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黄兴与南京留守处

民国往事- 黄兴与南京留守处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积贫积弱，仿佛一幢千疮百孔的破屋，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勉强裱糊，但里面栋梁早已腐朽，因而革命党人并未动员多少力量，清王朝便轰然倒塌。
正如前文所说，清末举办新政耗费极大，虽然财政收入每年高速度增长，但仍旧不敷使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得惊人。当时北洋军军饷缺乏，隆裕太后是清楚的，但她不清楚的是，其实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也是囊中空空如洗。
打仗就是要花钱，没有钱就打不成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时袁世凯倒是提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毁家纾难，捐献点钱出来，可是等隆裕太后发出懿旨后，那些主张的亲贵们也就没了声音。此所谓，“纾难人人之所欲也；毁家则人人之所不欲也”。事实上，北京城内的那些王府中，随便“毁”他几家，也够北洋军打上好几个月了，但问题是，谁愿意“舍小家、保大家”呢？清王朝混到这地步，还能不亡嘛？
俗话说得好，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北京的袁世凯还是南京的革命党人，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来说，问题还相对好一点，因为他可以继续沿用前清的政治遗产，可以在原有的机构上继续运作；但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新生事物，白手起家，而且和原来的体制格格不入，几无生存之原土。
黄兴在赴北京之前，便一直留在南京处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的遗留问题，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各省民军的裁撤与遣散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加上各地来到南京准备北伐的军队，数量达到20万以上。
这20万人，固然是革命的主力，但同样要吃饭、要发饷，还要发武器装备和日常补给，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孙中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等到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后，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孙大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由此，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状可以想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二千元）。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由于财政困难，民军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的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这时，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的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
当时孙中山在私下谈话中也曾无奈地承认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如此一来，孙中山当时非但不能发动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也就只能与袁世凯进行妥协和议了。
换种角度看问题，不管袁世凯是不是篡夺了革命果实，但在孙中山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想必他在遗憾的同时，也会感到一丝轻松。
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这些搞政治的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
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黄兴的身上。当时的民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兵员良莠不齐，有的部队甚至军纪涣散，这让袁世凯极为头疼。因此他在任命内阁成员的时候，也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南京留守，想借黄兴之手来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黄兴实在是个忠厚人，他很爽气的接受了任命并通电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当时南京各驻军的情形也确实复杂，一些军官都自称革命有功，终日奔走于陆军部（现为南京留守处）索要军饷枪械，当然，有些人也并非是为革命精神，不过是为日后升官发财打下基础而已。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南京民军的权力，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袁世凯很狡猾，他并不想去得罪南京的民军，而是要借黄兴之手来加以裁撤，谁让你黄兴是南方军界的领袖呢？他这次就是要给黄兴出个难题，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这个局面！
在和议告成后，南方的军队在事实上已经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已经超过了各省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而这些军队的兵员素质又大多参差不齐，很多人根本就是为了吃饭而来，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和政治素质。
当时《民立报》就曾批评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
4月11日，驻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便因为欠饷而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极坏。事实上，这次哗变和2月底的北京兵变其实几乎雷同---你不发钱，我就抢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正在上海公干，他得到消息后急忙坐夜车往回赶。等他回到南京的时候，天色已亮，兵变也被驻宁各部以十分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下去。对此，黄兴何尝不感到负疚？当时在南京的一些部队，不仅军饷拖欠，而且供应也极其微薄，有的部队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兵变后，黄兴心中焦灼万分，他一再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催问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哗溃之势。二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南京），必有大乱！”
对此，袁世凯置若罔闻，他就是要把黄兴放在火上烤，要看黄兴的笑话。民军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义解散嘛！不要说袁世凯当时确实没钱，就是有钱，那也不能给南方的革命党啊。
无可奈何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但这又谈何容易！尽管困难重重，但黄兴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驻扎在南京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5个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后来他出任安徽都督，将大半部队带去安徽；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归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其部队大部分遣返广西；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其部队由广东新军组成，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解散；第五军军长朱瑞，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部队由其带回浙江。另外还有一些江苏的军队，则由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在兵变发生后，黄兴对权位更加失去了兴趣，他不希望中国再次出现以武力角逐政权的流血冲突，而愿改之为和平的政治竞争。在与财政总长熊希龄闹翻后，黄兴在财政上已经是毫无办法，他不顾同盟会激烈派的反对，向袁世凯一再要求辞去南京留守处的职位，去意甚决。说句公道话，整理裁撤南京的军队真的让黄兴身心憔悴，已经是不堪重负。
对于这个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事实上，袁世凯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消磨革命党人的斗志，因而当黄兴提出辞职后，袁世凯仍旧刻意予以挽留，直到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处，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
黄兴卸任后，可谓是如释重负。当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元老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72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