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学术江湖问题多 抄袭案只是冰山一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8 09:49:21
汪晖和朱学勤先后卷入抄袭漩涡。“挺汪”与“倒汪”形成两派，汪晖对抄袭不予回应。而朱学勤则一方面否认抄袭，另一方面请求复旦大学“审判”自己，宣称如果认定抄袭，就交文凭辞职。一时弄得还挺热闹。
两桩公案，表面上看，抄与没抄乃是与非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又存在是非模糊、泾渭未必分明的现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根据已披露的信息看，指责抄袭与否认抄袭的证据都不足以驳倒对方，给上述两位发文凭的清华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对此事的态度模棱两可，各方对此的评价也夹杂着奇谈怪论。
有人为汪晖与朱学勤“鸣冤”。“二人被指抄袭的博士论文分别发表于1988年和1992年，那时候学术规范还不是普遍共识”，“上世纪末的20多年，国内的学术主要是引进西学，很多学者都在大量借鉴，说白了就是抄西方的著作”，“如果以现在的规范要求上世纪的学者，可以肯定，至少99％以上的文科学者都存在这方面问题”。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别人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可以算“原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难不成是季羡林的“作品”？鲁迅曾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过去都这么干”不代表正确，只能加深“原罪”的烙印。
偷书不算偷，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缺乏耻感的“堂皇理由”。中国学术界本就不高的道德标准正在面临挑战。在学而优则仕、学术官本位、有权有名就有利的背景下，不少人信奉“英雄莫问出处”、“重结果不重过程”。既然买卖文凭屡见不鲜，论文抄袭在一些人看来更是小儿科。
学术也讲“权”威，权力也构筑自己的帮派。在学术老板与学术打工仔之间出现了这样一幅吊诡的场景。一方面，打工仔撰写的论文须将“老板”放在第一署名位置，打工仔不得不接受“老板”剥削，因为只有“老板”才具有申报课题、获得奖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一些打工仔、或是“老板”自身的抄袭败露，“老板”又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一帮手下也得力挺“老板”。这并非是出于真正的学术拥戴，而是唯恐树倒猢狲散，丢了自己的饭碗。
学术帮派之间同样存在勾心斗角，朱学勤与汪晖分属“自由派”与“新左派”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有人甚至认为此番抄袭热炒是学派之间的“狗咬狗”。也就是，你不让我的日子好过，我也不让你过得舒坦。这已不仅仅是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充斥着“阴谋论”的味道。学术不像学术，反倒像山大王带领一帮小喽罗群讴（群体讴歌）与群殴（群体斗殴）的江湖，而看客们只有群呕（群体呕吐）的份儿。
更进一步地说，垃圾论文成灾，论文抄袭此起彼伏，折射出中国学术评价与考核机制的弊病，彰显的只是政绩指挥棒下滥竽充数的所谓成果。学术高度行政化，行政领导并不以学术尊严为根本考量，而是以行政管理的思路命令下级，官僚作风令思想自由、开放民主的科学精神难觅生存土壤。再加上，中国学界目前没有公认的抄袭调查路径与判断标准，行政领导难保不会考虑涉案学者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地位，更可能顾及所在名校的声誉，因而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老套。
有人为中国学术开出药方，应成立独立管理、自我约束的学术共同体，制定维护学术共同体声誉的学术规范和制度，据此对学者进行学术评价与违规处理，其最高理念是维护学术声誉与尊严，完全按照学术规律办事，不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干扰。这种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涉及到省属部属高校的改制，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还说过：“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没有级别什么都干不了。”官本位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只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让教育机构当吃螃蟹的人，教育机构有底气吗？
可以断定，在当下的学术体系中，汪晖与朱学勤不会是最后的被质疑者。这两起抄袭悬案也很难成为引发学术与教育架构整体变革的导火索。结果可能只是露出学界深层问题的冰山一角，令人们发出一声叹息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简介：蒋萌，已在人民网、东方网发表时评几百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报刊发表时评、杂文、散文数百篇。作品被《读者》、《报刊文摘》等转载。2005年起，每年均有作品入选全国性杂文选编。2006年出版《蒋萌网评》一书。
