投资项目主要为受管制业务，多年来一直为集团提供稳健的现金收入及可观的回报。长江基建连同香港电灯是现今澳洲最大海外投资者之一，持有的能源及交通基建投资组合总值约５００亿港元。此外，集团亦投资超过３０亿港元于中国内地电厂项目。

　　财务及投资

　　李嘉诚的财务和投资公司更多的出击于香港之外，如投资美国网络业，投资大量内地地产项目，以及港口参股等。另外李嘉诚以独到的眼光投资了大量其他公司，上文所说的投资Orange被认为是香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投资，一年获利１０００多亿港元，也创造了港史上最大的投资神话。

　　电信产业

　　电信是李嘉诚在晚年倾力打造的最后产业，也是争议最大的，特别是在3G的坚持投入，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电信格局的一场看不清楚的战争。李嘉诚旗下的和黄是领导全球的电讯与数据服务供货商，采取高增长的策略，在17个国家和地区经营业务。２０年来，李嘉诚领导的和黄一直稳占电讯市场的领导地位，并取得强劲增长。和黄于1983年在香港展开流动电话业务，目前覆盖范围已扩大至全球17个国家，服务逾２０００万客户。其旗舰电讯附属公司和记电讯国际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在香港与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和记电讯在９个国家与地区的成熟或迅速发展中的市场有重大投资，更是其中多个市场的领导者。和记电讯不仅在中国香港、澳门与加纳、印度、以色列、巴拉圭、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经营流动电话网络，也经营香港的3G网络与光纤固网网络。

 　　对于李嘉诚涉足的这些产业，2001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经撰写了长篇论文《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联和成长策略。

　　在分析李嘉诚长江集团的基本结构时，郎先生认为其“长江实业”是整个“长江集团”最上层公司，持有“和记黄埔”49.9%的股份，而“和黄”持有“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84.6%的股份，“长江基建”持有“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38.9%的股份。同时，“长实”分 
 
 
别持有44%“长江生命科技”及14.6%Tom.com的股份，而“和黄”则持有29.35%Tom.com的股份。“其业务多元化及国际化，成员公司目标业务分明，具有大型国际企业的规模及架构。”

　　他认为，李嘉诚能够30多年来立于不败之地，正是思考大策略的结果，从长江集团的总体架构和业务模块来看，其主要的策略包括：

　　第一，透过业务多元化达到风险分散。

　　即通过收购或从事不同回报期的业务以降低风险、收购或从事稳定回报的业务以平稳赢利，长江集团的主要业务涵盖非常之广，这正是其多元化业务的最终目的。

　　第二，透过业务全球化来分散风险。

　　目前长江集团在全球20多个国家长期开展业务，往往是同一产业——比如电信——就在几大洲拥有分支机构或者独立运行的公司，可以说长江集团是香港全球化最早的最宽泛的机构。

　　第三，始终策略性地保持稳健的财务状况。

　　几乎每隔几年，长江集团就有一次轰动全球的收购或者套现，包括早年的和黄、后来出售Orange等，正是这种策略性的选择，帮助长江始终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并完成新的收购行动。

　　第四，透过“不为最先”来分散风险。

　　李嘉诚和长江提倡少吃头一口水，当年的塑胶花如此，后来的地产项目，如大型屋村如此，到２０世纪90年代，在电信业也是如此。Vodafone(沃达丰)1991年在英国推出GSM网络业务，1994年底客户已达100万。BTCellnet(现在的O2)1994年在英国推出GSM网络业务，而One2one也已于1993年进入英国市场，Orange是最后一个。然而长江旗下的Orange增长迅速：英国客户数从1994年的300万上升到1997年的1000万，1999年达到3500万，年增长率超过60%。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Vodafone等公司，Vodafone花了8年所发展到的程度Orange用短短4年就已达到。这也为日后的出售奠定了基础。

　　郎先生认为，“业务多元化、业务全球化、策略性保持稳健财政状况和‘不为最先’策略，使得‘长江实业集团’整体能在保持平稳收入和赢利之余，亦能不断增长。而达到业务多元化、全球化亦有赖于各项成功的收购行为的帮助。策略性保持稳健财务状况，不但降低财务危机风险，而且保持充裕实力，有助于准备随时抓住收购的切入点，故能在收购上取得好价钱及最后的胜利。最后当一切都准备就绪，集团以‘不为最先’策略寻找较佳切入点以降低失败的风险，增加成功的机会。”

　　郎咸平是很少几个从理论角度分析李嘉诚和长江的学者之一，更多的人则把李嘉诚的成功归于充满东方智慧的经商哲学，美国《财富》杂志介绍李嘉诚的成功时，说其是“靠与友人合作投资和贸易生意发迹”。李嘉诚自己也曾说过：“我做生意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就是不投机取巧而是以诚待人。”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更容易看清楚李嘉诚为什么会成为千年一出的商业超人。

　　他知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所有对李嘉诚的评价中，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人，是李嘉诚的第二个儿子，后来创造了盈动奇迹的李泽楷。

　　李嘉诚是所有华商中最清醒的人——他对个人生命的认同，对人生意义的认知，几乎和所有华商都截然不同。

　　在李嘉诚的所有传记中，几乎都描述过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关于幸福。

　　有香港记者曾问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老夫老妻，开一家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第二件是他丢钱的故事。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掉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无独有偶，在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媒体大亨默多克去捧场。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人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默多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默多克为一枚硬币而微笑。

　　“数钞票为幸福”的李嘉诚，愿意为2元硬币，付出100元的代价，这难道不矛盾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

　　李嘉诚和默多克的境界早已经超越了财富于个人的意义，而达到了“富国”的境界。

　　对于财富，李嘉诚已经淡却，他渴望的是安静地数数也许能够仅仅让自己存活下去的区区几十块港币。

　　沃伦·巴菲特曾经对李嘉诚赞不绝口，他说：“李是商业界的领袖，所有赚钱的人都想效仿他。按照李所说的话做人、做生意，即使不能成为富豪，也绝不会是个穷人。”

　　李嘉诚却说：“我从来不仔细计算我有多少财富，但是我的所有投资都极保守。我不欠别人一分钱，因此睡觉睡得好。”

　　关于财富，李嘉诚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1957年、1958年初，我赚到很多钱，人生是否有钱便真的会快乐？那时候开始感到迷惘，觉得不一定。后来终于想通了，事业上应该多赚钱，有机会便用钱，这样一生赚钱才有意义。当我最初打工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压力。打工的时候，尤其是最初一两年，要求知，又要交学费，自己俭到不得了，还要供弟妹读中小学以至大学，颇为辛苦。开始做生意的最初几年，只有极少的资金，的确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艰辛。但慢慢地，你想通了，以这样的勤力，肯去求知，肯常常去想创新的意念，悭俭自己，对人慷慨，交朋友，有义气、又肯帮人，自己做得到的，尽力去做。如果按这条路走，迟早一定有某一程度的成就，应该生活无忧。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贪心，更不会贪得无厌。”

　　希望财富让更多的人分享，一直是李嘉诚对待财富的原则之一。

　　李嘉诚说自己有三个儿子，除了泽楷、泽钜外，李嘉诚基金会是他的三儿子，他也最疼爱自己的三儿子。李嘉诚基金会和李嘉诚通过各种途径的慈善捐款累计达140多亿元。

　　李嘉诚经商的一生，其实是做人的一生。到底他一生中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如何做人。李嘉诚曾经为一些学生列出一张成功的表单，在这张表单里，他写下了这些词：

　　“我常常想能列出我个人认为成功一生缺一不可的素质，坚毅、勇气、有志、有识、有恒、有为、诚恳、可靠、有礼、宽容、公平、正义、洞察、智慧、尊重、正直、和善大方……”

　　拥有这些素质的这个人，就是李嘉诚，唯一的李嘉诚。

　　附件

　　李嘉诚自述理财三个秘诀

　　1．三十以后再重理财。20岁以前，所有的钱都是靠双手勤劳换来；20至30岁之间是努力赚钱和存钱的时候；30岁以后，投资理财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到中年时，赚的钱已经不重要，这时候反而是如何管钱比较重要。

　　2．要有足够的耐心。理财必须花费长久的时间，短时间是看不出效果的，一个人想要利用理财而快速致富，可以说是一点指望也没有。理财者必须了解理财活动是“马拉松竞赛”，而非“百米冲刺”，比的是耐力而不是爆发力。要想投资理财致富，你必须经过一段非常漫长的等待时期，才可以看出结果。

　　3．先难后易。每年年底存1.4万元，平均投资回报率有20%，即使经过了20年后，资产也只累积到261万元，此时仍然距离亿元相当遥远。只有继续奋斗到40年后，才能登上亿万富翁的台阶，拥有1.28亿元，但赚第2个1000万要比第1个100万简单容易得多。

　　李嘉诚自述九大成功因素

　　1．勤奋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要勤力工作，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

　　2．对自己要节俭，对他人要慷慨，处理一切事情以他人为出发点；

　　3．始终保持创新意识，用自己的眼光注视世界，而不要随波逐流；

　　4．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5．决策任何事情的时候，应开阔胸襟，统筹全局，但一旦决策之后，则要义无反顾，始终贯彻一个决定；

　　6．要信赖下属、公司所有的行政人员，每一个人都有其消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应召集所有有关的人员一起研究，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

　　7．给下属树立高效的榜样，集中讨论具体事情之前，应预早通知今天有关人员准备资料，从而提高工作效益；
 
　　8．政策的实施要沉稳持重，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注重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应变能力，决定一件事情之前，应想好一切应变办法，而不去冒险妄进；

　　9．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的利益为重，特别是在其年老的时候，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龚如心 财产超英国女王五倍多的女人

　　生意是我的事业，事业能成功，才能很开心，才有成就感。--龚如心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5年全球富豪榜中，以31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亚洲地区唯一上榜的女性，在富豪云集的香港排名第五……这样一个财产超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五倍多的女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想做的是艺术家，以至即便从商后，一度所持的护照在职业一栏填的还是“室内设计师”。这个女人就是龚如心。而现在她的名片是华懋集团— 
 
 
—香港最大的私营公司的“Chairlady”。

　　照片上的龚如心，扎着羊角辫，穿着迷你裙，满脸笑容……这个68岁的婆婆级人物，最喜欢的食物是麦当劳和肯德基。传说她１个月的个人支出不会超过3000港元，头发坚持自己剪，护肤品只用非常简单和普通的产品，甚至从来都不到美容院去美容……这样简洁朴实的生活习惯着实与她几十亿美元的家资形成强烈反差。

　　龚如心是香港华懋集团前主席王德辉的妻子，籍贯上海。曾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的王德辉十几年前失踪后，龚如心便继承了丈夫的家产。在她的执掌下，华懋集团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

　　青梅竹马的浪漫故事

　　龚如心出身非常平凡，父亲曾是英国染料公司ICI上海公司的职员，而王德辉的父亲王廷歆则是这个油漆品牌的代理。两位中年男人脾气相投，经常往来，两位夫人也经常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所以龚如心和王德辉自小就认识。及至年纪稍长，两人互相倾慕，彼此依恋，龚如心12岁、王德辉15岁时他们便开始恋爱。

　　龚如心的父亲早年病逝，少年早熟的龚如心同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相依为命，清苦度日。她曾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过一个学期，后因病辍学。1947年，王德辉随父亲移居香港；1955年，龚如心只身前往香港，投靠王家，这时候的王家，在王德辉父亲王廷歆的辛苦打拼下，已经积累起一定的资产。当年9月，年仅18岁的龚如心同相恋６年的王德辉共结连理，一段美丽动人的浪漫情史终于有了一个暂时完美的结局。

　　从２０世纪50年代起，王德辉父子开始发迹，他们先拓展橡胶生意，赢利不少。到60年代，又成立华懋置业有限公司，进军地产行业。

　　龚如心没有生过孩子，一直跟着王德辉工作。夫妻俩从底层慢慢创业，到1960年公司已经颇具规模。60年代末，香港经济出现短时动荡，引发市民对地产的信心危机。不少人卖掉手中物业移民海外，王德辉和妻子龚如心则看准时机，大量低价购入高质量地段。待香港地产业再度复苏之时，华懋置业成为市场宠儿，日进斗金，迅速从一个小公司成为在香港较具实力的中型地产公司，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资金基础。

　　在进军房地产业之后，华懋开始自己买地盖房，不是拿地之后包给人家盖、包给人家卖，而是从打桩到施工、安装管线以及销售，甚至包括后来的分期付款等，都统统由自己做，因此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王德辉就更需要妻子的协助了。几年之后，龚如心对很多环节都很熟悉。夫妻俩的分工十分明确，选地、买地，弄水泥、搬钢筋等辛苦活由丈夫负责，妻子负责去工地察看房子的建筑材料、外墙色彩等，以免人家偷工减料、质量不过关。据说王德辉比较内向，不大喜欢讲话，所以同政府沟通、跟银行接洽等“对外”事宜，以及后期的卖房子做推销等，都是由龚如心担当的。

　　到了80年代，华懋已经资金雄厚，成为香港颇具规模的知名公司。1987年公司曾安排上市，最终因未能与包销商达成协议而告吹。至今，华懋仍然是五大地产巨头中唯一没有上市的公司。

　　飞来横祸成就商业女强人

　　曾与王德辉一起多次投地的赵世曾把王德辉概括成一个“敏锐、审慎和小心的商人”。不幸的是，这种作风并未使其避免被绑匪盯上。1983年4月，王德辉与龚如心从山顶百禄径独立花园洋房驾车上班途中，被几名手持刀枪的匪徒绑架。匪徒把王德辉放进一个大冰箱内运返匪穴，把龚如心释放回家，让她准备巨款赎人。等到龚如心将1100万美元汇到指定的一家台湾银行账户后，王德辉获得释放。此案由于绑匪计划周详，案情错综复杂，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东南亚。王德辉和龚如心一夜成名，真正成为公众的焦点。第一次的绑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却给夫妇二人留下了心理创伤，然而灾难并没有因此结束。1990年4月，真正的悲剧上演。王德辉在驾车由马会返家的途中再次被绑匪掳走，两日后，华懋接到绑匪要求6000万美元赎金的勒索电话，龚如心按绑匪指示先将3000万美元存入了一银行户头，但这一次王德辉再也没有回来。据被警方拘捕的绑匪供认，王德辉早已被抛入大海。
　　但是龚如心坚称，她相信王德辉仍活在人世，只是暂时离去了。为此，在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龚如心“根本没有心情理公司的事情”，而是一心想把王德辉找回来。

　　对于一个深爱着自己丈夫的女人来说，这样的飞来横祸所造成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好在龚如心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华懋是夫妻俩共同奋斗的结果，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既然丈夫暂时离开了，那么更要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龚如心决定要缔造出一个更完美、更壮 
 
 
大的华懋集团。

　　于是，３年多以后，香港商圈便见识到了一位重新振作的“王太”。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刺激过度，“重出江湖”的龚如心一副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超短裙、羊角辫”的新造型以及宛如少女般的心态，显然是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位不屈从于传统的女性。人们从她身上看不到一个传统的商界女强人形象。《资本家》杂志曾这样形容她：“在上海出生的龚如心，身高仅５尺，穿着银光闪闪的短裙，发上结了两条辫，活像蹦蹦跳跳地赶往商场的时髦少女。”从此以后“华懋小甜甜”的绰号便为世人所熟知。

　　个性的打扮、习惯的微笑和年轻的心态也许是龚如心用来排解压力的最好方式。可以理解刚复出的“王太”承受的是何等的压力……她曾经说，“我做得好的时候，人家说都是因为我有先生打下的基业；事情不理想时，他们说我拖垮了我先生的公司。”

　　事实证明，龚如心是一位出色的女总裁。她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亲自聆听下属汇报业务发展情况的时间都要超过１个小时。

　　经过几年奋斗，华懋比王德辉在世时更加有影响力，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大。

　　龚如心从1994年开始不断收购物业，斥资逾40亿港元，一口气鲸吞香港中区多栋商厦，成为中环女地王。当年她以6.5亿港元购入华人银行大厦，以8.8亿港元购入宏记大厦，更以10亿港元购入东方有色中心，锋头一时无人可比。

　　几十年来，华懋集团参与了香港约700多个地产发展项目。集团发展至今日，已成为香港土地和物业储备最多的公司之一，是香港最大的私营地产发展公司。

　　投资“皇后”和她的“天空之城”

　　龚如心说，她最开心的事就是投资，最具说服力的是在1993年，全面接手华懋集团的龚如心，一举投入3亿港元，收购了英国切尔斯菲尔德房地产公司14.08％的股份，两年之后就赚回十多亿港元，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英国的地产巨头之一。

　　1994年龚如心宣布，要在荃湾杨屋道投资100亿元，兴建高518米、108层的“如心广场”。最初，她将“如心广场”的高度设定在468米，后来发现马来西亚的双塔高度超出这个数字，于是又将高度上调。当被西方传媒问及如何为这幢可能耗费近80亿港币的大楼融资时，龚如心当时的回答令人瞠目：“现金！”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在荃湾这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兴建摩天大楼，简直是一个疯狂的主意。龚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比较冲动，“说要盖一个世界上最高的楼，觉得有前途，就干了。不会做一套繁复的可行性研究，叽里咕噜一算也觉得不会错。我们比较私人的公司，又不用董事会投票。”

　　“如心广场”的土地成本其实很低。在香港的大地产商中，早年的华懋与新鸿基、恒基一样，都在“乙种换地权益书”(或称LetterB)上大赚。当年港英政府征收农地作发展用途，交换条件是先收耕地，然后拨出可建房屋的土地和农民交换，农民所拿的换地权益书将来才可换地发展，很难实现眼前套现的实惠。华懋便跟农民商议，以现金大量购入他们手上的LetterB，然后耐心等待换地宣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以后，香港市民大量移居新界，华懋用手上的LetterB向政府平价买入大量成片土地。1993年，回归在即，华懋仍有很多换地证，必须全部换掉。于是，龚如心把手中绝大部分换地证都投了荃湾杨屋道及渡海轮码头之间的一块200多万平方尺的地皮。

　　龚如心最早想造住宅楼，连地桩都已打下。不过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当时香港地产界开始流行环保概念，即面海的一面不能开窗。建筑师表示，如果做写字楼就没这个问题。但在荃湾这样一个偏僻的非商务区做写字楼，生意何来？信和集团与新鸿基1987年合作开发的当时亚洲最高的“中环广场”给了龚如心一个思路：“中环广场”其实并不在中环，而是在湾仔比较偏僻的海边，不过，写字楼盖好后，入住率很高，也带旺了周边地区。龚如心认为，华懋在荃湾的地要比“中环广场”大，“世界最高的大楼”的特色无疑会引起广泛关注，从而使“如心广场”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但是最后，因大厦设计影响飞机航道，大厦最高只可建324米。龚如心作出让步，将地盘一分为二，建一幢纯酒店和一幢商业酒店的两用大厦。

　　说不清楚是先知还是运气，“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摩天高楼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商业前景被看淡。而同时，在1998年7月香港国际机场启用的一年后，特区政府公布了在北大屿山与美国迪斯尼公司合资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计划。政府又宣布放 
 
 
松对内地居民个人赴港旅游的管制，一股赴港旅游热潮开始兴起。

　　从香港的地理位置来讲，“如心广场”处于机场、迪斯尼和中环的中间地带，正好是香港的中心，商业前景不可估量。

　　于是不久，华懋又宣布将“如心广场”的写字楼部分也全部转作酒店。专门针对内地游客的消费实力和习惯，“如心广场”的酒店将提供三到五星级的组合，拥有房间逾2000个，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酒店之一。

　　据目前最保守的估计，龚如心在全香港最大的私人地产公司华懋集团的财产约２６０亿港元，在香港地产界位列第４。华懋在香港拥有的大厦逾２００幢，业务遍及英国、美国、中国内地及中国台湾地区；经营方向由地产发展至财务金融、物业管理、娱乐饮食等各种领域。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她又把发展的眼光投向了中国内地这个广阔的市场。上海和平饭店亦是她数年前购入的物业，她还投资了北京小型飞机厂及高科技项目，在河南投资了电厂、铝厂和火腿肠企业，现在她又对开发中国西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亲自到西部考察。

　　“世纪争产案”带来的钱情危机

　　丈夫整整失踪了7年，龚如心一直都表示相信王德辉还活在世上，只是暂时离开。可是亲友们等得不耐烦，索性假定他已命归西天，而后摩拳擦掌地盯着王德辉的遗产，人人都想多少可以分杯羹！1997年7月，王德辉的父亲王廷歆入禀香港高院，要求法庭颁令王德辉死亡，并确认王德辉1968年所立指定王廷歆为唯一遗产受益人的遗嘱。王德辉的老父亲拿出一份泛黄的遗书，说是宝贝儿子在1968年立下的。但奇怪的是，遗嘱上王德辉把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父亲，竟忘记了爱妻的存在。更奇怪的是，龚如心也依葫芦画瓢地掏出一个大信封，抽出4张崭新的文件，号称自己这份才是丈夫财产分配的最新方案，而且是１９９０年，丈夫失踪前没几个月签的！仔细一看，在这份新遗嘱上王德辉又把遗产统统过户给了“小甜甜”。这两份遗嘱的内容简直是大相径庭，公公和媳妇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闹上了法庭。

　　一开庭，双方斥巨资聘请了两位著名律师展开唇舌之战，又聘请了海外的笔迹专家核实新版遗嘱上的签名是否王德辉亲手所为。一个专家忙不过来，公公又请来墨水专家帮忙，最后甚至把脑科专家也请上了法庭。事后一合计，两人光是诉讼费用就花掉8000多万港元。

　　2002年11月，法官作出判决，龚如心丈夫王德辉的遗产归老翁王廷歆所有，并指由龚如心提供的、其丈夫王德辉的4张遗嘱属伪造。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随后介入，并在12月中旬带龚如心回警署录口供，她的自由生涯便画上了句号。随后疲惫不堪的“小甜甜”龚如心自签500万港元的巨额担保金保释候查，这一场“世纪争产案”由此转入新一轮争斗。

　　专业法律人士认为，仅伪造遗嘱官司，将对龚如心以至华懋集团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任何人制造虚假文书而构成伪造罪的，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监禁14年。

