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法国革命论》导读及《美洲三书》选 西路哲学王

《法国革命论》 导言   作者：西路哲学王

　　这样的咨询极少能得到如此雷鸣般的回应。伯克立即严肃作答，因为在"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一次聚会上，某些与会者认为应当向巴黎的国民议会发出信息，祝贺他们发现了刚刚确立的那些自由。英法两国的政治会因此而搅和在一起。伯克的著作意在为海峡两岸的读者提出一番告诫。

　　伯克就法国的问题著书立说，这本来就不同寻常。和大多数辉格党人不同，伯克对法国及其政治生活几乎毫无兴趣。可能他在1757年曾渡过了海峡。1775年他肯定曾在法国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但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与他的那些政治庇护人、即辉格党显贵相比却少得可怜。即使硬着头皮进入法国，伯克也不赶时髦，宁愿避开巴黎，在奥塞尔（Auxerre ）的地方牧师和贵族中间消磨时间。这些人成了他在法国事务方面的主要消息来源。就在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与格雷（Charles Grey）向米拉波、塔列朗和拉斐特高谈阔论的时候，伯克却在倾听那些几乎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的看法。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被认为怀有偏见、纰漏多多。汤姆。潘恩（Tom Paine ）就认为伯克"对法国事务极为陌生"。有时，伯克宣称法国"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还算优美"。在他比较坦诚的时候，他又为"我所谈到的那个病入膏肓的法国"而深感窘迫。总的来说，他的看法是，"从马盖特桥墩上"望去，法国可能最为赏心悦目。

　　如果说本书的直接目的是给英国人发出一个警告，那也不尽然。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惊动了英国政治意识的稻草人。如果说这个稻草人的穿着被描绘得不大真切，那倒无关紧要。伯克试图在政见方面所表明的总体看法，或许不过是偶尔为之。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伯克对于1789-1790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描绘，与实际情况相去太远，这使他遭到了羞辱和反对。从来没有一本书会吸引如此广泛的读者并遭到如此广泛的轻蔑。本书就政治社会及其安排的综论被人们忽略不计，而许多针对《沉思录》做出反应的小册子，却大都在没完没了地絮叨它的细节失实和过分夸张的写作风格。

　　伯克立即遭到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反对。像汤姆。潘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那样的激进派，厌恶本书实属必然，而福克斯则认为它"极不得体"，皮特（William Pitt）只是看到了"一些狂想，它们令人赞赏却又一无是处"。当时的人们都在竭力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首先，伯克究竟为什么反对那场革命？他毕竟支持过美国、爱尔兰、科西嘉和波兰的国民革命。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读了《沉思录》之后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像对伯克先生那样使我感到惊讶。"其次，为什么伯克执意不准确地描绘法国政治？

　　1789-1790年的事件广为人知，英国人的见证也并非少得可怜。到伯克动笔的时候，那场革命已经对旅游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各种消息和观点随处可得。因此，把税制和地方政府体制混为一谈，或者把1789年10月5-6日凡尔赛宫遭到攻击说成一场纯粹的传奇剧，这是不可原谅的。玛丽。安托瓦妮特卧室外面的那个值勤卫兵并没有被谋杀，而是在巴黎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以取悦英国来访者。

　　严重的是许多人对这些问题仅仅是掉头不理。一位巴黎事件的目击者本杰明。

　　沃恩（Benjamin Vaughan）断定，伯克根本就不值一驳，他这样做是"白白浪费了两周时光"。法国新闻界除了愤慨之外，更多的是傲慢。一两位编辑满足于说它是"无理的小册子"，大多数人则认定它是出于"作者的怪癖"。可以想象，英国人会更有兴趣追根究底：一个被公认为当代一流的有识之士，为什么会对他平生所看到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如此严重的歪曲。

　　在有的人看来，原因不过是伯克为了从乔治三世那里得到一份养老金而改弦易辙，因为乔治三世是无保留地赞赏《沉思录》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其他人则认为，伯克是天主教的秘密支持者这一传闻肯定确凿无疑，因为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始终不渝地赞同宗教宽容，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解释可以说明他在书中何以要对法国教会及其牧师进行那么非同寻常的辩护。在革命时期的漫画中，伯克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耶稣会士，身着黑长袍，头顶四角帽，对一个经久不衰的谰言顶礼膜拜：他在圣奥梅尔（Saint Omer）那个制度的温床上受过一定的培养。

　　然而，也有一批读者并非感情用事地断定，伯克终于发疯了。实实在在地说，伯克的头脑有时着实令人费思量，摸不准他是天才还是精神错乱。脾气暴躁，动辄指责人们对他视若无睹，总是超出合理的限度进行争论，这些早已成为伯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明显特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伯克特色"一词，被人用来指称那些夸大其辞的主张。小册子批评家开始把他叫做"天才的疯子"。有些漫画则把他描绘成堂吉诃德，挺着长矛攻击想象中的风车，狂怒的脑袋上火花四溅。像福克斯那样的密友则开玩笑说，很高兴看到伯克反对革命，因为，假如他支持革命，他的苛求无度肯定会把他送上绞刑架。《沉思录》的某些内容措辞激烈，把国民议会的成员刻画成一群无能之辈，认为法国人食人成癖，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混乱的见解。

　　真知灼见掩藏在夸大其辞之中。书中的那些智慧有时也仅仅像是出自白痴之口。

　　对伯克极为熟悉、也知道他的见解不近情理的人士有一个最终的解释：伯克写作《沉思录》抱有一个糟糕的意图，就是要把他的思想权威再次强加给辉格党。伯克的庇护人罗金厄姆侯爵1782年去世，此后伯克便日渐被人冷落。在七十年代，他已是公认的辉格党党义裁断人。到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福克斯、接着是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向这一角色发出了挑战。伯克对此忧心忡忡，前者曾是他的门徒，勉强还能接受，而后者却是既无德又无才。因此，明显被视为一个政治影响不断衰落的人物，确实令人恼火。在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进行弹劾的漫长岁月中，伯克辛酸地抱怨说，他是唯一尽心尽力定期出席审判并对此事给予应有关注的案件委员会成员。在1788-1789年的摄政危机期间，竟无一人征询过伯克的意见，即使他发表意见也无人倾听。对于受到这种"轻视"，他公开表示感到"厌恶"。有了这个背景，《沉思录》的写作原因这一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本书不过是伯克用来重获他对辉格党党义的思想控制的个人宣言。它所做出的严肃评论，与其说是针对法国政治，不如说是针对英国政治。

　　说到《沉思录》的写作动机与英国政治而不是与法国政治有关，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忽视了它。事实上，伯克是要教训一下英国人。说他主要想重建自己的事业，这并非实情。他有着远更重大的文章要做。从根本上说，伯克认为1789年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九十年代的英国。《沉思录》的目的就是动摇那些政治精英的自鸣得意。他要让他们相信，法国人决不是在重演有节制的1688年英国革命，而是为世人上演了全新的一幕。早在法国军队越过边界之前，伯克就已明白，革命的观念将会对外输出。革命表现出了以往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傲慢，使大陆文明的结构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威胁。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处于危险之中。伯克对一位朋友坦言："我曾就这一想法说过，一种新型的、共和主义的法国式辉格党原则正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伯克的命题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因素，在1789年的英国也同样存在。《沉思录》用大量篇幅对此进行了证明。首先是那些宗教上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拒绝给予公民权利，因而对整个政治制度心怀不满。法国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率先攻击天主教会，这并不值得奇怪。伯克在引用拉博。德。圣艾蒂安（Rabaut de St Etienne）语录时，很清楚自己是在使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语言。在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持不同政见的牧师是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在"革命协会"--它的活动促使伯克采取行动--的聚会上，雷夫德。里查德。普赖斯（Revd Richard Price）在餐前布道中发出了挑衅。他和他的朋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与拉博。德。圣艾蒂安和阿贝。

　　西哀耶士（Abbe Sieyes ）如出一辙。他们或者是作为不信国教的教士反对排斥异己，或者是作为国教内部的叛逆，打算从主教和寺院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益，他们全都处心积虑地传播有关人权的无稽之谈。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英国，那些改革派社团--伯克称其为"公开的宪政之敌"--中的激进牧师，同二流的潜在革命派--"政治文人"--多有过从。伯克极为蔑视英国的业余哲学家和他们的楷模--更有名气的法国作家。在他看来，像卡佩尔。洛夫特（Capel Loftt ）、布鲁克。

　　布思比（Brooke Boothby）爵士以及霍恩。图克（Horne Tooke ）等等蹩脚文人，不过是在模仿更有名气但却同样误人视听的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对于后者，伯克更是怀有特殊的敌意。这些人之所以气味相投，是因为他们全都决心推行"一种并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政治方案"。他们的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缺陷。由于首先看重的是原则而不是经验研究，他们对于"人的权利学说如醉如痴，以至完全忘记了人的本性"。在这方面，英吉利海峡倒是没有什么屏障作用。这种哲学家既是一种法国现象，也是一种英国现象。革命前双方就有着不断的哲学交流，革命后那些激进社团则是弹冠相庆。伯克试图揭露一个使法英两国面临同样威胁的颠覆网。

　　除了激进的牧师和业余文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阴险、更为凶暴的角色，用伯克的话说，可以称其为"投机商"或"经纪人"，整个这一阶层可以叫做该死的"资本家"。他们可能会支持一场革命，以便得到一份被重新分配的财富，而这样一场革命必定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1789-1790年法国教会遭到的洗劫，就是他们所制造的恶例。他们把钱借给政府，就会在政治上无所不为以确保他们的投资安全。

　　公共利益会受制于私人目的。于是，国内民间社团--教会--的财产被掠夺去充当法国国债的备付资金，以保证向国家的债权人偿还债务。多少世纪以来证明弥足宝贵的各种制度，被那些投机商、食利者的急功近利毁于一旦，而这些人却毫无所失。由于英国国债的规模与偿付问题在九十年代成为令人深感忧虑的事情，英法两国的相似之处又有了一个确证。

　　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了伯克所说的"高贵而古老的地主阶层与新生的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一种基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制度。这是一种在英国运转良好的制度。拥有财产的权利会使一个人对于保护财产的社会的福祉怀有坚定不移的关切。它还保证他能得到必需的教养和闲暇去理性地从事政治活动，规范而明达地履行与财产状况相称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国则任由提心吊胆的投资者与贪得无厌的投机商控制政治生活，他们大谈自然权利以掩盖其掠夺行为。

　　为了拿出足够的证据表明英国存在着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业余哲学家和投机商，伯克告诉读者，在威尔特郡的博伍德有一个得到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庇护的朋党。《沉思录》措辞最为严厉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些人的地方。兰斯多恩本人是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被革职的政客。因此，在伯克看来，他与多莱昂公爵（Duc d 'Orleans ）或米拉波伯爵自然是同类。至于杰里米。边沁，则是一个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冥冥之想中摈弃了由来已久的习俗的反传统样版。而里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那样的宗教异端，已在法国表现出了颠覆性的作用。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代表了"一个反对财产的国家中那些野心勃勃的天才们的反叛"，这就是伯克对雅各宾主义的著名定义。J.G.A.波科克（Pocock）指出，伯克笔下的"恶棍并不是……一些本本分分的手艺人，而是一些文人墨客、公债投机商、官僚和技术专家"。他们在博伍德集团中恰好是应有尽有。这个集团的存在使这一说法很是令人信服：《沉思录》是一个既说给法国人、也说给英国人听的寓言。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本书的题目并不恰当，它把读者的注意力限制在一个国家的事件上，而伯克所关心的却是两种制度的问题。

　　然而，如果仅就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谈论《沉思录》，可能会给伯克大帮倒忙。引起争议的是法国的事件，为了对它们进行评说，伯克不得不触及政治的要害并提出这一核心问题：人们究竟为什么并根据什么条件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他的评说当然要涉及某些历史事件，但从中得出的论点却有可能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沉思录》的历史学内容使它的言说方式对于一个政治学文本来说有些不同寻常，但它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在记录法国的罪行与错误时，伯克不得不反省一个政治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达到公正、如何进行运转的问题。这反映了他注重实效的天性，他要从选择一个重大历史范例入手，进而得出总体性的主张，而不是相反。

　　伯克对革命行为所进行的批判，其关键在于他否认对政治的讨论应当从讨论人权开始。仿效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者的做法，法国人率先提出了像《人权宣言》那样的先入之见，然后便设法建设一个能够提供这些权利的国家。伯克认为这是南辕北辙。抽象权利不过是"一个将在一次大爆炸中毁掉所有古代先例的矿井"。即使人们能够在究竟什么是基本权利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国民议会对此却没有共识，那么，它们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尊崇和保护，就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比之下，伯克引以自豪的是"受到了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的感召，而不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一缕现代之光的照耀"。《沉思录》对卢梭的恶意攻击可以看作是伯克彻底摆脱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象征。热中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们都是从理想出发，然后再去实践。

　　伯克坚信，思考政治的唯一可取的途径就是首先说明政治的原材料--人本身。

　　这种复杂的生物被法国文人夸张地说成具有如此的哲学倾向--他知道应当从社会那里得到权利，但却避而不谈他对邻居负有义务。他有能力承当自由、平等、博爱的重担。在伯克看来，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人当然能够是有理性的，但也能够有更多的其他什么东西。他可能性情激烈并且怀有偏见。他可能耽于迷信并且行为狂热。习俗和惯例对他的政治心理所产生的作用与广义的自由概念同样重要。因此，像法国人那样对人进行阐释，所展现的是一幅单向度的景象。可以预料，基于这种阐释的立法将会导致混乱和不稳定。伯克在1790年就预见到了1792-94年那样的恐怖，因为他确信，这场革命先天不足。

　　相比之下，伯克则认为，人们在政治特性方面的既定差异，任何现存制度都应给予尊重。凡是证明能够使人们在长期政治交流中结合起来的惯例，理所当然都应受到重视。正如他在《沉思录》中所说："任何人在冒险拆除眼前一座尚能长期符合社会共同意志的大厦或者不按具有公认效用的方法和样板进行重建时，都应万分谨慎"。如果政治制度和惯例由于相沿成习而得到确立，那就可以说，它们的效用已被证明历久而不衰。任何经历了这种考验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被认为概括了生活在其中的公民的政治特性。在政治学研究中，历史比哲学更重要。如果没有历史，制度就会任由每一种时髦的奇思怪想摆布，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安如磐石，"人们将会变得比夏天的苍蝇好不了多少"。

　　在这方面，差别之大莫过于英法两国对待政治问题的方法。英国人注重的是"实然"或"已然"，法国人注重的却是"应然"。伯克很清楚，他的国家在18世纪所获得的成功与稳定，部分原因就是它拥有一个已经延续了600年之久的议会制度。即使像霍恩。图克与卡佩尔。洛夫特那样的激进派，在力主扩大选举权的时候也并非以自然权利为根据，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早就享有这种特权。换句话说，他们想要重申古老的自由，而不是发明新式的自由。当一批改革者采用"革命协会"的名称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强调历史的轮回，因为古老的价值将在一次循环运动中得到复苏。因此，不管是伯克那样生性保守的人士还是他的激进派批评家，都认为应当在历史而不是理论领域进行争论。

　　相比之下，法国人则对他们的政治历史所积累起来的全部智慧和证据表示了彻底的蔑视。伯克知道，旧制度下的法国有着种种弊端。他明确表示自己"对于被颠覆的法国政府的错误和缺陷并不陌生"。与《沉思录》截然不同，他在私人通信中曾对玛丽。安托瓦妮特和路易十四发出了强烈谴责。变革应当是对政治制度进行调适。修剪残枝必须是为了促生新芽。然而，法国人却走得更远。他们决意立刻进行全盘革新，对法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特性不屑一顾。君主政体甚至没有被改造成中立化的政体；最高法院遭到废除；教会被推翻。法国人不得不把十天当作一个工作周，不得不生活在统一的四方形省界里。对于孔多塞要把政治学变成数学分支的做法，伯克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不难预料，这场革命陷入了困境。法国人并没有那么哲学化，以至认为正方形和长方形要比不规则但却很熟悉的旧省界更优越。他们也没有那么理性化，以至乐于接受一批取代了旧神甫的新神甫，或者没有旧圣徒的保护也会泰然自得。他们抵制延长了的工作周概念，而且，得到选票后总是固执地拒绝使用。绝大多数法国人在历次革命选举中的反应就是弃权。按照伯克的说法，所有这一切使得像法国那样闻名于世的政治共同体的无论什么共识统统都会遭到破坏。革命党高谈阔论的是万象更新，是创造"一个新亚当"。然而他们却制造了使法国四分五裂的紧张与对抗。

　　伯克据此预言法国将出现内乱，而平息内乱的将是某种军事政变。

　　伯克从经验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法国公共生活引人注目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比。英国人不仅生活在他们的历史中，而且还赞同这样的思想--一切政治都取决于财产所有权的原则。相反，法国人鄙视他们的过去，无情攻击对财产的占有。《沉思录》用了大段篇幅评论1789-90年时对待教会的做法，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教会财产一举被宣布"均由国家支配"。革命党否认以下主张有损于财产的神圣性：一个国家内部的法人社团--比如教会--所拥有的财产不同于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伯克认为这完全是强词夺理。对任何财产的攻击都是对所有财产的攻击。英国人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们"对教会财产和大量私人财产总是一视同仁，国家并不是私人财产的所有者，它既不能使用也不能支配它们，它不过是个保护者与调解人。"

　　在伯克看来，历史与传统已经消除了一切正当的疑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正是财产使人们脱离了野蛮状态而步入政治国家并在其中安顿下来。财产可以说就是拥有某些物品、行使某些权利，或者说就是特定双手的劳动价值。所有这些财产都需要得到法律的界定和保障。没有这样的保障，人类就会重返野蛮。十八世纪末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人类既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

　　从能够带来政治权利这一更为狭义的角度来说，财产意味着拥有私人财产，更具体地说就是拥有土地。与伯克深恶痛绝的有钱人不同，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乃是世代相传的社会生活单元，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有着最为深切的关心。在另一个场合，伯克曾把土地所有者称为政体的"崇高的橡树"，他们的杰出地位当之无愧，而且不应受到任何其他权利的挑战；

　　只要不能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能力及其财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恰当而适宜的代表。但是，由于能力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积极原则，并且由于财产是呆滞、迟钝和怯懦的，它就决不可能免遭能力的侵犯，除非它在这种代表中占据了超常的主导地位。

　　因此，看到法国人攻击教会的法人财产和逃亡贵族的个人财产，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有了法国人树立的这种榜样，还有什么样的财产能被认为安然无恙呢？

　　由于摆脱了历史传统的束缚并且绕开了矗立在财产原则周围的屏障，法国人变成了一些破坏分子。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年之内，法国以往的政治传统几乎被连根拔除。1789年的那一代人自称有权改造一切。伯克则认为哪一代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他在《沉思录》中不惜笔墨抨击里查德。普赖斯的这一主张--1688年的英国人本应设法选择一位新国王。在伯克看来，任何一代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这种选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代人只是从先辈那里把托管责任、观念和制度继承下来并传诸后代。伯克更喜欢把1688年的事件看作是一个必要的、但一度偏离了这一模式的现象，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毋宁说是一次康复，它巩固了而不是损害了财产的历史法则。

　　伯克在1789年的法国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法国人无视历史与常识，从零开始着手建造一个社会。险恶的全国性破产和凡尔塞宫廷政治的混乱为这种尝试提供了机会。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空想家和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那样拉拉遢遢的新闻记者，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出人头地。令伯克揪心的是，他在英国也看到了类似的政治局面，而且类似的人物已在相机而动。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性质的深刻分歧。有人认为它是可以随意改造或捣毁的人造产物，有人则认为它是既比较神秘又比较依赖常识、既比较受历史限定也比较受经验限定，同时还与真实的人性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的事物。伯克在《沉思录》中的阐释则言简意赅：

　　国家不应当被认为只是就一些诸如胡椒和咖啡、布匹和烟草贸易或者某些其他浅陋的问题，为了无关紧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可以任由缔结者随意解除的合伙协定。我们应当怀着另外的敬意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在仅仅从属于低劣而短促的动物性生存那类事物上达成的合伙关系。它是一切科学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艺术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道德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完美事物的合伙关系。由于这种合伙关系是多少代人都难以达到的目标，因此国家就变成了不仅是活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生的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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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批判
 

　　一、论雅各宾派

　　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它是一种清除人们头脑中之偏见的尝试(迄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的在于将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置于对人民的头脑进行启蒙的人的手中。出于这一目的，雅各宾分子们决意摧毁这个世界之旧社会的整个构架和组织，依照他们的模式再造社会。为了拉起为这个目的而奋斗的队伍，他们以掠夺富人作为贿赂的方式，到处招募穷人。我认为，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业已被启蒙了的，通常被称之为雅各宾分子的人们之原则与主要信条的公正描述。
　　　　　　摘自：Letter to William Smith (1759)

　　法国所立下的榜样非常重要，不会不产生广泛长远的影响；那个榜样，依恃其力量，一定会强劲地影响到其周边的人，特别是影响到那些将根据那个冒称的共和国现在所立足的原则来承认那个共和国的人。它不是旧的结构，你所发现的那种旧结构，用以构造它的最初的宗旨与意图，已无可置疑地不见了。它是最近犯下的错误，无法举出任何惯例为自己辩护。它侵犯的不仅是法国社会赖以成立的权利，也是所有社会赖以成立的权利。这些权利所依据的原则是普遍的原则，在其他国家与在英国一样是真实不谬［或荒唐不实］的。那些根据信仰承认这些弑君者与抢劫者之权威的人(尽管带着最纯洁的意图)，为弑君者与抢劫者的行为辩护，将其立为先例。这不是法国与英国之间的问题；这是财产与暴力之间的问题。屠戮、掠夺、驱逐业主者群体的人，是谋杀者和抢劫者。国家，在其本质上，必定是道德和公正的：即便专制者或篡权者偶尔掌管着它，仍可以是道德和公正的。那是一种令人惋惜的情况，尽管如此，社会群体仍可能保持完整性，在构成上可能是极其健全的。现在的情形不同：它不是政体上的革命，它不是党派对党派的胜利，它是对整个社会的摧毁和瓦解；这种摧毁和瓦解，不管政治上的党派多么强大，都无法赋予其正当性，也无法使其不给周边的一切带来可怕的后果，即在行动本身中和在示范上都不可能不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冒称的共和国是在罪恶之中成立的，靠做恶和抢劫而存在；恶行和抢劫，决无权利得到任何东西，而是在向人类开战。与抢劫讲和，就是与抢劫共谋。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他们［英国辉格党雅各宾主义者］是极端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的玄思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他们只问建议是否真确不谬，而此建议是导致善还是恶，则全然不在其关怀之中。
　　　　　　摘自Letter to William Weddell (1792)

