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表态""一司一策""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或关闭

原本“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忽然发现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
12月12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人士透露，关于未来转型的方案“已经上报”。
事实上，四家AMC都有自己的构想，东方、信达的完整方案先后出炉，华融也表示“一直在创造条件进行商业化转型”。不过，这些想法还有待更高层面的首肯。
知情人士透露，本月上旬，财政部金融司会同四大AMC召开了关于债转股企业的联系会，对未来的AMC存续问题给出了新的参考方法，达不到要求的将可能被关闭。
财政部两条原则
当时被财政部设定十年大限的AMC，刚刚在去年初解除了生死警报，现在又要面对如存下去的挑战。
在关于债转股企业的联系会上，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明确表态：第一，区别对待，分别应对，转型方向、定位由各家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寻找。第二，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完结后，财政部将给四大AMC一个过渡期和相应的政策，过渡期后，仍没有出路的公司将由其他公司兼并或关闭。
与2004年2月相比，这一次，AMC的命运多了一种“关闭”的可能。当时财政部的说法是：2006年底前完成国家核定的债权资产处置目标的AMC，将被允许向商业化转型。
这意味着AMC有权利选择生存，但想“活”下去并不那么容易。目前财政部已要求各家AMC上报各自的转型发展方案，同时还将密切关注他们手中的“成绩单”。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四大AMC共处置不良资产7366.6亿元，占全部剥离不良资产总额的58.71%——这时距离国家要求的处置期限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比前六年的进度，完成剩余任务的唯一办法也许只有打包出售，而这又无法准确衡量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能力。
外部压力也让AMC对其未来产生忧虑。今年6月份，审计署公布了2004年对AMC的审计结果，超过700亿元存在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这还不算此前关于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的争论。
知情人士称，此前信达和华融等都涉及多次托管券商，他们借此向托管组申请券商牌照（收购托管券商），据部分券商清算组人士介绍，信达、华融曾就收购券商经纪业务上报过材料，未果。该人士说，证监会并不反对AMC获得券商牌照，但是这需要更高层主管部门的批准。
“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首先要看政策性业务的完成。政策性业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商业化发展无从谈及。”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债转股移交国资委？
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个被提及的问题是债转股企业的出路问题。
四家AMC成立以后，共收购了13939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其中债转股资产总额4050亿元（通过审核且目前依然在AMC手中的债转股没有公开数据）。在剩余的不良资产中，接近半数是AMC对债转股企业拥有的股权。
作为当年国企三年脱困而产生的政策性问题，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的处置方式。知情人透露，相关部门提出的一个思路是：将债转股的股权全部移交国资委。
如此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债转股企业最开始的产生很多是来自于当时的“拨改贷”，而后又是为了配合大型国企三年脱困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银行当初为国有企业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将这些股权划归国资委当属顺理成章。
2004年底，国资委曾发出《关于对债转股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检查的通知》，对所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债转股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
债转股曾被地方政府认为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因为债转股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股东，债务变成无须偿还的股权，企业资产负债率也降低了。企业获得了发展应有的空间。
但时至今日，对于承担政策性业务的AMC来说，这却成为转型不堪回首之重。
有资产管理公司人士称，企业施行债转股以后，原有债权转化为AMC的股权，后者自然成为新公司的股东，应自动履行《公司法》中明确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资产管理公司的使命只是处理不良资产，只能“建议”或者“指导”债转股企业，不能介入到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当中，充当了一个被动投资人的角色。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资委清查债转股企业的通知，人们普遍猜测很可能是为资产管理公司调整权限，让AMC更好地参与到国有资产保全和增值中去。而现在看来，国资委很可能更进一步，接管这部分国有资产。“对此，目前财政部已经提出了想法，但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五道槛
许 刚
转型是AMC的必然选择
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有效配置。正常的投资可产生更大的产出，即实现了资本的有效配置。但如在投入过程中发生损失，即形成了不良存量，则将对经济的运行产生拖累。因此，资本配置不仅是优化增量，而且也是盘活存量的问题。
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4518亿元发展到了2004年13.7万亿元。但这一跨越式发展，主要是在缺乏市场有效配置及信用环境下以水涨船高的方式实现的。这一宏观意义上的成就，无疑会产生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的巨大不良存量。