　　最终，这场著名的世纪争产案在2005年12月2日水落石出。龚如心赢得400亿港元遗产，此案画上了终止符，但此时，时间已过去了8年。

　　另类的低调生活

　　有人说，龚如心为人比较低调，绝少主动曝光。但是她６０多岁的年纪、“小甜甜”的鲜嫩绰号和年轻入时的另类打扮难免让人产生议论。龚如心非常愿意别人用“小甜甜”称呼她，如今，她的打扮在她的同龄人中间显得相当另类。她不仅喜欢将头发染成蓝色，并配衬年轻女孩常穿的牛仔布“迷你裙”，而且还经常扎着红色发辫出入社交场所，遇到盛大的日子，龚如心还在脑后加编一根小辫，并在头顶上别一枚鲜红的小发卡。在2001年底她还与日本漫画“小甜甜”的原作者五十岚优美子合作，推出一本以自己传奇一生为蓝本的连载漫画《小甜甜NinaNina》，“小甜甜龚如心”更是声名远扬。龚如心天性开朗，喜欢青春的装束，这使她觉得自己很年轻。在公司里，她也不摆上级长者的架势，很喜欢也很容易与年轻人沟通。人们用“60岁的年龄，40岁的外貌，20岁的心境”来形容龚如心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香港“第一富婆”的龚如心虽然腰缠万贯，生活却相当俭朴。她平时最爱吃、最常吃的食品是麦当劳的汉堡包和炸薯条。她对坐车的态度十分随便，经常坐着极普通的轿车匆匆赶往卖楼宣传活动场所。有一次全国政协休会间隙，龚如心应邀去她捐资了500万元的中华女子学院参观，来接她的是一辆京城随处可见的面包车。着装上，她偏好自行搭配，穿普通的、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理会街上流行的是什么。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名牌穿得少，是因为名牌每年每季都有其流行趋势，一旦流行，众人趋之，有的并不适合自己，而且也很贵。趁 
 
 
工作云游世界的间隙，她有时还忙里偷闲地去“淘”便宜货。在她的购物心得里，常有近期纽约的衣服比伦敦的便宜近几成之类的商品信息。据说有一次她去商店买衣服，选中了一件价值199元的马甲，但嫌太贵，一听说能够打折，她才痛快地买下来。

　　即使在悉心打扮之后，龚如心也很少珠光宝气。她喜欢的是充满朝气、运动感强的简洁衣饰。总是行色匆匆地奔走在世界各地，上下车船飞机，需要赶时间，于是穿短裙成了她的爱好。旗袍是中国的民族服装，在盛大隆重的场合，尤其是在国外，她往往是一袭旗袍或一身绣花、镶边盘扣的中式衣衫。

　　唯一让人感到神秘的是她的住所。据说她行踪不定，连她的妹妹也不了解她芳踪何处。

　　尽管《福布斯》杂志曾将龚如心列为“全球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但她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更多的却是“小女人”的特色，尤其她那一句“做女人很划算，出去吃饭往往不用给钱”……

　　很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

　　谈及任何一个与数字有关的问题时，龚如心就会说，“对于数字我是很白痴的，总是记不清楚也没有具体的概念，不是在故意敷衍你。”也许当今世上没有比龚如心更“糊涂”的富豪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年能挣多少钱，我们也不用理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也不用报业绩。我想，只要买一块地、盖一栋房子，不借贷就可以了。我们不用担心哪里有亏空，哪里有一笔横财，所以比较轻松。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用不了多少，也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花钱。不过，投资却是我的兴趣，看着一个个项目建起来，我心里很高兴，但并不在乎能赚到多少钱。”

　　记不清楚数字似乎是艺术家的专利，有人问龚如心，是否中意商人的角色？她说：“商人总是陷入利益的旋涡中，很疲惫，我也不喜欢。我很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是没有时间画画，但我很天才，难得画一张，就给联合国拿去做了首日封，还卖得不错的。”

　　龚如心对自己的艺术天赋非常自负，说“若不是命运的错误安排”，她可能是一名杰出的画家或者音乐家。也有人玩笑说，看看她衣着的款式及色彩搭配，龚如心更可能是一名服装设计大师。她兴趣很多，喜欢跳舞、看剧、看艺术展览等。除话剧外，中国传统的折子戏也是她钟爱的。她喜欢读鲁迅的小说，认为其简洁而深刻。

　　尽管如此，龚如心称自己最开心的事还是投资。她说：“我觉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可做，需要做。但在很多事情上没时间，用不上力。用不上力的地方就该出钱，这样赚钱就很有用。要赚钱才能帮助更多的人。还有，我是做生意的，生意也就是我的事业，事业能成功，才能很开心，才有成就感。所以要奋斗！要成功！”

　　龚如心很爱笑，眉眼弯弯，嘴角弯弯，面对媒体的镜头，她多是脸上写满灿烂的笑容，交谈中每每以微笑作为一句话结束时的表情。她相信，爱笑的人不易老。

　　她曾经说，“女性一显露出自身的温柔就显得不够坚强”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男女平等是政治、经济权利和人格原则上的平等，但男人、女人各有其特点，社会应保持对女性的尊重，女性也应该保持一些优良的传统，如对家庭、对孩子负责的观念等。女性应拿出自己独特的能力、美丽给世界看，以打消世人的偏见。

　　龚如心对花有特别的偏爱，喜欢养花、赏花。在香港每天清晨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到住宅的花园里剪一些花插入客厅的花瓶中。她说，花能激发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而女性是社会的花朵，能让世界更美丽。

　　她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早上9时前又到了公司，所以根本就没有空闲时间。她只是在周日放假时稍稍起晚一点，但是下午会重新开始工作。至于消遣，她觉得工作本身已是“最好的消遣”。

　　历经数次风雨，龚如心已习惯独处，除了工作，养狗便成了她最大的娱乐。据说，她可以允许她的宝贝狗睡在床铺，随处便溺。这或许是富有的孤独女人无奈的精神寄托吧。
 

 王永庆：一根精神的标杆

　　管理没有秘诀，只看肯不肯努力下功夫，凡事求得合理化。台塑经营管理的理念是追根究底、止于至善。--王永庆

　　在台湾，王永庆之名无人不知。

　　这位被称为“经营之神”的小个子老人，如今已有88岁的高龄，但仍然活跃于台湾的企 
 
 
业界，因此他被称为台湾的“常青树”企业家。在半个世纪里（台塑创办于1954年），他领导的台塑实业，从一家几度濒临倒闭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塑胶化工企业，业绩斐然。2004年，王永庆以28亿美元的资产位居台湾富豪榜首。

　　而与这些财富数字相比，更有意义的是：他是台湾的一根精神标杆。

　　他一生精力旺盛，极力倡导压力式管理，万事俱求效率，点滴追求合理，因此他既被誉为“神”，又被当成“魔”。但不管是“神”还是“魔”，人们都对他无比敬畏，因为他凡事都能做到以身作则。60多年来，他每天坚持早上4点钟起床跑步，不管刮风下雪，没有一天停过；50多年前，他是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差生，每次考试均在后１０名内，但通过半个世纪的磨炼，他成为台湾最熟悉塑胶的专家，其间坎坷，万言难尽……

　　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王永庆，这也是一个被誉为“神”的王永庆，神人之间，是50年的不懈追求——一个人活50年已是不易，50年只追求一件事更是难于登天。但王永庆做到了，因此，他成功了。

　　在“滴油骗锅”的生活中长大

　　追溯王永庆的成长经历，最后都会追寻到一个词，那就是“贫穷”，而这两个字，似乎也是大多数亚洲老一辈富豪的共同特性，李嘉诚如此，李健熙如此。分散在亚洲各地的华人富豪们，大多经历了贫穷而缺乏传奇的童年，但贫困却也让他们更早地独立，也更早地知道要闯出去。王永庆便是这样一个典型。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一个叫“情人谷”的地方。那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散落着数百户人家，家家靠种茶为生，兼或做点零工，虽然天天劳碌，却只能勉强度日。那时村里人大多靠吃稀饭过日子，王永庆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有一个小故事最能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那时王家贫穷，只能自己种菜吃，可炒菜时又放不起油，不放油的菜根本不好吃，因此每次炒菜，王永庆的母亲都只放一滴半滴油，全家都知道，那是“骗骗锅”的，却也必须连人一起“骗”过。

　　童年的王永庆实在没什么特殊之处，甚至连多数同龄人都不如，因为自７岁家里人送他去读书开始，他每次的成绩都是班级后十名的，所有的暑假作业，也都是在返校的最后一天完成的。个中原因都在于那时的王永庆一心想的只是如何赚钱补贴家用。

　　15岁那年，他毅然决定离开家乡，独自出去闯荡。他来到台湾省嘉义县，先是在别人的米店做工，而后在16岁的时候，他作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创业决定：开米店。这一决定直接为他打开了一条创业之路，当然并非是在经济上，更多的是在经验上。

　　那时，米的生意不仅受到日本的控制，同时还有很多同行的竞争，但在一年多的卖米生涯中，王永庆敏锐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关键之处——服务。他的米总是比别人的要干净，因为每担米他都要挑选过，把里面的石子筛选出去；他率先提出送货上门，同时记下客户的地址、家里的人口，甚至还有发薪水的日期，因为如此他便能准确地在客户需要米、又有钱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样一个早期的数据库系统，使王永庆的米店生意蒸蒸日上。同时他还提出了一斗米只赚一分钱、半夜两点也送米等措施。当时，王永庆的米店成为当地的佼佼者，连受到政策保护的日本米店都比不上他。

　　米店开了１０年左右，后来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实施了粮食统一管理的措施，王永庆的米店被迫关门。不过，这样一段经历帮助他积累了宝贵的经商经验，也直接促成了其日后创办台塑。

　　在台塑之前，王永庆办过砖窑厂、木材厂等公司，皆因当时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最后都无疾而终。不过王永庆也因此收获了两方面的财富：第一是经验。王永庆所办过的公司，在当时的同业中都是佼佼者，主要原因是王永庆比别人更勤奋，同时他又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比如在经营米店的时候，王永庆发现当时农家养的鹅都很瘦，原本养４个月能长到五六斤重的鹅只能长到两斤重，因为鹅也没有吃的。于是王永庆到处收购瘦鹅，同时还低价向粮食部门购买碎米杂粮、派人去捡农家丢弃的烂菜叶，然后做成混合饲料喂给瘦鹅吃。结果原本只有两斤重的鹅在２个月内能长到七八斤重，其间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王永庆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在失意之时，要像瘦鹅一样忍饥挨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不死，一旦机会来临就能像瘦鹅一样，迅速肥大；而瘦鹅之所以瘦，原因并不在鹅，而在于养鹅的人方法不对。由此王永庆知道，经营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企业经营不善，问题不在员工身上，而在于老板的管理方法不当。

 　　王永庆收获的第二个财富就是钱。通过经营米店、米厂、砖窑厂、木材厂，他在30岁的时候，已经积累了５０００万元台币，这为他接下来更大的创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从一无所知到塑胶大王

　　王永庆30岁的时候，刚刚是日本战败退出台湾的时候。经历了战争洗礼的台湾，百废待 
 
 
举。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之下，台湾制定了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其中将玻璃、纺织、塑料原料、水泥等行业列为重点支援行业，可获得美国的工业援助资金。

　　当时的王永庆连“塑料”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而且一开始的项目也并非由他承担——政府先是交给一个化工厂的老板，在化工厂老板考察了日本、欧洲的同类企业后，发现以台湾的能力根本无法达到规模效应而决定放弃后，政府才找到当时来申请制造轮胎的王永庆。王永庆后来回忆时，还常念叨：“我是被糊里糊涂地骗到这行来的。”

　　1954年3月，王永庆成立“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自己５０万美元的积蓄全部投进去，同时还获得67万美元的美国援助资金，从而开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塑胶大王”之旅。

　　1957年3月，台塑工厂终于建成投产，当时月产100吨塑胶原料，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工厂。同时期的日本或欧洲的工厂月产能达到3000吨以上，因此王永庆的产品根本没有规模效益可言。更糟糕的是，他还受到两个极其恶劣的因素影响：一是当时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50吨，这意味着王永庆的工厂每月都会有50吨的库存；而更大的困难来自质量，当时王永庆生产的塑胶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塑料薄膜，再制成雨衣之类的日用品，但由于品质不过关，那些雨衣一穿就破，以至于当时的台湾人认为化学品都是骗人的。由此带来的严重连锁反应是，王永庆工厂生产的PVC粉，１０个月都卖不出一吨，库存堆积如山。

　　王永庆四处求救，寻找工厂的出路，这时，有人为他指点迷津——建议王永庆开拓海外市场，因为当时台湾岛内根本无法消耗如此众多的PVC塑胶原料，走出去是唯一的出路。但走出去的战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规模：王永庆的工厂月产100吨，而当时日本已达到5000吨以上。数据差异背后，意味着成本价格的竞争力。于是，在决定了走出去的方向后，王永庆决定扩产——一方面增加工厂原料产量，同时也增开二次加工的工厂，自己消耗塑胶原料。到1958年，王永庆的工厂扩产１倍多，达到月产210吨的规模，但相较于国际上的企业，规模成本还是太高。王永庆再次决定扩产，并且力排众议地要大规模扩产。到1960年，王永庆终于建成了月产1200吨塑胶原料的工厂规模，加上台湾廉价的劳动力，台塑初具国际竞争力。

　　此时，王永庆两条腿走路的想法开始发挥作用。在积极筹备工厂扩产的同时，台塑也不断寻觅地点，开设塑胶产品二次、三次加工厂。1958年，王永庆成立“南亚塑胶公司”专做塑胶的二次加工，生产塑料胶布及胶皮，同时帮助台塑销售PVC粉。更大的举措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展开。王永庆的二次扩产计划完成后，产品品质也得到了极大的保证，于是他四处寻找合作伙伴，开设了卡林、新东等三次加工厂。一个塑胶王国正在不断成型，王永庆不再为产品销售而苦恼，库存积压的问题一去不复返。到1978年，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台塑集团的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一举奠定了台塑在世界上的地位。但王永庆有着更大的野心——他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岛内，他的视野在全世界。

　　1980年，王永庆进军美国。他先在美国得州休斯敦筹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PVC塑胶工厂，并于1983年顺利投产；然后在1981年与1982年底，王永庆先后出资收购了美国的一家氯乙烯厂和一家PVC下游工厂；到2001年，王永庆在美国已经建立了3个石化原料厂和11个下游加工厂。此时，王永庆最早建立的南亚塑胶公司也一举成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PVC塑胶二次加工厂。

　　与美国的顺利投资相比，王永庆石化王国中的另一条臂膀则迟迟无法展开。在王永庆的宏图中，他梦想建立的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石化帝国，因此需要在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内地三地间建立一个紧密的上、中、下游石化物流生产体系，以此打造出真正的台塑帝国。如今已88岁的王永庆一直无法实现心中宏愿，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这样拼命工作，实在是因为希望能够看到台塑企业走出更大的格局。”这或许是一个世纪老人的最大心愿了，只是不知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实现。

　　降低成本与效率优先

　　王永庆发家以后，关于他的成长经历及经营技巧，成为台湾岛内最热门的话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研究王永庆、神话王永庆的研究员比为台湾竞选“总统”的班子还要多。而很多时候，这种研究更多的是让人想到了“皇帝的新装”——挖掘王永庆成长秘诀的行动一直在混淆着人们的视野，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中最具有离奇色彩的描述是这样的：“情人谷（王永庆出生的地方）这片谷地连接乌来山岭，整个盘绕北乌来，就像一条巨龙。乌来是龙头，情人谷是龙尾，千里来龙，结龙穴于此，地灵人杰，所以才出了这一位企业巨子。如今这条龙由于公路的开发已被切割成数段，所幸，王永庆是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前，若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后，今天就没有这号传奇人物了……”这样的描述，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事实上，尽管外面对王永庆的研究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但他本人却一直怀着最朴实的经营之道——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自己的成功其实只有两招：降低成本与效率优先——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无疑让很多人困惑，但事实就是如此，王永庆的成功就是靠这两招。

　　在王永庆的成长经历中，无处不见对“降低成本”的追求。不用说一开始扩产以降低成本，即使在后期王永庆已成为台湾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也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降低成本”的目标。这里有两个例子最具代表性。

　　1980年，台塑进军美国时，要在美国建厂，王永庆为了降低成本，命令所有参与建造美国工程的工人，都要从台湾聘请过去，因为当时台湾的工人要比美国的廉价得多，而且，他还严格控制工人人数，一般一个项目只请最少的工人来完成。王永庆说：“为了降低成本，强化对外竞争条件，我们对于所有可能涉及成本的项目，都要一一追根究底，追到江河的源头，求到最节省才肯罢休。”

　　其实很多其他公司也都在追求降低成本，只是中国公司多的是关于成本的恶性竞争。而王永庆与一般企业家的区别是：他通过一整套独特的方法，来逐项落实他的追求——谁都知道目标，而成功者的成功正在于他能找到前进的道路与方法，从而达到目标。

　　王永庆的做法是：以追根究底的精神，将涉及成本的项目分化到最小的单位，然后逐项降低成本，这里的关键是怎样才是最小的单位。王永庆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里的水如果浑浊了，我们想要找到它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溯流而上，一直追到河流的源头处，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所在。运用这样的思路，王永庆能很轻易地找到问题的关键。

　　另外，王永庆也从宏观的角度思考一些降低成本的措施。其中他自组船队、节省运费的例子堪称经典。在美国建了工厂后，台塑有众多PVC原材料需要通过运输，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台湾，因此，台塑每年花费在运输上的费用非常昂贵。最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成本支出是不受台塑控制的。为了降低运费，王永庆决定自组船队进行货物运输，这无疑是惊天之举，因为当时台塑几乎无人懂海运。但王永庆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组建船队。事后证明，因为货物运输的成倍增加，其他公司的运费成本也都成倍增加，只有台塑是最低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船队。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王永庆更高的追求在于工作合理化——一切唯效率是图。王永庆之于台塑，是一个“教父”般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台塑内部泛起大浪。对于他要求各个环节降低成本的追求，各方都会积极配合，但有时，也会因为有人思虑不周，而片面地追求降低成本。长庚医院便是很好的例子。当王永庆推行“降低成本”的政策后，长庚医院的医生们认为：医院降低成本，就必须要在药品和器械上做文章。而此两者如果质量下降，势必会影响医疗效果。因此他们觉得王永庆是只求利润不重医德的人。王永庆知道后，跟他们解释：“讲究成本，是要以维持高品质为前提的。讲究成本在于追求合理化，比如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防范人为疏忽所造成的浪费等等，以求成本的合理降低。仪器要好的、药品当然也要好的，这样的组合并非不是降低成本，因为它提高的是效率。”

　　有一次王永庆去台塑开办的一家学校视察，在路上发现有３个工人在铺草坪，工作散漫，毫无效率，他就上前去询问：“你们一天的工资多少钱？”工人回答：“６０元。”王永庆又问：“那你们觉得这点工资满意吗？”工人回答：“非常不满意，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在闲暇时间里做做，补贴家用的。”于是王永庆问到：“如果我付多一倍的工资，你们能做到什么地步？”工人们兴奋了，回答说：“如果发给我双倍工资，我就做三倍的工作。”就这么说好了，工人们得到了双倍的工资，而事后他们做的工作是原先的三倍半。王永庆常常借此教育部下：有时降低成本并非少发工资，而是要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节约成本。在这个事例中，假定原先一个工人一天只做１坪草地，付给60元钱的话，后来做3坪半，也就是产生了210元的效益，但实际上只付了120元的工资，对于学校或是公司来说，他还多赚了９０元，这便是效率优先的结果。

　　“经营之神”的较量

　　凭借王永庆出色的经营，台塑成为台湾知名度最高的企业之一，王永庆也因此享誉无数。在众多荣誉之中，“经营之神”的称号，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这几乎是人类能想象出的对企业家的最高评价了。而此前，这样的荣誉只属于过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企业家——日本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后者将一家原本无名的小企业，经营成日本最大的电器公司之一 
 
 
，这几乎和台塑的情况一样。

　　事实上，成功的理由往往非常相似，更不要说同被誉为“经营之神”的两位企业家了。王永庆跟松下幸之助在管理方面，存在着众多的神似之处：

　　1．“规模生产”的经营策略

　　“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是王永庆最厉害的经营策略之一，正是基于对这一策略的深信不疑，才帮助他在1958年度过困境、转危为安，从而迎来了台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并诞生了其后的“经营之神”。

　　当时王永庆刚刚创立的“台塑公司”，每月只有100吨的PVC产量，由于台湾的企业界对他的产品没有信心，所以造成了“台塑”产品的大量积压滞销。最悲惨的那段日子王永庆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个月才卖出去1吨PVC”。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永庆毅然决定进行第二次扩产。

　　扩产之后，“台塑”的月产量提高到了1200吨，产量激增后的直接结果是：“台塑”PVC的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台塑的销售问题，使企业步入了快速成长的通道。

　　对于“规模生产”，松下幸之助早在1918年便深有体会。松下幸之助在创业伊始就意识到“如果东西有创意，价格又便宜的话，产品就一定会畅销”，而这一理念也被松下幸之助深深地根植于松下电器公司的发展理念中。1922年，松下公司提出了“改良旧产品、规模生产、降低成本、低价出售”的经营策略。这套策略的具体实施是：看到别人生产某一畅销品时，立刻模仿改良，并制造出类似的产品，然后再以优质的品质与较低的售价打垮原有的产品，从而迅速占领市场。正是这样一套理念，奠定了松下电器在日本的霸主地位。

　　2．对经济不景气的看法

　　王永庆曾说过：“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可能是企业投资扩产的最佳时机。”王永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凡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也是考验企业“体质”的最佳时期。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只有坚强的企业与企业家才能生存下来。而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聪明的企业家就需要做一些有效又有前瞻性的投资计划，以便获得先发优势，化危机为契机。

　　同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进行投资扩产所需的建设成本也比较低，而扩产又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于经济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周期规律，所以如果在经济不景气之际建设一家新的工厂，通过一两年的建设之后，经济肯定会逐渐恢复，这样就正好可以赶上好时机。

