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刊文解析社会分配不公根源 系四大因素造成

分好“蛋糕”促和谐
——怎么看分配不公
《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09日 15 版）
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现象？
公平，一般地讲，反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
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尽管这里面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学者认为，当前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
还比如，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与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不相符。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治不绝。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对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虽然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应看分配与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贡献多则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应看政府是否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对分配进行必要的调节；在三次分配中，主要应看高收入群体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知识点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A/A+B）。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就越大。
知识点
三次分配机制
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现阶段分配不公问题原因何在？
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的呼声也很高。对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这些年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公平感似乎还强了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真分析分配不公问题产生的原因。
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比如，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
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等。比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据统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
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同时，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监管。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对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强烈。一旦对分配不公现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呼声，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这句俗语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正像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目前收入差距已经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成为广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分配公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
分配不公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作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权利平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权利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违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体现。
分配不公阻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需不足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制约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内需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而低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但无力增加消费支出。结果就会出现“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分配不公会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降低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改革、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触及自身利益，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会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从而丧失工作和创造的激情，使社会发展丧失活力。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分配不公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当前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源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公还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容易泛滥。
可以说，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并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突出强调，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是一场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必须照顾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协调好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识。同时应看到，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要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切实得到提高，使再分配的各项调控机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在促进分配公平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努力，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切实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网友提问
网友：促进社会和谐要保障公平，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讲求效率，那么应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答：公平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效率的提高。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要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既要有紧迫感，也不能在短期内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把胃口吊得过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以降低效率来追求低水平的公平，而应主要着力为困难群体提供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
如何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4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总书记的话既切中了分配不公问题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国则差距较大。要完善和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水平。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应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增加工人的发言权。近年来，不少省份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24.7万份，覆盖企业211.2万个。应逐步全面推行这一制度，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有效发挥对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要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都要向农业农村倾斜。提高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扩大涉农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应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如何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抓住机遇、勇于开拓，通过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等方式，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5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
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在垄断行业的权益得到保障。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加大税收的调节作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
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促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群体，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广大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违规、违法行为获得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应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小。应通过多种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城镇化。制约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长期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分重要的就是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流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问题，稳步推进进城农民逐步融入城镇，让更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积极引导人们自主创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劳动者创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场地安排、工商管理等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研究表明，一个人接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受教育时间越长，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的阶梯”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加强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把低知识水平、低技能的劳动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劳动岗位上，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且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要规范和发展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保险市场，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理财渠道。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古往今来，人类对于公平分配的追求从未停歇。当代中国，亿万人民必将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共同分享自己创造的甘甜果实。
观点声音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两头超载”、中间纤弱的“哑铃形”发展，必然是病态的发展。
只有促进分配公平，才能避免部分社会群体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才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要算成本账、收益账、良心账。
社会分配存四大失衡 贫富差距日益影响社会稳定
新华社研究员近日撰文称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存在四大失衡现象，包括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文章称，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该文章指出，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看数据
中国人当真热爱储蓄?