　　这些哲学家是偏执狂：由于他们超然于任何利益之外(如果利益单独发挥作用，会使他们更易受控制得多)，所以他们便被各种没有希望的轻率的愤怒所冲昏，以至于为了他们最微不足道的经验而牺牲整个人类……我在世上已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自信阅历丰富。我对自己身上的文墨没有多少自负，但我一直有志热爱文字作品。我已与那些承认习惯的人，在习惯中生活了很多岁月了。一种主要依靠知识和才智而获得声望和幸运的性格可能会导致什么，我能做出较好的估测，无论这种性格是健康、自然状态中，还是在病变、堕落了的状态中。当然，这样构造和完成的人们，是上帝对世界的第一馈赠，但是，一旦他们抛却了对上帝的恐惧--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时代都过于频繁地发生过，以及他们在这种状况下达到相互通气，结成军团行动的时候，一场更可怕的灾难将从人类发生以报复人类。不可能想象还有什么东西比一位经过严格训练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更硬。它离一种邪恶神灵的冷酷性，比离人的脆弱和热情更近。它就像邪恶原则之精神本身，是一种没有形体、纯粹不杂、蒸发四散、畅通不阻的邪恶。将人性从人的胸膛清除，决非容易的手术。莎士比亚所说的"大自然的忏悔拜访"有时会敲击他们的心扉，抗议他们谋杀性的思辩。但是有一种手段与他们的天性调和。他们的人性并没有被消除；他们只是让它长期休眠。他们情愿宣布，他们并不认为两千年对于他们所追求的佳境而言，是过于漫长的一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某种邪恶的道路之外，他们从来看不到有什么道路通向他们规划的佳境。他们的想象力不会为人类由于浪费数个世纪又数个世纪而遭受的悲惨和凄凉所拖累。他们的人性就在他们的眼界所及之处)--象他们的眼界所及之处一样，他们的人性总是在他们前头飞行。几何学家和化学家们，前者从其枯燥的图形结构中，后者从其锅炉的烟灰中，养成了他们比对支撑着道德世界的那些情感和习惯漠不关心还要糟糕的性情。雄心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被雄心所毒害，雄心使他们不畏惧因此可能给别人或他们自己带来的危险。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试验中对人的考虑，丝毫不比对在抽气筒或毒气罐中的老鼠考虑多。
　　　　　　摘自：Letter to a Noble Lord (1796)

　　他们不是将其共和国建立在他们曾经分享到无数赐福的基督世界的那种信仰和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这三个基础都是与欧洲建立的政治在根本上对立的。他们的共和国的基础，建立在弑君、雅各宾主义和无神论之上，而且，他们的共和国已将保障这些原则运作的一套系统方法与这些原则结合在一起。

　　倘使要问我，别人怎样才能理解我使用的这些术语：弑君、雅各宾主义、无神论，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方式与其设定(establishment)，我会告诉你。

　　我称一个这样的社会为弑君者，即它为所有的政府(如为民主政府或僭主政府)

　　设定了一条牢固的自然法和一项基本人权，--设定一切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是篡权者，而且，因为是国王，就应当被处死，连同其妻子、家属与随臣。一贯基于这些原则行事的社会，在废止了所有宗教庆典之后，选择了谋杀君主的最残忍的叛逆行为作为永久的庆典，并迫使其全体人民遵守之，--这样的社会，我便称之为基于设定的弑君者(Regicide by Establishment)。

　　雅各宾主义是一个国家中奋发创业的才智对国家财产的反叛。当私人结成社团，摧毁先此存在的国家法律和制度时，--当他们在没有财产的人中分配古老的、合法的业主资产，以此方式来保证自己有一支军队时，--当国家认可这些行为时，--当国家不是因为犯罪而没收，而是因为没收而犯罪时，

　　--当它以此种方式侵犯财产权而获得其全部力量和全部资源时，--当它立足于此种侵犯之上，以判决或其他方式杀戮那些为过去的合法政府及其法定的世袭财产而进行抗争的人时，--这种情形，我称之为基于设定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 by Establishment)。

　　我称这样的国家为基于设定的无神论(Atheism by Establishment)，即当它不承认上帝作为世界的道德统治者而存在时，--当它不给予上帝任何宗教或道德的敬重时，--当它以正式的法令废止基督教信仰时，--当它以冷酷、无情、顽固的残忍，用尽没收、监禁、放逐的手段，迫害基督教牧师时，--当它普遍地关闭或拆毁教堂时，--当所剩无几的这类建筑，共开放仅仅是为了制造对一些怪物的渎神膜拜时，(这些怪物的劣迹与罪恶在人群中登峰造极，其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些怪物是共同憎恶与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对象。)当它在社会仁爱和个人克制的宗教场所，用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嘲讽确立起不敬、渎神、粗俗的戏剧性仪式，以此来荣耀他们污浊败坏的理性，并以此树立神坛来使他们自己的腐败和血腥的共和国成为偶像时，--当学校、研究室由公共经费建立，以便用这种不敬的信条一代又一代地毒害人类时，--当他们由于被无休止的殉难，以及渴望宗教的人们的呼喊拖得疲惫不堪，而允许宗教只作为一种被容忍的邪恶时，--我称这种现象为基于设定的无神论(Atheism by Establishment)。

　　当在弑君、雅各宾主义和无神论这些设置之上，再加上相应的习俗体系时，一个思考者关于他们对人类之顽固敌意的疑虑便在心中荡然无存了。习俗比法律更重要。法律高度依赖习俗。法律仅零散地偶尔触及我们，习俗却是象我们吸入的空气一样，以不断的、稳定的、统一的、不被察觉的作用，烦扰或抚慰，腐蚀或净化，提升或降低，蛮化或美化我们。它们将其全部构造和颜色赋予我们。根据它们的品质，它们辅助道德，它们提供道德，或者全盘摧毁道德。对此，新的法国立法者们是意识到了；因而，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权威之下，他们确定了一套习俗，一套迄今所知的最出格、堕落、无耻，同时也是最粗糙、野蛮和残暴的习俗。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事情，即便一个短语或一个手势，一顶帽子或一只鞋子的式样，是偶然的。一切都是谋划的结果；一切都是设定的事项。为了这套不可信任的邪毒与罪恶的体系，已设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用过的野蛮手段。最高贵的感情，对光荣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都沦落为维持和宣传这套体系的工具。旨在刺激和污染想象力与败坏道德感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展览，都被设计发明出来。他有时会推出五六百个酩酊大醉的妇人，在议会酒吧喊着要喝保皇党人或立宪分了的孩子的血。有时候，他们弄来一群苦命的人，自称他们是父亲、要求杀死他们的儿子，夸口说罗马只有一个布鲁图期(Brutus)，而他们却能拿出五百个。在有的事例中，他们颠倒孝与不孝，而报复不孝顺的行为，制造要求处死其父亲的儿子。他们共和国的基础，建立在道德悖谬之上。他们的爱国主义总是怪物。能在历史上找到的，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公益精神的一切事例，尽管在那里道德被弄得混杂迷乱，理性被弄得不知所措，受到惊吓的大自然望而退避，却都被他们选中，而且几乎是惟一用来教育其年青一代的范例。

　　他们之建制的宗旨，是与所有国家明智的立法者之宗旨相反的，明籍的立法者的目标是将本能改进为道德，将美德嫁植在自然情感的树干之上。他们，相反，不遗余力地清除人们心中每一种仁慈与高贵的倾向。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是一条规律，即总是将美德嫁植在罪恶之上。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不配有公德之名，除非它意味着对私人的暴力。他们的所有新建制(在他们那里每件事情都是新的)，都打击我们的社会本性之根基。其他的立法者，知道婚姻是一切关系的源起，因而是一切义务的首要因素，故此用种种办法使婚姻变得神圣。基督教通过把婚姻限制在配偶之间，使那种关系不可解除，对世界的和平、幸福、安定和文明所做的贡献，比整个神的智慧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都要多。在反基督教的犹太人教堂中，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针，--我指的是在那个炼造、生产所有邪恶的车间，即那个在1789年立宪会议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这些可怕的怪物，以最大的努力来亵渎、贬低婚姻关系，而其他的立法者历来则是使之变得神圣和尊荣。他们用一个奇怪、唐突的宣言，宣布婚姻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民事契约。他们通常的骗术之一，就是将他们的想法放到某些假冒的角色嘴上，让这些角色以戏剧性的方式在本应是用于严肃集会的议会酒吧中出现。其中的一个角色被以妓女的形象推出来，他们用"一个不是妻子的母亲"这一伪造的名称来称呼他。他们制造这样一个家伙来呼吁废除文明国家中对私生子权利的剥夺。议会的妓女们对他们的这个傀儡给予了更加可耻的认可。根据他们规定的原则和批准的习俗，私生子不久就取得了与合法婚生子女同等的地位。从他们的宪法之最初制定

　　者的精神出发，继任的议会将原则的内容完全展现出来，批准只要任何一方乐意，在给予告知一个月后就可以离婚。在他们那里，婚姻关系被变成一种如此堕落的非法同居，我相信，即使是伦敦经营黑货栈的卑贱之徒，也不会只将他们的侵害对象私自留置如此短暂的期限。在给予女人同样的放荡权力时，真的有了某种放荡的平等。他们选定的理由与实际行为一样可耻：宣称妇女受父母和丈夫的专制统治已经太久。使人类的一半完全脱离另一半之看守与保护，其可怕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离婚的行为，虽曾在某些国家得到允许，但已在所有国家受到反对。在东方，一夫多妻和离婚是不名誉的，习俗因而矫正了有关法律。在罗马，当它是统一的时候，准允离婚的些许理由实际上无异于禁止。只有三个准允离婚的理由。任意性完全被排除，因而差不多三百年过去了，却没有一个离婚的例子。当习俗受到腐蚀的时候，法律便被放松了。因为当法律无力调节或征服习俗的时候，法律总是追随习俗的。对于这种情况，邪恶、罪孽的立法者是乐于注意的，将其视为采用他们的法令的诱因：希望许可得到极度的运用。他们知道相反的一方是正确的，他们业已充分地考虑过法律应该得到习俗的很好支持。他们的离婚法，象他们所有的法律一样，目标不在于缓解国内的不安定，而在于彻底腐蚀所有的道德，彻底搅乱社会生活。
　　　　　　摘自：First Letter on Regicide Peace (1796)

　　我的观念和我的原则，使得我在这场争论中，不是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党派来对待。那个国家广袤的疆土，众多的人口，出产的丰富，商业和聚财的兴旺，一切在通常情况下集合起来构成一国之力量的种种事物，于我都只是第二位的考虑。这些都是可能被抵销的，而且常常是加以抵销的。尽管这些非常重要，但它们不是使那个党派可怕的东西。正是那个党派使它们变得可怕。那个党派是支配法兰西躯体的邪恶精神。--作为灵魂给它发出指令，--给它抱负，给它全部追求，给它打上一种特殊的烙印，这一烙印将其抱负、追求，与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同样的普遍情感和同样的观点，判然区别开来。正是那种精神使其抱负、追求充满了一种新鲜的、有毒的、导致荒凉的活力。以我们现在所注意到的这种方式动摇、粉碎、淹灭欧洲；就十年以前法国的构成而言，那是不可能在法国发生的。一场确切无疑的破坏正向那些痴迷不悟的国王们逼近，而他们在与这股新的、未曾闻说的力量的争斗中所持的行为方式，却似乎是在进行一场与往昔的种种纷争相似的战斗，似乎他们能用往昔的和平精神缔造和平。在这里，脚下的路实际上正好与安全之路相反。

　　于我而言，我过去就坚定地认为，这种混乱按其本质不是间歇性的。我不曾设想，争端一旦开始还能再放下，以便我们酌定恢复，而是设想，我们对于这一邪恶的首战，即是决战。我从不曾想过，我们能与这个体系媾和。因为，问题不是我们为了追逐一个目标而相互竞争，而是我们在与这个体系本身作战。根据我对此事的理解，我们不是在与其行为作战，而是在与其存在作战。--我坚信其存在与其敌意是一回事。

　　那个党派不是地方或区域性的。它是一种普遍性的邪恶。在它最少以行为表现的地方，它仍然生机盎然。当它在睡眠中时，它是在补充力量，以准备施展。其精神就在我们的共同本性之种种腐败的深处。抑制它的社会秩序哺育着它。它存在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存在于每个国家之人们的全部秩序中，因为这些人都将法国作为共同的首领来敬仰。圆心就在那里，圆周是欧洲世界，而无论欧洲人住于何方。在其他地方，那个党派是好战的；在法国，它是胜利的。正在各国形成的一切毒性原则，其贮存库和传播库就在法国。当其正盛行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时候，却想加以抑制，将是愚昧的；此种愚昧很少值得同情，其危害仅以用鄙视待之是不够的。战争不是其力量的原因，而是暂缓其动作。战争至少给了基督世界一丝喘息。

　　雅各宾战争的真正性质在开始的时候，多数基督大国就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还被准确地宣布出来。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与普鲁士国王八月四日发表的联合宣言，在阐述其性质时，所用的措辞是最明确的，所根据的种种原则是不会颠破的；如果他们一直忠于那些原则，即将国王列为人类头等恩人的诸般原则的话。发表该宣言，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达的，"是为了对当代和后代提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意图和他们个人观点的公正无私，拿起武器以维护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保障每个国家的宗教、福祉、独立、疆土和真正的宪法。--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更希望所有帝国和国家协调一致，成为人类幸福的坚定守卫者；这样它们才能成功地联合行动，以便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其自身的愤怒中拯救出来，以便使欧洲免于野蛮主义的复辟，使环宇免于胁迫它的倾覆和无政府状态。"那一崇高之举的完整内容，应该在任何以和平为宗旨而召集的国会之第一次会议上，就得到审议。在那份宣言中，"这些强国明确摈弃了一切抬高个人的观点，"而将它们自己奉献于此项如此大度、如此英勇、绝对睿智和明达的可贵事业。我们希望我们的君主和国家赞同的，正是这些作为欧洲一部分的原则，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对于这些原则，除却某些微不足道的例外和限制外，都是值得完全赞同的。我们的朋友们就任部长，(无论是否明智)，从我的一贯理解而言，也是基于对那个宣言和原则的信仰。

　　只要这些强国自诩暴力的威胁会产生暴力的效用，它们就会根据那些宣言行事；但是，当它们的威胁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它们的努力便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向。于它们而言，似乎美德和英雄主义是不该被数百万里拉所购买的。这是可怕的真相，然而是一无法掩盖的真相：在才能上，在技巧上，在他们的观点之鲜明性上，雅各宾都胜于我们。他们一开始就看出了事势，而无论政客们发动战争的最初动机究竟是什么，他们看出来，根据其精神，为了其种种目的，那是一场内战，他们正是这样来追逐那场内战的。那是古老欧洲古老的市民、道德和政治秩序之支持者与一个疯狂和野心勃勃的、意在改变这一切的党派之间的战争。不是法国将一个外来的帝国扩张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是一个党派以世界帝国为矢志，从征服法国开始，那个党派的领袖们得到了欧洲的中心；他们知道，这就保证了他们的事业能获得胜利，而不论战斗与围困的结局如何。无论它的疆土丧失多少，也无论有多少个岛屿被割断与它的商务联系，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征服法国是一场辉煌的收获。那一点一旦被牢牢奠定为帝国的基础，决不会缺乏机遇再度得到失去的东西，以及对他们的反对党派进行可怕的报复。

　　他们看出来，那是一场内战。它们的任务是说服其对手，那应该是一场对外战争。
　　　　　　摘自：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当我沉思法国所赖以组成的体制(scheme)时，当我将该体制与现在无往不同其冲突的种种体制(systems)比较时，那些在她的政体中似乎是缺陷的东西，正是令我焦虑的事情。基督世界的诸多国家，用了漫长的时间，经由了许多不同事变，才成长到它们现在的规模。它们之被改进到我们眼前的样子，用了不知多少的巧计妙法。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基于某个规整的计划，或用任何统一的设计形成的。因为它们的宪法并不是有计划地制定的，它们并没有被指向任何卓然显著、超越其他目的的某个独特目的。它们所怀抱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古老的国度，国家是面为人民建造的，而不是使人民适应国家。每个国家不仅追求各种社会嘉惠，而且培植每一个体之福利，他的要求，他的期望，甚或他的趣味，都在顾念之中。这种统合的体制(scheme)，实际上产生了在形式上与之截然相反的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人们发现那种自由，在绝对风格的诸多君主国之下，是古代所漠然无知的。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一切现代国家，在其所有运行中会遭遇到某种阻碍；这样就不必感到奇怪，为什么当这些国家被视为机器为某个重大目标运作时，如此被离散和抵销的力量不易于被集聚，或不易于以国家之全部力量作用于某一点之上。

　　不列颠无疑是追求最多样化目的的国家，是最不情愿将一个目的牺牲给另一个目的或全部目的的国家。它的目标是怀纳所有人类愿望，保障人们充分地实现所有愿望。我们的立法机关，在其最有效的部分，一直与个人的情感和利益紧密相连。个人自由，即这些情感中最具活力的成分，以及这些利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其他欧洲国家来自于风俗体系和种种生活习惯而不是国家的法律，(在风俗习惯中它更多地是从不经意而非刻意中茂盛起来)，在英格兰则一直是政府的直接目标。

　　基于这一原因，英格兰在整个欧洲体系中可能会是最弱小的大国。然而，幸运的是，这个王国巨大的财富来自多种多样的原因，而花费与积聚同等巨大的民族禀性，又轻易地提供了一种能支配的、赋予国家非凡力量的余额。可以用这些优势去克服的这一困难，唤起了英国财政家们的才智，他们利用奢侈所激发出的勤劳带来的赢余，绰绰有余地做到了其他国家做到过的一切事情。现任部长胜过其诸多前任，他做为一位财长，其卓越是我赞美的能力远远难以言表的。不过，仍存在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英格兰比若干其他国家更能感觉到错综繁杂的利益平衡及个人要求与整个群体的差异性带来的种种困惑。

　　法兰西在根本上不同于一切没有计划地形成的、依恃习惯而存在的、与黎庶及其复杂的追求混然一体的政府。目前在法兰西作为政府存在的，是一砸即生的火花。其设计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不虔诚的，压迫性的：然而，却非常活泼，大胆；系统连贯；在原则上简单，有着完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那个国度，完全切断某一支商业联系，消灭某一种制造业，破坏货币的流通，损坏信贷，暂停农业进程，甚或烧毁某个城市，蹂躏他们的某个省份，都不会让他们感到片刻的焦虑。对于他们而言，意志，希望，要求，自由，劳苦，个体的鲜血，一如乌有。个性不在他们的政府安排之中，国家重于一切。每一件事情都涉及暴力，然后每一件事情便托付给暴力。在其原则中，在其信条中，在其精神中，在其一切活动中，它是好战的。国家为了其独自的目标而进行统治与征服，--以改变统治思想，以武力统治团体。

　　以这样繁多的天然手段进行统治，只是为了加强统治效果。法国自大革命成功以来，在方向上取得了完全统一。它摧毁了每一种取决于观点和个人善意的国家资源。丰富的习俗财富消散了。大自然的嘉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留着；可是，即便是这些嘉惠，也令人瞠目地被减损了；对于存留着的东西的支配，是彻底和绝对的。我们四处询问分配证(纸币)何时期满，我们嘲笑它们的最后价格。然而，专制主义的这些票据的命运有什么意义?专制主义会找到专制的供给手段。他们已找到了通向大自然之产物的捷径，而其他的人，在追求大自然之产物的时候，不得不蜿蜒曲折地穿越一种非常复杂之社会状态的迷宫。他们攫掠劳动的果实，他们攫掠劳动者本身。设若法国在人口密度上、在暴力的使用上只是现在的一半，即使它角座落在现在的地方，象现在一样，对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它仍然是太强大了。根据对寒冷，贫脊，偏远的鞑靼人居住地之资源的考虑，--从那个地方曾首次发出对人类的鞭答，而揣测亚洲世界，还有欧洲世界，惧怕成吉思汗的是什么，难道是明智的吗?穆罕墨德及其部落一掌握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就将其中一个完全击倒在地，将另一个破为碎片，在并不比我生活的时间长许多的期限内，推翻了政府，法律，习俗，宗教，将一个帝国从鳊河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我们是否应该从硬糖果的消费和印花税，从阿拉伯沙地的纸币发行量，来鉴别穆罕墨德及其部落借以掌握世界上这两个最强大帝国的力量?

　　物质资源从来不曾，亦永远不可能提供计划的统一性与追求的不断性所缺乏的东西。但是，计划的统一性与追求的坚韧和大胆，从来不需要，且永远不需要物质资源。我们凤有考虑过一个财产与政府没有关涉的国度的可怕的能量。思量一下，我亲爱的先生，再三思量一下那样一个财产在其中处于彻底臣服状态，惟有绝望的心灵而非其他事物在进行统治的政府。一个不由其财产统治的社会的状况，是一种混和物；这样一种混和物是那位博学和天才的思辩者，即将社会摇幌成各种形态的哈林顿(Harrington)都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业已看到了这种状态，世人业已感觉到这种状态，而且，如果世人闭目不看这种事态，他们会对其有更多的感觉。那里的统治者们在犯罪中找到了他们的资源。这种发掘是可怕的，矿藏已竭尽。他们拥有供其获取的一切，而他们又没有丝毫可丧失的东西。他们有希望享有无限的遗产，对于他们，在颠峰与不光彩的死亡之间没有中介。办公桌的可怜服从就已使其上升为帝国的人，是决不会再次臣服于饥饿的写字台之束缚的，或臣服于用纸抄写乐谱、书写法庭辩辞的利润的。当我听说假如这种人恢复其忠诚的话，便给其以补偿，我常常苦笑。

　　我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那就是，法国的这种新抢劫体制，绝不能以任何方法使之安稳；必须毁灭它，否则，它就会毁灭整个欧洲；为了以某种方式毁灭那个敌人，与之抗衡的力量应该与那个体制主张的力量和精神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场战争应该针对它脆弱的部分。这些就是我的结论。一言蔽之，没有任何独立的事物能与这个共和国同在。而对路易十六的过错，较之可能会联合起来的朝庭的君主的过错，更可以被原谅。他们可以从路易十六的可怕事例中得到教益。

　　路易十六勤于阅读史书。但是，正是审慎这盏烟蒙蔽了他的眼睛。人类生活的指南将他领入了岐途。道德世界悄无声息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它比给出什么事例，采取什么措施更重要。它们的动因不再潜伏于密室深处或乱党的阴谋之中。它们不再受大人物们的力量和影响的控制，而大人物们过去曾经能够以其不满煸起纷乱，以其腐化平息纷乱。服从的链条，即使是在秘密组织和叛乱团体中，也在最重要的连接点上断裂了。事情不再是大人物加平民。另外的利益，另外的附庸，另外的联盟，另外的交流形成了。中间阶级已膨胀起来。远远超出了以前的比例。象任何实际上在社会中最富有、最重要的事物一样，这些阶级成了一切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心，成了决定那些活动的压倒性力量。那里有着使人走运的所有能量，有着他们的成功带来的结果。那里有着申张其抱负、不满意稳定的社会给予他们的位置的所有才智。这些人已介于大人物与大众之间；对于下层阶级的影响力就在他们那里。野心的精神已支配了这个阶级，象其曾支配任何其他阶级一样激烈地支配了这个阶级。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局势的重要性。富有者与商界的沟通，学院的书面讨论，然而，首要的是新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控制着的新闻，四处造就了一种电流般快捷的交流。确实，新闻使得每一个政府，在其精神上变成民主的了。没有大人物们，这场革命之最初的运动，或许还没有被发动。然而，野心的精神，现在首次与思辩的精神结合起来，是不可能被任意限制的。再也没有手段将一种原则在其行进中拘禁起来。当路易十六，在君主政体之敌人的影响下，意在只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时候，他却建立了两个；当他意在取走其邻居的半个王冠的时候，他却丧失了其整个王冠。

　　路易十六不可能不受惩罚就支撑一个新共和国。然而，在他的皇冠与他为敌人建立的危险的寓所之间，他将整个大西洋当成了一条濠沟。他将英国，对自由友善、反对流行的自由方式的英国，当作外围工事。他被君主们的堡垒所环绕，大多数君主与他联合，而且一般在他的影响之下。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保障，一个在他的庇护下建立、仰赖于他的权力的共和国，对于他的皇位却成为致命的东西。恰恰是他借出去用以支持这个共和国的钱财，背叛了他的初衷，不折不扣地支付给了他的敌人，成为其谋杀者手中的资源。

　　面对这个事例，英国的大臣们，澳大利亚的大臣们，难道真的自诩，他们能不在大西洋僻远的海岸，而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在自己的邻近地区，在与本国绝对接触的范围之内，建立一个并非商业的军事共和国，--一个不是简朴的农民和渔夫的共和国，而是阴谋家和武士的共和国，--一个最不安定、最冒险、最不虔诚、最暴烈和血腥、最虚伪和邪恶、最大胆和放肆的共和国，而不会导致他们必然之灭亡?这就是我们即将在人类社会中给予其一席之地的那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我们一致同意要将其建立在欧洲的中心，一个可以监视和指挥其他所有国家的位置。那个共和国，显然是与这个王国对立的，威胁着这个王国。
　　　　　　摘自：Second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1796)