　　同样的认识，也可以从松下幸之助的相关言论中得到体现。松下说：“经济越不景气，失业者也就越多，这个时候建材与员工工资都是相当便宜的，正是投资扩厂的大好时机。而且，投资兴厂又可以带动水泥建材等行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这正是企业界突破不景气时应有的做法。”

　　而且，松下幸之助还把这样的时机，当成考验员工意志的最佳时机。他认为，一个企业的一些弊病，只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才会显现，在经济景气之时，即使你有心想创造一个锻炼员工意志的环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景气却正好能够提供一个绝好的契机。

　　王永庆与松下幸之助对于经济不景气的看法正好不谋而合。

　　3．对“运气”的看法

　　曾经有人问王永庆，他的成功是否是因为运气特别好？

　　王永庆回答说：“是的，我的运气不错。不论是成功或失败，一般都会怪运气。不过我认为以前成功与失败都可以说是运气的缘故，但以后就不能这么说了。失败的人如果只说运气不好而不努力奋斗，运气是永远也不会来的；成功的人，如果认为运气好而不努力进步，他的运气也会变坏的。”

　　有意思的是，松下公司中的一位员工也问过松下一个相同的问题，他在想了很久后说：“可能是我对‘运气’的看法决定了我的成功。因为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把失败归结为运气差。但我的态度刚好与之相反，当经营顺利的时候，我会认为是运气好的缘故，而当经营不顺利时，我会认为是自己努力不够的关系。”

　　这就是王永庆与松下幸之助对待运气的看法，虽然他们的回答不尽相同，但其中包含的“积极的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他们毕竟处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与文化氛围中，而且即使是“神”，对待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王永庆与松下幸之助在某些理念上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在用人哲学上的差异。

 
 
 
　　对待用人，王永庆一直坚信采用“刚性”的逼迫式管理更能提高效率。因此在王永庆的管理体系中，他特别成立了人数达两百余位的总经理室，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在各事业分支机构中发现问题、追踪、考核，使员工随时都有紧迫感，不敢满足于现状。通过这样一个幕僚机构，王永庆将他的经营理念落实到最基层。

　　与此同时，王永庆自己也会直接参与到这种管理中。每天中午，他都在公司进行著名的“午餐汇报”，他的做法是：在会议室召见各事业部的主管，先听他们的报告，然后提出犀利而又细微的问题逼问他们。王永庆精力过人，对复杂的数字过目不忘，又爱用追根究底的方式来询问，因此这种压力式的管理制度在他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对于王永庆的刚性管理，松下更倾向于柔性的管理理念。

　　松下指出，有一种领导者，运用超人的智慧与领袖气质，能有效地领导部下达成目标。他自认能力不足，身体又不好，所以不采用上述的领导方式，他的方式是向部下求助，请求部下提供智慧。

　　他常对他的员工说：“我做不到，但我知道你能。”

　　他指出，当他的员工只有１００人时，他要站在员工的最前面，用命令来指挥工作；当他的员工增加到１０００人时，他就必须站到员工中间，诚恳地请求大家相助；当员工达到１万人时，他只要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达到５万或１０万时，那除了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这一段话，无疑是松下柔性管理的精髓所在，这也凸显了他与王永庆不同的用人理念与领导方法。

　　然而更大的不同还是在于他们回馈社会的方式上。

　　在成为台湾的富豪之后，王永庆立志于创办一些社会公益性的企业，于是，他创办明志工专，设立长庚纪念医院，成立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并把台塑的管理制度转移给下游工业，他相信自己能运用已得的经验与成就来造福社会。

　　而松下在这方面有着更崇高的理想。后期的松下已超出了企业家的范畴，向着哲学家的领域迈进。

　　松下在56岁时创立ＰＨＰ研究所，ＰＨＰ是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的简写，意思是——透过繁荣来追求和平与幸福；68岁时，他辞去了社长职务，更加专心地致力于ＰＨＰ的研究工作；83岁时，松下写了一本书，叫《我的梦、日本的梦、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书中反复研究了日益混乱的日本，描绘了30年后理想的日本社会——该书成为松下一生的最高成就，对日本影响深远。

　　王家最后的秘密

　　作为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已于1989年去世，而王永庆则还在延续着他的历史使命。通过半个世纪的经营后，台塑成为了全台湾最透明的公司——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台湾的随便哪家书店里，你都能找到很多关于台塑的书；而在台塑工作过的员工更是数以万计。因此对于台湾而言，台塑已经没有太多的秘密。

　　但现已88岁高龄的王永庆却还保留着最后的一个秘密——他把事业交给谁？

　　王永庆一生娶有三位太太，这三位女人又为王家“贡献”了九位子女。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王永庆便逐渐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台塑，并陆续担任一些重要的岗位——在王永庆看来，由他一手创办的台塑理所当然还要交接下去。

　　但这个交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原本，王永庆希望将台塑交给自己的长子——王文洋，这位留英12年、获得企业管理硕士与化工博士两项学位的儿子，在企业经营上最得王永庆信任，也一度成为台塑接班人的不二选择。但在1996年，王文洋因为发生婚外情，与父亲发生严重争执，最后一气之下另起炉灶独立创业；创业之后的王文洋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进台塑。

　　那场风波之后，关于台塑接班人的问题便成为台湾岛内最大的秘密。一般以为，王永庆现在的想法，更倾向于将事业交给他弟弟王永在的儿子王文渊。在2003年中时，台塑成立了一个五人决策小组，其中便包括王文渊及王文潮（王永在的另一个儿子）——在外人看来，这便是将来台塑的接班人团队。

　　其实真正令人关心的并非是由谁来接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能取代王永庆精神领袖的地位，有没有人能继承他的刻苦耐劳、追根究底，他的严以律己、严以律人，以及他惊人的意志力和事业心，这才是关键所在。

蔡万霖：台湾的金融巨子
 

　　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蔡万霖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台湾

 
 
 
　　祖籍：河南

　　生卒年：1924—2004，享年81岁

　　行业：金融、房地产、建筑等

　　财富状况：1995年7月美国《福布斯》公布全球十大富豪排行榜，霖园集团的掌门人蔡万霖以85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六，是全球华人第一富。

　　家庭：娶有两妻，育有四男三女

　　中国的宝岛台湾，虽然面积不到中国大陆的１／１０，却是一块卧虎藏龙的宝地。在每年如期而至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台湾总会成为亚洲富豪最多的地区之一。台塑集团的王永庆、鸿海集团的郭台铭、中信金控的辜濂松，奇美集团的许文龙，这些都是常年位列富豪500强的热门人选。

　　但在所有的这些富豪之中，如果不是因为2004年霖园集团董事长蔡万霖的逝世，其他所有人都很难获得台湾首富的称号，2004年蔡万霖病逝后，王永庆与郭台铭才得以轮流坐上台湾首富的位置。

　　蔡万霖身高只有160厘米、方脸大头、其貌不扬，但财富往往与相貌成反比。198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世界富豪排名榜，蔡万霖首次进入世界亿万富翁前十名之列，此后连续多年他都在全球十大富豪之内；1995年7月美国《福布斯》公布全球十大富豪排行榜，霖园集团的掌门人蔡万霖以85亿美元排名全球第６，成为全球华人首富。

　　然而在１９９５年之后，当王永庆们声名远播，开始大展身手时，蔡万霖却几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个曾经高调的人，在他最富有的最后１０年里，选择了与绝大部分富豪不一样的生活……

　　蔡万霖的成长史

　　蔡万霖1924年11月10日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竹南镇。8岁时起就跟兄长蔡万春到台北谋生、打天下。蔡万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只是在完成了小学学业后，考入台北市的一所中学夜校，而当时的蔡家并不富裕，蔡万霖只有白天打工，晚上读书，由此完成高中学业。

　　学校毕业后，蔡万霖就与哥哥蔡万春开了家手工作坊的酱油厂，自产自销，开始了他的商场生涯。由于经营得法，又加上台湾当时经济快速腾飞，因此蔡万霖与哥哥的事业一日千里，财富迅速累积。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蔡万春与蔡万霖已积累了60万元的积蓄，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由此蔡家的家族事业也快速发展起来。

　　其后，蔡万霖与哥哥蔡万春、弟弟蔡万才及林顶立等人共同成立国泰物产保险公司、国泰人寿公司、国泰建设公司等，建立了以“国泰”为标志的蔡家天下。不过，蔡家大权一直掌握在哥哥蔡万春手中，蔡万春成为蔡家的代表，而其他蔡家兄弟在社会上的声望不是很大。这种情况一直到1979年才被改变。

　　1979年，如同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样，蔡家面临着分家的压力。于是在蔡万春的主持下，蔡家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分拆行动。通过那次分家，蔡万霖获得了原先蔡家集团中的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井工程与国泰汽车工业等４家公司。在分析了台湾的经济情况之后，蔡万霖决定组织一个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为核心的新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叫国泰人寿集团，后来改名为霖园集团。

　　相对于蔡家其他几兄弟而言，这次分家蔡万霖分得的公司并不多，但却是４家最好的公司，也由此奠定了蔡万霖富甲台湾的基础。到1979年年底，霖园集团４家公司资产总额高达168亿元台币，营业收入119亿元台币，已是台湾大财团之一。其中，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一直居于同业的龙头地位，同年度保险新契约突破2000亿元台币，有效契约2285亿元台币，维持5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三井工程公司于60年代初成立于云林县，为一甲级营造厂商，后因经营不善，于1975年改组为国泰关系企业中的一员。1964年成立的国泰建设公司以“产权清楚、按图施工、如期交屋、永久服务”四大保证为经营宗旨，获得社会好评，已是台湾第五大建筑业公司。

　　当然，霖园集团如此辉煌的业绩，也引来了家族其他人员的羡慕与妒忌。比如他的侄子蔡辰男（蔡万春的儿子）便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得益于他的父亲蔡万春。蔡辰男后来讲，他当时不同意那样分家，因为“十信”、国泰人寿与国泰信托公司都由他管，且他持有的国泰人寿公司股权最多，但蔡万春还是让他将股权换给蔡万霖。1996年《新新闻》周刊访问蔡辰男时，他讲，“我叔叔蔡万霖的财产本来是我的，是因为我们分家以后，把我的变成他的……”这样一段不经意的话语背后，给我们留下了当初分家时那种智慧较量、剑拔弩张的无限想象空间。或许霖园集团的成功，有一半原因在于蔡万霖的确是分得了最好的企业，但这更与蔡万霖的经营手法与经营理念密切相关。

 　　这里最凸显蔡万霖智慧的，便是其在国泰人寿上的经营之道。蔡万霖于1979年接手国泰人寿董事长职位，在他入主后，国泰人寿发展迅速，他将人身保险业务推广到台湾的各个角落，设置了很多分支机构，远及澎湖岛。目前公司名下仍有100多栋大楼分布在各地，除供自己的企业使用外，其余出租，年租金就达数十亿元。从1995年起，该公司一直是台湾第一大民营企业。

 
 
 
　　国泰人寿之所以如此出色，是因为蔡万霖一开始就强调“重视保护权益，负起社会责任”，“争取人人保险，家家幸福”的服务性理念，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国泰人寿自1986年起，提供了50亿元资金作为保户贷款，这是保险业的创举。另一方面，在不断增强服务品质的同时，蔡万霖刻意增加经营的寿险品种，他知道，品种越多，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在这样的领导之下，国泰人寿交出了一张出色的成绩单：1962年刚创办时，保险费收入是1.14亿元台币，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年的保险费收入可以达到1323.5亿元台币，增长１０００倍。1979年，公司资产总额103亿元台币，16年后，达到5683亿元台币，增长55倍。目前，国泰人寿所管理的投保户资料远超过台北市政府管理的270万人口。到1995年底，公司员工达3.6万名，资产总额达5682亿元台币，相当于台湾“中央政府”财政总预算的１／３，每天一开业，就有3.6亿元台币的进账，资本额264亿元台币。公司股票更成为证券市场同业界的“股王”，一直为投资人所看好，在股价大涨时，是唯一股价突破1000元的上市公司股票。国泰人寿是台湾最大的上市公司，股票总值达58亿美元。

　　不过，这里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２０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只有少数几家人寿保险公司，国泰人寿公司具有垄断性质。1987年，中国台湾对外开放保险公司后，人寿保险公司迅速增至30多家，竞争十分激烈，国泰人寿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从最高峰1982到1983年的60％降为1995年的42.7％，但这仍不影响国泰人寿的龙头地位。

　　在国泰人寿上积累的宝贵经验，随后也被蔡万霖成功地运用到了霖园集团的其他事业上。国泰人寿首要的贡献，是为霖园集团的整个运作，提供了丰富的现金流支持。在国泰人寿的高潮时期，每天收入的现金都超过数亿元，这样一笔资金放到任何公司，都有可能使其蓬勃发展，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用好这样庞大的现金流呢？蔡万霖的做法是：分散经营、稳定发展。他将所得资金的１／３用于贷款，赚取利息；１／３投入股票市场，凭他高超的股市操作技术，赚取可观利润；而另外的１／３投入房地产，做一些可靠的房产开发。

　　同时，国泰人寿的经验更被蔡万霖拓展为他的一套经营理念，蔡万霖将它称为四大法则，即：经营脚踏实地，工作精益求精；注重商业道德，讲究职业良心；重视保护权益，负起社会责任；加强员工福利，兼顾股东权益。这些经营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很多企业追求的目标，但霖园却在十几年前便已确立并做到了。

　　千夫指与“圣思维”

　　然而，蔡氏家族在台湾的社会形象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其发展路程上发生过的著名的“十信事件”与“国信事件”，曾一度让其家族形象跌至谷底，而引起这场信用危机的是蔡万霖的另一个侄子——蔡辰洲（蔡万春二太太所生的长子）。

　　1979年蔡家分家后，蔡万春一系的另一分支机构国泰塑胶集团，由次子蔡辰洲负责。分家时，蔡辰洲有8家公司，以国泰塑胶工业公司为核心。同时，蔡辰洲还出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后者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社。

　　蔡辰洲接管这一支集团事业后，企业发展很快，但他却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做法，通过大量收购亏损企业，使自己的规模不断扩张，也因此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危机当中。于是蔡辰洲将希望寄托在“十信”的存款上，通过不断地挪用资金，维系着他的事业。

　　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很快被人告密而曝光。1995年，“十信”受到核查，结果发现“十信”贷款总额为154亿元台币，而存款总额只有151亿元，实际上“十信”已经亏空了。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社会上引起恐慌，继而发生了群体性挤兑现象，而这种现象也直接蔓延到了蔡家其他的关联企业上。短短数日内，“十信”被提领走了61.8亿元，而蔡辰洲兄弟蔡辰男所有的国泰信托公司也遭受巨灾，被提领走150亿元。

　　这场风暴最终以蔡辰洲锒铛入狱，并因此早逝而告终。而蔡辰洲的债权人打着“蔡家债，蔡家还”的口号，要求蔡家的其他成员归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蔡万霖向社会发表了一篇“情、理、法”的声明，表示霖园集团与“十信”、国泰集团没有关系，不承担蔡辰洲与蔡辰男两人的债务。但出于亲情，蔡万霖还是拿出3亿元。只是这件事还是给蔡家，尤其是蔡万霖的企业打上了“为富不仁”的印记。

 
 
 
　　蔡家另一个被外界指责的是，认为蔡家炒地皮，是带动台北地价上涨的罪魁祸首。1987年，蔡万霖的国泰人寿公司以每坪约（１坪约3.33平方米）90万元得标，购得台北市南京东路华航公司旁边的一片空地，被认为是带动地价上涨的第一笔交易。这可能也不太公平，因为地价的上涨是台湾整个经济环境变化使然，大财团都在炒地皮，不是一个蔡家能够主导的。但民众显然不会考虑这么多，在他们眼里，蔡家就是因此获得了巨额的暴利。台湾《雷声》杂志一篇评论指出：“蔡万霖钱多多，羡煞不少人，但是国泰人寿的‘滚’钱手法，却引人诟病。股票、房地产炒作，保险纠纷最多，造成了社会问题。”

　　虽然蔡家社会形象不好，但蔡万霖却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他建立了国泰综合医院、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与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受到社会的高度肯定。其中，国泰综合医院现已成为台湾知名的大型医院，曾荣获台湾最优秀的金字招牌医院称号；而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于1996年便已累计参与各项慈善活动捐助金额达5亿元，到2004年更是翻了几番；国泰建设公司则为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6年，台湾遭受特大台风袭击，为响应“大家动员起来，重建自己家园”的号召，国泰人寿公司捐款１亿多元新台币，此举亦为蔡万霖增分不少。

　　一个人活到一定时候，必定会在一些诸如社会责任的领域产生更多的思考，尤其是富甲一方的首富。因此蔡万霖也经常出于自身的想法由衷地去从事一些公益事业。比如，他以个人身份多次捐款兴建十信工商职业学校，还有一次捐款600万元兴建行政大楼，这些行为让霖园集团的形象大为改善，也大大降低了因“十信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蔡万霖因在企业上的卓越成就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1980年10月29日，蔡万霖荣获美国纽约圣若大学名誉商学博士学位。1993年2月，蔡万霖获得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颁赐的“圣思维”爵士勋章，这是为数不多的华人才能享有的荣誉。

　　在低调与失落中默默死去

　　今天，研究蔡万霖的生命历程已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时间在他身上仿佛是凝结的：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对于他公司的状况，很多资料都停滞在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而他的生命也凝结在2004年的9月27日。

　　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蔡万霖在后期的生命中，一直保持着低调的行事风格，甚至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往来，因此他成了一个异常神秘的人物。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上文提到的“十信”风暴有关——那件事引起的社会动荡，足以使他对一个企业家的行为产生更多的思考；而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化、生存安全等问题也让他颇为顾虑，因此他把国泰人寿的总部设在台北市一幢不起眼的28层大楼里，在那里他有个1500平方米的办公室，而蔡万霖的出入都有专用的电梯，随时都有保镖严密保护着。

　　后期的蔡万霖也很少参加社交应酬，不在电视上露面，连报上的消息也很少——在一般情况下，台湾人都非常热衷于做秀与宣传，绝不会放过任何自我表现的机会。除了工作之外，蔡万霖消遣的方式就是每周一次的高尔夫球及平时的太极拳。他的生活也变得十分简朴，不抽高级烟，抽台湾的“万寿”烟，出行乘坐台湾裕隆2000CC的自产车——这些与他拥有的亿万财富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蔡万霖一生的努力，为他赢得了一个地区的最高荣誉。在他死的时候，他用40亿美元的遗产，为一生画上了句号。但这个句号却也并不圆满。因为在一生的最后十几年中，他想完成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夙愿——开设一家银行，而这个机会在２０世纪90年代初——那时台湾开放民营银行的设立，蔡万霖也申请成立汇通银行，但却未获通过。而在当时共计申请的19家银行中，有15家获得了通过，只有4家未获批准，汇通银行就是四家之一。

　　蔡万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更大的遗憾却留给了他身后的家族，因为根据中国台湾的法律规定，像这样的富豪遗产，政府将收取高达50%的遗产税，这也意味着，曾经富甲台湾的霖园集团，至少将有一半的资产会缩水。但现在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谁来接替蔡万霖？这个问题对于后蔡万霖时代的霖园集团来讲，才是最关键的。

何鸿燊：风云际会40载

　　做生意一定要懂得有取有舍，有的虽可获一时之利，但无益于长远之计，宁可舍弃，不可强求。勤劳努力，战胜困难，才是最大的资本。--何鸿燊

　　国别：中国澳门

　　祖籍：广东宝安

 
 
 
　　出生年月：1921年11月

　　行业：博彩业、航空、地产、金融等

　　财富状况：2005年，何鸿燊以36亿美元居于全球华人富豪榜第六位，是澳门首富。

　　家庭：四房妻妾，育有17个孩子

　　他是世界公认的赌王之一，他经营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辖下的东方娱乐场被认为是全球十大最佳赌场，他所垄断的博彩业使其成为澳门人心中的“无冕总督”。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大慈善家，捐助慈善事业无数，对内地更是情有独钟。

　　1990年，何鸿燊在中国内地成立了何鸿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训基金会，并于3年后在河北廊坊市建造了“何鸿燊培训楼”；

　　1999年3月，何鸿燊出资300万美元，支持北京兴建中华世纪坛；

　　20世纪末，何鸿燊为筹建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数度捐资；

　　北京申奥成功后，何鸿燊多次表示，他将尽力支持北京办好2008年奥运会；

　　2003年，何鸿燊经过多方努力，拍卖回圆明园国宝猪面铜首，并捐赠给祖国，这为赌王赢得了更多的喝彩。

　　从赌王到慈善家、到爱国者，也许谁也不会最终了解，有４种血统的何鸿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人曾经问何鸿燊，那么多人在你的赌场输光一切甚至跳楼，你怎么想？

　　他沉吟片刻说：都是为了有个家吃饭。

　　这也许就是他最终把家、国、事业拢到一处，看成一局的底牌所在。

　　烂牙的富少

　　追索何鸿燊的少年，必然要与当年声名赫赫的何氏家族联系在一起。

　　何鸿燊出身于这个20世纪初香港最有财势权势的豪门望族，曾祖父何仕文是英国人，19世纪中叶在香港洋行做职员，生有5男3女，何东是长男，何福是次男，何福就是何鸿燊的祖父。

　　在20世纪中叶之前，提起何东的大名，粤港澳无人不晓。何东做过香港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买办，后辞去买办职务做大地产商，还经营东南亚的食糖贸易、香港的航运公司、纺织工业、酒店业等。何东在商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声望，是公认的香港首富，世称何东爵士。何鸿燊的祖父何福也是香港的顶级人物，是当时几大洋行的大买办，并出任过立法局议员，是同时代的华商五巨头之一。

　　何福共有13个子女，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是何福的第４个儿子。何世光同样是一个杰出的商人，身任沙宣洋行买办、东华医院主席、廿四行商会主席、华商会所主席等多种职务。