政府存款vs 居民存款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点评：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
劳动者报酬悬殊巨大
企业高管高薪vs 广大职工普薪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
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 D 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点评：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城乡差别继续扩大
城镇居民收入vs 农村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11759.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28倍。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水平。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高低各2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1.5倍，而城乡居民高低各1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55倍。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
点评：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权力资本的魔杖效应
国企vs 民营企业
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推行的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又因为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 .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点评：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其结果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政府应多给弱势群体更多话语权与主导权。
基尼系数超越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 .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 .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 专家建议加快改革

[提要]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加上房补等各种福利，实际收入百万。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但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生活压力还是大。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我来微评]
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实说。
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实说。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李实说。
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
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收入分配失衡带来社会风险 需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 D 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 .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 .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 .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 D 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 D 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垄断行业暗藏亲缘脉络 员工灰色收入系工资数倍
■垄断行业的“亲缘”脉络，实际上是一条损害市场公平竞争、见不得阳光的利益链
有朋友在地方电力部门工作，谈到收入他颇有怨辞：“社会上一个劲儿地让我们减薪，我们的工资条上，工资一栏的收入都快减没了！”从表面上看，这些年垄断行业的工资确实没怎么涨，有的行业甚至降了不少，但实际上，垄断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却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仍然比普通行业的职工高出一大块。
有调查显示，一些垄断行业企业员工的灰色收入，是工资单上的好几倍。这么多钱从哪儿来？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上下游企业的“利益输送”。
一些垄断行业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任意将工程项目转包给指定企业。而这些企业既有当年国企改革主辅分离时剥离出去的“儿子”、“孙子”企业；也有垄断企业职工集资投资的企业，或者干脆由垄断企业自己“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可谓垄断企业的“双胞胎”。它们与垄断企业明脱暗不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当垄断企业进行招投标，这些“血亲”们总会获得优先的机会，从垄断利润中分得一杯羹。当然，他们也会以各种名目、途径慷慨地回馈垄断企业的厚爱。比如为垄断企业报销各种账外的票据，让垄断企业员工直接享受企业的分红……总之“肉烂在锅里”，大家分而享之。所以，尽管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表面上连连下调，暗地里却仍然肥美。
在一些垄断行业，如此“血亲”相连、利益共享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已经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则、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滋生腐败，最终侵害消费者利益和全社会公共利益。
垄断行业的“亲缘”脉络，实际上是一条损害市场公平竞争、见不得阳光的利益链！必须下大力气查清并割断垄断行业的“血亲”。
只有市场公平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垄断行业包办国家投资，从而有机会牟取不正当利润的弊端。除涉及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行业，都应当进行市场化运行。通过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实行充分的市场竞争，遏制垄断企业的权力扩张。
此外，垄断行业利用垄断优势，对很多项目、产品的定价实行“一言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招投标的市场机制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垄断企业的“血亲”们必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实行更为严格的、置于有效监督之下的招投标制度，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还有，审计部门审计垄断行业的收入，不能只看“工资单”。“一个企业，多个账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工资单，就是专门做给审计部门看的。审计部门可以通过核查垄断企业的账外收入，顺藤摸瓜，理清垄断企业的“家族血亲”脉络，对垄断企业经营进行全面的审查。看看垄断企业所谓的“举贤不避亲”，是否保证了相关工程、项目的质量标准？为了“血亲”的利益，垄断企业的相关工程预算是否掺杂太多水分？近年来，国家审计部门已经陆续进驻一些垄断企业进行审计，希望监管部门的铁腕，能扯断垄断行业的“血亲”链条！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民众担心社会资源被垄断
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
在政策层面，各级党政系统也出台或者酝酿应对之道。比如党校对富二代的培训，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而在社会层面，“快乐男声”中富二代和评委的交锋，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等等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导读：
抢的哲学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因此，不奇怪的是，这些词汇每一个的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飙车，基层的官位世袭现象，大学生自杀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就演变成网络上的对骂战。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