　　二、论法兰西与卢梭新道德

　　那些导演了7月14日事件的人，是有可能犯下罪孽的。他们虽没有因执行他们的计划而犯罪，但他们制定了可能犯罪的计划。不是事物的必然性，而是他们的本性，驱使着他们。他们是现代的哲人，当你说到这些哲人的时候，你是在说所有卑鄙、野蛮、冷酷的事情。

　　除了他们的特殊安排之精神所发出的确切症兆以外，在你们狂躁的专制主义之总政策中还有某些独特的气象，在我看来是无疑表明了不希望在他们的专制主义中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发生：我指的是他们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计划，指的是他们试图灌输的原则和他们希望在头脑最易于接受的季节，使之在头脑中形成种种同感。他们不是让他们年轻一代的头脑变得温顺和谦逊(温顺和谦逊是青年的体面的魅力)，从而能抵制任何近于傲慢、易怒、和自大的事物，(生活的那种时光自然是绝对易于导致精神状态失常的)，而是人为地挑起这些恶劣的情绪，甚至使恶劣的情绪化为行为的源泉。没有什么比公共机关推荐的书籍的性质更严重的了。由于象这样来推荐，这些书不久就造就了时代的性格。一种有德性的机构的效能诚然是不确定的，其覆盖面诚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教育将邪恶收纳为其组成部分，邪恶必定会以十足的活力发生作用，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行政司法官，如果认为自己必须宽容各种出版物以支持自由，他便比其他任何人更有着严格的责任，应妥善考虑他应该授权给什么种类的作家，而且应该以所有认可中最强有力的认可-即公众给予的荣誉和酬报--来推举作家。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识别道德驳杂或含混的作者，他应当害怕将纵容自己孤僻气质的作者放到年轻人手上，以免他们传授的是教授的性情，而非学科的原理。最要紧的是，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辩析带着悟性错乱标记的作用：因为哪里没有健全的理性，哪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德性。因为疯狂无往不是恶毒、雅辟的。

　　国民议会根据正好与此相反的原则行事。国民议会劝告其青年学习道德上的大胆实验者。尽人旨知在他们的领袖之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他们的领袖是他们中最像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像卢梭。他的血液，他们注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举止之中。他，他们研究。他，他们沉思。他，他们透彻探讨。在他们白日辛勤后的闲暇与晚上轻松的所有时光中，卢梭是他们的圣典，是他们的玻利克拉斯(Bolyctetus)准则：他是他们完美的模范形象。对于这个人和这个作家，作为作家们和法国人的样榜，巴黎的铸造厂正在竞相为之制造雕像，用的是他们富人的水壶和教堂的吊钟。假使一个作家象一位伟大的几何天才一样写作过，虽然其实际的和设想的德性极端邪恶，在投票赞成雕像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给予几何学家荣耀。然而，卢梭要么是一位道德家，要么什么都不是。所以，将种种环境情况结合起来，是不可能误解他们在选择这样一位作家时的意图的，他们业已用他来着手推荐一种学习课程。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找到一个替代品，取代迄今为止一直被用来调整人们的意志与行为的全部原则。他们在由这样的强力与品质构成的心灵中找到情感，亦即就他们那样的国家之目的而言，可能适合于人。比旧道德优越的强力与品质，在支撑他们的权力与摧毁他们的敌人时可以起到大得多的影响。故此，他们选择了一种自私、吹捧、诱骗、虚夸恶习，取代明显的义务。真正的谦卑，是基督体系的基础，即是一切真正的德性之低下但深厚而稳固的基础。然而，这一点，因为在实践中非常苦痛，他们业已彻底抛弃。他们的目标，是将一切自然的、一切社会的情感融入没有止境的虚荣之中。当虚荣轻微地表现在琐事上的时候，虚荣是无关紧要的。当虚荣充分膨胀的时候，它却是恶劣品质中最恶劣的。它使得整体虚假，它使虔诚或可信在人身上荡然无存。人之最优秀的种种品性为它所毒害和败坏，因而它恰如最恶劣的品性一样发挥作用。当他们的大人先生们中出现了很多象他们的雕塑对象那样不道德的作家(如伏尔泰和其他人)时，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在他身上，这种他们希望树立为主要品性的特殊的恶劣品性，是迄今为止最昭著的。

　　我们英格兰业已有了"虚荣哲学"的伟大的教授和创建者(在1766-67年)。当我有机会知晓他日复一日的行为时，他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无疑是不抱任何原则的态度，而左右其思想与心灵的只有虚荣。这种恶劣品性对他的支配，几近疯狂的程度。正是同样的错乱，奇异的虚荣，国民议会之精神错乱的苏格拉底们，发表了他疯狂而错误的忏悔，因而通过大胆地暴露那些我们知道有时可能是与卓越的才智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粗俗与恶习，以尝试一种新的光荣。凡是不知道虚荣是杂食性的人，还没有注意到虚荣的性质--它是不择食的，--它甚至乐于谈论自己的过错与劣迹，因为这样的举动将会激发惊讶、引起注意，至少会冒充开放和坦诚。

　　正是此种由虚荣与伪善造成的滥用与歪曲，驱使卢梭将一种毫无美德、甚至连一个值得张扬的善行都没有的人生记录下来。那是一种他选定的主动唤起人类注意的人生。那是一种他以野蛮的不敬在其创造者面前抛掷的人生；所以，对于其创造者他只能承认需要勇敢地面对。你们的议会，知道榜样较之道德训戒力量大得多，所以选择了这个人(根据其没有一点德行的纪录)作为一个楷模。他们为他树立第一个雕像。他们从他那里开始取得一系列的荣誉与声名。

　　正是你们的主人永久认可的那种新创的德性，使得他们的道德英雄不断地耗竭他雄辩的词藻库存，而他的心灵却不能容纳普遍的父爱之一点火光。对整个人类的慈爱，与缺乏对教授们接触到的每个个人的感情，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特质。他们这位虚荣的英雄摆出一幅非社会化的独立架势，既拒绝富人给予天才的贡品，也拒绝普通劳动的公正价格；事后他便将他的穷困作为借口为其犯罪行为辩解。他陶醉在以极其疏远的关系接触到他的人的柔情之中，而不带丝毫自然的痛苦，将其令人憎恶的爱情的产物，作为一种垃圾和粪便抛弃，并把他的孩子送进育婴堂。熊倘且爱抚、舔舐、育养她的幼子：但熊并不是哲学家。然而，虚荣在颠覆我们的天然感情之链上找到了其价值。成千上万的人景慕这位多愁善感的作家，而慈爱的父亲于其所在的贫民区却鲜为人知。

　　在这位虚荣伦理学之道德说教者的倡导下，他们在法国试图重建人的道德结构。象你们现在的统治者那样的政治家，其存续靠的是一切伪造、虚构、假冒的事情，--一切将人从其住舍强拉出来，将其放到舞台上的事情，--舞台将其打扮成一种人工动物，带着种种矫饰的、戏剧性的情绪，适宜于以烛光照亮，有着可以在适当的距离被玄想的形状。虚荣太易于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在所有国家占上风。就改进法国人而言，虚伪似乎绝对不需要系统地教授。不过，十分明显，眼前的叛乱曾是虚荣的合法产儿，并且它又由那场叛乱每天给予救济与虔诚喂养。

　　如果国民议会推崇的风俗体系，是虚假的和戏剧性的，那是因为政府体系具有同样的性质。这种风俗体系严格服从于那种政府体系。要理解其中任何一边，我们必须将道德与立法者的政策联系起来。你们注重实际的哲学家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系统的看法，机智地从本源上着眼。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世俗的自然的道德之首要因素。

　　他们一般说来具有美好的感情。但你们却为野蛮、暴躁、思想卑鄙、心肠冷酷的人树立雕像，--为这个爱其同类但恨其亲属的人树立雕像。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拒绝这一世俗关系的诸般义务，认为它们悖逆自由，不是基于社会契约，根据人的权利不具有约束力；因为这种关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不是，就子女一边而言从来不是，在父母方面也并非总是。

　　通过为卢梭塑像，卢梭与他们的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即卢梭马上变成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父。他们不同于那些将幼儿教师视为严肃和可敬角色的人，也不同于把父母看做是同盟的旧派思想家。黑暗时代的道学家Pr ceptorem sancti voluere parents esse loco (会在父母的神圣地位中找到教师)。在这个光明的时代，他们教给人民的是，导师应该取代骑士。他们系统地腐蚀了一个可以腐蚀的族类，(某些时候是你们中间一群日益成长的令人厌恶的人，)--一群无礼与易怒的墨客。他们不是将当然而严格的朴实义务赋予这些墨客，而是将机智快活与年轻好斗的人们以及在卫生间追逐女人的男人们最臭名昭著的恶习赋予这些墨客。他们号召法国正在成长的一代追求冒险和运气，他们并且力图在感情上接受那些背叛最可敬的家庭义务和败坏女学生道德的小学教师。他们教导人民说，败坏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处女的人，在她们的房子中可能是安全的同居者，甚至是某些丈夫们之荣誉的适当守卫者；而这些丈夫们所继任的位子，是年轻的墨客们曾经没有法律或良心的许可就完全占据的位子。

　　他们就这样处置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同一个教导者，他们败坏了道德，也败坏了趣味。趣味与优雅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归于较小和较次要的道德之列，但对于调整生活意义决非微不足道。一种道德的趣味无力化邪恶为德性，却以某种类似于快乐之诱惑的东西使德性受人喜爱，而且不可估量地贬斥邪恶之罪孽。卢梭，一位有着巨大影响和活力的作家，全然缺乏趣味，从"趣味"这个词的任何意义讲都如此。你们的大人先生们，是属于卢梭的学者，以为一切精致均带着一种贵族特质。过去的时代竭尽全力将体面和高贵赋予我们，使我们的口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等级，比似乎是属于它们的适当层次和等级还高。你们的大大先生们决意通过卢梭来摧毁这些贵族的偏见。被称之为爱情的激情，有着如此普遍和有力的影响，是如此重视享乐，在人生中决定终身性格的部分占有如此重要的份量，所以，它据以唤来同情与激起想象力的方式和原则，对于每个社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你们的统治者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们改变你们的习俗使之适应他们的政策的体系中，他们发现没有什么比卢梭更方便的了。他们通过卢梭教导人们仿照哲学家的方式去有，也就是说，他们教给人们，教给法国人一种没有骑士精神的爱情，--一种没有青春秘文雅之漂亮花朵的爱情；而那种漂亮花朵，即使没有将爱情置于德性的范围，也会将爱情列入生活的诸般装饰之中。他们灌输给青年的不是这样一种天然与体面和礼貌相伴的激情，而是一种充满学究气与淫荡的不入时、不精致、乖戾、暗淡、暴躁的混合物。这就是可以在他们的著名哲学家身上，在他的哲学淫荡名作--《新爱洛伊丝》中找到的东西。

　　当道德告戒者勇敢树起的防壁倒塌的时候，当你们的家庭不再受庄重的骄傲与适宜的内部偏见保护的时候，离一种可怕的败坏便仅有一步之遥了。国民议会中的统治者们满心希望法国一流家庭的女子，有可能成为舞蹈教师、游手好闲者、理发师、花样翻新者、男士随从及其他同类的活跃公民容易对付的猎物；这些人因为进入了你们的房子，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而获得了你们半家庭成员的身份，可能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关系与你们混杂在一起。他们业已用一条法律使这些人成为与他们平等的人。他们由于采纳了卢梭的观点，使这些人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伟大的立法者完成了他们平等化的计划，将他们的人权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

　　我确信，卢梭的著述会直接导致这种可耻的邪恶。我常常不得其解，他在大陆为什么会比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远为广泛的羡慕和追随。或许，语言上的某种神秘魅力，可能有助于产生这样非凡的差异。在这位作家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一种闪光，活泼，热情的风格，同时我们发现他的风格松懈，散乱，没有作文的最佳趣味，--作品的所有部分都非常平均地制作和详述，没有适当优选或从属的篇章。他一般说来总是十分紧张，而且他的方式也很少变化。我们不能信赖其著述的任何部分，尽管他的著述包含着一些观点，偶尔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然而，他的学说在整体上非常不适用于真实的生活与行为，因而我们决不可能构想从中抽出法律或行为准则，或引用他的观点理解任何事情。他的学说于我们而言，有着昔日悖论的命运：

　　Cum ventum and verum est, sensus moresque repugant, Atque ipsa utilitas, jucti prope matert qui

　　(贺拉斯说："那些乐于相信侵犯没有程度之分的人，当他们转向种种现实的时候，他们便发现自己身处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站在思想共识、道德情感、甚至公众福利的对立面，而公众之福利，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正义与平等之母。"贺拉斯：《讽刺集》第一卷第三章，96-97页)

　　或许大胆的玄想对你们较我们更新鲜而更易被接受，而我们对大胆的玄想长期以来已厌腻了。我相信，与现在的欧洲大陆相比，我们更普遍地继续象过去的两个世纪一样，阅读十分古老的作品。这些作品占据着我们的大脑；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趣味和偏向；不会让我们超出道德的范围。这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位作家全然缺乏恰当的观念。在他的诸般不正常中，必须承认他有时是道德的，而且以非常卓越的笔调表现道德。但是，其著作的一般精神和趋向是有害的，--而且对于这种混合物而言越发有害：因为情感的完全堕落是无法与雄辩调和的；头脑会拒绝并厌恶地抛弃纯粹的邪恶之说教。这些作家甚至使德性成为罪恶之淫媒。

　　然而，我对这位作家的考虑，不及国民议会体系对用他的办法败坏道德考虑多。这一点，我承认，使得我对于以推理、荣誉或良知，试图影响其追随者思想的任何努力，几乎绝望。你们的专制者们的重大目标，是摧毁法国的绅士；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竭尽全力摧毁那些关系之效果，即可能会使重要人物有力量维护稳固的关系之效果。为了摧毁那种秩序，他们败坏整个社会。为了使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专制的任何手段没有可能存在，他们便力图以《新爱洛伊丝》的虚假同情来颠覆家庭的信任与忠诚原则，而这些原则构成了社会生活之纲纪。他们宣传的是每个仆人都将出卖其主人，将此视为如果不是其义务，至少也是其特权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每一个显要的父亲都失去家庭这个避难所。法律说，每个人的家都是其避难所(Debet sua cuique domus esse perfugium tutissimum)而你们的立法者首先不遗余力谴责这一法律，然后便予以废除。他们摧毁家庭生活的一切宁静与安全，将家庭这个避难所变成幽暗的监狱。在那里，家庭的父亲必须苟延一种悲惨的生存，遭受与其表面的安全成正比的危险，--在那里，他比孤单一人独处还要遭；他同其仆人和同室而居的人相处感到的不安，远远超过了他同嗜血成性的、将要被拉到断头台上的入室暴徒相处感到的不安。

　　就这样，为了相同的目的，他们力图摧毁那个独立于敕诏和律令的良心法庭。恐惧上帝的人不恐惧其他任何东西，只恐惧自己的良心。因此，他们就利用伏尔泰、爱尔维修以及其他无名之辈的蛊惑强辩，从人们心中除掉那种惟一能产生真正勇气的恐惧。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同胞除了受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和断头台的恐惧统治以外，不受其他恐惧的统治。

　　发现了谋杀在形成专制统治中的优点，他们就指望以谋杀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无论谁反对他们的进程，或涉嫌有反对的企图，都要以其生命、或其妻儿的生命来抵偿。这种无耻、残忍、怯弱的谋杀行径，他们竟然有脸称之为仁慈。他们吹嘘说，他们用恐怖而不是武力实施了夺权，几起及时的谋杀便防止了许多战斗的流血。毫无疑问，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到这个机会，他们都会扩大这种仁慈的行为。然而，他们试图以谋杀者的仁慈政策避免战争的罪孽，其结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摘自：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honal Assembly (1791).Ⅳ，2324

　　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我所做的超出了提供有利观点的范围，那可能是我的推测。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是，由于象所有的政治措施一样，它们取决于性情、脾气和外在环境，其一切结果将如何，我对此并无确切把握。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推测。在我看来，邪恶是千真万确的，正如其普遍存在一样。我希望矫治的手段存在于力量、智慧、资讯与良好愿望的结合之中，而不存在于我单方面的努力中。我相信我已永远结束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如果一场巨变将在人类事务中发生，人们的思想将与之适应，普遍的观点与情感将会为之开出道路。每一种担忧，每一种希望，将会促进之；那时，那些坚持反对这种人类事务大潮的人，看起来象是在抵制上帝的律令而不是人的企划；他们似乎不是果断和坚定，而是乖张和顽固。
　　　　　　摘自：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1791).Ⅳ，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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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洲事务致约翰·法尔与约翰·哈里斯先生，布里斯托城的行政司法长官
 

先生们：

　　……

　　先生们，我有必要告知你们一项法案，以便你们了解当前法律的真精神；这法案，立于亨利八世一朝，去今已很久了，当时，美洲尚无英国的殖民地，也无去美洲殖民的想法，其用途，是在本王国的境内，审理王国之外发生的叛国案。1769年，国会认为在他们的正式答辞中，应把他们对该法案的解释，告诉给国王陛下，在这答辞里，他们敦请国王把被控在美洲犯叛国罪的人，押解来英国予以审判。由于这项被如此解释、如此应用的"亨利八世法案"，陪审制的所有实质性内容、所以的好处，便从美洲臣民的手里被剥夺了。但这样说是仍嫌太轻的；因为，依该法案去决狱，实际是等于不经听证、不经审判，即处人以死罪。一个人被投进地牢一般的货舱里，被船带来英国，复由船上的地牢，吐进陆上的地牢，身上七枷八锁，一文不名，无亲朋的支持，可传唤或对质的证据，都远在三千里风涛外，老家的情况之有助于发现伪证者，也无一可审断；--处死这样的人，自有文具可依，但审判这样的人，却断无公正可凭。

　　所以，对我寄给你们的法案，我是绝不心服的；它的设立，显然是为铲除所有的障碍，以确立一新的审判方式，而我自来以为，这方式，是最不公正、最不合宪法的。这计划可谓害莫大焉，我若是权力在手，则阻碍它执行的所有绊脚石，我是雅不欲清除的，相反，我还要以新的绊脚石，加诸它面前。古来英国之正派的司法原则，莫不如雄关万道，卤莽灭裂的人，欲施暴力，行压制，自要顿步迟回、叹为"行路难"的。凡不正义的做法，就是不应该风顺帆轻--上面的好原则，正是因之而起；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信的，所以，我不想改故制，只愿从旧章。（应对目前的局面），那古老的、冷静的普通法，和眼下我们因头脑一热而变乱祖制，是同样的切用。

　　而如今，我们却又一次中止了臣民的自由权，若称之为"权宜之计"，则合理、正当的理由在哪儿，我实在看不出。殖民地的英国人，不幸被逼而脱离了英国，假如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则只怕没有谁，会对《亨利八世法案》抱有如此的狂热之心，竟至于主张必须以十倍的报复，加诸亲友的头上；也不会以如此的怪诞之心，去看待英国的尊严，竟把绞刑场的胜利，认作失败于美洲的补偿。假如事情相反，假如美洲被镇压而屈服于国王，则殖民地必须有自己的、足具资格与能力的法庭（在国王的权威下），去施公正于所有的罪犯。但假如没有这样的法庭，则有件令我们政府丢脸的事，是我们一定要想到的，那就是：新大陆的所有人将一致认为，即使命运再不济，对抗皇家的权威，也不会落下犯罪的行为；事情若走到这一步，则胜利的结果，你自可称之为"和平"，称之为"顺服"，冠以任何的名目，都尽随你便，但战争没有结束；他们心中的敌意，是沛然如初的，表现的形式则更坏。假若你的和平，不过是烽烟乍歇，他们的平静，只是图谋报复，自尊被创痛，旧恨溃烂为新仇，则不论亨利八世的法案，还是它本朝的丫鬟，都算不上明智而公正的对策。美洲的流血漂橹，他们眼见而心感，这一点，（套用那位当权的爵爷的话说）若还不足打败美洲的理性，那么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违逆他们普遍的正义感，以司法行屠杀的勾当，也绝不足使他们顺从于英国之统治的。

　　……

　　从心里说，先生们，在我看来，该法案的原则之不良，同于一项普遍中止"人身保护权"的法案，而其后果的恶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说我对自由权还有稍许的理解，则"自由"也者，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它之为明明白白的权利，要么属于帝国境内的全体臣民，要么就谁的也不是。对我来说，部分人的自由，是一种最可恶的奴役形式。但不幸的是，国家的内部每有冲突与不和，这样的奴役，就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有一些派别，太亟亟于牺牲自己的敌人了，故自身之未来的安全，每每忘在了脑后。一项不公正的措施，只要不立刻伤及自己，人们是不难接受它的。在采取极端的做法时，被危及者，往往不是力量占优势的一派，因暴政断不会摧折自己的工具。需要法律之保护的，是那些招人厌恶的人，是被怀疑者；State factions 欲以暴力加诸部分的臣民，是无从加以约束的，除非"凡法案之制定，只要事关于停止法律与公正的，须一体针对全部的臣民，他们的公民权之被悬置，彼此要无所差别"。这样，该做法所引起的恐慌，才会遍及于所有的臣民。自由权之被全部遮蚀，是否有绝对的必要，就成了每个臣民之切身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将更细心地关注每一项更张，反抗它，也会更加地激烈。以"不方便"或"坏榜样"为借口、为托词，而主张采取这样的重大举动，人们是不买帐的（这所谓的"不方便"、"坏榜样"等事，究其实，本来就是天天有的，是人间必有的正常事。）而出于方便、为了权宜，一点一点地蚕食自由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人身保护法令》，就其精神来说，与其他的大部分法律是绝然相反的，它建立的前提，是假定那些合法的官员，会恶意地对待具体的个人；故为这样的案件，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当官员按自己的意志，把某一类人圈划出来，国会则把他们交到官员的手里，去任他施其恶意，这便不是《人身保护法》被临时悬置的事了，而是它的精神被误解了，它的原则被捣碎了。对任何一个个人来说，其安全的保障不是别的，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所以说，这法案对它加害的目标，既做了分别去取，则中止部分臣民之"人身保护权"的做法，我们就有了第一次。一项先例，往往是影响匪轻的，现在是终于确立了。帝国境内的臣民，破题头一遭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在这法案之前，每一个人、凡脚踏英国之土地的，每一个异乡客、其矢忠于帝国仅限于一地一时的，甚至每一个黑奴、以前被卖到殖民地后因国会之法案（而解放）的，--他们与呼吸着帝国之空气其他人，都享受着同等的自由。可现在，一道线划将下来，并仅以我们刚才说到权宜为理由，就可以任意地扩展，拉长。我们之间没有平等了；既然一个踏上码头的水手，不能和一个柜台后的商人一样，歇足于同一块坚实的法律之土地，则我们就不再是同胞公民。其他的法律，或可损伤我们共同结成的社会，这一项法案，则将使之解体。依目前的法案，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人，那三个奉法惟谨的大陆省份中的每个居民，凡来自于东印度者，凡为健康或教养之故而旅行的绅士，凡航行于海上的每个水手，纵没有干犯其他的法禁，也将被暂时剥夺公民的权利。这些事实7中的任何一项，都被用来推断其罪行，以作为反对他的证据；单凭国王8对他的怀疑，即可以把他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既可以凭怀疑而拘捕他，则这消极的证据，会不会不以压在他的身上为底止，却要进一步压垮所有的正义呢？在我看来，这真是诚乎难言的事。