　　何世光同样有13个子女，何鸿燊位列老九。何鸿燊出生时，父亲的事业正处高峰。作为当时最大的买办之一，何世光似乎拥有花不完的钱，何鸿燊当然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担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他的父亲甚至为自己钟爱的老九何鸿燊单独购买了一幢别墅，并以何鸿燊的英文名StanlyLodge命名。

　　1934年，13岁的何鸿燊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变故，父亲因为炒股票破产，与其哥哥逃往越南。在２０世纪40年代末，汇丰银行率先打破行规，直接向华商贷款，这一重大改革引起各洋行纷纷效仿，从而迫使买办退出历史舞台。香港的几大买办世家风光不再，两代买办的何家面临巨大的冲击，何世光的财产开始大量缩水。何家家道衰落，何鸿燊一夜之间由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变成了人见人欺的穷小子。也在这一年的某一天，何鸿燊彻底改变了，这个故事几乎在何鸿燊所有的传记中都曾出现过。

　　这一天，饱受烂牙之苦而无钱补治的何鸿燊不得不找一位亲戚补牙。在这位亲戚的牙科诊所里，何鸿燊遭遇了这样一场对话。

　　“来这里做什么？”

　　“牙坏了，想补牙。”

　　“身上有钱吗？”

　　“没有钱。”

　　“没有钱，走吧，补什么牙？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

　　何鸿燊瞠目结舌，过去经常往自己家里跑的亲戚怎么会在几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变成这个样子？何鸿燊扭头就走，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母亲，和母亲抱头痛哭。

　　成长都必须经历某些裂痛。正是这件事，让何鸿燊从富家子弟的旧梦中彻底清醒过来。多年以后，成为巨富的何鸿燊回忆辛酸往事，仍然无法释怀。

 　　“那个时候，我在想，想不到人穷，亲戚便如此势利。经过家境变故后，我们一家人都感觉到人情冷暖，母亲更是终日以泪洗面。我于是下决心要争一口气！”

　　这一口气，成就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赌王传奇。

　　战时第一桶金

 
 
 
　　何鸿燊早前在香港名校——皇仁书院读书，被分在差生班D班，但在这些变故后，何鸿燊知道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让何家东山再起。在这一年的学期末，何鸿燊的成绩已经居D班第一，如愿以偿地获得奖学金。据称，何鸿燊的这一“成绩”也开创了皇仁书院D班获奖学金的记录。以后，何鸿燊年年都拿奖学金。

　　对于走上苦读之路，后来何鸿燊回忆说：“我发誓要成功，这是一种挑战，但真的没有报复的成分，无论如何还是为自己好。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没有人喜欢贫穷而无能的亲友。”

　　1939年，何鸿燊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香港大学，专修理科。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他的学业一直良好，大学二年级时，他的平均成绩在理学院排第一。

　　l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本空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战争爆发。何鸿燊参加了当时政府组织的义勇军，并被分配在防空警报室，做接线生。

　　这一年年底，何鸿燊受朋友之邀，身带着10港元——这是他在报警室工作8天所得的津贴——离开了战火纷飞的香港前往澳门。

　　何鸿燊来澳门后不久，就进入了后来让他获得起家第一桶金的联昌公司。联昌是当时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拥有不少特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以货易货，用机器零件和船只交换粮油食品等澳门紧缺物质，中、葡、日各占１／３股权。

　　何鸿燊在联昌任秘书，并兼做粮油棉纱业务，学习日语、葡语。作为秘书，何鸿燊拥有很多特殊的专长，据说他记得和公司有业务关系的2000多个电话号码，这几乎是当时商家和客户电话号码的全部，如果老板想要某商社的号码，何鸿燊立马就能报出。

　　仅仅一年时间，何鸿燊就因为才干出众，被吸收为公司的合伙人。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43年，联昌一次性给何鸿燊分红100万港元。22岁的何鸿燊，在9年之后，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港澳最年轻的大富豪之一。

　　“只一两年，我就赚了许多前辈商人一生都赚不到的钱。百万身家，在当时的人听来如天文数字，可我的钱来之不易，我是用命换来的。”何鸿燊说。

　　联昌公司并没有成为何鸿燊的久居之地，没过多久，何鸿燊进入了由梁基浩做局长的澳门贸易局，并专门负责战时采购物资的工作。也正是这段与澳门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子，让何鸿燊在若干年后，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和澳门永远地纠缠在一起。

　　何鸿燊在贸易局做的是限额生意，在意识到这种生意赢利极大的情况下，他与永华银号合伙创办大美洋行。何鸿燊利用官商的特殊背景，争取限额生意，大美洋行则进行融资，保障资金正常周转。大美洋行在何鸿燊的经营下，成为了当时澳门最有影响的洋行，赢利也十分可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何鸿燊的财富增加到200万港元，同时他的生意范围逐步扩大，涉足金银买卖、药品代理、火柴制造等多项产业。

　　1947年，何鸿燊与梁基浩、澳门老牌赌王傅老榕手下的钟子光等人合伙开办炼油厂。何鸿燊担任经理。由于炼油厂“油水”丰厚，当地一位强权人士要求介入何的生意。在一系列变故后，同样强硬的何鸿燊带着近300万的家产离开澳门，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后，何鸿燊决定投资地产，他清楚伯公何东早期发迹是做买办，但成为巨富正是依靠地产投资。何鸿燊分析香港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增加很快，加上经济的发展，地产大有前途。于是，何鸿燊与人合办了他的第一家建筑公司——利安建筑公司，兴建商业和住宅楼宇。何鸿燊发挥自己善于与官方打交道的能耐，在几年之间，承接了大量香港三军宿舍等工程，而这类工程可以说是所有地产类别中风险最低，赢利最有保障的项目。

　　地产成为了何鸿燊新的聚宝盆，到1959年，何鸿燊的身家从离澳时的300万港元，增加到1000万。

　　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会想到，38岁的何鸿燊会成为中国百年不出的一代赌王，并且在之后的40多年里，以“赌”成就他的帝王之业。

　　赌场多风云

　　何鸿燊是如何成为赌王的呢？

　　何鸿燊自己认为这完全是一次巧合。何鸿燊当时醉心的是自己在香港的地产事业，而在竞投赌牌前，即使生活在澳门十多年，他也没有过经营赌业的念头，甚至从未下过赌场，当然也不认识后来改变了他一生的“赌圣”叶汉。

　　在澳门赌博史上，叶汉是唯一一位跟三代赌王卢九、傅老榕、何鸿燊打过交道的人。

 
 
 
　　1930年，澳门政府对赌场实行专营管理。卢九、范洁朋、何士等澳门商人，在广东赌王霍芝庭、香港康年银行创始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牌，并成立了早期澳门最著名的赌场——豪兴娱乐公司，叶汉依靠自己出众的赌技应聘成为豪兴娱乐公司的一名荷官。

　　1937年，傅老榕联合港澳押业大王高可宁参与赌牌竞标。结果，傅老榕以180万澳元的巨额年饷一举中标，这一年饷是旧公司豪兴60万澳元旧年饷的３倍。傅老榕和高可宁合组的赌博公司名叫“泰兴”。在泰兴成立后不久，叶汉在傅老榕的极力邀请下转投泰兴。

　　这之后几年，叶汉声名大振，依靠出色的赌技，被一些澳门赌界人士称为“赌神”，而在盛名之下，心高气傲的叶汉却和傅老榕有了很多摩擦。1946年，叶汉自立门户开设石歧镇赌场，但赌技精湛，并不意味着赌场生意兴隆，到1947年，石歧镇赌场已经日暮西山。

　　２０世纪40年代末，澳门的赌场再次进入繁荣期，港澳人口激增，赌场更是人满为患。屡屡受挫的叶汉决定自己投赌牌，但因为种种原因，在近１０年里，叶汉两次败在了傅老榕的手下。

　　直到1961年叶汉第三次投标赌牌，何鸿燊的身影开始浮现。

　　1961年7月8日，考虑到泰兴娱乐总公司承办的澳门赌博娱乐的专营合约，将于12月到期，澳门政府公开招商承授赌牌，并取消现赌场牌照持有人的专营优先权。

　　叶汉知道机会来了，他自己总结前两次竞牌惨败的原因，一是官商互相勾结、黑幕重重；二是自己势单力薄，实力与傅、高两大家族悬殊极大。

　　于是，他先邀请了叶北海、高海林加盟，叶北海和高海林是竞投赌牌的活跃分子，但在后来的有关澳门赌场的报道和文章中，鲜有涉及。随后，叶汉又通过这两人邀请了叶德利加盟。叶德利是香港有名的花花公子，才华出众，广交朋友，在圈内很有名。决定参加竞标后，叶德利怕自己不懂赌博，提出邀请别人加入。于是，叶德利想到了何鸿燊——自己的姐夫。虽然，叶汉当时并不认识何鸿燊，更谈不上了解何鸿燊，但考虑到澳门政府提出竞标人要在澳门有生意，并有葡萄牙国籍这两点，叶汉只好答应了他的加盟。

　　作为获得第一桶金的地方，澳门在何鸿燊的一生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之前的被迫离开，一直让何鸿燊耿耿于怀，他随时都盼望着有一天杀回澳门，成为澳门有钱有势的大富豪！

　　何鸿燊并没有想到，1961年的这一天会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在叶德利的鼓动下，何鸿燊决定加盟。这不是一般的参股，由于何鸿燊是竞投财团中唯一符合投标资格的人，一旦获胜，何鸿燊将成为新的赌场的持牌人。而何鸿燊和叶汉的第一次较量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叶汉的目的是借用何鸿燊的葡萄牙国籍和澳门生意的双重身份。叶汉反复强调自己是竞牌牵头人，是未来的澳门赌王，这场游戏自己才是庄家。

　　心高气傲的何鸿燊显然不愿意做傀儡，专营赌牌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令何鸿燊难弃难舍。何鸿燊想到一个万全之策，增加一个人，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叶汉一方，有叶汉、叶北海、高海林三人；自己这边只有叶德利，必须增加一人，否则就给叶汉吃定了。

　　无独有偶，叶汉也为自己的处境深深地担忧。在外人看来，叶北海、高海林是叶汉的心腹干将。叶汉却担心他们靠不住——叶、高是那种谁得势往谁靠，何处有利往何处钻的家伙。若投得赌牌，在未来的赌博公司，何鸿燊与叶德利是亲戚，两个人抱成一团，叶北海和高海林风吹两边倒。叶汉同样想到需要再拉入一个人来。

　　在反复权衡之后，当时盛誉隆天的霍英东成为了双方都认可的选择。霍英东的财富在当时的华界首屈一指，在香港的地位也远远高于其他富豪，但霍英东并不想因为参与竞投而坏了名声，所以叶汉的第一次邀请失败。

　　最终霍英东为什么要加盟这场被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投标，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有的说是和他有良好关系的何鸿燊用计向霍英东借了40万港元做投标的押金，最终这些钱却成为霍英东投标的合作费用；另外也有人认为，霍英东在投标前夕携带40万港元前往澳门，本身就有这个想法，但苦于声名所累，只好用了计中计。但不管如何，霍英东的这种“传说”中的加盟，为何鸿燊成功获得赌牌增加了极大的砝码。

　　霍英东和何鸿燊终于在开标前夕谈妥了合作，于是，一个豪华的投标财团产生了，叶汉、何鸿燊、霍英东、叶德利、叶北海、高海林等6人，无论从财力，还是经营才能上都具备了和傅、高两大家族一较高下的实力。与此同时，作为有影响的慈善家，霍英东提出，本次投标，他们的财团必须“立足澳门繁荣”，将赌场经营成更为规范的场所。

　　这次赌牌争夺的另外一大热门是，现今的赌场掌门人傅荫钊（傅老榕之子）与何鸿燊是 
 
 
老朋友。傅荫钊一直认为作为朋友的何鸿燊不会抢他的饭碗，但现在，他们却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

　　1969年10月，澳门政府投标开始。傅荫钊等人在4时进了澳门政府办公楼，但真正呈交投标文件的时间是4时50分。这时离截标的时间只剩10分钟。何鸿燊却在4时55分，比对手迟5分钟、离截标只差5分钟的时候，将标书投递到了澳门政府。

　　10月上旬，赌界人士盼望已久的投标揭盅，开标结果：现持牌财团泰兴公司的承价是315万元；何鸿燊、叶汉等香港商人组成的新财团出价是316.7万元，新财团仅比对手高出１.７万元。

　　何鸿燊以1.7万元的优势成了新的赌牌持有人，这也成为了澳门赌牌竞标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个数字。

　　由此，叶汉终于用近20多年的时间圆了赌圣管理赌场的梦，而何鸿燊呢？他的赌王生涯，才刚刚开始。作为合作者，叶汉将何鸿燊带入了博彩业，但最终却在和何鸿燊的争夺中成了一个新的悲剧。

　　在获得赌牌后，新财团成立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叶汉为娱乐公司下属新赌场的总经理，何鸿燊为公司总经理。另外，经过一番交涉后，何鸿燊与政府签订的经营合同不再是原来的2年，而是25年，只是每5年修订一次而已。这直接保障了新公司在未来25年内的赌牌领导地位。

　　1970年1月1日，公司下属爱华酒店的新花园赌场开业，由叶汉经营。在叶汉的潜心经营下，新花园赌场的生意日渐转旺，每天的赢利达三四万元。到农历正月，每天进账高达十余万元。

　　何鸿燊明白，需要叶汉这样懂得中西赌术，又善管赌场的人来开发先期的市场，所以在新公司经营的前几年，何鸿燊很少过问赌场的事宜。叶汉也乐得大权独揽，赌场一间接一间地开张，尤其是海上皇宫新赌坊的开张，让叶汉在澳门赌界的声誉达到顶峰。无论是民间还是传媒，都称叶汉为“澳门赌王”。

　　然而在赌场日益红火的２０世纪70年代后期，资本却成为叶汉永远的痛。

　　当初开设赌场，新财团的成员考虑到赢利前景不明朗，做出了董事成员股份不增不减的决议。赌场开了张，赌客与日俱增，赌场赢利滚滚。股值大增，股利喜人诱人，问题也就来了，新财团开始考虑增股的问题。

　　在霍英东出任董事长后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何鸿燊提出把公司股本扩到1000万元，他表示他可以认股。叶汉没有同意。

　　第二次董事会议，霍英东先重申股东最初定下的协议：凡是公司的重大决策，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反对而不算，必须由董事会全体成员表决。霍英东表示，何鸿燊作为董事总经理，应该多给200万股。４个常务董事，叶德利是何鸿燊的亲戚，霍英东是何鸿燊的好友。三比一的巨大悬殊，叶汉没有任何办法。

　　后一次董事会上，何鸿燊同样提出让霍英东增持200万股，表决的情况依旧是三比一。两次扩股后，叶汉的股权被不断减少。到兴建葡京大酒店赌场时，公司再次扩股，叶汉的股份被继续摊薄到10％。

　　到后来，霍英东持有澳娱约30％的股权，叶汉和叶德利大约拥有10％，其余60%的股权由何鸿燊、何东家族的投资人何婉琪、新马师曾分别占有。一步一步，何鸿燊成为了整个娱乐公司的最大股权拥有者。

　　在叶汉与何鸿燊争权夺利斗得日益激烈的同时，赌场的生意却在各种利好的刺激下，日益走高。

　　同期，何鸿燊以娱乐公司的名义，赞助创办澳门《星报》。该报大力介绍澳门的博彩娱乐及其他吃喝玩乐场所，既方便了在澳的游客，更吸引了陌生的香港客人来澳门赌钱。

　　1965年，娱乐公司斥巨资购买喷射式水翼船。这种船用的是美国波音飞机的发动机，功率大，价钱昂贵，时速可达50海里，较普通水翼船快一倍，往返港澳只需1个多小时，使来澳的赌客更加方便。

　　1970年6月，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斥资6000多万元建造的葡京酒店首期工程竣工，举世著名的葡京娱乐场便附设在葡京酒店的翼楼里，并正式开业。

　　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仅仅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其他赌场。

　　何鸿燊全面胜出叶汉是在1972年。这一年，他在香港成立信德公司，主营港澳间的客运，兼营饮食及房地产，港澳间的客运几乎全控制在何鸿燊手中。到了1973年，信德集团在香港挂牌上市，不久成为香港股市盈率较高的上市公司。也在这一年，到处遇到何鸿燊“责难”的叶汉去欧洲散心兼考察，何鸿燊开始直接插手赌场人事，他以赌场人员年纪偏老为由， 
 
 
大量启用青年人和土生葡萄牙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心腹。重用土生葡人，正是何鸿燊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帮助他完成了权柄的更迭，一方面由于历届澳督都极为关心出生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利益，他的这个做法得到澳督的赞扬，另外，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岗位上，他都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等叶汉回来，安插在赌场的人，已经都是何鸿燊的手下，而和自己打江山的老赌倌们，早已经被扫地出门。

　　1975年春节，叶汉正式提出，把辛辛苦苦创立的赌业管理权让给何鸿燊，自己只保留原有的股份，赌王之位，首度旁落。

　　何鸿燊真正把叶汉赶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是在7年之后。1975年，叶汉邀请香港珠宝大亨、地产大亨郑裕彤筹划竞投赌牌。何鸿燊怕生意外，对郑裕彤许诺：只要放弃竞投赌牌，将来有机会让其参股，股份不会少于叶汉现在所持的股份。

　　1982年，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叶汉，被迫答应放弃股东身份。他所持有的10％股份，由何鸿燊指定出售给郑裕彤，叶汉获得3亿港元。至此，由叶汉一手操持起来的澳门新赌牌，尽归何鸿燊所有，在澳门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望何鸿燊之项背。

　　何鸿燊与叶汉不同，何鸿燊是个不赌的赌王。

　　何鸿燊这样评价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在赌桌上赌呢？每天这么多人来葡京赌钱，不就是跟我赌输赢吗？我其实是天天在赌。”

　　分租赌厅、创办赌团，是何鸿燊在管理变革上的两次“赌博”。

　　分租赌厅是在赌场里开设若干赌厅和赌档，分租出去交他人经营，娱乐公司根据各厅“转码”多少，即收益多少，按一定的比例抽取佣金。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贵宾赌厅，如珊瑚厅、黄金厅、孔雀厅、钻石厅等，均是这种承包方式。目前，澳娱的各大赌厅厅主，俱非等闲之辈，各有来头，比如金城赌厅的向氏家族（向华胜）、新世界赌厅的吴伟（街市伟）、皇庭赌厅的吴利群(群爷)、葡京宝岛厅的澳门政坛教父马万祺的儿子马有礼(马老八)、葡京蜂房赌厅澳门大地产商冯志强等等，基本上都是社会知名人士。

　　赌团制是旧时“进客制”与“现代旅游团”相结合的产物。1980年，何鸿燊决定开设赌团。经营赌团的具体办法是，如果某人和某旅行社有客源，则可以向赌场申请成为赌团承办人，经赌场认可后，承办人垫付数千万元给赌场作按金，获得一定数量的筹码，以赌场的名义去招徕豪客。赌场为赌团成员提供一些特殊和优惠服务，比如在赌场开设一些装修豪华、设施高档、环境舒适的赌厅供他们专赌；免费入住赌场安排的高级酒店；免费提供往返机票船票等。这些优惠，让香港的豪客都乐意参加赌团。到现在，赌团的生意占澳门赌场生意总额的一半以上。

　　相比于前几届赌王的惨淡，何鸿燊所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他们。

　　以下的几个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与澳门政府第一次签订合约是在1962年3月30日，其主要内容有：签约60天后成立新公司，资本额不少于300万澳元；尽快兴建一间拥有200间客房的酒店；参与澳门市政、水道、码头建设；公司纯利的10％用于慈善事业，90％投资于澳门工商业。

　　1964年11月5日，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与澳门政府第一次修订了合约内容：延长专营期限为25年，从1965年起，税额每年增516.7万澳元，其中七成交港币，其余交澳币；另交税额5％作为旅游基金及公务员互助费；从1970—1975年5年间，每年加税100万澳元；从1980年到期满为止，每年加税50万澳元；每5年投资澳门繁荣事业费不少于500万澳元；除扩充爱都酒店，要新建一座宏伟的夜总会酒店，投资不少于3000万澳元，于1967年8月前建成。

　　1972年6月3日，双方第二次修订合约。新约规定从1973年1月1日起，每年共缴加征税款100万澳元；1976至1980年再加征50万澳元，即每年缴加征税款150万澳元；1981年再加征50万澳元，即每年增缴200万澳元；公司负担稽查费每年20万澳元；准许在特别场所内增设100台吃角子老虎机，每年另缴25万澳元税款；公司可以拥有4个（附设博彩的）娱乐场；公司负责在幽仔建4座徙置大厦，必要时建更多的徙置大厦，以安置新口岸区全部徙置居民；每年缴交繁荣费用提高到125万澳元，其中100万用于繁荣工程，25万用于社会工程。

　　1976年4月23日，双方第三次修订合约。合约规定公司资本额要增至不少于8000万澳元；每年税款为3000万澳元；公司每年投资3000万澳元，用于澳门电力公司，使其投资额增至1亿澳元，并负担电力公司支付燃油的港币；在外港建一座海运大厦型码头；发展纺织业以外的加工工业等；设立公共利益事业以及负责新口岸区都市化及填海建筑；保证金增为100万澳元。

 
 
 
　　1982年12月30日，双方第四次修订合约：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再延长5年，由原定的1986年底到1991年底；娱乐公司缴付续约费7亿澳元，先付2亿澳元，以后至1986年底分期付清；博彩税从1982年起，按公司总收入抽25％，从1987年起，每年再增加1％，到1991年增加至30％为止；增购两艘700客位快船、两艘喷射水翼船，投入港澳客运；兴建400个单位平民大厦5幢，用以迁徙和安置新口岸区的居民。

　　1986年9月29日，何鸿燊与澳府第五次修订合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期限延长至2001年12月3１日。此期间，娱乐公司负责兴建新的海运中心，投资兴建直升飞机场；参与兴建澳门国际机场；参与新的仔发展地段的建设计划。允许娱乐公司股票上市，可以自由转让股票，股票总值占公司资本的25％，任何股东不能拥有超过此种股票的10％。

