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1:14:21

董秀玉



  

董秀玉-简介

  1941年生于上海,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编辑《读书》,1986年担任三联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回北京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创办“韬奋图书中心”,在2002年退休前,与同仁一起续写了新三联的辉煌。 董秀玉

董秀玉-性格

  董秀玉是个奇妙的女人。在文化人中,她特别能干实事,像“开荒牛”,十几年里把香港北京两个三联书店打理得风生水起;在“出版商”中,她又特别的有文化关怀和文化自主性。她能像男人一样态度强硬地干大事,又存留着女人柔软而敏锐的心,还有孩子一样彻亮的眼睛和童真的笑。她40来岁到香港三联执掌大局,独当一面地拼杀,老辣干练;而到了60多岁,聊天到动容处,她还会含泪、会做鬼脸、会趴在桌上笑得发颤。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而和谐的人。

董秀玉-工作经历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  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  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  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  1987年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2002年9月退休。

董秀玉-自述

  1956年,我16岁,稀里糊涂又欢欢喜喜地考进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做出版,做编辑。没想到一干就是50年。  做校对的时间最长,十几年,但很喜欢,因为可以每天读书稿。校对时不能仔细读,就中午读、晚上读,遇到喜欢的更是来来回回反复读。校对不可改原稿,但能提问题,我就用铅笔提好多问题,作者退回,杠的杠,改的改,就像改我的作文。校对工作让我有机会请教了无数的老师。这是我熟悉出版、积累知识的重要时期。用心做,好的校对真比一般编辑都厉害。  做出版,只是挂了一个名。刚提我当出版部副主任,我对当干部兴趣不大,正在磨蹭,就听说编辑部一临时项目要组一临时编辑组,缺一责任编辑,这楞头青立马冲上去报了名。就这样,副主任的桌子空了大半年,直到我正式调到编辑部才撤掉。  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78年文革结束,参与筹备《读书》杂志并在其中工作。那之前,年年劳模、先进,还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但那只是一股冲劲,肯干,肯吃苦,愿意学习;思想上的升华不够,理性层次不够。真正的提升,形成明晰的文化理念和觉悟,还是始于参与了《读书》的工作,接触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出版人和学者。  1978年下半年,四人帮刚刚打倒,个人迷信未除,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大部分人余悸未消,政治空气乍暖还寒。刚从干校返回的老同志,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就开始酝酿和筹备《读书》创刊。那真不仅是一本杂志的问题,那是拨乱反正、捍卫真理、科学与启蒙,是向极左思潮的宣战!以翰伯同志为首的老同志高高举起了这杆大旗。  筹备会多半在翰伯同志家里开,讨论作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思想境界,在思想界的战斗作用,如何“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真正做到让读者开卷有益,强调记录时代脚步,更强调实事求是探索真理坚持真理。  翰伯同志写了《告读者》,迎着十年浩劫后的春寒料峭和文化的一片凋零,明确表示本刊性格:一、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解放思想的旗帜始终鲜明。二、平等待人。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打棍子的文章不登。三、提供知识。博采中外,掇拾古今。四、文风可喜。废话、空话,帮腔帮调不说,八股文不要。  编辑部规定不登应景文章,不要领导人签字题词,不要用伟大领袖、敬爱的…英明的…等词语,不要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  大家也讨论韬奋先生“刊物无言论即无生命”的话,力争每期都有思想境界高的重头文章。文章不拘一格,但“要有材料,有观点,能够启发思想。”要求“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  陈原同志特别重视“读者.作者.编者”这一栏,说“这一栏办好了,是民主论坛,胜似摆起姿势拍照,少些装模作样。”  还有作者们,《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每期几乎都有震撼心灵的文章。  这种思想和心灵的熏陶,为我开启了全新的世界。让我懂得应当怎样爱我们的国家、民族;怎样才是真正的文化事业,做个大写的人应有怎样的担当。这一切让我受益终生。

三联人生

  这是个大题目,几乎包括了我事业的一生。  三联以前是人民社的另一个牌子。《读书》就在人民社期间以三联名义倡刊出版的。所以,我应可算在三联从一而终的吧?  1986年三联从人民社独立出来,让我做副总经理副总编。可自己觉得没啥改变。范用同志刚退,但还能常来,前面还有沈老总,我只要认真做事就好了。  那两年可真叫形势大好,后面有甘阳他们的现代学术文库编委会帮着选书编书,前面市场如饥似渴,什么书拿出去起印就两万册。最神的是海德格尔那么难懂的《存在与时间》居然也销到7万册。大伙的心那叫齐,热火朝天。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那次书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抽签到的摊位位置不好,在很里面。那天我守摊,看到两个女学生,一面到处看一边说,“你看你看,这么多好书,怎么办怎么办?”她俩从裤袋里掏钱、点钱,悄悄说:“不够啊,怎办?”“那可一定要买的啊”“这样好不好,下月我俩吃一份饭,省下一份,好吗?”  她俩点着头笑了,我却差点掉下泪来。为这些人,这工作真值、真好。