金融业的不良资产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占有了金融系统70%信贷资源但仅提供了30%的产值，这从另一侧面说明经济运行中还潜伏了较大低效运行的存量。因此，经济的不良存量实际应包括金融系统的显性不良及经济运行中的隐性不良。
但不良存量的盘活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并不被引起关注，投资增长可使其处于一定的 “休眠”状态。只有在通缩压力下，形成了较高的不良率，潜在的负面效应才会显现，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经济在极度增长多年后陷入长期通缩，值得引起反思。资本是经济的“血液”，如长期血脉不通，又不活血化淤，标本兼治，最终将造成局部坏死，对整体健康产生极大影响。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与高效使用所配置资源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不重视后者，就可能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
中国银行业过去已分批剥离了超过2万亿元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作为近年来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主渠道，预计在明年可完成第一批约1.4万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承包任务。
但这一结果相对于中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而言，仍显不足。如以现值计算，则回收率更低，效率问题值得研究。如此，AMC也很难实现其预期的商业化收购目标，资本金亏损在所难免，遑论承担更重要的市场需求了。
因此，不良资产处置说到底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改变目前政策主导，引入市场机制，实施AMC的商业化转型，则是从宏观意义上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提高处置效率，更大程度盘活经济运行中不良存量，降低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而如何动员市场，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和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及政策环境，则是这一市场得以培育的关键；明确市场定位，提升自身能力，成为这一运作的商业化主体，则是当前资产管理公司战略转型的核心。
搭建战略性区域平台
AMC在完成财政部政策性收现任务后，将逐步转入商业化运作，其最大改变就是要从简单的政策性收现，转化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盈利模式，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公司治理。
对AMC的转型，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建议的定位为：以经营、管理、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兼具投行功能的商业化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实际是很狭义的投行概念，投行的确切作用应是资本这一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所需专业服务的提供者。AMC在去掉“政策性”后，其核心能力的形成必须满足这一定位的需要。中国目前已具备了相应的市场条件，并迫切需要更多本土的投资银行，以满足经济转型、市场构建及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这一转型面临着极大挑战。
首先，AMC成立之初，浓郁的政策性决定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文化、理念、意识及效率均不能满足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化运作。
其次，现行的经营模式，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与财务基本面（盈利模式、现金流和发展预期），由内及外的修炼不够，企业化程度低，难以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及资本运作。
第三，现行行政区域主导下的机构布局，摊子大，负担重，难以适应按经济区域有进、有退的市场化战略布局。
第四，考核体系不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难以形成市场条件下所必备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及成本效益意识，有关人员结构和素质难以满足转型需要。
第五，自主创新能力差，处置不良资产仍局限于传统方式，缺乏提升不良资产价值的技术和产品，资产深加工能力不能满足处置最大化的需求。
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均在着手转型工作。首先找准定位、方向和路径的公司将可能获得先机。直接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有自身特色盈利模式当然最为理想。
但就现实而言，对战略合作者吸引力有限，仍须经过一个由内及外的修炼过程。国家亦须从财政到法规、政策等方面予以一定扶持，以使其可以更大程度参与市场配置，提升能力，并逐渐脱掉政策外衣，成为合格市场化主体。
在当前母体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按明确的定位、方向及经济发展的布局搭建战略性区域平台，应是目前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尝试。其目的就是积极稳妥地顺应市场变化，探索商业化生存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以点带面，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平台公司的运作，是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载体，战略布局调整的重心，精心运作资源、实现回收最大化的工具，更是公司切实转变观念，成为具有独到专业化特色的市场主体的创新之举。（作者系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