　　2002年2月8日，澳门回归后赌牌对外竞投，澳门３个赌牌有了新归属：何鸿燊领头的澳门博彩、永利度假村和银河娱乐场从18家竞投者中中标。在人们纷纷认为澳门赌局即将翻云覆雨的时候，第二年的年报显示，作为新体系下首家运营的博彩公司，何鸿燊掌控的更名为澳博的原娱乐公司仍旧拥有60%以上的澳门赌桌。“澳博”2003年获纯利33.5亿澳元，比上年增加５成。而到了2004年，澳门政府的博彩业税收高达147.4亿澳元，比2003年增加近3成，这其中60%以上同样来自全新运营的澳博公司……

　　从1965年，税额每年不足1000万，到1976年每年规定税额3000万，到1982年直接交付续约费7亿元，再到2004年直接税收80多亿，在付给澳门政府更多钱的同时，何鸿燊的财富随着赌场收益的日益提高，而不断增多。2005年，何鸿燊以36亿美元居于《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６位，其通过博彩业创造的财富奇迹令人侧目。

　　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何鸿燊是澳门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赌王。这个在澳门历史上在位最长的赌牌持有人，在统领澳门赌业江山的日子里，除了被誉以“赌王”之称外，还常被称为“无冕澳督”、“米饭班主”。

　　别处风景多宜人

　　如果“赌王”之名让何鸿燊赌名远播的话，那么在其他产业，特别是在信德集团上的长袖善舞则让其赢得更多的声誉。

　　信德集团是何鸿燊在信德船务的基础上创建的。早在２０世纪40年代，何鸿燊就开始涉足船运，与友人合伙购置“佛山轮”，投入港澳海上客运。1973年，以信德船务为核心的信德集团在香港上市，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到现在，在港澳之间经营港澳客运的公司共有5家，何鸿燊就占3家，它们就是信德集团下属信德船务及其旗下的远东水翼船务和快达客轮，这几家公司的票务则由澳博公司的船务部总代理。

　　信德船务号称世界最大的波音喷射船公司，共有喷射船几十艘，如“金星”、“火星”、“天王星”等。何鸿燊的船队提供不同价格系列的客运服务，24小时全天候营运，每年运载乘客1000万以上，占港澳旅客总数的７成。

　　1989年，考虑到运务的需要，何鸿燊投资兴建澳门新港澳客运码头，每年可应付1300万人次的客流量。

　　在水路形成控制后，何鸿燊还开始考虑控制港澳间的空中走道。何鸿燊在港澳之间，开辟直升机业务，利用港澳码头建筑的顶部修建直升机机场，并于1990年底正式开通，以吸引那些赶时间、寻求刺激的乘客。除了自己建造直升机机场外，1989年，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成立，何鸿燊的娱乐公司占１／３股权。同年，何鸿燊透过“信德”，以1.2亿港元购入香港华民航空40%的股份，自己持有10%，其后信德和何鸿燊本人再分别购入40%和10%的权益，全资控制“华航”。1990年，透过自己控制的华光航务公司，购进葡萄牙越岛航运公司的主要股权……

　　到现在，何鸿燊几乎已经控制了进入澳门的大部分通道，在澳门交通领域，何鸿燊同样成为了王者。

　　除了交通，何鸿燊的地产业也一直在默默地前进。何鸿燊兴建为船运服务的码头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产项目。

　　另外，他还在香港兴建高达数十层的香港信德中心。信德中心在港岛北岸，濒临维多利亚港，其裙楼是候船厅及码头，主楼是商用写字楼，除信德中心总部外，其他写字楼作出租用途。

　　1987年，何鸿燊收购九龙尖沙咀星光行的整个地库，总共有4万多平方英尺。同年年初，何鸿燊收购了摩罗庙街和湾仔万茂台的一些地盘。接着，他又购进半山西摩台1号商住地盘 
 
 
和薄扶林道124号低密度住宅地盘。他本人还与他任董事长的“新境国际”合作，购入罗拔臣道69号等地盘。他挥师海外，在澳大利亚柏斯市收购一座商业大厦75％的权益，此大厦每年可收取租金约200万澳元。另外，他还拥有加拿大温哥华的两间酒店Le　Meidien　Hotel和La Grande Residence；在美国旧金山市拥有一块1000亩的地皮，临靠湖水，可以兴建豪宅和休闲花园；在加拿大，他拥有两套豪宅，一套在多伦多，一套在温哥华。

　　除了上述两个领域，何鸿燊在商业上和“汤臣太平洋”开展了合作，并通过一系列关联交易，完成了资本的迅速扩张。

　　1990年7月，汤臣斥资5000万港元收购娱乐公司在路环岛的一幅上地权益，拟作高尔夫球场之用；8月，汤臣向何鸿燊购入澳门国际中心7幢住宅，全部以现金的形式付给赌王303亿港元；9月，汤君年（汤臣集团创办人）向何鸿燊收购澳门一幅地盘的５成权益，汤臣全部以发行新股的方式支付给赌王，共发行2.33亿股。一年间，何鸿燊将澳门物业售予汤臣，总价8.3244亿港元，其中4.433亿港元用现金支付，其余用新股。就这样，何鸿燊出售物业套取大量现金，未费分文，便成为汤臣的大股东。

　　身为汤臣主席和大股东的何鸿燊，骑上了汤臣这匹股市黑马，在股市纵横驰骋。90年代初期，何鸿燊加入竞购“奔达国际”的竞争，以10亿港元的巨资，击败“香港兴业”，成功地收购奔达国际34.5％的股权，以10亿港元控制30亿港元的资本。

　　在几年间，何鸿燊通过眼花缭乱的收购和高超的资产重组技巧，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这个商业帝国分为三大系列：以港澳客运为主的信德集团；以地产建筑为主的汤臣太平洋；以及后来被证明失败的以电子工业为主的善美环球。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风景。何鸿燊商业帝国的庞大规模同样不逊色于他的博彩业，不同的是，博彩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赌王，而商业、地产与运输领域的成就，则让他成为了跨越港澳两地的超级企业家。

　　何鸿燊的财富秘诀

　　何鸿燊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认为有如下六条：待人以诚，罗致人才；处事以勤，亲力亲为；精打细算，公道交易。这六点也正是其在用人、做事、理财三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之处。

　　待人以诚，罗致人才

　　在业界，何鸿燊的识人用人一直被人称道。从早年和叶汉的合作开始，何鸿燊就知道在一个陌生的领域，如果没有有经验的人带路，是很危险的，于是即使早年的叶汉高傲又口无遮拦，他都诸多忍让。而正是叶汉，帮他完成了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基本架构，并将其带上了高速发展之道。

　　何鸿燊还大胆启用新人和土生葡萄牙人。比如黄昭麟，他生长于星洲，开始是一名导游，后来到澳门发展，得何鸿燊关照，迅速崛起。后来他独立创业，如今是世纪集团董事长，最大手笔是投资23亿元兴建金域大酒店。

　　在叶汉被逼出澳娱后，２０世纪80年代，长期为何鸿燊看家的是谢肇鸿。1982年考虑到叶汉的出走，何鸿燊游说博彩娱乐业的老行尊谢肇鸿出山。为了将谢肇鸿揽到自己旗帜下，何鸿燊亲下聘书，据说这是何鸿燊一生中唯一一次下聘书礼请。谢肇鸿为何鸿燊坐镇赌场，替代原先叶汉的角色。至今，年迈的谢肇鸿仍身兼娱乐公司名誉顾问和总经理特别助理之职。

　　在用人上，何鸿燊还废除了业内的“学徒制”，建起了赌术训练学校以防止员工拉帮结派，同时也能更好地向学员传授新而全的赌术知识。在赌术训练学校，学员要接受各种训练，听多位业师的传授，即使有个别业师水平一般，对学员的影响也不太大。赌场人员收入不固定，主要靠客人给贴士，基本薪金低。以席面员为例，２０世纪90年代初基本薪金才300元，但他们往往每月能得过万元的贴士。贴士不能私吞，何鸿燊于1983年起实行新规矩，将贴士的10％作为保险费付给政府，20％分给赌场的行政及秘书人员，指定作为“招待旅游”的开支（即应酬费），70％按资历分给赌场工作人员。澳门人把进赌场工作视为捧上金饭碗，收入高、职业稳定。据统计，澳门60％的新车是赌场荷官买的，40％的新楼为赌业人士拥有。正因为在赌场管理上的这种赏罚分明，很多赌业人士把何鸿燊奉为“米饭班主”。

　　在竞争日益趋紧的２１世纪，何鸿燊也更加注重人才的培训，他要求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加强对属下员工的培训，并将挑选有发展前途的管理层人员，为其提供奖学金，参加有关管理方面的培训课程。此外，何鸿燊还从娱乐公司普通员工中抽选人员，参加有关博彩的专业培训。

　　处事以勤，亲力亲为

 
 
 
　　和众多富豪一样，处事以勤，亲力亲为，一直是何鸿燊对后辈的告诫。台湾王永庆说“一勤天下无难事”，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赌王身上。

　　有人曾向他打听成功秘诀，何鸿燊说，我没有什么秘诀，一是做事必须勤奋；二是锲而不舍，有始有终；三是一定要有好帮手；四是待人忠实，做事雷厉风行。钱，千万不要一个人独吞，要让别人也赚。做生意一定要懂得有取有舍，有的虽可获一时之利，但无益于长远之计，宁可舍弃，不可强求。勤劳努力，战胜困难，才是最大的资本。没有到收工钟响已经洗干净手的人，一定是老板最看不起的人，也是人生不会成功的人。他说，他睡觉时一直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枕边放一个本子，如果有什么念头，或者梦见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会醒来先记下再睡。这就是何鸿燊经常说的要有“隔夜心”。

　　在何鸿燊早年的成长生涯中，有一件事情，让他记忆犹新。当时，何鸿燊已经成为联昌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押船，因为兵荒马乱，在海上押船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何鸿燊还是选择亲力亲为。

　　有一次何鸿燊身揣30万港元现金，去海上与人交易，竟遭到海盗抢劫，30万巨款全部被劫走。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何鸿燊却没有放弃押船。在遭劫后的第五天，联昌的两船货船被日本海军扣押，何鸿燊亲自出马与日本人交涉，并顺利地把两船货物和旅客带回了澳门港。

　　可以说，上文提到后来联昌给予何鸿燊的100万港元分红，真是其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精打细算，公道交易

　　何鸿燊常和人说做生意要讲公平交易，该拿多少就拿多少。在国内外富豪中，何鸿燊的算盘可以说是最精的，其敛财的手段也非常高超。

　　虽然早在２０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拥有近千万家产，但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在联合组团投标赌牌的事件上，何鸿燊没有花一分钱。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据说，何鸿燊和当年投标的其他３位董事只是根据参加的身份而进行了股权的均等，叶汉、叶德利、何鸿燊、霍英东都是每人一份，总股本300万港元。但由于霍英东对开赌没有信心，不出钱认股（其40万港元，是作为借款给了何鸿燊，双方就该款项是借款还是合资款上存在分歧），其他人也一分钱不出。

　　那么，当初竞牌交给澳门政府的100万港元押金，算是什么投资呢？押金只是债权，按照常规，若某一投标财团中了标，竞标的押金就要转为开赌的押金（保证金）。若按照新公司与澳门政府签订的赌约，新公司的资本额不得少于300万港元，其中55％要存于外国银行作为履约的保证金，也就是说要存入165万港元，另外135万港元才是流动资金。

　　到新公司正式成立，公司还是没有投入一分钱。不过既然赌牌在手，何鸿燊当然有办法。

　　那时何东已经过世几年，庞大的家族财产由何东长子何守礼打理。何守礼是个职业军人，回港做家族掌门人之前是国民党上将，由于没有资产管理经验，他甚至连何家究竟有多少资产也搞不清楚，因此，管理家产的重任就落到了侄女何婉琪身上。何婉琪就是何鸿燊的妹妹，在何世光家族排行老十，外号“十姑娘”。

　　何婉琪认准专营赌业有“搞头”，在何鸿燊找上门后，当即代表何东家族果断地向新公司投资200万港元，真金现银，一次付清。

　　新公司的第一间赌场新花园赌场，就是靠这200万港元做启动资金的。以后增设新赌场及履行赌约，基本上靠的是赌场自身的收入。

　　当然这些钱还不够新财团的各种开销，于是何鸿燊又邀请来了另外一个非董事大股东——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新马师曾。新马师曾是何鸿燊的亲戚，当时香港演艺界的首富。他投了30万港元，在新花园赌场开张后，分几期缴清。

　　就这样，何鸿燊仅仅依靠自己的关系网络和一张赌牌，坐拥了当时澳门娱乐25%的股份。不过，何鸿燊在敛财的同时，的确也没有让霍英东和自己的十妹失望。在后来，他们三家拥有了近60%的澳门娱乐股权，而这些股权，仅仅在2001年就获得了近2亿港元的分红。

　　未来赌局谁主沉浮？

　　霍英东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评论过何鸿燊“死不言输”的性格。

　　“何鸿燊敢讲敢做，甚至知道错了也照做，错了也死不言输。比如他和别人下棋，照棋局，他形势不妙，注定要输了，我们说死棋啦，劝他认输啦，但他不认输。那好，不认输就 
 
 
继续下，但他却一动也不动，一味坐在那里。等到吃饭时，有人叫开饭了，他就站起来，说大家吃饭了，这盘棋就不算数了。他有时从澳门来香港，找王新永下棋，照棋局，他明明是要输的，他却一味不动棋子，坐在那里一两个钟头，做出思考棋路的样子，其实是在磨时间。等到要开船时，他就说要赶回澳门有事，这盘棋没有下完，他也就没有输。”霍英东说这话的时候，也许已经想起了40多年前，何鸿燊多番“强迫”自己合盟的事件。

　　事实上，永不服输的何鸿燊要面对的是更诡异的变局。

　　2001年开始的澳门赌牌开放是第一个变化。

　　从这一年开始，何鸿燊必须面对来自多方的对手。

　　2004年5月18日，总投资额２４亿美元、银河娱乐场所拥有的金沙娱乐场开业，并成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赌权开放以来开业的第一家美式赌场。金沙娱乐场占地１００万平方尺，场内富丽堂皇，与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娱乐场同属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公司所有。

　　同年8月，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旗下的银河星际酒店和路凼城娱乐度假酒店工程将于月内全面展开。银河星际酒店占地将近５５００平方米，是一座高３３层、有６００间房的五星级酒店，酒店设施包括１.８万平方米的大型赌场，可设２００张赌台，并设有３００多部角子机。而银河路凼城娱乐度假酒店占地４５万平方米，其中包括６间高级酒店、４个娱乐场、会展中心、购物中心、剧院及数个地面或地下停车场，建筑面积为５０万平方米，其首期酒店工程提供２０００间客房，预计在２００６年落成。

　　而早在此之前，美国五大赌王之一、拉斯维加斯传奇人物史蒂芬·永利控制的永利度假村集团下属总投资额达56亿澳元的澳门永利度假村已经奠基，预计在2006年底开业。永利度假村坐落于澳门外港新填海区原商贸城地段，占地近6万平方米，与澳博葡京酒店只一街之隔。

　　从一家独食到三家平分，做了44年赌王的何鸿燊必须迎接新的挑战，而这次挑战，将是全球性的。

　　另外，年事已高的何鸿燊还要面对家族分裂以及寻找合适继承人等种种问题。

　　何家一直以来就以子嗣众多著称，风流倜傥的何鸿燊远远要比他各拥有13个孩子的父亲和祖父更多情，何鸿燊共有４房妻妾、１７个儿女。据说2001年，何鸿燊８０岁大寿，他的生日会一共开了４次——４房妻妾竞相给他贺寿。

　　如何给３个健在的妻子、17个孩子分配财产呢？从现在看来，何鸿燊依旧处于抉择之中。在何横跨港澳的产业中，目前，在香港上市的蓝筹股信德集团由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主持，信德已是一个拥有资产总值达200多亿港元、附属或联营公司百余家的跨国多元化集团。而在澳门的产业，让何鸿燊面临巨大的困境，澳彩公司的财务和权益一直以来笼罩在神秘之中，权利分割相当严重，外界也很难知道公司权益到底是如何分配的，这引起了众多小股东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何氏家族内部“豪门恩怨”的曝光，澳彩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宣称何鸿燊持有公司30%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何婉琪只有7%的股份。这样一来，甚至连兼大股东的好朋友也开始抱怨一切，霍英东说，“公司利润分配的方式是非常不合理的。”并表示每年的利润分配方案都是由何鸿燊一手敲定，何的家族控制了一切。

　　公司的事情也许容易处理，可奇怪的是，和一般家族对于继承的争夺不同的是，何鸿燊的众多儿女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流露出要接管赌王在澳门产业的兴趣——尽管何最大的儿子，在怡富证券工作的何猷龙，看起来是最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何鸿燊显然还需要完成他这一生最后一个赌局——寻找到合适的继承人，并保证不让半个世纪的赌业落入旁人之手。

　　留给84岁的何鸿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郭鹤年：“糖王”的成吉思汗梦想

　　“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郭鹤年

　　国别：马来西亚

　　祖籍：中国福建

 
 
 
　　出生年月：1923年

　　行业：白糖、酒店、房地产、船务等多种

　　财富状况：2004年《福布斯》杂志以41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列东南亚富豪名单第一位。

　　家庭：结过两次婚，有8个孩子

　　被誉为亚洲“第五小龙”的新兴工业国家马来西亚，从汉代开始，便与中国有友好的往来。马来西亚可谓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第一站。华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多人口。在马来西亚，华人很自豪，因为在“马来西亚40大富豪排行榜”的前10名中，有7个人是华裔。

　　本文要讲述的主人公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崛起于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糖王。在其糖业鼎盛时期，控制了国际市场上每年食糖贸易总量的1/10。70年代中期他大举进军香港，同时环绕太平洋建立起庞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国。80年代他进军电视业，成为香港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90年代他又购得了《南华早报》的控股权，几乎掌握了香港人每日的喜怒哀乐。

　　近年来他大举投资中国内地，投资总数达50亿美元之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落于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它被认为是北京现代建筑的代表。他就像成吉思汗开疆拓土一样，从白糖、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证券、传媒到粮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和马来西亚银行公会共同主办的“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将代表企业界最高荣誉的“金字塔奖”颁予郭鹤年。在马来西亚，这个奖意味着非凡与惊人。

　　虽然近年来郭鹤年旗下企业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但当人们看到郭鹤年这一名字时，脑中仍然一片茫然。

　　他的模样？报刊上绝少刊出他的照片，他的身影几乎从不在电视上出现。

　　他的家庭情况？他的人生经历？

　　他是如何发家的？他的经营秘诀？

　　关于这些，在传媒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报道，即使有，也只是那么“可怜”的零星半点。他亦极少在公开的社交场合露面，相对于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香港富豪来说，郭鹤年给人更多的是神秘感。尽管已经年届８２岁，尽管已达到事业顶峰，但郭鹤年对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

　　20岁创业，垄断马来西亚糖业市场，成就“亚洲糖王”

　　郭氏家族领导者郭鹤年，祖籍是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六人，五个哥哥依次为郭钦铮、郭钦暖、郭钦端、郭钦仁和郭钦宝。时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了长兄郭钦铮留在家乡开了一家叫“万安堂”的中药铺外，其余弟兄相继来到马来西亚谋生。1909年，郭钦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为了生活他从店员做起，后来自己从商开了家咖啡馆。当时，他的四哥郭钦仁已经在新山创办了一家“东升公司”，专营大米、大豆和糖的生意。由于郭钦仁身体状况欠佳，逐步把东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郭钦鉴、郭钦端和郭鹤青（郭钦暖长子）３人。在他们的精心打理下，公司业务不断扩展，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家境日臻富裕。

　　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家乡福州的郑格如结婚，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1924年10月6日，住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端新山市的郭钦鉴又添一子，祖上定下字辈为“鹤”，家人取名为“年”。郭鹤年早年念宽柔华文小学及英文中学，后转入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位对政治颇为热衷的同学，即日后成为“新加坡强人”的李光耀，以及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等人。1942年，因日军南侵，郭鹤年无法完成大专教育。战后，郭鹤年便给经营白糖及米粮买卖的父亲做帮手。

　　1947年，年仅23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利克务公司，主要经营的还是父辈的老本行——买卖米粮食糖。1965年，该公司改名为“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有关船务方面的生意。这成为他的创业之始。据权威的英文杂志《财富》早年的报道，郭鹤年当年是以33333万美元（折合马币约10万元）开始创业的。

 　　郭鹤年在２０余岁便能创业，固然与他出身富裕有关，但是，个人的胆识、才能以及超强的判断力和永不停歇的精神，才是他日后能够征战商海、名震四方的根本原因。

　　1948年，郭鹤年创立新公司的第二年，父亲郭钦鉴因长期操劳而病故。当时郭鹤年只有24岁。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不希望由于丈夫的死，让郭氏家族的事业分崩离析。她面对郭氏家族中的钦暖之子鹤青，钦端之子鹤尧，钦仁长子鹤，钦宝的儿子鹤新、鹤瑞，以及鹤举、 
 
 
鹤年两兄弟，提出集中各人所得遗产，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老太太话音刚落，鹤字辈的堂兄弟纷纷抢着表态，愿意参股经营。那么，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谁人来掌管帅印？

　　郭家经过开会后，当时在新加坡殷商李光前的南益集团供职的郭鹤尧首先捅破这一层纸：让鹤年来干吧。郭鹤尧的提议，当即得到众兄弟的首肯。就这样，不满26岁的郭鹤年接过重担，正式成为家族“掌门人”。这位商人的儿子从小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要诚实，要刻苦耐劳，要谦虚，要讲信用，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也成了他日后创业的信条。

　　说起来，郭家钦字辈南来新山，靠的是胼手胝足，艰苦创业，才创下第一份家业。有人分析郭家在几十年商战中屹立不倒，不仅在于郭家钦字辈兄弟给后代留下一个殷实的家底和商业网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同舟共济的兄弟情份。

　　1949年4月1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主要经营的依然是米粮食糖类。但是，别人卖米，可能只在这一行当打转，而落在郭鹤年手里，却像接过一支魔幻的接力棒。