　　在下院审议这一法案的过程中，我没有去辩驳它；因为反对也是徒劳，修正则断不可能。一段时间以来，我即清醒地认识到：大臣们提出的法案中，但凡有美洲的字眼出现，则任何反对都没有意义，都是无聊的举动。在任何情况下，事情肯定是如此，除非反对的意见，是来自于国内最有智慧和权威的人；故我之不提出自己反对的理由，你们是可想而知的。凡有提案，只要是反对美洲，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有利于大不列颠。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统统被援为理由，以维持现行的政策。几个精明而怀有善意者，认为举国的人，既处在这么种情绪下，则任何斗争，就不可能减轻这些公共顾问的癔病，而只能是火上加油。国会之门里的大多数人、其门外的许多人，既把这样的抵抗，看作是结党乱国，则从良心上说，违逆我本心的东西，我固不能支持，但就做人的精明来说，我明知是不可抵抗者，我也绝不去对抗。保护了我的原则不被动摇，我就为合乎情理的事情，省下了精力。我离开自己的阵地，即使只有一天，那也绝不是我懒惰、我游手好闲，我以往的所做所为，足可以为证。为善的希望，纵有一线之微，也足以招我回到我怀着遗憾离开的阵地。以前议会每有会议，我是必到场的，近来是稍有懈怠了；事已不可为矣，而某些先生们，则自负其才能（这自负是应该的，我出于对他们的爱戴与钦佩，也对他们的才能抱有着某种信心），以为尽心力于此，或是略有补益的；他们的精神，我毫不责备。他们是这么想的：裁缩一项坏原则的适用之范围，他们就可以减弱它的毒力。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的看法，既是与它大相径庭（原因我刚才已讲过了），则我守在席位上，便惹天下人笑了。

　　为了对我的行为做深一步的解释，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象这样的法案，其形貌固然丑劣，我却雅不欲修整它，以免公众对它的反感和恐惧之心，将因此而稍有所杀；我所遗憾的是，凡违背宪法之精神而制定的政策，其本性中孕育的弊害固然有千万端，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却总不能立刻呱呱落地；它在娘胎里，往往要潜伏良久，或者说，它绝少是一开始就现其狰狞的，故专制的权利之临诸人民的头顶，往往是悄然而来。等下一个违宪的法案出笼时，所有的新派人物都会脱口说道："你的预言真可笑，你的恐惧太无谓，以前你大做乌鸦之鸣，现在你瞧见了，这些危害，结果是何其小也。"就这样，所有的专制权力，都狡猾地掩其狰狞，而所谓"它只是偶一行之"或"它影响的范围甚小"等等，将一点一点的，逐步被人们当格言接受下来。--对我们说下面一番话的，休谟先生并非是唯一的一人：它之侵扰人类的幸福感，并不甚于地震、雷霆、或其他的自然之灾变。

　　我所说的法案，是美洲战争的结果之一，--以我的浅陋之见，这一场战争产生了大量的灾祸，而其中之一者，又使它有别于任何其他的战争。它不仅搅乱了我们的政策，侵扰了我们的帝国，似乎还彻底扭曲了我们的法律和立法的精神。敌意和法律，是绝不能协调的两种观念，故在这一场事务中，我们每走一步，都莫不践踏着某种公正的准则，和治国理民的贤明之要术。《波士顿港口法案》，《麻省宪章法案》，《驻军法案》，这等等一系列带有敌意的国会法案，立下的先例是何其之坏，推翻的原则又何其之好；正是这些法案，导致了、并维持了对美洲的战争！这些法案到任何一项，其原则，最初若施于英国的土地上，只怕是甫一沾地，就化成了烟云。但由于不是加在我们的头上，它们便落根于我们的法律之中了；我们的后代，最终会尝到它们结下的恶果。

　　法律的堕落，并不是这一有悖伦常的冲突结下的最大之恶果。民风若是完好，则它会矫治法律之弊恶的，它将修整法律，最终使之合于自己的性情。但令我们浩叹的是，心灵之大度、仁慈、和尊严，这以前标志我民族之性格的，在近来的大多数做法中，却不见一点点痕迹。战争每使道德义务的规则，暂时地搁置不用，但不管什么规则，一旦搁置得太久，则有彻底被废除的危险。内战对民风的伤害之深，是无有出其右者的。它败坏人民的政治态度；它堕落人民的道德品行；人民对公平与正义之与生俱来的喜好，甚至也因之而扭曲。它教导我们以敌意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同胞公民，长此以往，我民族之整体，在我们眼中就越来越不珍贵。那些唤起我们的感情与亲族之爱的姓氏，当我们同心一意时，本是仁爱的纽带，而我们手足之情一旦瓦解，它们就成了新的诱因，适足以激起仇恨与怒火。我们可以自视不群，以为这样的不幸，落不到我们头上。但是，这是人类之本性中通有的弱点，而就我所知的而言，对这弱点，我们是没有什么赦免证的。

　　不列颠人的事务，既处在目下的关头，人们却以为"利市"来了，自己可以获大捷，对自己的君主，则有以祝贺者；倘不是内战的邪火，使人心都瞎了，则如何会有这样想法？我们家有勃蹊，行为失准，出乖露丑于欧洲的面前，被人所耻笑，景况如此可悲，而一些不知体的人，却在欢欣鼓舞，简直真是疯了；目睹过本王国之盛世景象的人，看到这荒唐事，一定是悲不自胜的。在过去，我们的祖国高踞于上座，是所有邻居的仲裁者，为人所羡慕，但现在，却沦为奴婢之身，一任它们的喜怒（似乎有人是乐于看到这一点的）；--默然接受她所不信任者的友谊之保证，--别人加之以敌意，她不敢憎恨，只能哀诉；亏负自己的盟友，藐视自己的臣民，曲顺自己的冤家。--这个自由的民族，其政府原来是那样的公正、开明，但如今，却雇来了德国的蛮子和贱奴，以他们的刀剑来支撑自己；三百万大不列颠的臣民，正在投向法国的怀抱，以寻求对英国人之特权的保护。

　　在我看来，这些事，真不象是人类事务之自然的变化，而是令人惊骇的灾异。心灵比我坚定的人，看到它们，或不至于晕眩，不至于惊诧。另有些人，则把这样的事情，取作道喜与祝贺之演说的题材；但要我加入这喜庆，我则敬谢不敏，这样一种胜利的喜悦，我是拒绝分享的，--您二位君子，当坦然不计我的鲁钝，必不因此而怀恶见于我。我老了，一心之喜恶，已牢不可破，不能一见新奇之论，即遽然而随转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灵，去适应邸报中的情绪--即那些意在于打动人民者，我是不太知道的。我不能一听见屠杀和俘获就心喜，因为在那长长的名单上，被屠杀者和被俘获者的姓氏，是我自幼就熟悉的，也不能一听见他们倒在外国人的剑下就欢呼，因为那些野蛮的名字，我念都念不出来。拉尔上校在白平原上取得的光荣，对我没有一点魅力；在不列颠领土的心脏中，发现一座尼普豪森营堡，怎样才能高兴起来，坦白地说，我还没有学会。

　　……

　　对内战，许多人表现得很热诚，然究其实，却是嘴皮子功夫，很少见这高尚的情怀有落到实处的。对着稠人广众鼓噪的人，每有"为国献身"的豪言，但他们却雇佣了德国人。他们许诺要输献家财，但他们却抵押了国家。他们象是志愿军，事事做得英雄而稳当，身体不遭锋镝之险，财产不蒙捐纳之累；当冷酷的外国军队使他们同宗同族的亲人血流如水时，他们却欢呼着庆功，仿佛自己立下了什么大伟业。最近流行的那一套时髦的的语言，真是令我齿冷；即使往最好处讲，它也是轻浮的。你们一定清楚，我是指那播散于庸众嘴上的大呼小叫，即骂美洲人是"胆小鬼"的，仿佛我们藐视美洲人，是因为国王的军队之取得现在的优势，不曾被他们讨以更高的代价。这样说，先生们，这样说是对天意的大不敬；也不能使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事中，有体面的退身之道；我们或骄慢地取胜，或可耻地失败，其间没有中道可走。它容易使我们的心灵，越来越隔膜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它会给不列颠民族，留下永久的裂痕。只有相互间的尊敬，才是联结这一伟大民族之各部分的纽带，不希望看到这感情分裂的人，是不应该摧毁这纽带的。所以，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我们的义务应该是：不仅要克制自己，别让这侮辱性的言辞出诸自己的嘴，还要尽量地去让每个人都醒悟到；导致这言辞产生的不良情绪，是大不得体的，是卑劣的；在我们中间狼奔豕突地散播这情绪的，是一些心怀恶意的阴谋家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击他们，假如可能的话，--假如可能的话，我们要唤醒那与生俱来的情感，使那古老的、对英国姓氏的偏爱，再次复活于我们的心中。这情感对我们的价值，比较从整个日尔曼掏钱雇来的热情，是珍贵千万倍不止的，而缺少类似的情感，却欲与美洲人和解，我真看不出门道何在；我们的江山之永固，其最可靠的保证，恰是美洲人的爱。

　　一个国家被彻底蹂躏，生民涂炭，而战火却毫不见止息，这样的事，在我是大以可想见的。英国的政府之统治英国的人，若想单靠着刀剑，则我担心这样的战火，就会烧个不停。外国的武装最终取胜的那一刻，我心里可以预想到。当那一刻到来时（因为也许有这一刻），这衰弱与暴力的整团乱结，将露出其全部的狰狞。假如我们被赶出于美洲，则以军队统治国家的那一派人，是仍可以继续其幻想的。他们会以"一旦成功结果将如何好"之类的话，去喂养他们的想象。欲证明事情是恰相反的，则谁也拿不出事实来。但是，倘若刀剑大建了神功，则他们武器的胜利，也只是他们政策的失败而已。你休想看到来自于美洲的赋入。腐败的方法有增加，公众的负担无减释，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了。我们打仗，--我们打这种仗，难道就为这个？

　　为了征服我们自家人，政府之基础，已被这里的朝廷帮成心地、混帐地给拆毁了；重建之难，我看来都心悸。这些大人先生们，亟亟于统治全人类，但可曾显示了什么才干，以见自己有治理国家的第一项资格，或对美洲有些许的知识，或对出现于他们事业中的困难有所洞悉？

　　当初你招请战争来，以弥补你政治机制的不足，但我敢说，先生们，武力的结果哪怕再顺遂，局面也会今非昔比的，你不会处在当初的位置了。由我们可耻之极的让步而诱发的混乱（或者说，对政府的不服从），和我们在以强暴取得天大的胜利后所感受到的乱象，孰小孰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战争之所有间接的罪恶，已统统被你带进这一场交易中来了。

　　我自以为是了解美洲的；--假如实情不如我之所想，则我对美洲的无知，就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为了通晓它，我已用尽了辛苦，--我选区的人们，但凡有一丝信任于我的勤奋、我的诚实，则听我以最庄重的态度对你们说：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莫不起因于对目标的全盘误解；我们最初之拥有美洲、我们在争吵后与之和解、我们在分裂后而收复它、我们在获胜后而保有它，--做这一切事所采取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以前曾经是、日后也必须是基于这一点：彻底放弃"无条件服从"的要求。而那些以暴力为心者，肚子里怀的正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开启、并继续这一场战争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必须得统统地抛弃。我们想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如今是无法可想了（我不想骗你们才这么说的）。这样的希望，趁早搁一边去。但"糟"与"最糟"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场战争的问题，国会应提出相应的条件。在国内，也应做出一项（法律的）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做，对我们的力量是毫无损伤，而我们"克制温和"的好声名，却因此而增加了几分；这种品德，往往也是力量的，虽然大小不必论。

　　我知道，因被教导的缘故，有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抱克制的主张，是不啻于叛国的。--凡主张克制的话，都足以招来"叛贼""作乱"之类的嘘骂声，都会有人把我们眼下与未来的不幸，归咎于我们同胞兄弟的抵抗，以此回击那克制的主张。但是，假如他们的心里，尚残存一丝和平之念，则当此危难的关头，我请他们认真地想一想：首先，揆诸以往的人间之争斗，这样你责骂来我责骂去的（这样你"贼"来我"匪"去的），自来不是和解的办法；其次，背地里辱骂人家，即使你认为是光荣的事，则也应该想到在目前的局面下，那些身在美洲的英国人，是既不能因你的辱骂而愤恼、而不能因你的教导而改悔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已通通被切断了。但有一点我们肯定是知道的：教他们悔改，我们固不能，但改造我们自己，则是可以的。假如有必要采取和平的步骤，那就必须有起始处；任何一项和解的计划，必须有和解的精神为之前驱，为之做准备。以我的推想，我们调整自己的心灵，会是无所损失的。释除我们的热情，并不是释除我们的武装。对叛乱的痛骂，自来不曾经给我们的军队过一把刺刀、一筒火药；而许多滑膛枪起而对着你，恐怕正是被你骂的。

　　为煽起这辱骂性的语言，并保持它不熄，人们真是机关算尽；它既已造成的祸患，是出乎我们想象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在已遭战争蹂躏的地区，甚至在以美洲为敌的法案一一出笼、不停地羞辱美洲人时，--美洲的领袖们仿佛曾感觉到：欲鼓动它的人民宣布彻底的独立，真是难而又难。然而，煽动独立的人尝试而未果者，我们的邸报却完成了：或出于险恶的居心，东拼西凑，或辱骂与阿谀交下，怪不可言；当这样的货色被拈将起来、说它体现了"大不列颠人民的共同感情"时，整个美洲却起了重大的变化。民众的感情之潮，此前一直是流向祖国的，这时则猛地掉头，奔去相反的方向。那本著名小册子，即使人民的心灵做好独立之准备的，其作者对这些用辞激烈的、满含敌意的宣言26，是毫不隐讳的，相反，他一味地强调这些演说的数量之多，态度之可怕；他还从中导出一个论点；假如事实诚如他设想的那样，这论点，就的确是不可反驳的。因为我从不知道在他以前，有谁在论述政府的理论时，曾如此的偏心于权威，即使统治者视民为寇仇，他也否认人民有改换政府的正当权利；在"待人以慈以爱"之外，我也从没见谁举出过别的理由来，去要求一国之国民奉另一国的国民为长上。说来不幸的是，我们的当权者们，由于信奉另一套玩意，故毫不理会这维系国家与民族的大原则。从这件事开始以来，他们就挑拨离间，使你们的心灵疏远自己同宗同族的亲人，无所不用其极；假如他们能煽动起一方对另一方的强烈仇恨，似乎在他们看来，这和解的路也只走了一半。

　　我知道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你对美洲的友善态度，其所以疏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抵抗，所以，假如殖民地无条件地投降，则所有的敬重、善意、甚至是宽纵，未来都会施于他们的身上。但主张继续战争以强迫美洲人的投降的一派，未来能不能执掌这没有契约限制、无所忌惮的权力呢？他们能否告诉我，他们所谓的"宽纵"是指什么？这眼下的战争、战争的所有恐怖，如今不也被他们称为"宽大仁慈之举"吗？

　　征服者公开地说，他将以横蛮、残酷之道，对待被征服的人，这种事，我是从没听说过的。绝没有这样的征服者！即使在众人面前最自负的人，也不大敢于把野心中可怕的秘密，透露给自己的心灵。但时辰一到，它自然露其狰狞的；一个人，既声称要把另一个人，置于外国军队横暴的股掌之上，则他对于该人，就断无善意可言。一手拿着杀人剑，一手拿着劝降书，却声称自己有善意，这样的做法，最能激起别人的敌视。有人会告诉我，对于作乱的贼子，这一切就算是宽大了。好吧。但该派的领袖对于顺服者，是不是更宽大？豪勋爵与豪将军，根据国会的一项法案，是有权对顺服的人和地区恢复和平与自由贸易的。他恢复了吗？那邸报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纽约城、还有斯忒特与长岛地区，已心甘情愿地投降了，又说许多人对现政府的事业，是满怀着热忱的。则他们投降之初，贸易可立即恢复了？现在又恢复了？那两位专员，本来是最仁慈、最大度的人，但他们的仁慈，不也受制于那些既违背他们的本心、也违背议会信仰之精神的内阁指令吗？身为市长的特莱因先生，是大肆吹嘘过本城之忠诚的，不也被迫请求内阁，以允许他保护国王之忠实的臣民，并以恩典的名义，将人的普通权利、而非那些有争议的权利与自由之特权，授予该城的人民吗？专员们何必不当场恢复之？这所谓"专员"者，不正专为此而设吗？但现在，我们很清楚这是意欲何为了。美洲的贸易，将作为佞幸与裙带的分肥物，也就是说，用以犒赏煽起这战争的人。他们将被通知在什么时间里，最适宜发出自己的商品。对美洲的贸易将由国家的垄断物，一变而为个人的垄断物；一伙商人，因假作的爱国热忱而受赏，另一伙商人，则成了受骗的傻瓜；一方是狡猾、施诡计，另一方是轻信、头脑简单，于是在二者的夹击下，理性的声音被窒息了，而战争的一切灾难，及所有的渎职、坏举措，都被掩盖了，都一仍其旧贯。

　　我年岁大了，是多所见而少所怪，倘非如此，则某些先生的狂怒不息，我一定是惊诧莫名的；兴兵放火于美洲之不足，他们还肆其蠢蛮，对自己的邻居也大张怒焰，而邻居的罪，只在于仁慈、在于人道，只是希望他们心中的感情，能情理一点，不要动辄为了激情，牺牲自己的真利益。对美洲的事务，虽有人与他们见解不同，但并不能妨害他们的事业，他们却以盛怒待之，我不由感到他们从本心里，是绝不以自己有理为满足的。因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一场战争？他们眼下获准去做的事，不正象是战争么？他们闻之而起舞的战争，眼下若还不够激烈、范围不够大、则燃旺战火，并使之蔓延，他们是能随心所欲、唾手可得的。他们是要英国的军队？则他们已到手了；他们若想亲赴疆场，为自己的事业而战，则下一班船来，他们就可以开赴美洲，没有人阻拦他们。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一项事业，因缺少充足的拨款而左支右绌呢？则这样的埋怨，就实在没有道理。他们对费用的食欲哪怕是再旺盛，下院的供应，也会撑破他们肚皮的。我还可以进一步向他们保证说：坐在下院席位的，都是与他们心同一理的人，控制议会绝不在话下，故表决战争的费用时，他们是很慷慨的。假如这还不足恃，或者说，这供应仍不足，则请他们打开自家的钱袋、从战争吃剩的钱里去拿好了，至于大方还是小气，是漫手而撒还是用心计较，随他们的便。

　　我请他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激情，不要对同胞公民的节制大张挞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应和这对叛乱的叫骂，即使举世之人对自由的愤恨之心--愤恨于自由的全部原则、愤恨于对自由的享有--都与最爱受奴役的人一样炽烈，在我看来，这与冲突的结果（不关这结果如何），也是毫不相干的。这场战争的领袖们（为使他们的朋友满足），已无法再多雇一个德国人，或者说，已无法煽惑得德国人更不仁慈、更不尊重他们同胞兄弟的特权。即便我们都采纳他们的感情，则他们的盟友、即野蛮的印第安人，也无可再多一分残暴：不再有无助的妇女，可供他们谋杀，他们处死英国之血肉时的残忍刻毒，也无可复加了。为了买这样的盟友，公众的钱已花了出去；--他们已经按合同履行了条件。

　　他们不停地吹嘘说，在美洲问题上，我们是"万众一心"的；或者说，他们不停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万众一心"自然是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道理。疯病之为病，并不因染上人多而见小。谬妄与弱智的危害，也不因天下尽是愚妄子而减轻。即便我们能使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在大不列颠没有一个朋友，则我张目决眦，也还是看不清我们从中能得什么好处。相反，帝国联结的要素，是人类的情感与观念；我们倘不去摧毁它们，而是让它们相信即便是在英国，也还有一个成组织的亲美党，可以经常求得它的支持，那么依我看来，这反倒是我们的幸福。每有情绪，他们就转向自己的母邦，在这里、而不去别处、寻找发泄口，以释放他们的骚乱与暴怒，--那倒真是我们的幸福了！美洲人是把大量要求（即使其中有过分的）、经由这里某党派的协助、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呢，还是在被逼无奈之下，去法国人的怀抱里需求保护，以免受外国雇佣军的强暴，和野蛮人的蹂躏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除了不顾国家的存亡、只顾小帮派之利益的人），是不希望前者而希望于后者的。

　　一个政治实体以从属的方式，与另一个政治实体联合，则联合的最大危险，是居上位的一方极端的傲慢、自以为是，凡有争吵，判决时总是偏袒自己。居下位的一方有这样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但假如他们认识到：居上位的政体中，自有党派或人，将因自己的政治倾向或政治见解，而稍稍抵制这盲目的、暴虐的偏袒，则居下位者的恐惧，会大为减轻的。在居统治地位的政体中，一个获得势力或权力的人，将过分地偏袒居于下位者，这种危险是绝没有的。人的本性中，弱点自有千万，但从没有这一种。权力，不管握在何人之手，是很少犯"自克过严"之罪的。这样一种亲善的、保护居下位者的联合，对权威的维持是大有好处的：施人以恩惠，自能取得影响；出于对未来的远见，接受恩惠的人，将不时有报恩之举的。即使有讨厌的争吵，经这些能克病疗伤的原则（称之为好原则还是坏原则，是无所谓的）之调停，也会得到适当的排解；每纵有激烈的争端，也不会演成内战的。

　　但一旦殖民地人看到，在大不列颠，人民也变得铁板一块，和政府融成了一体，只要与内阁有冲突，就必然与整个国家去争吵，则他们与本王国的臣民之间，就不再有同胞公民之平等的、友善的关系。或许在有的人看来，这关系是不足挂齿的，可一旦它破裂，那就是瓦解了一根牢固的纽带。他们将去寻求其他的联合。喜欢横蛮的主人、厌恶有益的盟友，人间虽大，这样的人却不多。

　　这一场不和，自始至终就是"万众一心"的结果；而"万众"中的许多人之"一心"，又是近来受了诱骗，或遭了恐吓；或完全出于绝望而缄口，方有这"一心"的假象。他们被告诉说，反对武力的措施，就是鼓励叛乱。狂妄而无知的人，是常常使用这见斥于人类历史的语言的。揆诸以往的历史，可知普遍的叛乱、或全体人民的反抗，自来没有因鼓励而起的。它们往往是被激怒而起的。鼓励而起叛乱，或者说，在这个国家，若有人宣布他对殖民地怀有友情，则会鼓励他们打破与该国的一切联系，--这一套闻所未闻的理论假如也成立，那么结论将如何？在这公共的议事机构里，我虽然受委托而承担一份职责，但面对那些我认为是害人的计划，却绝不可以阻止，以免被害者受到鼓励而起抗拒之心，--这样的话，有谁说出口吗？这些个计划，本身就有酿成叛乱的因素，反对它的主要理由，又何须求之于外？有这样的理由，难道不该提出来？莫非现在有这样的规矩：国内的任何人，都不得开口说有利于美洲的话，不得维护他们的权利，或申诉他们的苦难，--或者说：一旦战争爆发，任何人都不得表达和平的愿望？这是我们古来的法律呢，还是未来统一（connection）的条件？把自己庄严的议事堂，贬低为奴颜婢膝的接待室，不启悟他们的理性，反迎合他们的傲慢与激情，不让他们听对暴力之后果的警告，生怕别人受鼓励而起抗拒之心--这样的做法，忠的是哪一家政府，爱的是哪一国？这是不是真正的忠诚、真正的爱国，我们不须远求，看看自己的历史就知道了。这样的默许，葬送了多少伟大的君主，伟大的民族；在今天，假如有爱听谄媚、拒进真话而陷于危境者，则他们该做的事，就是改正那些陷自己于苦难的错误，而不该责骂预告危险给他们的人。

