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封面《丑陋的中国人》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  　

内容简介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1]　　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　　《丑陋的中国人》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著名作品，其实是一部他在各地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的演讲的合集。比鲁迅先生的杂文要来的深刻，但是没有鲁迅的犀利。

书内插图

　　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周围的国家处于比中国更加落后的状态。^[2]　　中国人从来都是相信祖宗的说法，“祖法不可变”，连社会治安不好都说“人心不古”，儒家的这个说法压抑了中国人2000年，2000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社会和世界严重脱节，“天朝”闭关锁国，终于被外国列强击倒。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看看我们留学海外的学子，成绩斐然，很多都是所在学校的成绩的前列，或者说第一，但是最后，真正成为大科学家，有成绩的不多。

目录

　　中国人丑陋吗？　冯骥才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柏杨　　上辑·沉痛出击　　丑陋的中国人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　　中国人与酱缸　　人生文学与历史　　老昏病大展　　起敬起畏的哲学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对事不对人　　只我例外　　谋利有啥不对　　沉重的感慨　　第一是保护自己　　尿入骨髓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最大的殷鉴　　把羞愧当荣耀　　炫耀小脚　　臭鞋大阵　　为别人想一想　　不会笑的动物　　礼义之邦　　三句话　　排队国　　到底是什么邦　　酱缸蛆的别扭　　目光如豆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一盘散沙　　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　　《春秋》责备贤者　　谈丑陋的中国人（陈文和）　　虚骄之气　　恐龙型人物　　崇洋，但不媚外　　种族歧视　　集天下之大鲜　　下辑·怒涛拍岸　　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　　柏杨余波　　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　　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　　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　　推理能力发生故障　　从酱缸跳出来　　“酱缸文化”　　要隐恶扬善，勿作践自己　　贱骨头的中国人　　丑陋的王亦令　　评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　　王亦令越描越丑　　不懂幽默　　中国人的十大奴性　　没有文明哪有文化　　中国文化不容抹黑　　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搽粉”　　伟大的中国人　　你这样回答吗？^[3]

编辑推荐

　　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人的丑陋面，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严厉检讨　　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斗自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因此他要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让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缺点。　　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4]

媒体评论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为大陆版序 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往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日本人看不起了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誊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〇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〇〇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〇〇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二〇〇四年八月于台北

作者简介

　　柏杨，原名郭定生，后来其父因方便替他转校而替他易名为郭立邦，后又自行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辉县市，2008年4月29日逝于台湾台北市。1968年因刊出一张漫画触怒台湾当局，被定以“侮辱元首”等罪名，被捕入狱，身居囹圄九年多，在狱中，他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等书稿。主要从事小说、杂文写作，著有《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等，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回响。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一生传奇经历，一世著述颇丰。”

书摘

1第一部分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一九八四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二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

2第二部分

　　柏杨先生于1984年8月访问美?，在纽约逗留期间，于11月12日，在时任《北美日报》总编辑俞国基先生寓所，与林樵清、李兆钦、黄仕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柏杨先生在谈话中，着重谈了中国人的丑陋面及劣根性。他说，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

3第三部分

　　柏杨：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斯坦福大学，和各位见面。我是这么样的兴奋，我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就想象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我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完全一样。在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

赴美讲辞

　　本文是柏扬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讲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作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　　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隐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隐私，而且制造隐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