　　在郭鹤年创业初期，马来西亚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这从英国殖民当局重返马来西亚，并于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及曾与英军并肩作战的马来西亚抗日军从公开转入地下、走入丛林打游击便可见一斑。

　　在郭鹤年二哥鹤龄死于英军围剿后不久，商界的人不约而同地发现，那个在商场上有“拼命三郎”美称的郭鹤年，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而且，他一别就是5年。

　　那么，郭鹤年所去何方？若干年后，谜底揭开了：他飞往英伦三岛。在英国的郭鹤年除了同家中保持联系外似乎割断了与马来西亚商业的一切联系。

　　英国，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故乡。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大力倡导一种自由的经济，以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郭鹤年到达伦敦的时候，这里的期货交易和股票买卖正在大行其道，十分活跃。郭鹤年原来对期货交易知之不多，如今来到这个国度，觉得期货交易别有洞天，那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潮起潮落，那押对宝的得意忘形，那看错眼的千古恨，都让他着迷兴奋。

　　尽管郭鹤年远居英伦，但来自马来西亚的各种消息还是刮进了他的耳朵。他审慎地思索着、观察着。

　　1955年，虽然当时马来西亚联合邦还不是独立的国家，但郭鹤年坚信“日不落帝国”必然像以前在缅甸、印度等老殖民地一样，不愿意也得退出历史舞台，米字旗终究得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降下来。此际，郭鹤年有一个清晰的想法：现在是他回到马来西亚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在战后世界经济结构中，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逐步放弃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重点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郭鹤年懂得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备而来的人。他已经看到原来属于英国商人的市场，在马来西亚真正独立之后，必定会留下真空地带；他已经听到马来裔、华裔和印度裔的马来西亚商家分食大饼的焦灼呼唤。

　　在1955年巫华印联盟组成新政府之后，郭鹤年作出返回马来西亚的决定。在伦敦期间，他已经对糖业的经营做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也了如指掌。

　　回到马来西亚后，郭鹤年为郭氏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在新山市创办了明田（Mintien）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二是开始将事业重点放在糖业经营上。他配合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在靠近槟榔屿的北海创立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炼糖厂——马来西亚制糖公司。同时，他看准时机，迅速建立遍布马来西亚全境的销售网，形成“原料—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体制。几年间，他的糖业经营获得巨额利润和相当大的发展。1962年郭鹤年即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糖王”。

　　1966年，中国外贸部计划把中国生产的白糖输入马来西亚，使郭鹤年面临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大兵压阵下，他从印度大量进口白糖，成功击败中国生产商。经此一役，郭鹤年声名鹊起。翌年，他结识印度尼西亚首富林绍良，并供应白糖給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将版图扩至印度尼西亚。

　　为了进一步发展郭氏的制糖业，1968年，郭鹤年又顺利地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到位于马 
 
 
来西亚北部玻璃市的5760公顷丛林土地，经过由他设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组织开垦后，成为甘蔗种植园，大大增加了原料来源。同时，他在该种植园附近与马来西亚土地发展局共同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1973年种植园有了收获，糖厂产量也迅速增长，这使马来西亚迈开了食糖自给的第一步。

　　在郭鹤年之前，尽管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适宜甘蔗生产，但该国的农民却不爱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才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郭鹤年大面积种植甘蔗，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增至179万公顷。

　　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的情况。1970年，在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趋势之后，他大胆决策打进国际糖市，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度尼西亚，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内地，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后来随着糖价的上涨，他当年就赢得了600万马元的巨额利润。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他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为日后扩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证。企业更是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态势迈向多元化、国际化。1976年，郭鹤年收购了马来西亚糖厂933%的股份。

　　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及其所主持领导的郭氏家族集团企业的糖业贸易，从马来西亚扩展至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占到了80%以上的份额。至此，年仅40出头的郭鹤年已由“马来西亚糖王”发展成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郭鹤年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除了发展糖业外，从２０世纪60年代开始，借助于世界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良机，郭氏家族集团企业资本日渐雄厚，其经营胃口逐渐大起来，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企业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马来西亚除在北马、吉隆坡、北海拥有糖厂外，他还拥有在巴生和新山的面粉厂、饲料厂、食油厂，芙蓉的塑胶袋厂，吉打的大理石厂和玻璃厂，并拥有拉曼锡矿4137%的股权。该集团属下的“联邦面粉”拥有的面粉厂，年产量约22万吨，控制了东、西马来西亚面粉市场的40%。此外，他还在柔佛合资创立了制造薄木板和夹板的马来西亚木板厂等，其中95%的产品远销到欧洲、美洲、东亚及西亚各国。

　　白糖铺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耀五星

　　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描写了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Shangri－la（香格里拉）——一个安躺于西藏群山峻岭间的仙境，能让栖身其中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当时，该书获得了英国著名的霍桑登文学奖，《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此书的功绩之一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而若干年后，有人会说，《失去的地平线》为亚洲创造了一个“酒店业巨子”，一个“酒店帝国品牌”。

　　1971年，在挖到糖业这第一桶金之后，郭鹤年并没有止步。他踌躇满志，在生意场上四面出击。有鉴于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郭鹤年毅然决定向旅馆酒店业进军，事实证明他的眼光确实不凡。

　　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资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是当时新加坡最早建起的豪华酒店之一，从而揭开了一个辉煌如梦的酒店王国的序幕。现今，香格里拉已成为世外桃源的代名词。而香格里拉酒店的优质服务，完美憩静的环境，正与这个弥漫着神秘色彩的名字如出一辙。

　　据说，郭鹤年自幼喜读《失去的地平线》一书，在他创办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档次的五星级宾馆才能被命名为“香格里拉”。20年来，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酒店集团，总资产达470亿港元。有趣的是，香格里拉集团的每一家酒店都会向来宾赠送《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

　　从商场到酒店，从服饰到化妆品，从游乐园到电影院，国际化的标准都是效法的对象。 
 
 
一些品牌在吸取国际潮流精髓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核心理念保留和发扬光大，成为另一种流行的观念，并影响到全世界。比如“亚洲人的待客之道”，就发轫于香格里拉酒店，风行于世界。事实上，为亚洲酒店确立新的核心价值的推动者，正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英国的《商务旅行调查》杂志也认为：亚洲有世界最好的酒店。言下之意便指香格里拉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的设计一向以清新的园林美景、富有浓厚亚洲文化气息的大堂、堂皇的大理石地面，以及令人瞠目的威尼斯水晶大吊灯等闻名于世。除了这些硬件设施，香格里拉酒店最大的财富就是富有亚洲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殷勤好客的香格里拉情。香格里拉酒店的管理层总是这样启发新员工：想想看，你家里来了客人你会怎样招待？

　　香格里拉人认为，亚洲人总是好客的，而香格里拉人的好客之道正如茶道一般精细入微：真诚质朴、彬彬有礼、温良谦恭、乐于助人、自豪而不骄矜。香格里拉人觉得好东西都是有本地特色的东西，这就让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每座香格里拉酒店的设计各不相同，因为它尽最大可能融合了当地的文化。

　　在大连香格里拉，精美的贝类装饰凸显海滨城市的风情；而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属香格里拉品牌)，大堂里则是大幅中国山水画，中间4根大红柱，一派皇家气势。虽然每个香格里拉酒店的中餐厅都叫“香宫”，但即使是同一道“辣子银鳕鱼”也都会根据当地的口味加以调整。

　　“让客人喜出望外”，也是“好客之道”所追求的目标。香格里拉营运部门在集团内部倡导的“会客点——与总经理对话”的沟通模式，是目前全球酒店业中唯一的。这就是：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旗下的38家酒店，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5时至7时，38家酒店的总经理都分别在自己的酒店大堂会见住店客人，与客人直接对话交流、沟通。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却令管理者和客人收到喜出望外的效果。

　　自1971年首家香格里拉大酒店在新加坡开业以来，郭鹤年先后在泰国、中国香港、斐济、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内地建设管理近30家大酒店。目前，郭鹤年在全世界共有1万余间客房在营业，尚有9家酒店、4000余间客房在兴建中。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成为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酒店业巨子”的桂冠又戴在了郭鹤年的头上，此声名甚至超过了“糖王”的美誉。

　　江山，得内地者得天下

　　郭鹤年与中国的接触，始自1962年那场食糖市场争霸战。当时中国经贸部想开拓马来西亚食糖市场，机灵的郭鹤年为抗衡这位外来竞争者，到印度找救兵，进口印度廉价食糖，打退了中国食糖，赢得了漂亮的一仗。中国经贸部因而对郭氏非常赏识，双方交上了朋友。中国还将相机、雪柜等中国产品的马来西亚代理权批予郭氏，双方自此建立了30多年的经贸关系。

　　由于与经贸部的密切关系，郭氏不时获邀到中国内地进行非正式访问。不过在进军中国内地初期，郭鹤年表现得十分审慎。他宁愿先在中国香港设立据点，再放眼中国内地。２０世纪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携资进军香港。1974年1月，他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从事期货买卖，注册资本4000万港元，并在其下成立了贸易、房地产、金融服务等事业部门，在当地展开大规模投资行动。

　　２０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香港投资气氛低迷，然而郭鹤年对1997年7月1日以后回归祖国的香港充满信心。郭氏控制的嘉里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此时进行大手笔房地产投资，先后与林绍良在尖沙咀东部地区兴建了拥有720个房间的香格里拉酒店，与黄廷方在尖东建写字楼，与中资的侨光置业合资发展杏花村，与华润合资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

　　以“人弃我取”的精神成功地投资地产，令郭鹤年名声大噪，打响了进军中国香港的第一炮。郭鹤年反其道而行的决定，使他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今日终于得以分享到最丰厚的回报。

　　郭鹤年的看法是：“危机就是机会。一名生意人必须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

　　中马建交，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郭鹤年积极与中国内地开展经贸合作。而“香格里拉”在内地的大手笔与郭鹤年在内地的投资是分不开的。２０世纪80年代初，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看中内地市场，开始全面布局。1984年，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杭州饭店的招牌不见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经过重新装修全新亮相，取而代之的名字是“杭州香格里拉”。 
 
 
杭州饭店是1956年建成的老饭店，它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到访杭州下榻的酒店。这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第一次试水内地，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浙江省旅游局，即现在的浙江旅游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拥有杭州香格里拉45％的股权，也正式开始了在内地带资管理的历程。这也是当时唯一采用此方式经营的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渗透中国布局北京

　　在香格里拉的中国布局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是第二站。

　　1985年，郭鹤年在内地进行的首项投资就是与国家经贸委合作，斥资38亿美元，兴建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中国引进外资最受瞩目的投资案。

　　郭鹤年曾表示，他投资中国内地有三个原因：一是证明资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帮助中国内地实现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内地的经济步向繁荣。

　　国贸中心是包括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档国际公寓在内的综合建筑群，至今仍是北京CBD的代表性建筑，国贸饭店和中国大饭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香格里拉集团占有49％的股份，是当时京城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1989年国贸饭店开业，1990年中国大饭店开业，香格里拉拥有两家酒店50％的股份。1995年，郭氏旗下的嘉里集团看到CBD地区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档写字楼奇缺的状况，和北京北奥公司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包括嘉里饭店，香格里拉集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至此，香格里拉集团在北京拥有了４家酒店。

　　香格里拉集团拥有“香格里拉”和“商贸饭店”两个品牌。“香格里拉”品牌主要为五星级酒店，多数酒店的客房量都超过500间。1989年设立的“商贸饭店”为四星级品牌，价格定位适中，国贸饭店是第一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香格里拉集团以迅猛的速度进行了其在中国内地的拓展行动，尤其是从1996年到1999年短短4年内共开设了9家饭店。至此，从北到南的中心城市几乎都有香格里拉集团的“据点”。香格里拉酒店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标志性酒店，在中国内地成功地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自2001年起，香格里拉集团开始“两条腿走路“，输出管理和带资管理齐头并进。这种新模式让香格里拉酒店在中国内地迅速扩展，到2005年预计达到30家。

　　纵横驰骋进军香港传媒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由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航运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货轮的货运量大减，这使郭鹤年蒙受严重损失。估计当时的损失介于１亿至２亿马币之间，成为他事业中的低潮期。所幸，郭鹤年也表现出壮士断臂的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套现，包括出售一部分玻璃市种植、联邦面粉及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份等，终于安全度过船运及地产业的风暴。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郭鹤年没有止步于糖业和酒店业的发展，而是以更大的气魄，以层出不穷的手法，以纵横驰骋的战术，向多种行业大举进军，东西南北纵横奔驰，无所畏惧。郭鹤年开始将触角伸及传媒和影视业。1988年，郭氏以20亿港元收购香港无线电视的３成股权，成为最大股东，在港一度引起轰动。郭鹤年和长子郭孔丞进入董事局担任交替董事。1993年10月，他在香港的旗舰嘉里集团，以26.5亿港元向澳门传媒大王梅铎收购了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南华早报》，此举使郭鹤年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传媒大亨。1997年末，其子郭孔演成为该报主席。

　　郭鹤年之所以如此偏爱中国香港市场，固然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的中心，对郭氏企业王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便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现在，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都已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也已成为郭氏集团的总部和重要业务基地。

　　《南洋商报》曾评论郭鹤年是一位“名重国际、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拉曼锡矿、联邦面粉厂、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总资产约14亿马元。

　　从２０世纪90年代开始，《福布斯》杂志几乎每年都把郭鹤年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并以４０亿美元的身价高居马来西亚的富豪榜首。

 
 
 
　　郭鹤年的财富基因

　　人言：商场如战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风云变幻。郭鹤年先生纵横商场半个世纪，事业上屡创高峰，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有何良方妙策？

　　和其他成功的企业家一样，郭鹤年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说：“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薄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他是以苦干赢得时间，用时间创造经济效益的。

　　除了像成吉思汗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版图，郭鹤年对领导之道也有他独到的看法：“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

　　他认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

　　一、拥有一批强大、有高效率的经理人才，能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

　　二、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将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面临困境时，将会得到贵人协助。

　　三、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愿意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

　　“员工能否对公司有归属感，与雇主本身是否公平地对待员工，以及给予他们怎样的报酬息息相关。”

　　他以集团属下的公司为例，表示公司除了给予员工可观的花红外，对表现出色的员工，也提供25%—30%的折扣，让员工享有公司股权，让他们觉得有耕耘，必有收获。

　　“企业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如果没有使命感，一个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尔夫球场出现。”郭鹤年现已年过八旬仍然奋斗不懈，便是基于这种信念。

　　郭鹤年说，无论是谁，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难免会走一些“捷径”。一个人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假如需要一些捷径，应尽量根据有道德的路线去走，以后有一点点资本、资历了，当然就不能再走这些偏僻之路或邪门歪道。走正路，可能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走捷径、找邪路，用不正当的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

　　绅士巨商：商海纵横，唯我独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在他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女士受过高等教育，独具慧眼，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委以重任，让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而郭鹤年也没有令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迹，更把家族事业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国际大企业。

　　“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鹤年说。

　　在家里，郭鹤年最尊敬自己的慈母郑格如，从来不讲让母亲不高兴的话，不办让母亲不高兴的事。母亲已经90多岁，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郭鹤年手下的慈善基金会，一一拨出款项加以救助。郭鹤年对自己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他说，要记住，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太多的财富好像是砒霜，把砒霜点在子孙的头顶上，不是破坏他们的头脑吗？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良好地服务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并非如此，他非常爱自己的家乡。他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他说，“我的心可以说分成两半，一半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半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我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也是个好国家、好社会。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困难的年代，很多都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爱护、提拔，像提拔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即使生意网遍布全球，我仍然保留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但我也不忘记我的祖籍在中国。我的父母亲都是年轻时从福建移民到海外的，他们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

　　郭鹤年致富之后，成为公众人物，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公开场合更不多语，保持低调的作风。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在一般大众的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对大众传媒界而言，他是一个好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因为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至于报章杂志上刊印的有关郭鹤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记者在他难 
 
 
得露面的几个场合拍摄的。

　　郭鹤年是一个具有华人传统品德和作风的商人。他为人随和，没有豪门巨富惯有的那种霸气，以至于在人群当中，常常不为人注意。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国会议员陈群川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在新加坡法庭受审。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众人当中。一位记者与他攀谈，当问他从事何职业时，中年人平淡而简短地答道：“卖糖的。”后来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却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席。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与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等政要的关系非常融洽。凭借与政界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郭鹤年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也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

　　1992年5月，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郭孔丞与郭孔安。不过，事实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做生意有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否则，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可以预见，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之下，郭氏集团将继续活跃在亚洲的投资舞台上。

谢国民：正大寓道 方圆寓通

　　作人与做事，一要方，二要圆。方是原则，圆是方法。但方法的灵活性一定要在原则下进行。--谢国民

　　[首富档案]

　　国别：泰国

 
 
 
　　祖籍：广东潮州

　　出生年月：1939年

　　行业：农产品、零售、电信、地产、物流

　　财富状况：2004年《新财富》100华商富人榜上以17亿美元为泰国首富。

　　家庭：家有四兄弟，他排行最小，大哥谢正民、二哥谢大民、三哥谢中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响遍中国时，大部分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央视最“火”的综艺栏目是由泰国的正大集团出资赞助的。透过《正大综艺》栏目，很多人知道了泰国有个“正大集团”，知道了这是一家华人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内地投资的外商集团。但是，真正了解“正大集团”的人并不多，认识其董事长谢国民的就更少。

　　非常权威的亚洲经济刊物《亚洲金融》在1988年载文，称泰国华裔商人谢国民是“亚洲最杰出的企业家”。他所领导的“正大集团”在世界各地共拥有26个饲料厂，年产量达到50万吨之巨。1987年，“正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家大型企业的行列。泰国国王曾亲自授予谢国民泰国政法大学商业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泰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泰国人吃的每日三餐都少不了正大集团生产的食品，因此谢国民被人称为“农牧巨子”。

　　无奈离家8个银元起家

　　泰国是一块幸福的国土，她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自由之地。这个“自由之地”是唯一一个逃过西方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华侨史学者们称这里为“唐人乐土”。现在，在泰国的华人已经达到660多万，占总人口的9%，其中6成以上是广东潮州人。

　　1896年，“正大集团”的创始人谢易初诞生在广东澄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8月2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风灾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潮汕地区。望着被飓风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家园，26岁的谢易初决定远走他乡，到南洋谋求生路。他的父亲谢锡生早年为了生计，也曾奔波于南洋，因未能发财又回到乡里务农。谢锡生知道泰国是个农业国度，而谢易初从小喜欢园艺种植，心想没准他的理想可以在泰国实现。

　　谢易初到了泰国曼谷，在同宗的帮助下，租了一间小屋，靠仅有的8个银元做起了菜籽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成立了正大庄菜籽行。不熟不做，谢易初一边经营正大庄，一面着手调查曼谷的种子市场。正值27岁的谢易初，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加上一心要干大事业，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生意时做生意，没生意时则去找老乡、跑市场。一段时间后，谢易初遇到了困难，因为店中的种子越来越少。曼谷的种籽批发都垄断在几个人手中，他们哄抬名优种籽的价钱，欺负新入行的人。

　　1924年，谢易初乘船回到澄海，精心挑选一批品质优良的种子，运到曼谷。因为质高价优，谢易初的正大庄在客户中建立起了信誉，订单也多起来。谢易初立即招来族人及家人帮忙，自己亲自去泰国各地调查种子的销售市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回到正大庄，他又着手开辟了一块样板田。各种菜籽埋在地下经发芽长出幼苗，有的已开花、结果。客户来选购种子时，谢易初就把他们带到样板田里。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种子销售新鲜、务实，大受欢迎。

　　1941年12月7日，日军开进曼谷，事业蒸蒸日上的正大庄只好关门停业。谢易初也被迫在新加坡的吉洞渔村暂住，以打鱼为生。栖身新加坡的日子长达三年零八个月。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年已49岁的谢易初回到了曼谷、回到正大庄，然而等待他的只是“正大财政上仅存的白米百余仓”。20年的血汗就这样付诸流水，谢易初来不及伤心，就得立即重整旗鼓。

　　此时正值战后，泰国经济面临复苏，谢易初抓住一切商机，正大庄重新开门营业。这次，谢易初看准的是鸭毛出口，两年时间，正大庄重获新生，利润大增。1948年，谢易初将商务理顺的正大庄交给弟弟谢少飞管理，自己返回故乡去完成计划多年的事业——创办颇具规模的选种农场。

　　谢易初对弟弟说：“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用心做，会越来越好。我回去办选种农场，一两年后就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种子。另外，你也要经常将这边客户的需要告诉我，我来培育。”

 　　随着菜籽行的生意越做越兴隆，谢易初又在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开设了分店，并在气候与华南接近的泰国清迈购买土地开办正大蔬菜培植实验农场，使原来单一销售菜籽的公司变成了培植、改良、经销蔬菜良种的经济联合体。这就是今天正大集团的前身。

　　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谢易初给自己的4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中间几个字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1953年，在家乡读完中学的谢易初之子谢正 
 
 
民、谢大民回到曼谷，协助叔叔谢少飞打理正大庄的事务。

　　两个侄儿的加盟，让正大庄如虎添翼。一段时间后，谢正民和谢大民提议说，泰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切与农业相关的行业都应该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正大庄只是一个店铺，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我们应该大规模地全面发展，成立一个农业企业集团。

　　这个经营观点，谢少飞在正大庄的几年经营中也深有体会，谢家两代三人当即拍板决定建立一个集团公司。1953年，谢易初在泰国正式注册了集团公司，取名为“Charoen Pokphand Group”，简称“卜蜂集团”，注册资金为500万株（泰国货币单位）。以后向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拓展，一直沿用卜蜂这一名号，只有在中国才称为“正大集团”。

　　1966年，正大集团从瑞士引进了颗粒饲料机，这是东南亚地区第一台颗粒饲料机，生产出的饲料颗粒大小适中，集合了所有营养，又便于肉鸡一口吞下。此后，正大的饲料销售直线上升，科学的配方为正大赢得了巨额利润。

