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政治格局：美苏介入 层次鲜明

蒋介石与毛泽东 资料图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的政局异常复杂，不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国内传统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并发展，而且新兴的中间势力迅速崛起，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不仅国内的政治格局趋向多元，而且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力量深度干预中国内政。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学术界多以“三国四方”概括言之。“三国四方”主要指美国、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参见文安立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西村成雄：《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张振江：《〈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这样的概括，忽视了中间势力的存在，不足以全景展现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也难以充分阐明战后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笔者认为，应从“三国五方”的视野审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间势力的兴起

中间势力勃兴，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政治的新特点。它的兴起，打破了既有的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并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间势力久已存在。胡绳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在国共两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胡乔木也认为：“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转引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3页。）不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情下，中间势力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状态。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在抗战胜利后。其表现，一是政党勃兴且趋向一体化；二是由地下斗争、发表政见到与国共协商国是；三是将自己放在独立于国共的政治地位，以“兼容美苏、调和国共”为职志。

抗战胜利后，在短短时间里，涌现出形形色色一百多个政党。（参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 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这其中既有此前秘密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主宪政党等，也有新成立的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为数众多的政党的涌现，标志着中间势力开始公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一个政党”以“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要求一度十分急切。这样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正统派的自由思想学者，第二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种人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胡适是理想的政党领袖人选，因为胡适有足够的声望，而且“假如胡氏出而组织，声势必定浩大。有极大数目的自由思想分子，包括教授及学生，均将奔投新党的旗帜之下”。（《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1—2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于1946年7月归国，但他“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2页。）。组织新大党的设想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夭折。虽然新大党组建未成，但反映了中间势力进一步整合的构想。

中间势力虽然未能在组织上统一，但作为一个整体，在抗战胜利之初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在重庆谈判期间，中间势力认为：“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迫切的期待》，重庆《新民报》1945年8月29日。）因此，他们不仅关心谈判进展，而且努力对谈判施加影响。在中间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随时将谈判情况向他们通报。1945年9月10日，周恩来设晚宴邀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并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参见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9月25日，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邀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参加，国共双方在会上报告谈判情况。（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9月30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参加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邵力子、张群联名举行的宴会，商讨政治会议组织问题。（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中间势力对重庆谈判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不仅影响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而且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抗战胜利之初不利的政治局面。诚如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通报中所说：“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互相理解与相互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力。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与国共代表共商国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重要一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共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9人分别为蒋介石、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历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7人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5人分别为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9人分别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9人分别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占23人，比例超过60%，“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即是中间势力的胜利。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看，五项决议的形成，也基本上体现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诉求。因此，政协会议后，罗隆基在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将军面前不无兴奋地吐露了内心的感想，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意味着“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转引自许纪霖：《无穷的困窘——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