　　但叛乱者们是从我们国家寻求过帮助的。--没错，从争端一开始，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们恳切地求助于政府，但你们高高在上，拒绝了他们，你们还因国家的富足而轻蔑他们，中止了他们的贸易。当他们发现，不论求祷还是威胁，都没有任何分量，你们还是铁下了心，要迫使他们无条件地降服，所以他们铤而走险了。对我们绝望，于是依靠自己。自己又不够强大，于是求助于法国。这里的鼓励减少几分，他们与祖国的距离便增多几分。现在鼓励没了，疏远也彻底了。

　　我们受诱骗而陷于这悲惨的境地，却有人以这境地为理由，坚持要我们继续目前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让举国的人，都产生这宫廷所喜爱的愚妄之心，并杜绝我们古老而幸福的和睦关系有重新恢复的可能。他们说，不管我们以前抱什么样的感情，如今既与美洲有战争，则所有的纽带，都已统统作废。我们眼前只剩一条路可走：加强政府的力量，以彻底降伏美洲。照这样的理论，则可以说：我们越受害于政府，就越该信任它。让他们把我们拖入战争吧，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就安全了，他们所有的坏举措，也就被通通忘记了。

　　而战争的工具，往往会加强政府的力量，和平的手段，则绝不足为政府的武库--这难道是真的？我承认，以前的大臣们，也曾迫于民众的呼声与外国的军队大动干戈，以图维护国家的荣誉。但是，国民的头脑那时是很清明的，所以大臣们被迫以谈判的形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都知道，正是国民的理智，才迫使查理二世的朝臣们放弃了荷兰战争：这战争之发动得失策，是仅次于目前这一场的。善良的英国人民，把荷兰视为本王国的某种属国；他们生怕过度的敌意行为，会逼迫荷兰去寻求法国的保护，或归附于法国。朝廷的那一派官话，他们是很少理会的；胡说什么"荷兰是我们的贸易对手"，把Amboyna屠杀搬上舞台，以图激起公众的报复心，又口若悬河地攻击荷兰的忘恩负义，因为这个国家尚在孩提时，英国对它有莫大的恩惠，--这一派煽动的言辞，都不曾激起他们的怒火。他们清楚自己的利益，不为这些诡计而动摇。对他们说"目前在交战，他们必须一鼓作气地打完"，或"冲突的原因，已消失于后果中了"，这是绝对不够的。当时的英国人民也如目前一样，曾被号召去增强政府的力量。但他们觉得，使政府强有力，远不如使它诚实、智慧的好。

　　在去年夏天的巡查中，我见了我的选民们，记得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都表达了强烈的和平愿望，他们对豪勋爵派出的委员会，也寄有很大的希望，即希望它带来和平的结果。可堪一提的，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据认为是很大的，每一个人，都积极地传布这一看法，其热忱，与他们对朝廷之措施的热忱是旗鼓相当的。当我告诉他们，对这场冲突的任何一个问题，豪勋爵都无权处理、或做出令美洲人满意的许诺，他们几乎不信我的话，--以和解的方式结束战争的愿望，竟是这样强烈，这么普遍。以我的见闻而言，这就是本王国当时的普遍情绪。不得不说的是，国王的军队，当时曾被迫撤离了波士顿。此前的交战中，完全是殖民地人占优势。既然当时无望于取胜，人们对谈判的威力，尚寄如此的厚望，则陛下的军队在连连得手、一路风光之后，谈判的力量，何以又变得如此之小？是不是成功诱使我们改变了想法，觉得当此大胜之际，谈判是没面子，没主动？不管我们国民的性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很少抱这样的心愿：对敌人，绝不应提出和解的条件，除非是我们彻底害怕了。说来不幸的是，关于陛下的创造和平的委员会，与他的军队之撤出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最后一座城市，我们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张邸报上读到的。尤为不幸的是，委员会去美洲处理当地的乱局，已是几个月后了，这时我们已通过了法案，把美洲置于政府的保护之外，并允许水兵们将他们的商品作为战利瓜分，并永无偿还的可能。到了这时刻，美洲纵是告软讨饶，也已挽救不了他们。整个美洲大陆上，或它周围三千英里的范围内，无人可因效忠而取得法律的保护，也无人可因投降而获得法律的赦免。这样的做法，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其必然的后果，就是独立、不免一战的独立（我们若做局外观，这样的后果，则可称是"自然的"，"被激而起的"）事情是怎么到这一步的，总有一天，国民们会有心一问的。

　　在本次会议中36，有人曾试图把处理和平事宜的全部权力，授予在美洲作战的指挥官们，但对胜利的致命的信心、对美洲无条件投降的妄想，彻底窒息了这样的提议。国王的军队之居于有利的形势，这样的时刻，并非没有过，大西洋两岸有心于让步的人，但凡有一丁点权力，则即使我们犯过这么多错误，恢复和平，也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不幸的是，灾难往往是反省的资粮，人们的狂傲，常常不容理性有立锥之地，直到把它贬黜到无用为止。

　　这一场冲突之显而易见的根源，是议会的举措失当，是议会通过的法案惹起了战争，故我常希望和平的基础，应该在议会里奠定。但我惊诧地发现：那些热心于我们机构的尊严、竟不惜点燃内战之火的人，却公开地声称这些微妙的问题，应完全留给国王去处理。我对议会之权威的感情，或有人觉得很薄，但我绝不容许我们的宪法权利变成大臣们协商的问题。

　　我被指控是亲美派。身为统治他们的权威机构之一分子，我对他们怀有亲密的感情，假如这也是罪，则我接受这"亲美派"的指控。但请听我说，假如有谁对议会的至高权威、对帝国国王的权利，抱有比任何人为大的热忱，那就是我（我的公交与私交都可以为之做证）。这些权利的基础之范围，肯定有许多人比我懂。我并不自命为古史学家，律师，或自以为有资格去执掌形而上学的教席。我从不曾轻肆狂蛮，把你们坚实的利益，置于玄理的基础上面。我之屡屡拒绝做这样的事，是由于我无能，做不了这些虚玄的研究；我想这就是部分的原因所在。在我不懂的事上，我是每每胆怯的，这一点，我从不羞于承认。这有裨于实际的无能，我也并不很想去消除它；因为有些人，对此类的玄奥问题比我更不精通，所处的地位之高，也不是我该想望的，但在治国理民时，则仅仅依靠谨慎的力量，即往往把大国的事务，处理得颇为得体，颇有光荣。

　　我最初接受公众的委托时，我发现你们的国会对殖民地拥有无限的立法权。我每打开法典，莫不看到这权力的实际运行，有时强，有时弱，但是面面俱到。拥有这些权利，当时在我看来是一种继承来的资格。人类的一切事务，都莫不如此的。不论是父亲的头衔，还是已确立的政府，人们都是只管继承，从不问其资格的有无。常识又确实告诉我：一个立法权威，其基础中倘没有明确的界标对它加以实际的限制，它后来又不曾立法案以限制自己，则理论的区分，就实在无法分清它的权力，我们也就无法说清楚它的约束力能适用于哪里、不能适用于哪里42。无论是初有殖民地时，还是殖民地如雨后春笋、纷纷地形成时，都不曾有人以契约、或其他的形式，做过这种权利区分的记载；我自然也就无从受他的泽惠。假如当时有哪位先生单单以抽象的推理，即找到了一种办法，能使我们放弃一种权力，而绝不导致其他权利的丧失，那我只能说：他看得比我远。在我眼瞎时，我从不轻肆狂蛮，责骂那些目光如炬的人。我赞赏他们的眼光与学问，也希望他们的行为，一直符合他们的理论。

　　当时，我确实是热心于维护这权威之整体的完好与完整，使它一直如我初见它时一样，--我所以要维持它的完整，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更主要为了被统治的人民：正是他们，才使权威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我当时想：以后会有好多事情发生的，这最宽泛的立法观念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自有派上用场的时间与场合，这时候使用它们，或大有利于殖民地间的和平与团结，大有利于殖民地与大不列颠之间的完美的和谐。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也许是罪大恶极，但我确实是诚实的），同时我还坚定地认为：根据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如此爱惜的这一权威，绝不能保存于它的任何一支权力之中，只有最克制、最谨慎地使用它，才可以保全它，尤其在那些人类最容易动怒的敏感问题上。那些不做如是想的人，在他们如今所从事的事业中，已遇上了他们完全不曾预料到的困难。请听我说：不仅这一支让人反感的课税权将受到抵抗，立法权之任何特定的部分，倘不顾及被统治者的公意，都是不能行使的。公意是立法之无限权威的载体与器官。没有公意，则所谓"立法的无限权威"，就只是纸面的文章，让人心里舒坦而已，绝不能治民理事的。议会对本王国有全面的立法权，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仍有许多权力，从理论上说来，虽也无可质疑地包括在这一抽象的权威里，其本身也绝不有害于公正，却终因格格不入于人民的意见与感情，而无法得以行使，好象它们自来不归议会所有。同一个权威，既设立、并撤消了"高等专员法庭"与"星法院"，又如何不能恢复它们？我实在是找不出抽象的理由；这些法庭既有前车之鉴，则行使它们的权力时，或稍许公正些，倒是也未可知的。议会之有权做这样的尝试，那是没的说，但这纯粹是疯狂，则也没的说。假如天下有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受人类的立法权管辖的，那就是信仰；但我得承认，议会以法案的形式改变我国的国教，已有三、四次之多；也就说，法令甚至能管到这种事情的头上来。看起来，它是管天管地无所不及了，但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若想改变我国的国教，当初詹姆斯王撇开国会单枪匹马一个人不行，现在便是国王和议会合起手来，也照样是休想。说句大实话，立法权的真正目的，只是顺应--而不是强迫--公意罢了：即对公众的意见予以指导、赋予它法律的外衣、和特有的许可。

　　在我们宪政的各分支中，所有权力的行使，也都莫不如此；甚至这些分支本身的存在也如此。国王特权中最无可质疑的一种，是对法案的否决权；这权力，也是无所不包的。有些法律（仅以我知的而言），假如被国王的权杖打倒，则公众将蒙受重大的损失？这种话，我是绝不敢说的。但这里的问题，绝不在它行使得妥当与否。在极广的范围内，它是克制而不用的。它的潜而不用，即保全了它的存在，而一旦国家有事需要动用它时，它的存在，则又可以挽救我们的宪政体制。

　　那些以其缜密而有逻辑性的推理把我们带入这目前处境的辩客们，自然会认为：在任何的宪政体制中，竟有只为很少（即使不是从不）使用而存在的权力或分支，这岂不是荒谬；我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希望你们谅解。我们都知道，在以前，教士会议的召集、坐议事务，是和国会一样有定制的。而现在它的召开，不过徒具虚文而已。他们坐集下来，只为礼貌性地以教会的言辞，对国王做一番恭维，这祷告做完以后，即告退回家去，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但它却是宪政体制的一部分，一旦有时机，或一旦有人愿意忍受其后果而唤起它的精神，它也许应召唤而行动、而恢复生气的。在法律形式上保持它的存在，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仅仅在法律形式上维持其存在，则更称得上明智之举。它手中的每一项权力之行使，都完全受谨慎的支配，这是千真完确的！谨慎是承天之命、来这个卑微的世界做神灵的；但在近来的争端中，谨慎与对时务的顺应之心，却被视如无物，被当作最下贱、最荒谬的东西对待；我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些，可算是不幸了。有一种奇谈，我听人们一本正经地说了不止一百遍：为了伸张权力，我们必须先拣硬柿子捏，也就是说，先在那些最易遭到抵抗、最不易带来好处的问题上，去行使我们的权力。

　　先生们，正因这些想法，我很早就感觉出：上天既把这辽阔的疆土置于我们手里，我们就不能徒尚空言，抽象地谈论什么"帝国的统一、立法权力的标志或特征"等等，以此而徒乱我们的心智；也不能沉溺于争论，以愤怒和傲慢点燃我们的激情；构成这一伟大帝国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民，他们性格有异，处境不同，以最大的冷静使我们的统治方式顺应他们，恰是我们的义务所在。设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以命令印度斯坦土人的方式，去命令佛吉尼亚人；或以相同的计划，去管理印度的法院和萨勒姆的大陪审团；--这样的妄想，我是从没有过的。事实使我相信到：政府是一种讲求实用的事情，设立政府是为人类的幸福，不是为了崇饰观听、造成大一统的盛景，去满足想入非非的政客的蓝图。我们正业是统治，不是口角；我们若丢了帝国，补偿却是吵赢了架，那就可悲了。

　　要说这天底下，有什么事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除了一个自由政府，一切都不投美洲人民的性情。"这足可以指示一个诚实的政治家如何将手中的权力，去适应美洲的事务了。若有人问我，什么是一个自由的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人民认为是自由政府的，那就是自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而不是我-才是天生的、合法的、称职的法官。假如在实际事务中，他们听许我做他们的权威，而不惜与绝对自由的正确观念相抵触，则我应感谢他们如此信任我；却绝不因此断言说：他们的头脑出了问题，又由此而蔓引道：从今之后，他们再不得享有自由，要一切听凭我的喜怒。

　　假如我们看到有谁做这样的推论，那我们就可以说：他疯了，而且疯得不小。但可悲又可笑的是，有人正是拿着这一类推论取媚于公众，以转移我们的心思，使我们不顾我们美洲政策的常识。他们把自由政府的原则劈开、细细地解剖，似乎它是抽象的问题，与先验的自由权和必然性有关，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事件，关涉到道德的谨慎与天然的感情。自由是一个积极的观念、还是一个消极的观念；有法律的统治，是否就谈不上自由，而不管法律为何，制定法律的又是何人；人是否有天赋的权利；人享有的一切财产，是不是政府的惠赐，他保有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政府厚爱与娇宠的结果；--他们所聚讼不休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败坏哲学之不足，另一帮人，又堕落了宗教；他们争论说：基督徒被救出了虎口，又被带进了火坑，人类救世主的血流出来，只为让他们做一小撮狂蛮的罪人的奴隶。这些骇人听闻的偏执之言，又激荡起另一种偏激的言论，种种游谈无根的话，象决堤的水，如前者毁灭了所有自由一样，它们冲垮了所有的权威；凡不按他们的幻想建立的政府，他们一概称为暴政，称为篡夺。就这样，他们不满足于搅乱我们的属国，使那里流血遍地、陈尸千里，又煽起这一场争论败坏我们的心智：在打碎我们实际享有的自由权的同时，他们又妄图拆毁人类社会的一切基础，撕裂所有的平等与公正、宗教与秩序。

　　先生们，公民的自由，并不如许多人劝你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件潜隐于玄奥的科学之深处的东西。它是一桩赐与的幸福，是恩惠，不是抽象的玄理；适于它的所有正确的理论，质地都是很粗陋的，那些享有它、并捍卫它的普通人，穿起来最是合体。几何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定理，在它们有效的范围里，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其间不容有中道；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则与它们完全没有相象处，它与日常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往往驳杂不纯，受限制很多，对它的享有，有程度的大小；它的形态，也因每一个社会的性格与环境之不同而千差万别，不一而足。自由的极端（这是它理论中的完美形式，也是实际中真正的缺点）是无以获之的，也不应该有以获之；在事关我们的义务、或生活之满足的每个问题上，极端都足以摧毁品德与幸福。自由（liberty）也是如此，为了人可以拥有它，它必须受限制。限制的程度之大小，是无法精确地予以界定的。但每一个为民谋事的人，倘若是明智的，就理应通过小心的试验、理性与冷静的努力，去探明施以多小--而非多大--的限制，社会即可以维持；他应该把这样的事，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自由是一种可增进的善，而非可减小的恶。它不仅是个人的第一等的福祉，也是国家的生命之源泉与动力；一个国家有自由，即有生机与活力。但是，自由是不是有利可图的，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我知道，诋毁自由的原则，是如今的时髦事），而和平之为福祉，则是无人持有异议的；然而在人类事务的进展中，对自由必须略作放任与宽容，往往才能有和平：举一项宗教制度来说吧，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创造人可不是为了安息日；与安息日相比，政府并无更高的根源与权威，起码就其运行来说是如此，所以它理当顺应时代的紧迫需要，顺应它治下的人民的气质与性格，不能动辄施强施暴，力图使人民的性格，曲顺于他们那待民以奴才的理论。人民就其大部分而言，在生活幸福时，是不太关心什么理论的；人民好动用理论，正是国有秕政的明显症候。

　　而一旦秕政持续的太久、臣民被彻底激怒、国家也骚乱不可言状，则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去满足人民的感情，不能徒托空言，拿法律或政府的不根之论，去抚慰人民的情绪。我们当时正在这样的处境里；欲防止他们拿起武器，就必须有以满足他们的感情者；要他们放下武器，也必须有这样的东西；若防止他们将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揭竿而起，也必须如此。这用以满足他们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议会当时真该慎重地想一想。做这样的考虑，无疑是需要他们的全部智慧的。

　　我现在是（一直都是）深知和解之难的：一边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身处首脑之尊，对维持一个庞大的、分散的、千差万别的帝国，用益匪浅，另一边，则是那些执意要享受自由与安全的省份，若得不到它们，则再不甘做我们的省份。这边的国家，一向居于统治地位，倔强而自大，惯于颐指气使，巨大的财富养足了它的骄气，长期的繁荣与胜利，又蓄起它的自信；那一边的自由属国，则气势十足，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把那导致了对他们的镇压的傲慢性格，引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想使这样的两方达到和解，我之深感其难，并不自今日始。调解这两种性情，固然是很难的，但若想有和平，我们还必须调解它们；谁要是看不出这其中的困难，那他的本事一定比我大，要不就是智小谋强，不识事体的轻重。有一件事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若要恢复、并保持和平，则这一场冲突，就绝不能靠法官决狱的方式去解决，而只能通过调和双方分歧。不加掩饰地偏袒一方的全部要求、以此去结束这一场争吵，--这样的人，以我浅陋的看法，是误解了调解者的职责。

　　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已进行了两年整，而争吵的时间又不止此数。在这场冲突的不同的时期内，为了促成和解，我们采取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这问题的微妙，可以说是极天下之最；为了使您二位对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有更清晰的了解，我想简短地陈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从一开始，殖民地便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构的支配，至于它根据的原则，他们则从没有探问过；我们允许他们享有大量的地方特权，至于这些特权又如何与英国的立法权威相一致，我们也不加过问。各种式样的管理机构，缓慢而无定制地在美洲形成。但它们逐渐适应了变动不居的环境。最初单一的王国，后来扩展为帝国；某种帝国的管理权（不管什么种类的），这时已变得大有必要。而国会呢，本来只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其直接选民之权利的保护人，这时候，则演化成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了。它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王权，相反，却把某种权力、即维护一个新目标所需要的力量，授予给了王权；然而为了安全计，这样的权力是绝不该单独委托给王权的。而在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则迫于同样的必要、以相同的步伐，或根据国王的指示、或根据国王的宪章，在殖民地内部设立了公民大会，其形式、功能、与权力，和一个议会是那样的相似，它们不产生类似于议会的权威感，那才叫怪事呢。

　　当初设立这些公民大会，用意或仅在于管理岛内的市自治体；它们那时也不觉得自己有更高的用途，我们今天有些人，也还动辄把它们比作这样的机构。但事物一发展，就没有不走样的。我们却还想把一个成年人放在摇篮里当婴儿摇。随着各殖民地的繁庶，它们的人口日多，疆域日广，在地球上已蔚为大国；而这些公民大会既是这些伟大的国家之代表，在各殖民地正式的制度里，它们又广受尊重；所以把国家的尊严部分地授予公民大会，对各殖民地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它们不再局限于地方法规的制定，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范围涉及到方方面面。它们征收金钱，并不为地方上的用途，而是为正常地输税给国王；它们做这些事，都一准议会的规矩和原则，这样一天天下来，它们就越来越象一个议会。那些自以为智慧甚于上帝、力量大于自然的人，对这种种的变异，也许要大发牢骚；他们大可以根据各自的性情和偏见，抱怨这不好，那不对。但事情已经如此，不可能再有其他了；英国若想保留美洲的殖民地，就得承认这些现实，否则就保留不住。在这期间，双方对这一重叠的立法机构，都不曾感觉到不便；是人不能觉察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导致了这一机构的形成，而这些，则正是人间一切政府的重要支柱。这两个立法机构，虽时常发现它们在履行着同样的功能，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制度性的冲突。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的。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靠议会的权威向殖民地正规地课税、以维持军事和民政机构，是以前从未有人想过的；而等我们想起了这一套制度，美洲则已高傲到不能屈服于人、力量已大到不能被强迫、民智已开到不会看不到这制度的后果了。

　　假如违逆人民的心愿，一味去推行课税的计划，讨论就不可避免，这不待明眼人而知；讨论一开，构成这一重叠制度的所有的因素，都将散落于人前，人们将看到它们的每一支权力，是如何背离了它最初的原则，人们将发现每一个立法机构中，都有一些因素，或抵触于它自身最初的原则，或不容于它和另一个立法机构的关系，调和起来，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这要命的口角乍一露头，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赶紧铲除这一争端的近因，并尽量采用那成功的老办法，以扑灭这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很难根据明确的原则加以解决的，导致这讨论的权利之要求，双方出于骄傲，是谁都不会放弃的。仅是撤消那项可恶的赋税、同时申明本王国的立法权威，在当时，就足以为双方带来和平。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第一道裂痕并不可怕，只要持续的时间短，殖民地将回到老状态，无异于从前。对这一次安抚，费城会议使用了一个说法，在我看来，那真是意味深长。它说道：印花税法撤消之后，"殖民地恢复故态，恢复了对祖国不加猜疑的信赖感"。这"不加猜疑的信赖感"，是人类的重心，在它的周围，一切都将安伏下来。所有的困难，都因这"不加猜疑的信赖感"而消除，所有古老而纷乱的政治制度中出现的矛盾，都将因之而化解。那些有诀窍去保持它的统治者们，可真是有福人啊！

　　1766年，有位先生与他那些杰出的同事一道，制定了一项安抚美洲的计划，从而恢复了信赖感；全帝国的人，应永远怀着感戴之心，去回忆他们的智慧与性情。这计划建立的基础，是此人的性格，两国的国情与习惯，而不是虚幻的推理；在我们觉得理当遵从这计划的当年，它一直很切用于它的目的。他们令我们的属国大为满意，却丝毫没有伤及本议会的尊严（不论是从好的意义上理解，还是从坏的意义上理解）。我敢说，若没有这伟人的和解精神与才能，去调和这些互不相能的权利要求与怒火，我们那时会一头撞进内战的灾难里；可惜到后来，我们舍离了他的方针，最终被卷入了内战。与眼前的冲突爆发时相比，那时的国内外环境，是更不利于我们，我们被抛入战争，应该在当时，而不是现在。

　　我有幸在议会中，第一次投票支持了这安抚美洲的法案。当时议会的一些成员几乎都一致认为：必要的让步得做，而议会的权威，也要尽量保持，议会的荣誉，得尽量尊重；我正是忝列于这些议员之伍的。有些类似于品德的成见，在我很珍贵的，要我一下子从心头扯下来，我当时还真办不到。那时我有我的偏好，现在也不能免。议会放弃的东西，我愿作为恩典、厚爱、和以示感情的东西，送给美洲的人民，而不希望作为偷来之物还给人家。高傲受到抚慰，即宽和了下来，仁慈来自于古老的、举世公认的强国，于是彻底影响了我们属国的心。我们宣布对美洲的立法权威是无限的，并不曾惹出一句牢骚。假如自此以来，这不加限定的权力变得可恶了、使殖民地充满了恐惧之心，那是因为"不加猜疑的信赖感"丧失了，父母的感情疏远了、变成了敌意；而他们的特权，本来是安睡在父母之无限权威的胸怀里的。