两桩公案，表面上看，抄与没抄乃是与非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又存在是非模糊、泾渭未必分明的现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根据已披露的信息看，指责抄袭与否认抄袭的证据都不足以驳倒对方，给上述两位发文凭的清华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对此事的态度模棱两可，各方对此的评价也夹杂着奇谈怪论。
有人为汪晖与朱学勤“鸣冤”。“二人被指抄袭的博士论文分别发表于1988年和1992年，那时候学术规范还不是普遍共识”，“上世纪末的20多年，国内的学术主要是引进西学，很多学者都在大量借鉴，说白了就是抄西方的著作”，“如果以现在的规范要求上世纪的学者，可以肯定，至少99％以上的文科学者都存在这方面问题”。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别人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可以算“原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难不成是季羡林的“作品”？鲁迅曾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过去都这么干”不代表正确，只能加深“原罪”的烙印。
偷书不算偷，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缺乏耻感的“堂皇理由”。中国学术界本就不高的道德标准正在面临挑战。在学而优则仕、学术官本位、有权有名就有利的背景下，不少人信奉“英雄莫问出处”、“重结果不重过程”。既然买卖文凭屡见不鲜，论文抄袭在一些人看来更是小儿科。
学术也讲“权”威，权力也构筑自己的帮派。在学术老板与学术打工仔之间出现了这样一幅吊诡的场景。一方面，打工仔撰写的论文须将“老板”放在第一署名位置，打工仔不得不接受“老板”剥削，因为只有“老板”才具有申报课题、获得奖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一些打工仔、或是“老板”自身的抄袭败露，“老板”又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一帮手下也得力挺“老板”。这并非是出于真正的学术拥戴，而是唯恐树倒猢狲散，丢了自己的饭碗。
学术帮派之间同样存在勾心斗角，朱学勤与汪晖分属“自由派”与“新左派”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有人甚至认为此番抄袭热炒是学派之间的“狗咬狗”。也就是，你不让我的日子好过，我也不让你过得舒坦。这已不仅仅是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充斥着“阴谋论”的味道。学术不像学术，反倒像山大王带领一帮小喽罗群讴（群体讴歌）与群殴（群体斗殴）的江湖，而看客们只有群呕（群体呕吐）的份儿。
更进一步地说，垃圾论文成灾，论文抄袭此起彼伏，折射出中国学术评价与考核机制的弊病，彰显的只是政绩指挥棒下滥竽充数的所谓成果。学术高度行政化，行政领导并不以学术尊严为根本考量，而是以行政管理的思路命令下级，官僚作风令思想自由、开放民主的科学精神难觅生存土壤。再加上，中国学界目前没有公认的抄袭调查路径与判断标准，行政领导难保不会考虑涉案学者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地位，更可能顾及所在名校的声誉，因而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老套。
有人为中国学术开出药方，应成立独立管理、自我约束的学术共同体，制定维护学术共同体声誉的学术规范和制度，据此对学者进行学术评价与违规处理，其最高理念是维护学术声誉与尊严，完全按照学术规律办事，不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干扰。这种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涉及到省属部属高校的改制，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还说过：“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没有级别什么都干不了。”官本位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只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让教育机构当吃螃蟹的人，教育机构有底气吗？
可以断定，在当下的学术体系中，汪晖与朱学勤不会是最后的被质疑者。这两起抄袭悬案也很难成为引发学术与教育架构整体变革的导火索。结果可能只是露出学界深层问题的冰山一角，令人们发出一声叹息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简介：蒋萌，已在人民网、东方网发表时评几百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报刊发表时评、杂文、散文数百篇。作品被《读者》、《报刊文摘》等转载。2005年起，每年均有作品入选全国性杂文选编。2006年出版《蒋萌网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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