当表婶的日子

  1987年下半年,联合出版集团聘我到港三联。为什么选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傻?呵呵……  其实当时我还真挺傻的,啥也不懂。在北京干得正欢,孤身一人赴港,干什么、怎么干都不知道。有朋友说,香港,英人统治,文化沙漠,看不起大陆表叔,尤其你还是个女的?!也有老同志说,那三联可比北京的大,有出版社、大书店,还有最大的简体版图书的总发行所,海外的大批机构和业务。…我心里也真怯。一直拖着下不了决心。忽然不知哪里刮起个风,说可能要调我去哪个司,这下把我吓着了,我可不是进衙门的料,于是赶快答应去港,就这样当了香港三联的老总。  难不难?好难啊。语言不是问题(虽然我到回来也没学会讲广东话),关键是思想隔阂和经济上的窟窿。  集团领导很坦诚,全盘托出问题,并明确任务:给两个月调研做方案,88年初上任,当年自负盈亏。我一听就跳起来,“害我哪?十年亏损的大窟窿,让我当年盈利?”可是不能讨价还价。我只能抱着个大脑袋来回转。完全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一下子给扔进了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市场。  第一天去上班,还没坐下,代理总经理就说,“董秀玉哪,我们昨天开会,大家都反对从大陆请人过来,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一下就傻了,听不见他下面说什么。可我的犟劲也上来了,说,“我了解。可是我已经来了,那就先试试?不行再回去。”  第二天开会宣布决定,然后代理总经理说,“为了锻炼董秀玉,大家不要讲普通话。…”  其实,这只是开始的隔阂,进入后同事都非常好,真正的压力还是实际问题。  欣慰的是《读书》帮我跨出了第一步。不久报上发了小块豆腐干文章,标题是《有料表婶》,讲由北京《读书》来港,尤其推崇杂志的影响力。想不到,一下成了“表婶”。  从此开始了五个年头的港三联工作,同时直接告别了一沾枕头就睡着的幸福生活。那几年,做了调整改革、团结员工、开拓发展三方面的工作,从经营理念、组织架构、干部队伍的转变调整,到发行方式、进货制度、门市服务的革新完善,再是选题的优化。其实最根本的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变,从封闭式的内部管理,转变为真正直面市场,其余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第一年,就摘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开始盈利,士气大振。89年再接再厉,在当年职工流失45%的情况下,还是将赢利增长了44%。三联热气腾腾,干劲十足。三联要彻底改变面貌,必须在突破中求发展。我们开了三联40多年历史上的第二个更大、更新型的书店,当年赚回货底;与上海合作在淮海路开了沪港三联,至今效益甚好;在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韩国办了一次大型中国书展,几百万图书一本也没带回来……90年比上年增加利润139%,91年又增加62%。而更重要的是,干部员工在发展中看到了三联的希望,士气高昂,这才是企业成功的保障。  这又是人生的一大拐点。几年真正市场经济的拼搏,锻炼教会了我太多。集团领导的放手和支持,干部的专业和配合,员工的兢业和努力,香港文化界的热情和呵护,都让感恩于心。在离港前职工自发组织的送别会上,被大家的热情感动得又哭又笑,只会说,这是福气,有这份情,什么都值了。

北京三联再出发

  回来的选择?是的,当时给了我选择,但我当然选择回来,即使再穷再小,那也是养我教我成长的地方。  说真的,做过了的事不断说没意思。何况事是大家一起做的,三联有很多优秀的编辑、员工,忠实有才能的干部,还有很多热情正直有学问的朋友。这是三联最宝贵的财富。