　　也许有人问我：你对安抚的方法，当时既怀这样的见解，后来怎么又变了一个人，居然动议撤消近来通过的一切强制性法案，这还不够，竟又动议我们通过明确的法律，砍掉议会的全部立法权，砍掉整个的课税权呢？我的回答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同的局面需要不同的做法。冲突既已到绝境（为避免走到这一步，我比谁用的力都多），当初使人满意的让步，现在则不足使人满意了；默认的信用一旦破犯，便需要有明确的保证。它之所以必须，和人间之所以有正式的协议和契约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厌恶、猜忌、和不信任的习惯。我舍去它，是作为身体的一肢，目的是为了保住全身；假如有必要，我还愿意多舍，舍什么都行，只要能避免一场无益的、无希望的、反伦常的内战。有人说了：这么退让下去，岂不是容忍他们不战而独立？我因事理和各种情报相信：这样的退让，将收到正相反的效果。但即便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听我说一句心里话：我是宁取无战争的独立，也不要有战争的独立；我太相信人类的喜好与偏见了，对别的一切则否，所以，即便美洲自成一国，本王国因它的感情而得的好处，我料想也有十分之多，而假设它彻底屈服于国王和议会，则由此而来的恐惧、厌恶、与仇恨，将使我们得不到一分的利益。强扭的瓜是不甜；以相互的仇恨作统一的纽带，是违逆自然的，两者的统一，只会导致双方的毁灭。

　　投票赞成对美洲让步的，有一百一十位可敬的议员。动议表决时未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与投赞成票的议员怀有相同的感情。我知道，这样的法案，会给我们当时带来和平的。即便是现在，我们若能采用它，和平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不会有任何利益、任何财源，将因之而丧失；我们还可能因它的结果而有所得。在欺骗了轻信者、使他们空抱希望的所有幻想中，指望议会从美洲获得岁入，是最妄诞不经的。你打垮他们、使他们屈服，并不能丝毫减轻你的负担（这就是眼下战争的借口），相反，为了摧毁他们的自由和你们的自由，你得保持常备军，而你是连雇军的钱都得不到的。这预言是绝不会有错。

　　……

　　先生们，人的坚定意志所受的痛苦考验，真是无有甚于今天者。明事理的人放弃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很难；而名誉与品德的分离，则是撕心裂肺的。自由正处在不受英国人喜爱的危险中。为争夺虚幻的权力，我们开始染上了宰割他人的坏习气、开始丧失对平等的爱好。我们祖先的原则，在我们眼里变得可疑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反抗我们，正是被它们煽动的。自由过多而导致的缺点，在我们看来，远比做奴才的恶果可怕。所以，我们宁可原谅对权力的最大滥用，也不原谅对权力的最小抵抗。对常备军之后果的所有担心，都被看作是无谓的恐慌。不知人间有羞耻，竟在内战中招请外国的军队和野蛮人。以雇佣军的刀剑统治半个帝国，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必然结果，我们漫不关心。我们只相信蛊惑，以为谁想欺压自己的同胞，谁就是爱国；谁恨内战，谁就是煽动造反；谁有宽大、克制、温柔、与和解的品格，谁善待本王国之属民的特权，谁就是背叛了国家。

　　在产生这样一些念头与情绪的局面中，我们停留得过久而不改变国民的性格，是绝不可能的。那些率直而善感的人，一向深壕而坚垒，能阻挡一切入犯者，惟独对那些将使他们丧失脸面的来兵，却无寸铁以资抵御；当他们发现这些原则、即他们过去视为获取荣誉之利器的，如今却变得声名狼藉，他们定将消沉而厌恶地息影于世事。那些性格较他们为强的人，那些胆大而有术的野心家，即通过人民去奉承权力者，即在荣誉的黄钟毁弃之处、大做瓦釜之鸣、见风使舵的小人们，则将风行天下，滔滔皆是。而那些上智之人，即本应纠正群氓之偏见的，却将固其冥顽、加重他们的错误。许久以来，影响我们的原则、使之逐渐变化的事，固然有很多；而美洲战争不过寥寥几年，但为害于我们的原则者，却甚于其他事情在一个世纪里可造成的恶果。所以，不仅因它本身之故，更因它导致的结果，我才认为美洲战争的继续、或体面而大度的和解之外的任何结束方法，都将是我们蒙受的最大灾难。正是由于此，我才不避辞繁，给你们写了这长信。我还要因此恳求你们、一遍遍地恳求你们：千万不要因别人的诱劝、辱骂、或恐吓，便放弃这些原则；你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它们的引导下，才一直厌恶这战争、它的原因、极其后果的。我们不要灭弃祖宗的原则，而沦于始作俑者的行列。

　　　　　　你们最谦顺、最忠实的仆人
　　　　　　埃德蒙·柏克
　　　　　　1777年4月3日，比孔斯菲尔德

　　（按：爱德蒙·柏克就美洲事务写过三篇著名的文字，《论美洲的课税》、《论与美洲的和解》、和《致布里斯托长官书》。英国的政治家、文人莫雷勋爵说：研究公共问题的人，将它们奉作宝典去读，是毫不为过的。它们讨论问题的方法，是充满教益的和无与伦比的。在\"英美冲突\"中，柏克一直是\"自由事业\"的辩护土。从1774年开始，他多次在下院发表演讲，反对对美洲的课税，反对武力解决美洲问题，主张让步，以求得与美洲的和解。国民对他的态度报以嘘声，他的选区，布里斯托市的人，也不例外。1776年战争大爆发后，为美洲公开辩护已不可能，柏克在下院对涉及美洲的事一律缄口，这种消极的态度又受到了与他有同样立场的人的责备。在这一背景下，他写下了《就美洲事务致布里斯托长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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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节选）

　　我们的国家，阁下，在过去，是自来不想背离这一选择的；但上一次战争刚结束，却风云突变了。另一套政权的体制，为当时所采用，它在许多个方面都堪称是"新的"。我还未能叨陪本院之末席、只在游廊上侧闻朝议的时候，就已看到了、--或者说，自以为看到了这一场大变化的若干症候 。那时当轴者们，认为有必要保持至少20个新团 ；20位陆军的上校，将据有本院的席位。在您征服了美洲 、那里的外国威胁已减少、或彻底已寂灭的当时，您两侧的议员们，却以共同的掌声，认可了这一计划。既已决定大幅度扩军，则必须找一笔岁入以支撑这沉重的负担。我们的乡绅们，本来最主张撙节、也最反对常备军的；他们当时要是清楚，自己还得纳税去供养它，则为这一支庞大的、花费无算的军队表决时，他们是不会那样踊跃的。可当时，有人把另一种希望摆给了他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汤申先生，他就这个问题，洒洒万言，舞词弄藻，他举着将征自于美洲的岁入的影子，在他们的眼前晃来晃去，眩惑人心。

　　这一新的殖民地体制，正是在这里，露出了它的第一抹"鱼肚白"。它后来变得更清晰，是衣钵传给另一个人 之后了；而在其他的事上，此人对我国却是有大恩的。我相信，他为益于公众的愿望，是发自于真心的。对细节，他用功倒是不小，但眼界似不能遍及问题的全部。他考虑自己的目标，一向是支离破碎。课岁入于美洲这一件事，不管是强加给他的，还是他私智穿凿的结果，或他本人的想法与他接受的指令，刚巧是一拍即合（这是最有可能的），--但总而言之，正是他，心怀着天下最好的动机，把这难逃一劫的计划，第一次撮弄成形，并以议会法案的形式，予以确立 。

　　说我想糟践这个伟人的遗芳，今天是没有人相信的；他的故逝，我们是一体同悲的。我们党派间的小小的分歧 ，已弥合于很久之前了；我做事与他戮力同心，多于和他的分乖驰鹜，我与他共力一事，比起我反对它，也有更多的乐趣。格仑维尔先生无疑是我国的俊杰。他察惠、富有识断，性格也果敢、刚直，每做一事，他总不知疲倦，从不泄泄沓沓的。国家的事务，在他不是尽义务，而是引为乐事的；出了本院，他仿佛就凄然无欢，除非遇到的事情，是国事之有待于本院的处置者。如果说他有野心，--我是这么看的，他的野心，自有高贵、大度的气象。他不是借势于宫廷之蝇营狗苟的权术、暴得大位、立登要路之津的，而是黾勉奉公、循资按阶而驯至于此的。他洞悉议会的体制，精于措置议会的事务，他在议会中的位望，是实至而名归。

　　阁下，这样的人，如果也犯错误，那肯定不是天性中有缺陷使然；错误的原因，必须去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中寻找；习惯虽改不了性格，却能熏染性格。他的素养，是职业中人的。他出身于法律一门，在人类的学问中，这可谓最好、最高贵的一种；合其他所有的学科，也不及法律更使人明事理，长精明；但是，除了性自天成的豪杰，法律中人的胸襟，是容易狭窄的，器宇是小的，他们精明多，眼界少。学业结束后，他 并没有周览世间的万事，而是一头扑进了事务中--即官衙的事务中，在这里，他养成了蹈常守故的方法与作风。官衙中，无疑有大量的知识可学；凡知识，也都莫不有价值。但过于精通官衙的事务、却还眼界开阔的人，真可以说是少而又少。官衙养成的习惯每使他们认为，事务的内容，是远不如处理事务的形式重要的。这形式所适用的，是常规的事务；所以，国事倘不脱正常的秩序，出身于官衙的人，事功是斐然可观的；而国事一旦失故道，水流涌泄出来，则国事蜩螗，政治翻开新的一局了，旧的典章，绝不足为先例；它需要的人类的知识之伟大，见识的广溥，是官衙不曾给的，也不能给的。已故的格仑维尔先生，正是高看了人类之立法的智慧与权威；他以为、许多人也以为，美洲商业的昌盛，是多归功于法律和制度的，而自由，却仅有尺寸之功；以条规为商业，以税法为财源，这一号人，天下真是滔滔皆是。条规中最为人推重的，是他的偶像：那就是《航海条例》。他多次声言这一点。这条例所遵循的方针，就许多个方面来说，人们是有很好的理解的。但请听我说，我们若允许这一条例按照它的原则走到极至，不随着时代而推迁，视环境而更迭，它是必将贻国以大患的，甚至自噬其脐，自隳它本来的目的。

　　在战争后，和战争的后几年里，美洲贸易的增长，是远出乎最乐观者的想象的。它如暴涨的江河，水四溢于外。它的每一支派里，水都齐满了河沿。汹涌而下的河水鼓荡于两岸间，在不当有堤、或河岸有缺陷的地方，河里的水，还漫出了河槽。凡伟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合规中矩的；故庞大的贸易，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弊恶。走私与公平的贸易，从某种程度上说，往往如影之随形。这弊恶，与我们昌盛的源头是相通的，我们万不可以文俗吏为心，去制定预防的措施，以为杜绝之计，--这一点，应奉作根本的原则才对。但我刚才提到的伟人，对合法之贸易的巨大的增长，仿佛不太留意。大处不着眼，对走私这样的小事，却苛察为明。这一件事，一定是让他很焦虑的，不光焦虑，甚至早在人们普遍嫉恨美洲人的走私之前，他即著一先鞭，开始行动了。还是做海军委员会首席专员（first Lord of Admiralty）的时候，他即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备忘录，移文于财政委员会的专员诸公们（布特勋爵时为它的首席专员 ），力斥美洲之非法贸易的猖獗；这种事，严格地说来，本不关他的职守，不干他底事的。这过分燥急的热情，当时就已经为祸了 。后来，他执掌了财政部的大权，便"达则兼害天下了"。《航海条例》的束缚，在他的手里，是一紧再紧，把美洲箍死死的，不要说走私，合法的贸易也做不成。于是他们感到，条例这样解释，这样执行，这哪里还是约束，分明想勒死他们！与此而俱来的，是一批新的商品的胪列，一套意欲终止殖民地之间的航运往来的条例，一组在各种不当的情况设立的海事法庭 ，和纸币的突然废除 ，并强征给养、以供奉驻营的士兵，--美洲的人民，一想到在最近的战争中，自己输捐输力，结果没有尺寸之赏，却被人家以罪犯相待，--至少被怀疑是罪犯的，--他们的愤恼，是可想而知的。这无数的条例中，单拿出任何一项来，或都不足以引起恐慌；有些条例想来还是有理的；但凑到了一起，却使他们恐惧万状。

　　变乱旧章、以新制度管理殖民地的大方略，见于乔治三世法典第四卷中的第十五项法案 ；它除包括了我方才提到的几件事，又树了一项新原则。我国的殖民政策的第二局，正是由它翻开的；由于该法案的通过，议会从殖民地课取正规岁入的计划，在理论上被采纳，在实践中，亦被列为定制；这岁入，不是取代垄断的，它与垄断并辔而行；与此同时，垄断亦变本加厉，垄断政策的执行，则交到了军队的手里 。

　　这一法案，阁下，第一次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授予 美洲殖民地与种植场的关税"，也第一次在序言中这样申明："课取岁入于美洲，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必须的"；然后就是这一类法案的专门用语了："输将和授予"。一套首尾俱完、形式严整的美洲岁入法案，就这样出笼了：课税于美洲的权利、公平、政策、甚至必要性，都有完整的声明，缺的只是美洲的正式同意。该法案的序言中，还有这几个锋芒毕露的词：下院等机构"想在本次议会的会议中制定某些条规，以筹集上述的岁入"。在美洲人看来，这几个字眼是不啻于宣布：该法案只是苦难的开端，--日后每有会议，都将有同样的货色出笼，--我们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从他们身上课取这样的税--只要我们高兴--，以供养驻军，--只要我们觉得该驻军。美洲人所以自命者、美洲人获见的自由之影象，是俱集于他们的议会的，但假如该计划得以推行，那么很显然，他们的省议会就名存而实亡了。苦难的前景，是不见其极、不知所止的。阁下，他们果然没有猜错。当该法案通过之后，当内阁审查了《印花税法案》之后，他们自己估算说，这两项税，是仍不足用于他们课税于美洲的目的的。这一政策，在这里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在英国，我们嚷叫着对美洲人课取新的税种；在美洲，他们则喊叫着说，由于战争和他们自愿的输捐，他们几乎被压断了脊梁。

　　阁下，有人在辩论中曾这样说，第一项美洲岁入法案通过的时候（即课加港口税的1764的法案），美洲人是不曾反对它所依据的原则的。的确如此；这原则，当时他们只是轻击而已；不曾正面去攻击它。他们还是新手呢，还不习惯于对议会的任何一支权利，去发动正面的攻击。这些关税是港口税，与他们惯于承受的那些，是颇为相似的；--其区别在于：标题不同，序言不同，精神也大不一样。但我说这些，与它的制定者们的主张，可有什么关系吗？这是为了彻底驳倒他们目前之残虐美洲所援引的借口；因为这是以他们自己的话表明：目前的这一场令人困恼的、毁灭帝国的争论，我们的殖民地，当初是望之而却步的 。

　　喧阗于四方的，还有另一种说法（散布者是怀有恶意的，但本院中持这一说法者，或许是例外吧）：在当初，格仑维尔先生曾向代理人们提议说，他们的议会，（若不接受英国的课税），那就自己课税于自己；但他们拒绝了。我发觉，有人至再至三地引述这一点，仿佛这是事实似的。但实际上，它既不合实情，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在就课税问题进行的无数场辩论中，格仑维尔先生从来都没有以此为自己辩护过。他也许对殖民地的代理者们提议说：他们可提出自己能接受课税的方式，以作为议会课税的基础。但事情绝不象今天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从不曾建议说，他们可以应英国的要求，自己课税给自己。格仑维尔先生的确很清楚，殖民地的代理者们，并没有自行其事的权力，故同意与否，他们做不了主；而就商于他们的议会，以要求这样的授权，则他通过第一项岁入法案之前，是没有时间了。比较一下日期，你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而代理者们，既深知殖民地当时的负担之沉重，也不会指望能得到这样的授权。他最得宠的总督 也认为，当时的美洲人，是不适宜做课税的对象的。

　　"现在课税，是最有害公平的。美洲有能力，就应该分担帝国的费用，--这道理，我是很清楚的，并不想置疑它；时机若合适，美洲人也不会置疑它。但我们应想到的是：因为最近的那一场战争，美洲的各殖民地政府都背上了巨债，还清需要若干年，在这期间，单为还债而征的税，就已经很沉重了。以本政府 为例，为偿债而征收的税款，每年有37500英镑之巨，还清它，却至少需要四年的时间。"

　　这些话，出自于伯纳德总督致一位老内阁成员的信，后来他出版了。

　　格仑维尔先生对代理者们，所以不做这样的提议，还另有原因在。他有一种看法，是昌言于本院一百遍不止的：从法律上说，殖民地对国王，是不能授予任何岁入的，若允许它有这样的权力，则必贻大祸于将来 。当格仑维尔先生通过了第一项岁入法案，并在同一次会议中，督促本院决定课印花税于美洲时，也就是说，从那时到《印花税法案》通过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对一位本院的成员（很遗憾，他现在不在议席上）、一名最可敬的巨商、也是一个反对他的做法的人，曾经这样说道：印花税若遭人的反感，则他愿意换一种，只要能筹集同样多的岁入就行，--但是，假如他 反对议会向美洲人课税，他 将省去这讨论的麻烦 ，因为推行这样的方针，他已是"我心如石"，已"不可转也"。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假如您乐意，我可以举出最无可置疑的权威来，以证明这事实的。

　　这说法的不实，阁下，我已摘发于上。但不实之辞，是莫不如四季不竭的毒泉的。所以又有人说了：谁会想到美洲人反感这原则呢？此说之伪，是同于前者的。下院做出该决议 之后、并通过《印花税法案》之前，麻萨诸塞湾和纽约的殖民地，是曾递交过争谏书、以反对议会课税这一种形式的。但结果如何呢？它们内阁被压下了，被塞进了桌子底下；虽然委员会 有相反的命令，却也无济于事，因为下达该命令的委员会，已被内阁压服了；所以美洲的反对，下院并无正规的渠道可以了解，它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其课税于美洲的事务的。但公平地说，下院也雅不欲开其耳目，去听美洲的争谏的。1765年2月15日，即《印花税法案》议而未决时，他们竟以轻蔑的态度，拒绝接受来自于美洲的四份陈情书；而呈递者，却是那些品行一向端正的殖民地，如康涅迪格，罗德岛，佛吉尼压，和卡莱罗纳，最后的一份，则呈自于牙买加的商人们。这样的话，美洲即无他途可走了：要么不服从，要么掏钱，因为他们的争谏，内阁是不让议会听的，或者说，议会也自塞其聪，根本就不想听的。

　　陛下决定撤换他的大臣 之前，美洲的局面就是如此。这不是我空口说的。议会的记录，是彰彰自明的。但这位可敬的先生，居然要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去回答他就问题的历史所发的质问，从他的眼神中，我感觉他是冲我来的。

　　阁下，我将尽我的驽钝，尽我的坦诚，给这位先生一个清楚的答复；我用不着隐瞒什么。1765年，我还未忝居本院的末座，只是一介布衣，朝堂对此事的议论，尚无由侧闻。我无藉藉名，更无所知闻于当时的内阁，但幸运的是，由于一位下院的朋友的从中为介，我得交了一位贵人，即当时财政部的首脑 。我文质无所底，位卑而望浅，倒也得其所，--但因我寄食于这位贵人的门下，故得以象他人那样，得悉此事的进展 。我从这位贵人的身上，看到了原则的通达，胸襟的开阔，头脑的精明，和意志的坚定；四方之才骏，莫不延颈而归德，不才如下走，也和他们一道，从那时候起，便喁喁归附于他了。阁下，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许多英国的商人、工厂主、殖民地总督、和军队的指挥官们，纷纷呈文于罗金厄姆勋爵，以示他们对美洲商业条例（几乎是所有的）的反对，--他们反对最力的，是那些足以毁灭他们与西班牙贸易的 。如何处理这一件事，阁下，我想那位爵爷，是很快就有了办法的。但在当时，或还有人以为这些法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故他没有卤莽地做出反对它们的决定。但是，他刚一着手这个问题，政府的老兵们 便烽烟示警了。所有人的嗓门都抬高了八度，（除了那些了解、或感受了到灾难的人），以反对改变既行的政策。一方面，他的尝试，是直接违反协定和公共之法律的；从另一面说，《航海条例》和所有的商业法规，也都拢集起来，以反对他的政策。

　　这位爵爷采取的第一步，是考虑解决法律上的难点，这是准照着他已故的朋友、当时的检察总长、即杰出而博学的、其故逝为永世同悲的约克先生 的观点。实际的弊害，他若发现于前，则后来他一旦找到可援据的官文，就往往立即发出命令，以为救治之计。至于当时的这位大臣，也很想这么做；假如不是贸易法案的作梗，则我敢说，他既面临着约克先生所面临的同样的危机，自然也会发出同样的命令，并为了取得保障、而欣然请求议会之公正的裁可的 。

　　西班牙贸易的处理刚一完结 ，《印花税法案》引起骚乱的消息，即传入了英国。我们是10月底才收到报告的。当时的反对派们，一听到这巨大的雷鸣声，不愧怍于自己政策的恶果，反倒喜气洋洋了起来，他们四下里聒噪说：内阁之准备撤消《印花税法案》，是出于对前任之光辉业绩的嫉妒。事情不过九年，这位可敬的先生，居然全不顾情实，竟要我摸着自己的心口说一说：内阁之决定撤消这一法案，可曾在议会闭会之后花过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对这一桩事实，他如此汹汹地诘问，我若承认，或否认，他想从中引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不清楚，但我可以摸着我的心口告诉他：撤消的决定，绝非率然做出的。事体的重大与艰难，他们做过恰如其分的权衡。内阁的成员之间，自群策群议，有成熟之考量的。此外，他们又就商于或有良图以匡国策、或有消息以开耳目的人。议会开幕前不久，他们还没有决定；决定的做出，计划之主旨的勾勒，是逼近议会的开幕了。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不想讲事情的经过了，以免烦扰各位。）

　　………

　　阁下，印花税撤消之前美洲的局面如何，我已上渎清听；现在，我要转对这位尊贵的先生了，因为他汹汹地质问我们说：撤消后，美洲是不是平静了。他算是问到了筋节上。我用不着旁征博引，马上就能痛痛快快地答复他：他们平静了。他既然说，由于您的妥协，其他的贸易条例被破犯，甚至其他的岁入法案，也受到了攻击，那么我倒也问一问：你所说的破犯与攻击，发生于何时，何地，犯科者是何人，数目有多少，程度有多大，你举给我看！不过，且让我从这居高而临下的高地上走下来，免得我由此抛下的证据会砸他个半死。我且来这开阔的平地上，好让他看一看：他们不仅平静了，还颇有感恩戴德之意。交锋前，我愿宽让他十分，故我选择人所厌恶的麻省做战场，因为眼下的麻省，是议会传唤的重犯，尽管它的申诉我们是拒而不听的。伯纳德总督的做法，是稍失于卤莽的，因为在撤消的宽政中，他搀加了药性相克的猛剂，犯民之怒是不可谓小的；但即使如此，麻省又是怎样做的呢？阁下，这宽政中固然杂以猛剂，但效果您却看到了，--这刚烈的人民，是这样表达他们对妥协政策的感情的：

　　"假如现在，我们不能尽符人之所期，力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感戴之情，或以忠心、以热爱，回报国王与议会的恩宠，那将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是怀有此心的，并希望我们的心愿能完满地实现。"（麻省致伯纳德总督的答辞）。

　　说句良心话，这情绪，已被培养、播散 、并见诸于行动了！除了我们感受到的之外，其他的效果，本来也将因之而出现的。您要求它赔偿因暴民的骚乱而受损害的人，它在同一篇致辞中答复说，--，"国务秘书康威先生，既写信责成（总督）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优先考虑并处理此事的。"他们考虑了，他们处理了。他们听命于要求了。处理的方式上，我承认是耍了手腕；但命令的实际内容他们是遵守了的；而本次议会会议的要求，尽管是疾言厉色，背后又有军队的支撑，但我恐怕得他们的服从，是不如前者的。总之，麻省的议会，是认真而彻底地赔偿了暴乱中的损失。美洲的其他地区也各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妥协的感谢。这样大的风暴，忽然就停止了，揆之于史册，是唯此唯一的。假如说自撤消以后，即使另有致乱的根源，也绝不会再有骚乱，这当然是蠢话。但以当时的局面而言，我们却可以说：您牺牲这一项法律是明智的，因为它取得了美洲人对其余法律的认可。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谁也别对我谈虚弄玄了，说什么"事关人民之全体时，宽政不是和解之道啦"等等的鬼话，我是不信的！