　　从60年代开始，正大向跨国公司发展。1960年，在香港创办了正大贸易进出口公司；1969年，正大饲料公司、正大渔业公司相继在印度尼西亚诞生。

　　而正大集团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从1971年与美国的爱白益加公司合作开始。

　　“爱白益加”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养鸡公司，拥有最先进的养鸡技术和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在美国人的眼里，当时的正大集团仅仅是个颇具规模的农业企业，其实质依旧是农业社会里的手工作坊。这种看法难免有失偏颇，但正大在1971年之前的作为确实偏于保守，尤其是在饲养家畜方面技术比较落后。

　　谢氏兄弟并不在意美国佬的嘲笑，他们需要的正是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设备和最新的管理。谢氏兄弟意欲发展的雄心给美国人留下了好印象，双方遂坐下来谈判合作事项。

　　正大出场地、人员，并且负责销售，“爱白益加”投入资金和最新养鸡技术，双方共享利润。正大集团从其创始人谢易初开始便留下了重视技术的传统。现任总裁的谢国民曾在他的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上说：“你们要永远记住，没有技术、没有人才，就没有正大。”

　　应该说正大集团从其1953年成立以后的近20年时间里，各种饲养业技术都偏落后，与美国人的合作，以及留美的遗传学博士余如桐的加盟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２０世纪80年代的泰国，每年平均屠宰五六百万头肉猪，其中有120万到150万头是正大集团属下种猪公司提供的种猪。此外，正大“一条龙”的养鸡模式由于少了中间商的盘剥，农户的养殖成本降低了，鸡肉的价格也大幅下降，这让泰国人吃上了价廉物美的鸡肉。泰国的鸡肉15年没有涨价，其中“正大鸡”功不可没，在此之前，泰国的鸡肉比牛肉和猪肉还贵。

　　谢国民，光大“正大”事业

　　1939年出生于曼谷的谢国民是“正、大、中、国”四兄弟中排行最小却也是最受父亲赏识的一个。小时候，父亲为了让他学习中文，送他回汕头念书。后来他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泰国。但父亲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

　　谢国民先在泰国的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直到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由于吃苦勤奋，在他身上看不到富家子弟常带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这给父亲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他的这一段经历，也渐渐成了正大集团不成文的规矩。“家族的子女、亲戚，不能到已经成功的公司去。如果你的孩子真有本事，就让他去创建新公司，另创一个天下，让他自己去获得社会的承认。”在正大集团里，谢国民先生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在集团的核心产业中服务。谢国民的长子涉足房地产业、传媒业；次子涉足连锁超市业，主要在中国发展；小儿子从事电信业。他们都凭自己的实力做得非常出色。

　　进入正大工作后，谢国民十分拼命，并很快崭露头角。1968年，谢易初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集团的大权移交给29岁的谢国民，使其成为正大集团的总裁。

　　当时，人们纷纷猜测，谢国民作为“最小”的儿子，何德何能被委此重任？其后，在谢国民掌权后的业绩，以及和兄长们默契的配合中，人们不难发现，发展和创业同样艰难，而能够推动大业发展的领导人，其突出的共性，是具有坚强的意志，以及懂得如何调动别人的 
 
 
意志。

　　谢国民是一个成熟且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说，有些企业项目的生产，如饲料、养猪、养鸡等，在泰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扩大投资地域，以世界的原料为原料，以世界的市场为市场，这样，该企业的项目才能在更大的空间获得生根、开花、结果的机会。

　　寻求更大的市场，这是正大集团多年来的一贯路线。２０世纪60年代，正大集团将目光放在东南亚和中国香港。70年代，正大集团的资本扩展到中国台湾、中东和美国。1975年到1978年，正大集团在美国连开了３间公司，这个面向全球的美国市场，对正大集团在海外的扩展至关重要。1977年，正大集团的名字传到台湾。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深受父亲教诲的谢国民兄弟便作出了在中国投资这一令世界经济人士震动的举措。第一次重返故土，谢国民正好４０岁。正大集团选择了当时仅有1.2万人口的南方边陲小镇——深圳。那时刚辟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还是一片荒凉的小渔村，谢国民取得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还拉来了世界著名的农牧企业——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为深圳特区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1982年，正大集团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正大集团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

　　当时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给了先行者丰厚的利润回报。随后，正大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先后在除西藏、青海之外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自此，正大在中国蓬勃发展，先后建成100多家饲料厂、50多家家禽养殖场和6家一条龙工厂，推动了中国饲料产业工业化和养殖产业现代化的进程。

　　正大集团是第一个在中国引入工业饲料概念的企业，农民们不仅从正大得到先进的饲料配方，还不断得到技术上的指导。“那时，农民非常愿意买正大的饲料，公司门前等着提货的车队排成了长龙。”一位曾在正大工作多年的员工回忆当年的盛况，“集团每年仅在农牧一个系统的获利就有几亿人民币”。

　　正大就像一匹快马，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进入到水草丰茂的地方，于是它迅速补充体能，然后以更充沛的精力向更辽阔的天地奔去。对于这样一匹良驹，它自然会受到各方面的礼遇，各种优惠和荣誉纷至沓来。“当时，只要正大需要贷款，国内的四大银行马上就会办理，而且基本上没有额度限制，要多少都看正大。”说起当年的辉煌，一位已经离职的正大高级管理人员感慨不已，“从空气里赚钱和用别人的钱生钱成了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到1997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给正大的贷款已经超过10亿美元，接近其在中国的注册资本11亿美元。

　　在谢国民的眼里，机会远比金钱重要得多，因为抓住了机会才会有钱挣。他说：“商家最看重的是机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就是有１万个亿也不能跑到美国去做电信，因为他们已经把这方面的事业铺满了，没有机会和空间了。真的有这样一笔钱，为什么不去有空白地的国家投资呢？我了解中国的民情，我了解中国人需要什么！”

　　而且，中国市场拥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条件，“他们没有13亿人口的市场”，“单单中国的市场容量就相当于20多个国家”。

　　谢国民是一个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企业家，他往往能从对政治大势的准确判断中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发展空间。1989年后，不少外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持保留态度，不敢加大甚至维持对华的投资。谢国民敏锐地判断出中国下一步必将迎来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于是在香港等地公开表示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进行下去，并宣布正大将继续加大在华的投资。

　　此时，正大进入中国刚刚10个年头。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知名度，也为下一步扩张打好基础，谢国民策划了一次正大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公关活动。正大出资与上海电视台成立正大综艺公司，制作出由大众参与的娱乐节目《正大综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国内大众娱乐节目还不多见的情况下，《正大综艺》一经推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正大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谢国民的这种积极姿态，赢得了中国政府的赞扬，同时也为正大的进一步扩张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此后的一段时间，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一度迅猛，在短短几年内，正大的产业群扩展到农牧、水产、石化、房地产、医药、零售、摩托车、电信等9个领域，仅农牧集团旗下就有上百家企业。甚至在一些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领域，比如零售、金融等，正大也得到政府的特许而率先进入。

 
 
 
　　“那时，能在正大工作被看成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而集团麾下人才济济，可以说聚集了全球的众多业界精英，其盛况在当时的企业中无人能出其右。”一位曾供职正大的人士对此回忆时依然是一脸的兴奋，“我们就像坐上了正大这列幸福快车。”的确，正大这艘企业航母，扩张得实在太快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每天早上醒来，正大的版图上就会又多一面红旗”。

　　然而，在企业经营中，风险总是如影随形，变故总是悄然而至……

　　扎根中国抵挡亚洲金融风暴

　　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正大集团的母国——泰国，变成了风暴的核心。在这次风暴中，泰国损失严重，众多企业纷纷破产，大量工人失业。至１９９７年12月底，泰铢贬值65.92%。在短短数月内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风暴最后祸及大部分亚洲国家。同时，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资本亦急剧减少，损耗惨重，像印度尼西亚华裔首富林绍良甚至逃往新加坡避祸；著名泰国华商郑午楼的京华银行因未求得新的投资者，而被泰国央行收购了99％的股权……

　　在金融风暴期间，泰国的金融公司关掉了50多家，银行也倒闭了好几家。银行紧缩信贷，纷纷向企业追债。当时，正大集团不少贷款本来要到2003年才到期，但银行还是照追不误。长期资金变成了短期借贷，流动资金大大减少，加上泰铢贬值、股市暴跌，企业根本无法开展正常业务。危机之下，集团业绩大幅滑坡，其在泰国的工业已裁减20％的员工，工业实力下降了30％。仅其属下的电讯上市旗舰亚洲电讯大众有限公司（Telecom Asia）在金融风暴后，因泰铢大幅贬值导致该公司出现严重的汇价亏损，负债估计达6亿美元。不仅如此，正大在印度、中国香港、越南等地的投资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正大在香港上市的卜蜂股份长期在几角港币之间徘徊，在香港银团要求偿还到期债务的压力下，谢国民不得不通过出售一部分资产来清偿债务。

　　在危机旋涡里，企业必须积极进行变革，否则终将在竞争的浪潮里被吞噬掉。

　　内忧外患之下，谢国民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的80%股份，还清债务，使得集团总部的资产得以保全而不需要重组。一向重情谊的他，这样对管理层说：“一条大船要经过大风浪，必须要减轻负重。”因此谢国民被迫收缩经营战线，一方面大幅紧缩投资战线，抛售部分资产以保持和巩固其核心业务；一方面关闭或退出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如亚太石化等，防止企业继续失血。

　　与此同时，正大还进行紧急裁员，削减高级职员的薪金，以减少公司的开支。谢国民对企业内部采取量化管理，将办公室的租金、电费、通讯费、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都列得清清楚楚，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费用，从而定下自己的效益目标。“一个月下来，我们都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每个员工是在为公司赚钱，还是在烧公司的‘银纸’。”

　　食品生意——“正大”的老本行，在这场风雨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关键作用。谢国民欣慰地说：“风暴来了，食品行业反倒赚钱。因为不少竞争伙伴倒下来，（然而）需求没有减少，我们的市场份额相应扩大，利润率也从以前的5%提升到15%。”通过一系列的运转，加上中国政府在金融风暴中的积极作用，正大渐渐稳住了阵脚，总算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年。

　　谢国民看好中国市场是众所皆知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盯着中国，紧紧抓住有发展空间和机会的中国不放。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正大集团把联华的股份以10块钱每股的价格卖掉了75%，以便保住在中国的便利店，因为中国便利店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太大了。1997年，中国第一家易初莲花店在上海开张，这拉开了易初莲花转战中国市场的序幕。谢国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停，停就是灭亡，我们还要大发展，所以我们要保住有竞争能力的行业，保住我们竞争的机会和空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保中国市场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正大的财富拼图中，零售业板块历来是发展的重点之一，也是正大集团第三大事业。正大投资的7－11连锁店因其价廉、方便的特点，在同业中非常有竞争力。在泰国，易初莲花发展到第17家店的时候才开始赢利，而在中国第5家店就已经实现赢利目标。

　　易初莲花在中国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是，能把正大集团下属的多种产品直接推向消费者。随后，谢国民制定了“占领中国零售市场”的大战略和“1000天100家店”的中国扩张 
 
 
蓝图。

　　决策之误 恐龙的危机

　　作为1979年首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谢国民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从来不是秘密，这也是正大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充分享受先发优势的原因。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战略决策、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等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正大在中国一度步履蹒跚。新千年之后，正大集团并没有取得与中国经济增速相应的增长，可以说到现在这样的境况也没能彻底扭转。

　　2002年10月8日，上海东方明珠对面，一座投资4亿美元，号称“中国第一Mall(购物中心)”的正大广场正式开业。该广场是由正大集团1997年开始投资兴建的，是在中国的最大投资项目。但正大广场7月试营业时只启动了30%左右项目，由于开业时间的一再推迟，让不少原本有意进驻的品牌打了退堂鼓。

　　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资金问题。正大集团原先预计耗资3亿多美元，其中自筹1亿美元，其余依靠泰国银团205亿美元的贷款。随后，亚洲金融风暴骤起，为正大广场提供贷款的银行中有３家破产，一家被政府接管，资金供应链彻底断裂。于是，广场在开工１年之后，不得不面临停工的命运。正大集团10年来在中国多个领域进行投资，资金压力逐渐加大，因此不得不出让正大广场股权以保证其中资金的运转。到1999年8月，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正大广场投资商从中国国内银行获得5000万美元贷款，加上正大集团整合中国市场业务调集的2亿美元，被金融风暴吹断的资金供应链好不容易接上。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年来正大中国区最主要的利润贡献源——正大农牧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

　　2003年8月末，国内知名财经媒体一篇题为《10年亏损9个亿，泰国正大100多家中国农牧公司生死一线》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该文披露，仅2002年，天津正大和黑龙江正大就分别亏损7000万元人民币，而黑龙江正大更是以每年近1个亿的速度在亏损，累计亏损达9个亿。

　　作为中国饲料行业的领军企业，正大在产品策略上，一度采取“高档次、高价位、高利润”的方针，这曾经为正大创造过巨额利润。但随着希望、通威等国内民营饲料企业的逐渐崛起，他们的产品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价格策略，迅速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市场。面对这种变化，正大没有及时做出调整，仍然坚守其原有的市场策略，把中低端市场拱手让了出去。

　　有的饲料厂盲目扩建增加产能，扩建完成后却又因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长期闲置，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不仅如此，正大一直倡导的“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意外。在对农户的选择上，正大并没有严格挑选那些实力强、信誉好的合作者，从而给公司的经营留下了隐患。有些农户由于养鸡不成功而携款逃走，使正大损失巨大。

　　另外，正大集团终究为海外华人创办，集团高层最初主要为外国人，但那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见识有限，不懂管理，对公司不够忠诚，处处防范中方员工。由于缺乏信任，不能相互尊重，中外双方容易产生不合作现象，甚至出现严重的战略分歧。

　　更令人忧虑的是，集团对于不同国籍的员工待遇不同，一位国内的副总裁，其收入可能还比不上一位来自泰国的部门经理；一些工作条件的提供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而是出于国籍的不同。特殊的“国籍问题”引发外籍员工的特权思想，导致中外员工之间的隐性冲突，也无形中将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员工划分成“三六九”等。

　　正是由于正大“滞后的本土化”管理，导致正大人力成本增高，集团内部意见难以统一，同时也使正大农牧业的市场份额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40％逐步缩小到10％以下。正大长期以来在中国推行的多元化策略，此时暴露出的弊端绝非仅仅在一个农牧系统而已。

　　这个号称拥有300亿美元的总资产，在全球拥有超过400家公司的传奇企业，到底怎么了？一切仅仅是企业发展中的暂时困难，还是种种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的因果必有其内在的逻辑。

　　正大在中国被老百姓知晓，始于《正大综艺》，这是至今仍为正大人津津乐道的一件美事。但此后，便难见到其有力公关活动的推出，正大品牌的延续和维持显得乏善可陈。品牌力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正大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软肋。

　　随着正大在中国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张，除了农牧业和医药系统相对关系紧密外，正大其他系统的企业彼此关联性不大，这就为管理带来了难度。公司管理层的一些不正之风开 
 
 
始蔓延，采购上的不计成本、营私舞弊，一些管理人员为了个人前程，不敢把事情真相说出来，报喜不报忧，只拣老板喜欢的话说。

　　一个企业，一旦无法形成良性的信息沟通，不管它曾经有多么辉煌的历史，它的衰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扭转局势以及一系列尴尬的事实，正大掌舵人谢国民不得不临阵换将，频繁更换中国区掌门人，但几番折腾下来，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谢国民只好亲自上阵，直接管理正大农牧中国区。在谢国民的大力调整下，陆续关闭了几家长期亏损的企业，辞退了相当一部分外籍高薪主管。将原来各个企业以及“诸侯式”区域管理机构的权限上收，加强总部权力的同时对下属企业实施垂直管理体制。

　　不仅如此，谢国民吸取以前正大做房产只做商业购物广场不做居住楼的教训，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城建和2008年奥运会这样的大蛋糕。在资本领域，谢国民也作了策略性的调整。利用当时证券市场B股对外开放而且行情大涨的机会，在短时间内抛售了持有的大江股份，不但一举赢得13亿元以上的现金，而且为企业的轻装上阵甩掉了包袱。他还成功地为旗下的泰华银行引入了德国复兴开发银行的资金，并任用经验丰富的德国金融专家担任行长。

　　经过一系列风暴式的调整，以农牧业为主的正大集团，开始慢慢挽回颓势，重新成为泰国企业的“大哥大”，被业界认为是泰国“最值得模仿”的企业和“最有潜力”的企业。尽管如此，谢国民仍然沉痛地自我总结“这些年我们没有进步，我们落后了”。

　　正大的未来主义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过，“有时，会出现这么一个人，要是他早出生几年，或者晚出生几年，兴许他会成为具有世界地位的卓越领袖。”

　　谢国民曾赞同地说：“是的，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你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也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作为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民的名字也许不如他领导的正大集团与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那样广为人知，但他在亚洲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不是一个政治家，然而一些政治家谈起他，总是表现出由衷的钦佩，说他的声望不是靠金钱累积起来的。也有人说，企业界、艺术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的领导人靠才华便可以创立大业，然而谢国民会展现出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高人一筹的地方，那就是：除了才华，他的思想必须有号召性，他的精神应该有追随者，这样，他才有可能缔造一个企业王国，一个跨越国界的企业集团；否则，他只能是一个“赚钱匠”。

　　一切真正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小小的种子店，历经两代人的奋斗才发展成现今规模的知名跨国集团。具有市场战略眼光，决策果断正确，是谢国民成功的关键。“我作为董事长，要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如果坏的时候你怎么办，最坏的时候你是否会舍得这个公司垮台、失败；第二件事要做、要想的是，有什么新的事业会跟着21世纪。”这是他推行的“未来主义”。

　　这也让人想起谢国民的一句话：“我每天的工作内容有95％是为了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20年作计划，换句话说，是为未来而工作。至于那些已经试办成功并有成绩的业务则很少插手，最多只占我工作内容的5％，其余都归常任人员负责。”

　　是的，正大集团在中国20年的投资无疑是成功的；作为海外华人企业，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却又远非单纯的商业行为所能概括。正大的成功，并非神话，也不是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林绍良：红人命运
 

　　做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人的生命，一个是信用，你没有信用，就是没有灵魂。--林绍良

　　全球最红的人

　　世界上有一种商人，他们拥有良好的官方关系和官方信息网络，总能在国家的巨大变局 
 
 
中获得先机，占据主动；他们往往和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或者重要领袖有特殊的私人关系，达成某种默契，获得某种暗示性的支持；他们八面玲珑，洞察人心，在私人财富和国家财富之间创造、腾挪空间……

　　他们被称为红顶商人、官商或者国家资本家，在华人的历史上，他们出现的密集度更高，造成的影响更大，流传的故事也更多。

　　但无论是被称为“中国台湾第一红顶商人”的辜振甫，还是在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都屹立不倒的俄罗斯富豪阿布，或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商人之一胡雪岩，他们的“红色”如果和一个名字放在一起，都会黯然失色——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企业家、三林集团的名誉董事长林绍良。

　　1994年5月《福布斯》杂志评选的10名世界最富有华人中，林绍良的个人资产高达60亿美元。１９９５年的数据则显示当时林绍良集团的总资产高达１８４亿美元，营业总额约２００亿美元，所属公司多达６４０家，林绍良被认为是“世界第六巨富”、“世界十二大银行家”之一，是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的首富。

　　即使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几乎是一个红顶商人无法承受的巨大打击——其最强大的支持者苏哈托下台之后，林绍良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还是相当显赫，并且依旧在他所属的国家里顽强地存在。

　　2004年，已经88岁高龄的林绍良在《新财富》上位列华人富豪榜第41位，拥有印度尼西亚最大的食品生产企业、水泥生产企业和第一太平(香港)、中亚银行、菲律宾长途电话等公司。

　　读书不到7年的林绍良几乎是这个时代所有红顶商人的一个缩影，一个传奇。

　　面条·咖啡·丁香·药品

　　印度尼西亚名为苏多诺·沙林（Soedono Salim）的林绍良，1916年7月16日出生于福建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林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据说当时有水田30亩，水牛１头。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林绍良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7岁时，他进入本村私塾，“勤奋好问，善动脑筋，很刻苦”是私塾老师对他的称赞。

　　1931年，15岁的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老实的父母为他在村东大路旁租下一间小屋子，开了一家小面店，这家店成为林绍良经营的第一份产业，这也和他后来成为面粉大王有直接关系。林绍良的经商天分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当时几乎店内店外的事情都由他一人独自料理，生意做得很灵活，不到半年，竟赚了不少钱。

　　1935年林绍良的父亲林元载因病去世，他与母亲共挑重担。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了东三省。

　　“好景不长在，日本人一进来，通通没有了，钱什么的都被日本人拿去，又是穷光蛋了，随机应变吧，非常困难。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又怕日本人抓去，像流民一样，东跑西跑。”林绍良回忆说。

　　为逃避战乱，林绍良在母亲的劝说下准备去南洋。恰巧村里的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侨归来探亲，林绍良便求他带自己去印度尼西亚投奔叔父。

　　1938年林绍良踏上了印度尼西亚的国土，并在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了自己的叔父和哥哥。从这个时候起，印度尼西亚成为了林绍良施展拳脚的另外一个故乡。

　　林绍良的叔父在印度尼西亚经营着一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燃烧到那里。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告诉叔父，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走出去推销果然非常有效，他们花生油店的销售额成倍地增长。

　　两年后，林绍良有了些积蓄，就想独立创业，去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深感这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炼，才会有所进步。

 　　林绍良的人生机遇几乎都和战争牵涉在一起，在被迫离开家乡３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日军登陆印度尼西亚，许多工商业被收归国有或被征军用，林绍良的小贩生涯被打断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 
 
 
良参与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战争。

　　林绍良的命运在这个时候被彻底改变了。

　　1946年至1947年之间，受中华总会的委托，林绍良掩护一个参与独立战争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军领导人。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并成为了他的莫逆之交，而哈山·丁正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

　　林绍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队领导，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名动全球的苏哈托。

　　在和军队打交道后，物资短缺之苦让林绍良刻骨铭心，一直以贩卖为生的林绍良突然想到，自己可不可以为印度尼西亚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呢？他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不久，林绍良开始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度尼西亚军中。