董秀玉-工作经验

  一、发展战略的确定,真是一个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当年在联合出版集团,交代任务后就放手让你去搏。三联当时在地下室画出“一机两翼”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这是面对现实、把握趋势后的系统思考,也是整合资源的策略把握,更是大家团结奋斗的方向和凝聚力。为以后的发展明确了目标。这个时代,面对竞争剧烈的市场经济,没有目标的过一天算一天,瞎猫碰死耗子,是没有希望的。  二、团队的培养。人是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创新的基础。出版事业必须依靠团队合作才能做出优秀成绩。  三联队伍的素质很好,虽然负荷重、压力大,但始终努力乐观、团结正派。三联的编辑从来没有利润指标的压力,但选题被批准之难也是众所周知的。要求不但是好书,还必须适合三联文化特色,必须可以长销;选题应该创新、有市场空间又不同质。这要求编辑关心市场,多读书多交朋友多思考,心志要高眼界要远。我们给了一些条件,如内部培训、鼓励参与各种学术研讨活动,活跃选题讨论会等,但总的说还是系统培养少,创新机制也不够。  现在不少出版社作跨学科、跨媒介的员工系统培训计划,在总的发展战略上的不断创新,给干部员工实战的锻炼和教育,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根本工作。  三、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这是我上任北京三联后不断在谈,并坚持实践的根本问题。  1993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他的出版物,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1994年,我在“总编辑新年献辞”中发表《留住尊严》,强调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必须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长实力去引领市场。  完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严何尝不是品牌的基础。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会没有方向、不管不顾的乱出书?又有谁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随便卖?只有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博弈中运转自如、具长远战略眼光、守得住根本,不断积累、强化自己品牌,才会拥有最多的忠诚读者,才真正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好。首先,品牌的积累应该是多元的,三联当时的书刊是“分层一流(小众、中众、大众均要求一流)”的结构模式,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进文学殿堂,是大众读物中的一流作品。我从香港回来时,其他武侠小说大家的作品也拿得到,但不敢拿。我得守紧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发行量虽大,我们的利益并不大,我还是接受。因为流动资金量大,光这一套书,每年现金流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93年我接手时全年销售总码洋才711万)。但我经营时也极为小心,从不让它上订货会。因为每次订货会的货款有限,订了金庸就很难再订别的。我不上,书店只能订本版书,保证了我的根本,金庸则随要随添,不影响销售。这样,即使金庸撤走,我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事实上,十年后的版权转移,真对我们没影响。  四、政绩、面子重要,还是企业的长远利益重要。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问题最大。政绩、面子还连着位子票子,衡量起来难度就大了。  我在三联干过一些傻事,但自己想想还是值。  先是盖楼,因为土地面积极小(2000米),后面又是居民楼怕挡光,只能盖两层。后来变成个斜坡形的四层(三层3/4,四层1/2)。可这地点实在太好,盖这么点房真不甘心。遂决定挖两层地下室(这可得多花不少钱)。再捉摸,按发展规划,我们有机会买下那居民楼,那我们这楼就可以长高,十层没问题,于是决定打下十层的地基,以后长高就不必推倒重来了。当然,这更得多花钱。这就挺傻。  房盖成,想开书店,从传统或发展看,都应开。全体员工也支持。于是最好的楼下两层加最大的地下一层交书店,全社只得挤进那1/2的四层里,员工大统间,领导小小间。有领导笑我们,舒服的大办公室不要,开什么书店?傻不傻!  《三联生活周刊》起起落落反反复复,好不容易到99年开始赢利,2000年继续赢利,仍是双周刊。几年下来期刊格局大变,周刊纷起。“生活”如不及时改周刊,一定优势尽失;而要改刊更是大难,一是又需资金的大投入,二是又会有1-2年的亏损期。原来的合资经营方不干,需另找资金投入,原有的合作方又不甘心,封砸了办公室,打起了官司。我一面找资金,一面打官司,同时还必须在不动用出版社一分钱的情况下(我答应过社委会办周刊不花社里一分钱)把周刊转过来。那一年我真是疯了似的忙,而那一年我已经应该退休了。关心我的朋友说,“你傻不傻,不转,你这块账是赢利;转了,账是赤字。你几十年做得辛辛苦苦漂漂亮亮,为什么退休了还非要弄成这样一张成绩单?”我说,“不会啊,我手里的广告可以保证最多两年后一定赢利,而且一定是大利。”“两年后,那会是你的成绩吗?”我哑然。但想来想去,这是必须的选择。就算我傻吧。  最后,就傻到底吧。为了让后任不要有太多负担,我清库房、理坏账,尽可能在任上把这些从我账上清掉,使利润从2001年的上千万元尽量下调。财务说这样对以后的发展会好,我同意。其实,只要做了应做的事情,成绩单如何,对我来说真不重要。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傻,但在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面前,我觉得还是傻一点为好。  这些,是我那十年在北京三联做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工作。审计小组和集团有关领导也肯定了这些工作的扎实。但那真还只是个起步,只有在这些基础工作上继续改革创新和不断调整,才能实现三联的真正飞跃。

后三联时代

  2002年,我打的退休报告被批准,9月正式退休。我在57岁的时候就给署里打过报告,希望上来新人(也举荐了具体的年轻人),自己退二线。这样有个共同工作期,有较长的沟通与交流,对企业发展有利。署里认同这想法,但还是难以实施。其实,事业就像滚滚长河,一浪推一浪,新老的及时更替很重要,新鲜的血液为企业带来更强劲的生命力。  我交得干干净净就出去开会、玩儿了。以后就一直忙,倒是困绕我20年的严重失眠,退休一个月后居然不治而愈,真是我的大开心。  我离开后,三联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包括起伏和波折,我没什么话好说,只希望三联好。我对三联从来有信心。  《我们仨》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一开始我估计起码可印20万,可最后卖了70多万册。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  是的,按照三联现在的规矩,编辑是有提成,但我退休了,大概就不能算他们的编辑了吧。我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书应该是三联的,我离开了,就算是送给三联的一份礼物吧。  现在我当着工作室的顾问,又组织和参与着几个国际性的年会,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真有做回我自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