　　……

　　请原谅，阁下，我说起大人物，总要谈一谈他们的性格，看起来是跑题了，实际则不然。当此美洲天翻地覆之际，执柄者的性格如何，是关系匪轻的。居庙堂之高者，是国家的路标与灯塔。他们在宫廷或国人中的威信如何，是所有公共政策的唯一凭据。这些有大名的人，既以他们的权威，把国家拖入了错误的轨道，则我数落他们的错误，却闭口不谈为他们挣来这权威的好品德，那是招人反感的，以我的性情，也必不出此策。想踵武前贤以安身立志的人，从这个话题中 ，也可以获得教益。本院的少年新锐们，是从未见过这个才子、即查尔斯·汤申的，每遇到事情，他总能把自己的品德与劣点搅和到一起，捏成一团发性很强的酵母，从而耸动人们的心，这本领，年轻的议员们是素不曾领教的。他当然有劣点，--这我们许多人都记得；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也正是它们的后果。但他的劣点，却莫不归于高尚的动机，即强烈的、或有失于节制的好名之心（所有伟大的人，是都有这好名的本能的）。这女神出现在哪里，他头就磕到哪里；但他敬神最虔的地方，却是她心爱的住宅，她亲选的庙宇，--即下院。构成下院的人们，自有不同的性格，而下院本身，阁下，也有它集体的性格。如所有伟大公共团体一样，您也是爱品德，恨罪恶，这一点是彰彰易见的。而所有的罪恶中，最遭下院的忌恨者，却是顽梗。顽梗，阁下，自然天大的恶习；在政事一日千里的变化中，它往往是灾难的根源。但说来不幸的是，凡品德之大、之刚猛者，如忠实，持重，宽宏，刚毅，坚定，和执一不二等等，与您所厌恶的坏品格，都是蔓牵而波连的；倘不节制，则它们流于顽梗，便是覆手之间的事。故曲意而承您的欢心者，自然是慎言慎止，以免流于顽梗而拂恼您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是拂恼他最应该取悦的人，故有时候，他心劳日拙，不免于跌入另一个极端了。在1765年，他是投票支持、并拥护《印花税法案》的。但政局和人心，是一日一变。总之，该法案开始不得本院的欢心了。于是他参加了一次私人的聚会，会议的决定，后经一位体面的先生纳入动议里，从而导致了该法案的撤消。在聚会的第二日，他为撤消投了赞成票，要不是卧病的话，他肯定要发言以示支持的（他所以没发言，并不如当时所传言的那样，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以我所知，他的确生病了）。

　　到下一次开会时，当年的"时样妆"却变得不时髦了；撤消之不得本院的欢心，一如上一次会议时的《印花税法案》。为投合这行将取得上风、并在最有权势的人中蔓延开来的情绪，早在那年的冬天，他即忙不迭地宣布说：美洲必须得付一笔岁入。他话音刚落，就马上有人抓住他的话头，不由他不兑现自己的话；因为这些人，是不反对课税的尝试的，因为这伤不伤美洲人，完全与他们无关。于是庭臣们倾巢而出，纷纷来逼迫他。他们的言谈，仿佛是国王受着多大的委屈 ，不做点这样的事，是不能出国王于耻辱的。

　　于是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这位当时的财政大臣，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处为难了。此人毕生的职志，固然是面面讨好；但课税于人，却又想讨好于人，正如坠入情网、却又想聪明一样，这样的能耐，上帝是不曾给人的。可他偏要显身手。为讨得'美洲税党'的欢心，他抛出了一篇序言，阐述这一税收的必要。为弥缝与美洲的分歧，这一税种，则成了外部税、或港口税；而为了使另一派听来顺耳，它又成了筹集岁入的税。为取悦殖民地的人，则税是课于英国产品的；为了讨好英国的商人，税率又是很小的，且绝不涉及主要的商品（茶除外，这仅与忠诚的东印度公司有关）。为打击美洲的走私，茶税一先令降至了三扁士；但为了迎合想课税于美洲的人，他又改变了征收地，和其余的税种一样，它是在美洲征收的。还需要我多说吗？这计划，编织得既如此精巧，则所有精巧之政策的常有命运，也便临于它的头顶了 。但话说回来，这一税收的计划、以及推行它的方式，本意原不为了其他，而只为博得我们的喝彩罢了。汤申真是下院的乖儿子；他总是先意承旨，不听下院之言，不观下院之色，他是任事不想，任话不说的。他的言与行，天天以你们的情绪为转移，宛如照镜子整容一般。

　　他看到--他岂能看不到呢？--以前有些人，本事虽处处不如他大，但靠着梧鼠一技，居然成了本院的要人。这一类货色（愿上帝灭了这个种吧），一旦从席位上站起身，则任何一个大活人，根据他们惯常依附的党派，平素所持的观点、原则，或其主张的逻辑关系、前后之关联，以推测他们在辩论中，将加入哪一方的阵营，是未尝不有爽失的。这种游移无定见，使各党派的人都不敢小觑他们；尤以危急的关头为甚。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们，所有的耳朵都听着他们；每一个党派，都圆睁着双眼，大气不敢出，看着他们一会把票投给这儿，一会把票投给那儿，直到辩论结束后，心里的石头才敢落地。当下院在这忽东忽西的旋风里作团团转时，就听得左边一声"听他说"，右边一句"听我讲"；等他们终于停止了颠三倒四、落籍于某一党之后，该党则以雷鸣般的掌声，欢呼他的从良 。一个人的身边，有无数虔诚的膜拜者，香气整天缭绕于头顶上，他不以为得，但别人有一柱香没有烧到，便感到极大的痛苦；对这样的人来说，这帮朝秦暮楚者的发迹，自然是不可抵挡的诱惑了。他亟亟以求的，是那些各相背谲的荣誉；他平生的职志，是让那些事事分乖的人，都一体同心地欣赏他。

　　于是就有了这一不幸的法案 ，和今天所辩论的话题；于是就制定了课税于美洲的政策，以讨好张三，于是又取消它，以取悦李四，然后又恢复它，以期王五的欢心，并希望处处得一点好处。

　　……

　　至于我本人，则雅不欲撤消的计划之去美洲、是陪伴以惩罚性的措施的 。单纯的撤消，我可以必保其成功。但它的身边，若有这个坏伙伴，美洲人是不是接受它，则就很难说了。薰莸同器，最清白的人，也会失去清白之效果的。虽然您将派去这和平的天使，但您也将派去一个毁灭的天使；这一对冤家争斗的结果如何，谁终将战胜谁，是我不敢说的。是宽厚的政策将平复美洲人的激情，还是猛政将加剧它的怒火，--则只有问上帝了。但即使现在，这宽和的政策，尽管是运行于黑暗中，运行于混沌中 ，运行于所有这些反自然的、浊暗的混杂物中，我仍相信它的效力，相信它终会奏功。我希望，它最终会将产生秩序与美的。

　　阁下，结束这一次会议之前，还是让我们定下一套方针吧，不管是这种，还是那一种 。你想课税于美洲、因此获得广盛的岁入吗？假如是，请你大声地说出来；请你指出这岁入在哪儿，叫什么名字；请你确定它的数额，划定它的目标；指明征收的方式；然后就去拼杀吧，既然你有了为之而拼杀的目标。图财，你可以害命；劫货，你可以杀人；但象疯子一样，血腥、狂暴、狠毒地行凶却没有目的，这种事千万别干。还让智慧、谨慎来指引你吧。

　　再一次，再一次回到您的老原则吧，--寻求和平、并以和平为职志吧；--请饶了美洲；它若有可征税的目标，那让它自己去征。我不讨论权利的区别，也不想圈划它们的范围。学理上的划分，我是不管的 。我讨厌这样的声音。让美洲人呆在老地方吧，这从我们不幸的冲突中所诞生的区别，将因此而泯灭。在这一体制下，他们和我们，他们的祖先与我们的祖先，是一直生活得幸福而美满的。让我们双方记忆中的所有违逆祖制的行为，都永远消失吧。要安于以贸易条例去约束美洲；您一直是这么做的。别把税压在它的身上；打开始您就不是这样做的 。以此作为你不课税的理由吧 。这些，才是为国谋事者、执王国之政柄者该说的话 。至于其他的，请留给学界好了；只有在那里，讨论它们才是安全的。但万一你愚蠢而卤莽，从无限制的、亦不可限制的 无上主权的本性中，演绎出一套虽巧妙、却为你统治的人民所厌恶的推论、结果，那你搅混了、毒化了你统治的清源，你就是以身做则，教他们以同样的推理，去质疑你主权本身的合法性。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的。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脸上。劝人受奴役，是必不能成功的！我请另一侧的先生们 拿出你们全部的本领，请你们中最善辩的人站起来告诉我：假如美洲的人民，其财产与实业，均受制于你想象到的每一种贸易之限制，同时，他们还得做你的毛驴子，你想加什么税，他们愿不愿意都得驮，那美洲人享有的自由，可算是哪一种呢？美洲人所摆脱的奴役 ，又叫什么牌子？无限制的垄断还不够，你们又想加之于无限制的课税吗？美洲的英国人，会感到这是奴役的；一种定为成法的（legal）、故既无补偿于其感情、也无补偿于其心智的奴役 。

　　不久前发言的那位勋爵 ，真可谓是少年气盛；我想，等他更事既多、有阅历以节度他丰沛的想象之后，不论在上院还是下院中，他都会成为国家的光彩的。他说，美洲人是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违抗父母呢？他又说，假如这样还不算自由，那英国也称不上自由了；因为曼彻斯特市和国内的许多地方，议会中都没有代表。也就是说，--照他的逻辑--，英国的某些市镇，议会中既没有代表，美洲就更不该有代表了。"他们是我们的孩子"，这没错；既然如此，则孩子要面包，我们就不该给石头。当我们这个有诚孝之心的孩子，一心想效法他的父母，眉目之间，欲传达英国之自由的的神采时，我们转给他看的，却是英国政体之可耻的一面。我们拿自己的缺陷，送给他作力量，拿我们的臭名，给他作光荣，拿我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的奴役之轭，用作给他的自由，套在他的身上。这也是父母该做的事？

　　你要真这么做的话，则请问问你自己：他们会不会安于奴役的境地呢？假如不安于，那就走着瞧吧。一地的人民，既认为自己应该自由、却没有自由，那如何统治他们，你真得细想一想了。你的计划，并没有带来岁入，只引来了不满、混乱、与不服从；美洲人既执意要抗拒你，则我敢说，你就是血流成河、趟着过眼深的鲜血走到最后，也只能回到你起步的老地方；也就说，去无税处征税了 。--我嗓子哑了；我也不忍往下说了；因为过此以往，就是一片混乱了 。

　　好了，阁下，我嗓子稍好了些；在落座之前，对那位先生所诘问的另一的问题，我必须略谈一谈。也就是说，《申明权利的法案》，既宣称英国的立法权威是无所不包的，则我们放弃课税的做法，又置该法案于何地呢？

　　至于我本人，则该法案中所申明的权利，在法案刚提出时我是怎么看的，我现在仍怎么看；我的看法，已多次坦率而谦逊地对您表述过了。我认为，大不列颠的帝国之权利，与殖民地人在此权利下应享有的特权，是天下最相浃洽的两件事。大不列颠议会是以两种身份，位居于辽阔的帝国之首的。作为本岛的地方立法机构，它仅仅借助于行政权力这一工具，而直接为国内的事务制定政策。它的另一种身份，窃以为是高贵于上者的，我称之为帝国的身份；在这一身份下，她宛如天上的主神那样，监督着所有次一级的立法机构，指导它们，控制它们，却不吞灭它们。所有省级的立法机构，由于地位是同等的，相互间并无高低之分，故都应该从属于它；否则相互之间，即无法保持和平，无法指望相互间以公平相待，亦无法有效地提供援助。她必须有至高的统治权，去制服以玩忽为心者，约束性格暴烈者，扶持贫弱者。只要它们能胜任制度的共同目的，她就不应该侵占它们的地盘。这一监督的权力，是惠及全体的、以备将来之需的；但是，为了使议会适应于这监督权的目的，它的权力必不能加以限制。认为议会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先生们，或乐于谈论申请状。但请设想一下：你发出了申请状 ，它们却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帝国不该保留一支专用的权利，以强征她所缺的款项，而任由自己变得弱不可支，进而分裂、瓦解吗？假如我们卷入了战争，--国务秘书发出了申请状，要求各殖民地输捐献力，--有一些遵命了，我想多数的殖民地，会欣然按要求输捐的，--但有那么一两个，却抠抠唆唆不愿给，为图自己的舒坦，把所需的负担压在别人的身上，--这时候，则应该有一支权威，依成法去对它们说："你们得征税以分担共同的费用，否则的话，议会可就亲自下手了。"我听说，上次战争开始前不久，宾夕法尼亚因某些内部的分歧，即不太情愿于输捐。而不管实情如何，由于有一支强有力的最高权力，它最终还是出了。但这一支权力，是不该纳入常制的；也不能上来先用它。类似的话，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谈过；就是说：我把议会的课税权，看作是帝国的工具，而非筹款的手段。

　　我对于大英帝国之政体的看法，阁下，就是如此；这一政体，是有别于不列颠的政体的；我所以认为服从与自由，可以在整体中充分地协调，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至于说，这是不是玄思入妙的空想家的胡言，或植党以乱国的鼓惑家的借口，我不知道；但我有所深知的是，这样的政体，是大有益于人类的安宁与幸福的。

　　阁下，我们过去靠这一办法取之于美洲的钱，远远超过了这无能的暴政 所榨取来的。在上次战争中，我们靠这一政策，获取了美洲的大量输捐；美洲的人，也向不曾拒绝过这样的政策。那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你若不走上前、制止美洲的输捐、截断他们那慷慨而充沛的输捐之流，--或者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假如你安于接受而不强取，则美洲的人民，就断不再慷慨的输捐以维持你的政府呢？威廉·坦普尔爵士 说过，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 ，较之荷兰加诸于自己的，是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他说得没错。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怎样积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

　　所以，这一倒霉的新体制，不仅使我们丧失了和平，团结，与商业，岁入的支持者们所争夺的岁入，也丧之而无遗；所有这些灾难，我要通通记在它的帐上。自和平以来，我们丧失的自愿之输将，肯定有一百万不止。我们的损失，我想是远甚于它的；尽管如此，从殖民地寻找岁入的人，却还变本加厉，推行的政策之有背于他们的目的者，更无有甚于今天的。

　　　　好了，阁下，那位可敬的先生对我的诘问，我自信已做出了满意的答复。首先，我在他圈划的狭窄的范围里，已证明您采纳这一动议，将不会有任何损失，除去已损失者。其次我又证明，在您遵行祖制的当年，和平时您的商业繁荣，战争时您的输捐丰沛；您制定了《印花税法案》之后，事事即变得紊而不理了；而您废除了该法案后，又事事恢复了和平与秩序。我还证明，课税方针的恢复，已产生了最坏的恶果；部分的撤消，并未带来部分的善果，只带来了满地的罪恶。这些看法，阁下，是有事实为基础的，任何一个都不可否认；让它们领我们沿着经验之路，回到我们的理性吧。

　　宽猛混杂的政策有怎样的后果，我不敢保证，这我前面已说过了；但就整体而言，宽政将更有成功的机会，却是可以肯定的。一旦您重新获得了美洲人的信任，前路自然就开了。到那时候，您可以加强《航海条例》的执行，假如应该加强。在应该进一步扩大之处，您尽可以扩大它。但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出于精明、谨慎的政策之考虑，不要为了怄气，或仇怨。让我们做个男子汉吧。让我们以政治家的气度做事吧。让我们的行为保持前后的一贯吧。美洲征不出岁入，是我们都同意的。利益都丢了，为什么不洗去这骂名呢 ？

　　在美洲一事上，说心里话，我确实是很认真，甚至认真得过头了。自我入本院以来，和入本院之前，我对美洲的事务，就只有一个看法。那位爵爷 也许如往常一样，以为我和我的朋友们，所以在此事中担当这样的角色，只是觊觎他的宝座而已。这想法真有心裁，但随他飘飘然地想去吧。我要是剥夺了他这想法，那岂不是连窝端掉了他的智慧、他的论据么？然而，他的智慧的剑击，重固然很重，但我宁可忍受它，也绝不拥护他的体制，以毁灭上帝的最美好的作品，免得我日后对上帝做不出交代。我之熟悉英国的地图，丝毫不逊下于这位爵爷，哪一条路是通往要津的，我清楚得很 。议席中，有我的一位杰出而可敬的朋友 ，在这一条路上，他辛苦登陟了二十年，却还没有抵达爵爷的位置。但是，我愿跟随我正派的朋友，走他选择的路，因为这是荣誉之路。我们一起走的路，长固然长，然不管有没有人同我们结伴 ，或谁在笑话我们，我们都要走！我真诚而庄严地告诉你们：我之始终坚持1766年的方针 ，原因不为别的，只因为你们的真利益，我认为是深埋于此的，只因为它在最坚固的基础上，树起了议会之真正的、连贯的、和使人信服的权威。除非你回到这一方针，英国是断没有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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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节选）

　　……

　　我反对动武的第二个理由，是它的不可靠。恐惧往往不是武力的结果；一支军队不是一场胜利 。你若是一击不中，你就没了手段；因为和解不成，武力还在，而武力若失败，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权力和威信，有时是用善意买来的；但无论如何，它们不是施舍品，一支破落的、被击溃的力量，要想要饭似的去乞讨权力与权威，人家是不给的 。

　　我反对动武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你虽然在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克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在这一场争斗中，它贬值了，衰落了，荒芜了，枯萎了。而只有完整的美洲，才可以使我满足。我不想消耗它的力量，并连同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从整体来看，我消耗的恰是大不列颠的力量。我不想这一场耗尽体力的冲突结束时，我被外来的敌人 抓个正着，更不想在冲突之中被他们抓住 。我也许能逃走；但这样的结果，我是没有信心的 。我来补充一句：我绝不想打垮美洲人的精神；因为正是这一精神，才成就了这个国家。

　　临了我要说的是：赞成以武力作为统治殖民地的手段之一，我们过去从没有这样的经验 。殖民地的发展与用益，靠的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办法。我们古来即采用的放任策略，据说是一个错失。也许是这样吧。但我们知道，假如感觉可作为证据，则我们的错失，较之于纠正错失的尝试，却是更可以忍受的；我们的罪过，较之于我们的悔罪之举，又是更为有益的。

　　阁下，对不曾尝试过的武力政策，我所以不甚佩服，原因就是这些。但颇有些在别的问题上每有看法令我尊敬的先生，对武力之道却很着迷。在处理美洲问题时应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决定我看法的，还有后面的第三个理由，它比美洲的人口和贸易更重要，这就是它的气质和性格。

　　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它是美洲人之整体性格的标志，和有别于其他人的要素；热爱每每多疑，故你殖民地的人，一旦看到有人企图--哪怕最小的企图--靠武力夺走、或暗渡陈仓地偷走、在他们看来是生命之唯一价值的好处，他们会起疑心、会骚动、会暴怒的。自由的精神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比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民族那里，或许都强大而猛烈。事情所以如此，有许多重大的原因；为理解他们心灵的脾性，和这一自由精神的趋向，对这些原因稍做一点剖析，是并非不切题的。

　　首先，殖民地的人民是英国人的后裔。而英国，阁下，曾经是、但愿现在仍是、一个珍视其自由的民族 。当殖民者离开您移居美洲的时候，您的这一部分性格，正君临着一切，大行其道 。他们与您分手的那一刻，即带走了这嗜好、这倾向。因此，他们不仅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原则深爱着自由 。抽象的自由，如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自由是内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每个民族，莫不形成自己所钟爱的观点，后来它脱颖而出，变成了衡量他们之幸福与否的标准。您知道，阁下，从最早的时代起，我国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针对的主要是课税问题。在古代的共和国里 ，大多数斗争，从根本上讲，为的是选举行政官的权利、或国家之不同等级间的平衡。对他们来说，钱的问题并不如此紧要。可是在英国，情况却正相反。在赋税问题上，最有才情的笔、最雄辩的舌头，都曾试练过，最伟大的精神，也曾为之而行动、而受难。对于在争论中力陈英国宪法之优越的人来说，为了彻底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不仅有必要把让渡金钱的特权 ，作为一桩不折不扣的事实加以坚持，不仅有必要去证明：在古代的羊皮纸上 、在无道理好讲的惯例中，（课税的）权利之属于某一名叫"平民院"的团体，是明明白白地予以承认过的；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又试图、并成功地证明，从理论上说也是应该如此的，因为平民院的特殊性质，恰在于它是人民的直接代表，至于那份古老的记录里，是否发出过这样的神谕，则是不关紧要的。在所有的君主国中，人民必须真正握有（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让渡自己金钱的权力，否则就谈不上自由的影子--这一点，他们当作根本性的原则，用尽了辛苦，不厌其详地去申说。殖民地从您的身上带走血脉的同时，也带走了这些观念、这些原则。他们对自由的爱，牢牢地胶附于赋税这个具体的问题。在许多别的事情上，自由之安全，不足使他们高兴，自由处于危险，也不足使他们惊恐。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受到了自由的脉搏；他们之认为自己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向来是依据它的跳动。他们把您的一般论点，套用于自己的情况，其对错，我不欲置言。垄断公理和它的推论，真是大不易也 。眼下的事实是，他们果然在套用这些一般的论点了；而您治理他们的方式--不管是由于宽大还是放任、是智慧还是错误--也使他们在想象中确信：在这些普遍的原则中，他们也是有股份的。

　　他们地方立法会议的形式，还进一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令他们愉快的错误 。他们的政府，民主的色彩是很强的 ，有一些则是完全民主的；在所有的立法会议中，民选的代表最有势力；人民对日常治理的这种参与，总会激起他们骄傲的感情，任何要剥夺他们重要地位的做法，必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感 。

　　这样的政府形式，若要不可避免的运转起来，假如说还有所欠缺，则自有宗教补充这个缺项，使之归于圆满。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这个新的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见破弊、毫不见损伤的；他们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这一自由精神的主要根源。这里的人民是清教徒；这个教派，最反感于对心灵与思想的暗中压服。其信条不仅是赞同自由的，更是建立于自由的基础上 。任何有专制政府气味的东西，"异见派"的教会都是很反感的，若求其缘由，我认为，阁下，则得之于他们宗教之教条的，不如得之于他们历史的为多 。每个人都知道，罗马的天主教，至少与其足迹所至处的政府一样古老；人们也知道，它通常是与它们联手而行，并从官方得到了很大的恩惠、和各种各样的支持。英国的国教，也是在政府的悉心养育下，从摇篮而长大成人的。但"异见派"的事业之喷薄而起，却是逆着人间的一切固有权力；它们只有强烈地主张自然自由权 ，才能为这一背逆之举做辩护。它们的存在，有赖于坚决地、不曲不挠地申明这权利。所有的清教派，即使是最冷静、最消极的，也是一种异见者（dissent） 。而最盛行于我们北方殖民地的宗教，又是反抗教义中的提纯物 ：它是"异见派"中的"异见者"，是清教中的清教派。北方诸省所盛行的，大多是这一宗教，它们支派各异，其共同处，唯在于自由的精神 ；那里的国教，固有其法定的权利，但实际不过是私下的一支，其信众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可能不足一成。殖民者离开英国之际，正是这精神高炽之时 ，而见之于移民者身上的，又是最为地高炽；外国的移民之流，固然不停地汇入这些殖民地里，但其中的大部分，却是持异见于各自国家之权威的人；他们随身而来的气质、性格，和与他们融合在一起的人民的气质和性格，几无不同。