　　两三年的时间里，林绍良不仅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度尼西亚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林绍良在这场印度尼西亚为自由而战的战役中，获得了今后让他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源，而后的另外一场战役则成为其人生的真正转折点。

　　２０世纪5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发生列岛分离主义叛乱，盛产丁香的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因动乱而产量大减，林绍良再次看到了这个机会。当时，印度尼西亚军队所在的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林绍良的想法获得了苏哈托的支持，苏哈托甚至答应派兵保护他。有了苏哈托的特殊照应，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不久，他组织的第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需要原料的烟厂主手中。

　　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他就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丁香商人”。

　　印荷之战，终以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告终。心怀大志的林绍良，也在这场战役中，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52年，林绍良把他的商贸总部从中爪哇古突士迁到首都雅加达，决心在其他经济领域里大显身手。当时，印度尼西亚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进入其他领域。

　　从1954年起，林绍良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

　　1957年，林绍良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董事长。同时在泗水、三宝龙、棉兰、巨港、万隆设立了14家分行和支行，逐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业务网络。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林文镜（Diuhar Sutanto）等人合创华仁谊集团。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达30多家，包括银行、建筑、地产、纺织、水泥、面粉、钢铁、航空运输、贸易服务等行业。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在战争中和林绍良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宏图。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 
 
 
权。

　　同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２／３专利权交给林绍良。林绍良为此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中国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7年3月中央亚细亚银行获得印度尼西亚财政部批准，升格为外汇银行。1978年中央亚细亚银行收购了印度尼西亚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不仅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

　　２０世纪80年代以来，华仁谊集团进一步拓展业务，向中国香港、东南亚及美国投资，在香港设立了中亚财务公司、第一太平财务公司、第一太平地产有限公司、永加公司等，1982年又买下了美国旧金山爱尔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的股权。

　　依靠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国际贸易。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中国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使林绍良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和政府关系，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房地产商。很长一段时间，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度尼西亚私营建筑业的20％。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令人咋舌的企业王国。“林氏王国”主要由两大集团构成：一个是三兄弟（另外两人为林绍喜、林绍根）的三林经济开发公司，该集团拥有印度尼西亚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华仁谊集团。前者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林绍良本人占24％的股份；华仁谊集团则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另一个是由林绍良与福清同乡林文镜合资组成的林氏集团，专营金融、贸易业务，产业包括第一太平投资公司、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１９２家公司，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

　　从一碗面条、一包50克的咖啡卖起的林绍良用近5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商人奇迹般的蜕变，他的财富也在1995年达到了顶峰：近100亿美元。而这一切，都和那个叫苏哈托的人有关。

　　红顶风雨

　　林绍良能够成为全球最红的商人，和前印度尼西亚强权总统苏哈托密不可分。在这个问题上，林绍良同样不讳言与这位已经下台的总统的深厚交情——在战场上获得的友谊，远比君子之交更牢不可破。可以说，林绍良的财富一半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另外一半正是依靠苏哈托的关系。在两人关系最好的时候，他是印度尼西亚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的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并且获得了军方提供的一个全职随身保镖。

　　追溯林绍良的财富历史，会发现196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是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年头。而苏哈托在1968年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这个法令的出台，一方面是苏哈托为了发展印度尼西亚经济之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为华人提供更多的舞台。

　　林绍良正是借助这一政策，在经济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这个高度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哈托的影子：

　　林绍良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丁香大王”，甚至到1986年，其旗下的“美卡有限公司”和“宇宙之塔公司”进口的丁香量,占据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的总产量的90%之巨，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亚将丁香的进口专利权给了林绍良。

　　同样的，当１９６９年林绍良向政府建议建立面粉加工厂时，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了政府批准。林绍良自筹了资金，但更主要的是从国家银行得到了一大笔贷款，当他在雅加达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化面粉加工厂时，苏哈托甚至亲自主持了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但促使林绍良成为“面粉大王”的，还在于印度尼西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２／３专利权交给了林绍良。据说林绍良为此专设的波戈沙里公司的创业资本是10万美元，而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

 
 
 
　　除了食品产业，林绍良的“狄斯水泥公司”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水泥企业集团，水泥产量占整个印度尼西亚总产量的６０％以上，同时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也是依靠了和苏哈托的友谊。

　　而林绍良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总资产在8年间增长了332倍的金融奇迹，又何尝不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林绍良共同缔造的呢？

　　应该说，林绍良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是他独特的胆识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强力支持的结晶，与此同时，在苏哈托当政期间，印度尼西亚除了林绍良之外，还涌现了其他大批华人企业家。据统计，２０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200家最大企业中，华人企业有167家，占84％。1994年5月出版的中文版《福布斯》杂志评选的10名世界最富有华人中，印度尼西亚华人占了3名：林绍良，资产60亿美元，排名第4；黄奕聪，资产50亿美元，排名第8；彭云鹏，资产45亿美元，排名第10。

　　为了投桃报李，林绍良们不仅让苏哈托本人及其家属参与自己的企业，而且还在公众层面对苏哈托予以强有力的支持。1990年苏哈托总统提议各大财团企业与各合作社必须加以扩大后，林绍良即表示将其属下企业印度尼西亚水泥厂１％的股票（共计600亿盾）转移给合作社。

　　苏哈托给予林绍良亿万财富，但他的突然崩塌同样让林绍良遭遇了财富历程中最大的一次缩水。

　　和一般的国家领袖不同，苏哈托当政期间，据说聚敛了最少200亿，最多1000亿美元的财富——相对比较的数字是，200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最有钱的比尔·盖茨也仅仅拥有465亿美元。

　　苏哈托出生于1921年，是印度尼西亚当代史上最著名的枪杆总统。1967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苏哈托以内阁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向人民作了年终报告。3月，临时人民协调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一致推选苏哈托将军为印度尼西亚代总统。

　　苏哈托时代由此正式开始。自苏哈托上台后，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为68%，1995年达到81%。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作为东南亚大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令世人瞩目。

　　与此同时，在盛极一时的权势下，苏哈托的儿女开始掌控印度尼西亚数百家企业，从银行业、百货公司到航运、船运等无所不包，他的家族和亲友网控制整个印度尼西亚，造就了商业帝国。据估计其家族财富达400亿美元之高。《福布斯》杂志曾经将苏哈托列为世界排行第４的富人，资产达160亿美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经济饱受冲击，激化了国内潜伏已久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苏哈托的巨额财富更是成为人民无法绕过的巨石。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爆发了旨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家族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林绍良首当其冲。

　　苏哈托下台仅仅几天，印度尼西亚的紧张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林绍良的压力丝毫未减，首先是中亚银行发生存款挤提，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亚银行拥有30%的股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中亚银行分行门前，每天都有长长的提款长龙。银行界人士估计，中亚银行在十多天中存款流失约11.5亿美元。鉴于中亚银行的规模及重要性，曾有4家私营银行想协助其解决大量存户的提款问题，最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

　　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和苏哈托的下台，不仅牵连到林绍良涉足的银行业，同样还加剧了林绍良旗舰企业三林集团的负债情况。短短几年，林绍良集团主要的企业都由盈转亏，其“印度尼西亚食品公司”外债达1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水泥公司”外债则有8亿美元。林绍良不得不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当局也接管了三林集团的许多公司。

　　除了企业受到印度尼西亚动乱的冲击，林绍良的个人安全也受到了影响，1998年5月暴乱期间，林绍良在雅加达的住所遭到攻击和洗劫，他的城市酒店被烧得面目全非。

　　回忆这段时期，林绍良感叹万千。

　　“那时我还在美国看眼睛的病，这个消息太令我吃惊了，一时几乎无法接受。我知道这 
 
 
是我面临的最大难关。我们银行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我的家产都拿出来登记，都用电脑化，一看，哇，工人62万，单包括印度尼西亚本境就22万，这么多工人，一年吃一顿要多少钱，假如我们放弃了，工厂瘫痪不能生产，这么多人失业不是完蛋了。那时候政府一部分开明的人，也出来帮我们很多。”

　　后来一家媒体为这段日子这样作结：“有时候，人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袭击，也无法扭转大势所趋，但是，危机面前，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却能够让他转危为安。林绍良坚信自己能够渡过难关，因为他有着虔诚的信仰，那就是诸善奉行必得上苍厚爱，一生行善无数的他重新开始集合众人之力重整河山，他的孩子更是为父分忧，全力以赴企业的复兴大计。古人云，得道多助，林绍良平稳地跨越了这个人生大坎。”

　　88岁老人的最后等待

　　归结红顶商人的成功，政府背景永远少不了，但正如后来很多撰写林绍良故事的人所认为的，这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林绍良自身的个人奋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

　　林绍良自己曾经说过：“（我的）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

　　林绍良另外一个成功的秘诀是善于摸清市场和顾客的变化，并随之改变经营方针，“生意成功的秘诀，是要为顾客服务，赢得顾客的信任。”他早年开办关乎国民生计的多种实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1998年的风暴也彻底淡化了林绍良身上的红色印记——在这场风暴中，林绍良的财富缩水了至少50亿美元，他和他的企业将大量的财富“还”给了印度尼西亚。但正是在这次凤凰涅般的重生中，林绍良的财富终于有了阳光的味道。也在这次事件之后，林绍良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海外市场，比如收购新加坡电话公司，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投入，并且开始从一线退居幕后，让自己的三儿子林逢生担任林氏集团的总裁。林氏王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1938年，离开福清的林绍良年仅22岁；2005年，频繁回内地，并且热衷于投资的林绍良已经是一个苍苍老者。同时代的华人富豪中，李嘉诚83岁，王永庆87岁，何鸿84岁，他们成为了最后一批在外多年，现在开始守望祖国的人。

　　作为一个难忘故土的华人，林绍良的中国情结始终如一。早在1981年，林绍良属下的中国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内地设立鞋厂；即使在经历了苏哈托下台等多个打击，林绍良投资的热情依旧不改，据估算，光在福清老家，林绍良就已投入了１亿美元，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另外，他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进行投资，仅仅北京朝阳区东坝集团基础设施建设一个项目，投资额就高达160亿元人民币。2002年9月三林以5亿美元成功购得中远三林置业45％的股权，2004年10月，林又收购了中远三林置业的其他股份。

　　在一个已经不属于这个88岁老人的时代里，林绍良和他旗下的企业，正努力着把更多的目光、更多的等待，投向正在崛起的中国。

被国人遗忘的加拿大华人首富
 

　　如果我想得到什么，就必须靠我自己来争取。--迈克尔·李秦

　　在世界财富地图上，加拿大的财富故事一直被人们遗忘，这个拥有全世界第二大土地面积的国度，因为拥有一个过于强大的邻居，而被隐没在闪光灯的另一面。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如果全世界不知道比尔·盖茨的人屈指可数的话，那知道加拿大首富肯尼斯·汤姆森的人亦是屈指可数。同样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知道美国华人首富——杨致远，而又会有几 
 
 
个人知道加拿大的华人首富李秦（Michael Lee—Chin）呢？

　　假如没有记错，“加拿大是未来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说法，已经被加拿大政府拿来吸引成千上万移民进入加拿大好多年了。但这句话却被人笑称是加拿大的政治宣传，这个未来是多久呢？而且是富在政府身上还是百姓身上呢？我们暂不说加拿大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在哪，就说加拿大的首富是谁，在世界上排名如何，从事什么行业？对此我们都知之甚少，加拿大似乎成了我们大脑中的一个盲点。

　　白手起家的牙买加华侨后代李秦，是加拿大最富有的17名亿万富翁中唯一的华裔，拥有著名的私人互惠基金公司——利基投资顾问公司(AIC Limited)。他以10亿美元的资产，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排行榜第490名。

　　关于少闻甚至从未听说过的这位亿万富翁——李秦，他的钱到底是继承而来，还是赚来的？他是如何赚到这么多钱，这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呢？

　　出身贫寒的亿万富翁

　　约在2000年前，在欧洲人未到加拿大之前，已经有人类居住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他们多以狩猎和捕鱼为生，是唯一“祖籍”为加拿大的居民。“加拿大”一名亦取自印第安人“Kanata”一词，意思是有许多茅屋的小村。16世纪许多航海家为了寻找黄金和通向亚洲的西北通道，从南到北探察了大西洋沿岸，揭开了北美新大陆的帷幕，从而打开了通往加拿大内陆的道路。

　　最早一批的欧洲移民是法国人，他们于1608年移民到加拿大建立了魁北克城。1613年，英国人也开始移民加拿大。其后的几十年，英、法移民不断因贸易和主权发生争执，双方终于在1756年爆发了７年征战，结果英国战胜，并于1763年获得支配权，成为加拿大唯一的统治者。19世纪初，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其中包括大批的中国人，他们最早是因为从美国旧金山到加拿大参加太平洋铁路建设而来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曾是一个排华的国家，华人是唯一被政府法律不公平对待过的族裔。这些歧视和限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渐消除。尤其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富有华人的大量进入，华人在加拿大的地位急剧提升，成为现代加拿大社会最成功和最受尊敬的模范移民群体。

　　现在的加拿大，大多数省及地区都住有其祖籍可溯及到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居民，所以称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会有一段离开故土，到加拿大重新开始的经历。自1945年以来，与日俱增的南欧人、亚洲人、南美人及加勒比群岛人的移入，更强化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结构，而其中最大的移民来源是亚太地区。

　　在多伦多，于1983年安放在位于多伦多市政厅大楼西旁草坪的中文牌匾便刻有：“1878年，陈三(译音)乃第一名设店于雅达利街之华人，开华人聚居于多市之先河。”这也翻开了华人在加拿大的奋斗历史。

　　加拿大对于勤劳正直的移民而言，简直就是沃土和天堂，任何人都可以依靠他们的聪明智慧，勤劳肯干出人头地。李秦是一个非凡故事的平凡主角，他的故事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传奇。

　　1951年，李秦出生在牙买加一个中低阶层的家庭，是９个兄弟姊妹中的大哥。祖先来自中国，他父亲在牙买加娶了一位加勒比海姑娘，也就是李秦的生母。他的妈妈靠卖雅芳化妆品和在当地超市工作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他的爸爸也只不过是位销售员。作为超市店员和销售员之子，李秦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从商天赋，在他９岁时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做超市的店员到拥有所有东西的老板。

　　1970年，李秦离开父母独自一人来到加拿大，就读于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Hamilton）的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起初，他就读土木工程专业，但是到了第二年，面对麦克玛斯特大学2500加元的学费单时，李秦呆住了并苦恼不已。当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在游艇和铝业厂工作时挣来的600加元。打电话回牙买加向家中要钱，对他而言决不能为，因为家中还有7个年幼的弟弟和1个妹妹要依靠父母做杂货店员挣来的微薄薪水过活。

 　　他的确需要帮助，如果不能从他在牙买加的父母那里得到钱，那么能不能从牙买加政府那里得到呢？李秦想既然学成回国后的居民是牙买加最大的财富，政府为什么不能预先投资一下呢。

　　于是，李秦拿出400加元买了一张去牙买加金斯敦（Kingston）的机票，拜访了当时的总理希勒（Hugh Lawson Shearer），让他相信自己是值得投资的，希望从政府这里得到一笔 
 
 
奖学金。李秦给希勒看了他的成绩单，并热情地推销着他的观点：如果牙买加希望他给家乡带回一些技能，首先应该保证他可以学到这些技能。最终，他拿到了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离开了牙买加。

　　在2002年，李秦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如果我想得到什么，就必须靠我自己来争取。所以我这样做了。”

　　的确，毕业后怀揣着土木工程系的学位，李秦回到牙买加工作，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做道路设计师的短暂工作经历后，李秦感到这份职业没什么发展。多伦多又再次吸引李秦回到加拿大这个国度，1977年他返回学校，转读商学专业的研究生。他能完成学业，全靠牙买加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但即使如此，他也必须在学校的酒吧中工作，赚取每小时25加元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虽然收入少得可怜，但就是这份酒吧的工作成就了他的好运。据李秦自己回忆说，他也正是在那里得到了最终改变他命运的信息。李秦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为投资者集团工作的共有基金销售员。这个年轻人吹嘘自己一天可以挣200加元。第二天晚上，他又吹嘘自己一天之中挣到了400加元。李秦决定这正是他要做的生意并立即向投资者集团递出了加入申请。他把时间很好地花在了推销共有基金的销售上，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两年后他独立从事财务顾问工作，成了一位金融顾问和证券经纪人。

　　1983年，李秦用从加拿大大陆银行借来的资金以每股1加元的价格购买了麦肯基（Mackenzie）公司价值50万加元的股票。在短短的４年以后，随着股价攀升，这笔钱变成了350万加元，最终为李秦提供了进一步拓展自己事业的资金。

　　李秦走上了他的从商之路。这笔钱适时地帮助他以20万加元的价格购进了小型金融顾问公司AIC。1987年，AIC有80万加元运作资金，到1998年，这间公司已经市值1200万加元，成为加拿大互惠基金公司中的佼佼者。

　　聚沙成塔钱能生钱

　　李秦已经实现了许多牙买加人的梦想——去国外发展，赚大钱，而且做得相当出色。他拥有将10美分变成1美元的能力，全拜生存需求所赐。成为一名亿万富翁，李秦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

　　在他的生意中，唯一所涉及的就是极度抽象的概念“钱”，被用来投资的钱；用来购买股票和债券的钱；用来投资保险公司的钱。以钱生钱，投资别人的钱来使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李秦投资的某些公司本身也会投资其他一些公司，那些公司可能有盘剥工人，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毕竟，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钱是基于供求规律，是基于那些供给和需求的货物和服务，而不是印有女王头像的一张纸。当他在维多利亚会议中心向一群商人和投资人阐述他的理念时，你就能从那稀薄的空气中体会到李秦和那些人之间是那么相去甚远。

　　他不同意在投资方面的大多数标准化建议。特别是他不同意多样化投资，一种把钱投入不同的公司和行业，希求他们中的一些可以赚钱的理念。他说，如果你能投资一些你所感兴趣的公司和行业，你就能对它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做出好的投资决定，这样你就能做得更好。这就是他为什么能一直赚钱的原因。

　　实际上李秦对商业所知甚少，创业初期他做生意多半靠鼓吹本领和一股冲劲。“为了让顾客信任你，你必须看起来像个阔佬。”他说。所以李秦重置了他的衣橱，把他锈迹斑斑的小汽车扔进了垃圾桶，换了一辆租来的高级轿车罗斯—罗伊斯。他阅读所有他能理解的关于投资的文章，于是当他遇到第一个顾客时，就能比较像样地谈论相关话题了。“假如我打算成功，就必须模仿那些已经成功的人的样子。”李秦说。李秦曾研究现代卓越的财富创造者，如巴菲特、本杰明·格雷姆和沃伦·布非，他发现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逻辑推理、纪律和合理性，最终他确立了一套创造财富的哲学，就是纪律和理性必须胜过投机操作。

　　不过当他直接给潜在客户打电话或者商谈的时候，除了投资理论，李秦也很重视发挥个性魅力。他的第一批客户之一歇洛里·杰玛尼（Sherally Jamani）是一位家庭医生，一次李秦顺道到杰玛尼的诊所里拜访，两个人聊了45分钟，谈的全部是关于金钱方面的话题。杰玛尼医生回忆说，“当时他看起来并不是和我随便谈谈的样子。”现在，杰玛尼仍是李秦的客户。

 
 
 
　　一旦他有了自信以及一定的客户基础，他就开始更多的冒险。1982年利率高涨、股票跌入底谷时，李秦鼓励他所有的顾客买进以赚差值。“当时，的确对迈克要做的事很有信心，但还是有一点害怕。”一位客户和李秦商量缓一缓再买入。1983年，当客户几周后再回来时，市场值已经回升了17%，让他后悔不迭，“那之后，我对他绝对信任。”现在李秦仍管理着包括杰玛尼在内的200名老顾客的证券。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秦已经在“投资者集团”以及后来的“皇家资产管理者”建立了良好的信用。他游走在金融顾问和证券管理者的双重角色间。他使客户进入稳固的、成长型的并有着强劲资金注入的公司。

　　“为富且仁”的亿万富翁

　　今天，AIC不仅是一家金融咨询公司，还是互惠基金巨头。作为加拿大第十大互惠基金公司，它有140亿运作资金，23分项基金。他个人净资产约为17亿加元。李秦知道如何运用好每一分钱。

　　2000年，李秦再次做出适时的抉择，回牙买加发展。一连串的收购行动已经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取得了成功，并且每一次行动都按既定计划完成，一时间成为叱咤在牙买加商场上的风云人物。

　　在李秦的手中，钱已经从经济学第101条简短的词条中转化成为他的玩具，他的宠物。他说，现在正是他开始用他拥有的钱和金融技巧回馈报恩的时候了，当然不仅仅是对社会，还有对他的祖国——牙买加。

　　牙买加在过去的26年中一直运转得不太好。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15％。经济困难已经导致社会动荡和犯罪的激增，这些问题继而导致旅游业和国外投资的衰退。当新千年来临之际，牙买加的金融部门处于困境当中，李秦开始了他在牙买加的第一次收购。遇到问题，牙买加政府出资替他担保。2002年3月19日，AIC购买了牙买加政府在国家商业银行中持有的75％的股份，大约1.17亿股，仅比在牙买加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少10％。李秦成功取得了牙买加国家商业银行的控股权。

　　这笔价值60亿牙买加元的交易花费了李秦26.5亿牙买加元的预付款，余下33.5亿牙买加元的尾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分8次还清。2003年3月和10月，李秦又疯狂地从牙买加股票交易所购买国家商业银行的股票，继续巩固他在国家商业银行的持股量。这笔最初的投资现在已经价值287亿牙买加元，在短短3年内取得了200多亿牙买加元的庞大利润。

　　2003年，牙买加部分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洪灾，李秦控股的银行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和行业提供贷款支持。他说：“银行是一种推动商业和社会发展的好工具。”最重要的是，李秦想用这家银行作为一种工具来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李秦还开始推广教育，给更多的牙买加年轻人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

　　李秦说，“如果没有牙买加政府给我奖学金，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位置。”“我欠他们的，现在是我回馈他们的时候了。”虽然他每笔投资的回报都是赢利的，但这也已经足够使牙买加人感受到这位亿万富翁带来的“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