　　阁下，从某些先生的神态中，我看出他们对这描述的（适用）范围，是有不同之见的；因为在南方的殖民地中，国教堪称一大教派，且已坐地为王。这诚然不假。但依我之见，那里的殖民地有一种情势，彻底抵消了这一不同，并使得自由的精神，较之于北方人身上的更高扬、更傲慢。那就是：在佛吉尼亚和南北卡莱罗纳，他们拥有着为数巨大的奴隶。人间凡有奴隶的地方，则自由的人，莫不万分骄傲于自己的自由，珍视自己的自由。自由之于他们，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地位和特权。在自由（freedom）是普遍的福祉、如空气一样广大而遍及一切人的国家 ，自由之中，每每夹杂着牛马般的苦役、巨大的不幸、和奴隶生活的所有外观，由于他们 看不到这一点，故自由之为权利（liberty），在他们中就显得更加的崇高，远不是"自由"一词所可以底尽。阁下，我无意称赞这一感情中气势凌人的派头，在其中，傲慢与品德至少参半的；但我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事实已如此；较之于北方的殖民地，南方人对自由的依恋之情，往往更强烈，更旺盛、更执着。古代的共和国是如此 ；我们的哥特祖先 是如此；当今的波兰人是如此 ；所有不是奴隶、而是奴隶之主人的人，也都将如此。在这样的人民身上，因居于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傲慢，往往与自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更坚定，更不易打败。

　　阁下，请允许我补述殖民地的另一件事实，它对这一桀骜不驯的精神之成长与效用，贡献不可谓小。我是指他们的教育。法律研究的普遍，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如此之甚的。这一职业 人数很多，且势力颇大 ；在多数的省中，它都是执牛耳者。派往会议 的代表们，曾有很多是律师。而所有识字的人、大多数读书的人，莫不努力从这一门科学里，获取一星半点的知识。一位出色的书商曾告诉我说，过去出口到种植园的书籍里，除流行的宗教册子，是没有哪个门类能超过法律书籍的。而现在，殖民者则已掌握了印刷它们的办法，以供自己使用。我还听说，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要》 在美洲的售量，几乎与英国售出的同样多。在您桌子上那封信里，盖奇将军 曾把这一爱好特意地标举出来。他说道，在他的政府中，所有的人都是律师，或粗通法律的人；又说在波士顿，他们成功地借助于诡计，彻底规避了您的一部重要刑事法规 中的许多条款。精于辩论的人会说，法律的知识，理应教他们明白立法机关的权利、他们服从的义务、和对叛乱的惩罚。说得轻巧。议员席上的那位尊贵而博学的朋友，即正在纡尊屈贵地摘出我的话以便于攻蹈的 ，会瞧不起这说法。他和我都曾经听说过，假如法律知识，不被高官厚禄赢取来服务于国家，则它就是政府的可怕对头。假如不以这些巧妙的手段，去驯服、打垮这精神，则它就是不可驾御的，好讼成性的。Abeunt studia in mores（所习之业，是影响性格的） ，法律的研究，每使人敏锐、善察、机巧，每使人果于杀伐，巧于防御，富于智谋 。他国的人，头脑较他们单纯，性格比他们迟钝，只依既成的苦难，论断政治中的病因；而在美洲，他们则依据原则的不良，预见弊端、判断苦难的轻重。他们卜见秕政于千里之外；从每一缕腐臭的微风里，嗅知暴政的来临。

　　殖民地之不驯顺作风的最后原因，与其他的原因相比，力量仍不在小处。因为它全不干人的精神，而是深嵌于事物的自然组织里。您与他们之间，横隔着三千里汪洋。它对统治的消弱力，是无策可以消除的。命令与执行之间，海浪翻涌，间以数月；哪怕一支条款得不到迅速的解释，都足以摧毁整个制度。的确，您有生翼的复仇的仆役，它们的利爪可以把你的雷霆，带去大海最遥远的边缘 。但总会有力量介入进来，限制您的骄狂、您的怒火，它会对您说："你到头了，止步吧。" 你是什么人，也敢怀着焦急与愤怒、大咬自然的马嚼子？--您的遭遇之坏，并不甚于有着幅员辽阔之帝国的所有民族；无论以哪种形式组成的帝国，都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庞大的肌体中，权力运行到末端，力量势必减弱 。这是自然说过的话 。土耳其人之统治埃及、阿拉伯、和库尔德斯坦，不及他统治色雷斯有力；他在克里米亚 和阿尔及尔的主权 ，也不如他加之于布鲁萨和士麦纳的 。专制的政体，必须粜贵籴贱、讨价还价。苏丹只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买取人的顺服。他纡缰信马，才得以统治整个帝国；他统治中心的权威之强大而有力，完全得自于对边远地区之统治的稳健、松弛。西班牙人之得不到各省 良好的服从，或许和您一样。她也同意了；她屈服了，她等待着时机。对广阔而分散的帝国来说，情况永远如此。这是铁律。

　　阁下，正是从这六个重要的源头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自由精神；那就是血统；政权的形式；北方各省的信仰；南部的民情；教育；政权之第一推动者的遥隔万里。这精神，与殖民地的人口而俱长，随其财富而并增；这精神，不幸与来自英国的权力运转相碰撞（它虽然合法，但不符合任何自由的观念，更不投美洲人的自由观念），于是燃起了一片行将毁灭我们的大火。

　　我无意称赞这一过当的精神，或产生这一精神的道德根源。自由精神之柔和、取悦于人者，或许更投我们的意；自由观念之顺从于霸道、无限制的权威者，或许更中我们的下怀。也许我们希望美洲人在劝说下，能相信这一点：自由权委之于我们（作为他们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监护人），比自由权的任何一部分留在他们自己手里，要更加的可靠。但问题不在于这精神是值得称赞、还是该受谴责，而在于--天地良心！--我们该如何去对待它？您面对的，已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带着满头的光辉，和满头未清未净的红尘 。您看到了这分量；这重要性；这性格；这习惯；这乱局。所有这些须考虑的事实，都强烈地催迫我们对美洲的事务做一场决断。我们被召集来，就是给我们未来的行动立方针、定原则，使我们的政治稍得以稳定，以免重开这种不幸的审议。每一次重开审议，问题都变得更棘手。什么样的令人吃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没见过？什么样的怪物，不曾落生于这有悖伦常的冲突 ？权威和抗拒所据的每一原则 ，从各自的一方推进，互不相让，这样走下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没有什么牢固的东西不被动摇了。直到最近，美洲的所有权威，似不过您权威的辐射。即便美洲政体中的民选分支，也是以国王的意志，作其所有行动的根据，和运行的首要源头的。我们曾认为，阁下，这些心怀不满的殖民者，纵其所能，也不过扰乱权威而已；我们都知道，建立一全新的政府，殊非易事，故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自己能补立一权威；但是，当我们（出于我们这一场争斗的目的而）决定凡殖民地议会之不服从者、概不得开会时，那里人民，因看到合法的途径统统被堵死了，他们的脾气，便从另一渠道猛烈地爆发了。有些省象我们一样，进行了他们的试验；但他们的成功了。不经革命的喧腾，没有选举的烦恼手续，他们便建立了政府，并颇为切用。形势之明显的必要、人民之默中的赞同，瞬间即成就了此事。他们做的是那样好，故邓睦尔勋爵 告诉我们说，即使这古老的政府 在它最幸运的时代，其得臣民的服从，也远不及这一新制度。造就政府的，不是政府的名称，不是（如过去）总督的大号，也不是（如现在）委员会 的牌子，而是服从。这一新的政府，是直接源出于人民的；不是经由成文法（positive constitution）之常用的人为中介 ，被遗留下来的；也不是在英国做成成品后、照原样送去的。殖民地的人，一旦发觉在为自由权而抗争的过程中，竟还有可能享受秩序的好处，则人类中最稳健、最冷静者，当面临这样的考验时，就再也不会觉得抗争有什么可怕了--这就是美洲事态产生的恶劣的先例。

　　禁止政府运行、以为惩罚的手段，这一套做法，在麻省行得更绝：我们彻底废除了当地的古老政府。当时我们坚信，即使他们预见不到无政府的后果，乍受这一惊，他们也会立即彻底地屈服。于是我们尝试了这办法。哪知一种新的、奇怪的、出人意料的局面出现了。人们发现无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一个大省，没有总督，没有公民会议，没有法官，没有行政官员，历经 12个月之久，居然活到了现在，活得尚称健康、有生气。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或者说，从这闻所未闻的状态里，将出现什么样的事，即使我们中最智慧的人，又将如何去推断呢？近来的经验使我们明白，许多基本的原则 ，以前我们信以为千真万确的，实不如我们想象的之甚；另有些更重要、更有力的原则，以前我们从不置意的，现在却彻底推翻了那些我们曾以为是万能的原则。再做此类的试验，以图验证这些为社会所承认的、颇有助于社会安宁的见解之真伪，我是坚决地反对；实际上，我们在国内因所有约束之废弛而吃的苦头，与我们在国外因所有已确立的观念被动摇而蒙受的灾难，是同样之甚的 。因为，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为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不攻击、或嘲笑我们的先祖曾为之洒热血的某些原则或情感，我们在与殖民地人的争论中，就休想占一点上风 。

　　阁下，我之不希望再试虎狼方，并不是阻止（对问题做）全面的审查。绝不是。我绝不依据匆匆的一瞥和一孔之得，便做出决定，我要以十足的耐心，从四面考察这问题，我要审之入微，面面俱到。倘得阁下象我这样的关注，则我要说，以我的钝目所及，对这一盛行于您的殖民地、扰乱您政府的倔强精神，处理的手段，是不外有三的。一，以之为不便，去其根源，从而改变它；二，以之为罪犯，去惩罚它；三，以之为必须，去顺同它。我说得挂一而漏万，但我不内疚；我所能想到的仅此三种。的确，有人提出过另一种，即放弃殖民地，但响应甚稀，所以在我看来，是不必太属意于它的。它不过是赌气而已；象是乖张任性的孩子，不能尽得其所欲，就心一狠，什么都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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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论“谨慎是一种政治美德”

　　对慧或政 公众智治智慧而言，不可能确立一种固定的模式，因为不可能对这种智慧进行精确 的定义。但是，尽管无人能够明确划定白天黑夜的界线，光明与黑暗还是完全能够区分开来 。当一位君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时，找到这种光明的政府模式并找到管理这一 政府模式的人才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在追求普遍的抽象和谐与完善时没有对这种和谐与完 善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他根本不经过研究就能把握的这种平常而宁静的 生活。
　　摘自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s(1770)

　　什么叫谨慎，以及谨慎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确实很难明确界定，因为谨慎绝不具有普遍 的属性。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我们的本性决定，我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换取我们的幸福。
　　摘自Speech at Bristol previous to the Election(1780)

　　人是否有权不受任何道德约束而只按自己的快乐欲望随意行动?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世 上不存在这样的权利。人不能生活在完全独立于他人的孤绝状态。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在确 定重大的行动方针时不对他人带来某种影响，或者说，他的行为不产生某种程度的责任。人 所处的这种状态产生了责任规则和原则，并且指示人们在履行责任时要谨慎行事。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高尚的政策曾是造成混乱的祸源--只要世界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 。清楚明白的善的概念，我们一接触到它时，就很容易发现是一种欺骗，就像我们最后发现 它确实是一种欺骗一样。在我看来，这种清楚明白的善的概念在人类政府中并不意味着具有 效用。心灵真正的天真单纯只能加剧这种混乱状况。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我将劝说美国人与你们和解。一旦重新恢复起相互间的信任，那些猜测中的可怕的严刑峻法 自然就会消失。实用的精神、中和的精神以及互惠的精神决不像和解的仲裁者所认为的那 样具有几何学上的正确性(geometrical exactness)。这些精神考虑的是你们的经验，并以 你们的经验为转移。
　　摘自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1774)

　　我觉得把刑事审判的一般观念使用于这场伟大的公共争论似乎偏狭而迂腐。我不知道有什么 方法可以起草一份诉状去控告全体人民。我不能像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在 法 庭上凌辱一位优秀人物沃尔特·拉雷格爵士(Sir Walter Raleigh)那样去凌辱嘲笑我的无数 同胞。我的能力并没有完善到足以使我能对庄重的公众团体课以刑罚，能对具有伟大权威与 尊严的行政官员发号施令，能为民众的安全承担责任。我确实认为，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这 算不上明智之举；对一个智者来说，这不足挂齿；对我们的心灵来说，充满的是人性而不是 宽容与仁慈。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我不知道殖民地在涉及到赋税的问题上经常远远超过了免除赋税的要求，即使在其冷静的时 刻亦是如此。当人们心平气和镇静自若时，以他们恼怒纷乱状态中的行动与表现来判断他们 的性情倾向是不公正的。此外，另一个巨大的错误是认为人类在行动上必须遵循纯理论的抽 象原则，而不管这一原则是政府原则或是自由原则--只要这一原则在争论中是由逻辑 推出，这一原则就是纯理论的抽象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必须支持我们制度中的任何一 个既定党派，或者支持全部党派。然而，我们英国人对此原则却摈弃不用。如果我的话没有 使你们生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向你们举出许多有说明力的例子。我们英国人这样做只是出于自然中和之理。所有的政府、所有人类的利益与福乐、所有的美德以及所有谨慎行为都 必须建立在妥协互让的基础上。我们对复杂恼人之事进行斟酌权衡，并对之进行取舍；我们 放弃了我们的一些权利，但我们又因而享有了另外一些权利；我们宁愿做一个幸福的公民， 而不愿做一个辩才无碍的争论者。正如我们为了享有公民的利益而必须放弃某些自然的自由 一样，我们为了从伟大帝国的友谊与交往中获得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某些公民自由。但是 ，依照公平对待的原则，让渡与换取必须符合某种比例。没有一个人会在交换中让渡自己宝 贵的灵魂。虽然伟大的王朝易使奴隶变得高贵，但这是以基本的权利与人性的内在尊严为高 昂代价来换取帝国的荣耀。我们每个人与其沦落在绝对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还不如冒生命 危险去抗争。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宪政制度需要改善，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自由 体制，但也许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有权以扰乱他的国家的方式，即让他的国家中每一件心爱 之物都遭受到危险的方式去追求这种宪政制度的改善。在每一艰巨的事业中，我们既要考虑 我们会失去什么，又要考虑我们将得到什么。一国人民所拥有的自由的资本越大，其追求自 由时付出无效试尝的危险就越小。这些都是对人的限制。人是按照与其利益相关的动机行动 的，而不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沉思行动的。伟大的思想导师亚里士多德语重心长地、中肯地告 诫我们：这种在道德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虚假的几何学上的精确性，是所有诡辩法中最荒谬之处。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谨慎(Prudence)，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谨慎将领导我们去 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 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国家机器)。在国家发生的所有 变革中，中和节制(moderation)都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仅和平友善，并且强大有力。这 是一种精心安排、调停纷争、妥协互让、团结和谐的美德。这种美德显然不同于胆小怯懦与 寡断优柔。中和节制是一种只有上智之人才拥有的美德当大多数人一致决定反对你时， 做到中和节制就需要深沉的勇气与充分的反思。缺乏思想的公众意志往往表现为一种狂暴急 切的要求，这种要求转眼即逝而不会长久。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的极端行动。当人们肆 无忌惮无所畏惧时，当你的周围弥漫着一片傲慢与狂妄时，当那些拿人的生命作儿戏的人使 你不满从而使你发现谨慎的价值时，这表明你的心灵要准备去接受考验。在普遍的轻率与浮 燥中，你将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冷静沉着、泰然自若的人格，这种人格将会为一个中心把所有 事物都吸引过来。
　　摘自Letter to Mons.Dupont(1789)

　　按照这些理论家诡辩的逻辑，人民的权利几乎总是同其权力相混淆。每当人民全体采取行动 时，任何对他们的反对都将无效。但是，就算权利与权力可以等同起来，人民全体也没有权 利违背万德中之第一美德--谨慎。人没有权利去做不合理的事情，也没有权利去做危害 自己的事情。
　　摘自Reflections(1790)

　　国家存在的目的(在其可能的范围内)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使大多数人遭受到巨大的痛苦 无论如何也决不能说符合这一目的。相反，这种作法完全违背了这一目的。判断人类幸福或 痛苦的依据是人类的感受和情绪，而不是关于他们权利的任何理论。因此，幸福和痛苦就应 该是立法者的行为涉及到人民时的标准。这是对处于特殊状态中的人民所宜采取的自然而必 须的行动，也是在了解了人民的想法、爱好、习惯和所有多样化的生活环境后所宜采取的自 然而必须的行动。职是之故，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去反问自己：你所见 到的社会是处于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中?你怎样去对待这些特殊境况?
　　摘自Speech on Petition of the Unitarians(1792)

　　某人在欢呼庆贺击败绝对君主政体的胜利，但在此事件中，他忽视了不幸君主受到的监禁、 屈辱和贬黜，忽视了对整个秩序和阶级结构的彻底摧毁。这就直接给我们千百万人带来了切 身的苦果，给整个共同体带来了眼前的不幸。我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是自然存在的，因为当人 民按照一种既定的单一观点在寻求其所热望的政治目标时，他们非常容易倾向于淡化或者低 估他们在实施这一目标上产生的邪恶。这并不是这些人人性的反映，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为 他们的人性之善进行争辩的人。这种情况只是表明他们没有充分了解事物的状况，没有详细 考虑事物的前因后果。一旦他们认真对事物进行了详密的思考，他们就会迫使自己去审查这 种大破坏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完全不涉及到事物的先前状态，也不涉及到变革所产 生的后果，也即是说，如果没有去考虑在过去国家的统治下人民生活是否繁荣富庶、商业是 否发达、 文化是否先进、在个人自由无保障的情况下财产是否受到侵犯，他们就很难声称 他们对绝对君主政体的破坏本身是一件善事。他们同人类中的这些人朝夕相处，但他们去丧 失了人类心灵所具有的道德上的同情心。他们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把国家的存在排斥在人类道 德情感之外，并且也把行动者的人格与行动的性质排斥在人类道德情感之外。我们没有一个 人 喜欢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但我们也不会因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或图 拉 真(Trajan)的痛苦而感到欢心。尽管他们是一些绝对的君主，但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像尼禄(N ero)一样被元老院逼迫自杀我们也很难不为之伤情。当我们看到恶贯满盈的尼禄被迫携妻逃 亡异乡渴饮污水时我们不开心，我们看到尼禄的后继者年迈的加尔巴(Galba)因其过错被叛 军杀死之惨状我们又何曾欢喜!这些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的感情与我们的理论相矛 盾。处在这种境况中，感情是真实的，理论则是虚假的。我所要争辩的是，在赞同打倒绝对 君主政体时，应该周全地考虑到与此相关的所有情况。正如福克斯(Fox)先生所说的那样， "考虑问题的方式只能与我们肤浅的心智相适应"。

　　如果推翻政府的做法值得赞同，那么，必须考虑这种做法只能是使政府向更好的方面发展所 采取的初步准备。这种完善政府的做法或是按照政府自身的计划来完成，或是依靠管理政府 的个人来完成，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形不是人为地按照理性区分开来的(指颠覆政府 只是完善政府的初步准备，完善政府才是颠覆政府的最终目的，二者有所区别--译注)。 例 如，当我们赞同我们1688年的革命时，虽然整个民族在革命中采取了防卫战争的形式，事实 证明我们的民族在战争中亦饱受祸乱之苦，但是，我们没有就此停步。我们总是把推翻旧政 府与随之而来的完善国家的重建工作联起来考虑，双管齐下地解决问题。当我们在估量一场革命时，我们既要考虑离开旧事物所获得的价值，又要考虑交换新事物所获得的价值。

　　砸碎其整个国家结构的人负有举证的责任，他们找不到妥善解决政府问题的方式来达到他们 合理的目的，此外，他们所追求的方法不符合千百万人现时的幸福，也不适合去改变历史传 统所形成的积淀物。在他们的政治安排中，人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们此世的福乐。 我们对道德的信赖本是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绝对可以自我作主，但是，现在我们却要把这 种我们对道德信赖转交给我们的时代，由我们的时代来为我们作主。对将来而言，我们就像 一个受监护的孩童一样受其任意支配。这样，我们就不能力图去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而是 用我们的全部本钱去赌博，去孤注一掷地进行冒险。

　　我们不需像诡辩家那样去讨论这一问题，不管怎样，决不能因为某种利益去宽容某些邪恶。 所有普遍的东西都不能够合理地去论证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主题。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作用 不属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之列。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不像处理数学问题所采取的概念的方式， 道德问题要比数学问题广泛深邃得多，故处理道德问题时允许例外，并且要求根据实际情况 随时进行修改。这种例外和修改不能通过逻辑的推演过程预先得知，而只能靠奉行谨慎的原 则来达到。谨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 导者、调节者和标准。缺乏精确的定义形而上学就不能存在，而谨慎则是自己确定自己的本质。我们的法院在审理虚假不实的案件时不怕按照法律条款来做出判决，而谨慎的道德家则 害怕把涉及到良心的狂热而危险的事件放到根本不存在的紧急状态中来处理。如果不事先去 确定根本就无法确定的东西，那么，我敢断言，在政府爆发革命的情况下，在我们还没有为 革命付出我们珍贵的代价之前，即还没有付出我们自己的道德和我们同胞的幸福之前，使人 不能忍受的过分的邪恶会被克服掉，无数人心共认的明确的善必然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 我们应该做一个节俭的人，甚至做一个吝啬的人的话，那么只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对待恶的 问题上自觉自愿地做到谨慎。每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都含藏着某些邪恶。
　　摘自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1791)

　　我决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只有没有理性的人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 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把抽象的观念逐出所有的领域，完全可以不用抽 象的观念去解决世间存在的一切问题。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样做我将取消所有的原则。如果 我们的心灵缺乏健康正确而又简明易懂的原则的照耀指引，政治生活中的推理就像其它领域 中的推理一样，将陷在杂乱无章的琐碎的特殊事像中一团糟，无法得出任何理论的或实践的 结论。政治家不同于学院中的教授：教授对社会只具有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而政治家则要把 无数的具体境况同这些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联在一起来进行思考。具体境况是难以穷尽的，这 种关联性的思考也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境况是变动不居的，同时又是瞬间即逝的。一个人如 果不把具体境况同普遍观念联起来思考问题，这个人不只是犯了错误，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可以说这个人是形而上学的疯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决不能丧失原则的照耀与指引，同时也 不能丧失具体境况的照耀与指引。如果政治家在处理政务时所作出的判断完全违背当时情况 的紧迫要求，这个政治家就会永远葬送他的国家。

　　我将继续论证这一问题--一个代表了社会的政府，有权对人们的行动和人们公开宣扬 的学说推行普遍的监督与控制。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但是 ，必须按照公正的判断来行使这一权力，这是人们同最高权威的约定。这样做并非假定可以 愚蠢地或者不正当地行使不合法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权力)，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 反对它自己真正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只有在出现暴政和篡权时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很难 相信下述事实：对一种立法机构完全有能力胜任的事件，如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不遵循谨慎 与仁慈的原则，使人难以忍受的恶果不会发生。因此，说到底，这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判断，而不涉及到任何抽象的权利理论。这种在政治中依道德和价值来作出判断的做法可以保障 政府忠诚其目的。在实践中与现实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的苍白粗陋的真理，必然在理论上是 虚假不实的谎言。一种合理的、谨慎的、出于长远考虑的、适度的强制，是避免极端暴行和 苛政的有效方法。而按照那种普遍流行的过激学说，国家一旦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就会要求 采取最严厉、最暴虐的手段去镇压反对现存政府的人。
　 　摘自Speech on Petition of the Unitarians(1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