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抢行业就是抢上游产业，资源垄断性产业；抢身份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而正是在抢的过程中，各种潜规则和壁垒暗地丛生。我们不否认明规则依然存在，不断健全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了仍然有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底层人士占到了那个决定腰包的“屁股”。但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建设总是赶不上潜规则滋长的速度。这些“屁股”们也日益形成自己的买卖“价格”体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
成功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在煎熬挣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网络一抒胸臆。
共识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恐怕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现象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穷人的上升问题。虽然二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很明显，但无论是富、官还是穷，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无论何人，上面还有一个掌握最强大塑造能力的国家权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荣耀，但价值观和伦理拷问，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着他们。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而官二代，在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崭新的形象出现，而不堕入中国历史上的衙内魔咒？什么时候，民众才不会普遍地只是从一个个腐败案件中“子女”、“身边人”等词汇中才看到他们的影子？
财富总归是要回报给社会，权力终究要被圈在为民服务的笼子里。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财富、权力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仇恨只能带来恶性循环，而形成能够共享的共识是无论何种出身的人们都要面临的问题。财富和权力只能带来外在的物质的差别，但心灵上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悲剧。转型中国需要的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欢宴，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尤其是在社会性报复和泄愤事件频发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些事件会刺激不同群体之间隔阂的加深。二代们应该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让历史不在更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对改革造成的断裂和隔阂，要从二代们开始实现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仅仅是着眼于“政治上可靠”这样的宏大层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竞争方面应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富二代”凭什么接力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
“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季伟特邀请记者参加了5月10日晚的一场活动，他的一位富二代朋友设宴为一位西藏活佛送行。活佛第二天就要回西藏，饭后大家到活佛设在酒店中的念经房叙别。活佛赠送佛画，信徒们双脚跪接，非常虔诚。季伟特虽然第一次与活佛相识，但他坐在活佛边上，不时和活佛交头接耳。季伟特离场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信教的富二代对成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买了设备，开了工厂，坐在办公室里，生意就来了，财富就来了，而别人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对家族的富有，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的家安在上海顶级街区——新天地。晚上9点多，新天地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时，激扬的音乐从那些被翻修得时尚奢华的石库门巷弄里传出，延续着上海滩纸醉金迷的场景。季伟特熟门熟路，带记者快速穿越热闹，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吃冰激凌。他为自己点了一个草莓冰激凌，添加葡萄干和核桃仁。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本来，那30万元季伟特是向父亲借的，但老爷子不给。“接力中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次协会请季伟特父亲来开讲座，大家发现“季伟特父亲气场大，把季伟特整个儿压下去”，“我们都有点想为季伟特打抱不平了”。季伟特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要通过开辟一片新天地来证明自己。父亲的阴影是季伟特最大的哀愁，但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季伟特愿意传承的一笔财富。
与作为“实践家”的父辈相比，季伟特觉得富二代受教育好，文化、品牌懂得深一点，变成“理论家”，理论指导实践，富二代要靠文化、组织和团队的力量传承家业。他的信条是：“工作要快快乐乐，钱要赚得有意义。”
季伟特还谈“名门意识”：“国外家族哪怕很败落，他会留下一句话，比如‘永不妥协’，如果后代做不到，你就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季伟特觉得他和父辈有义务为后代留下家训，让后代为之骄傲。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富二代，必须给第三代留下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其中有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分析师等等，可以提供很完善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稳定运行，超越“富不过三代”的紧箍咒。季伟特做的是由富而贵以及百年企业的梦想。
陈雪频评价说：“季伟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那是2007年夏，芳雨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进入父亲企业工作，而是和一批朋友在伦敦开了一家时尚家具公司，目标客户是大学刚毕业的伦敦年轻人。芳雨中只赚利润最高的研发和销售两个环节，生产环节外包给东莞家具厂。“让中国工厂痛痛快快赚生产环节的钱，”芳雨中说，“我想做一名纯粹的商人。”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我想在中国打造一个音乐嘉年华，类似大卖场，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乐器，人们在那里欣赏乐器，欣赏音乐，同时订购乐器，把卖乐器的场所变成一个快乐天堂。”芳雨中设想，除了销售自己品牌的乐器，他还代理其他品牌的乐器，塑造一种全新的销售终端。记者提醒芳雨中，中国人的音乐修养和购买力，还不足于支撑他实现梦想，如果他非要做开山鼻祖，不得不花精力做国民音乐启蒙，比如通过办论坛，办比赛等方式推广乐器。芳雨中说有意做一个音乐布道者。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其实，芳雨中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
“穷二代”的胶囊联盟
文_特约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胶囊公寓”撕开了北京房价飞涨背景下的繁荣面纱，让人看到了大都市背后庞大密集“蚁族”的生活。随着改革进入第二个30年，中国人的穷富分野也进入了第二代。他们依托前辈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轨迹继续前行，但在追逐梦想的首都北京，有的人获得的可能是整个世界，有的人获得的可能只是一枚“胶囊”。
“穷二代”这个名词概括了那些弱势又充满希望努力拼搏的人群，“胶囊公寓”则成为他们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无论言辞多好，这种仅能容纳一张床的2平方米小屋，与超过半数的房屋空置相比，无疑是财富被攫取后留给“穷二代”最形象的礼物。
黄氏胶囊有8间
“觉得那不是给人住的，我来北京，宁可住多人间的学生公寓，也不愿意住那样的屋子。没有窗户，让人窒息。那么小的地方，进屋直接脱鞋上床……长期住，对身心都不好。”沈阳姑娘庄宁说，“本来北漂一族对生活的心态就很重要，一直住那种地方，心里肯定憋屈死了。”
“胶囊公寓”位于北京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居民楼上，是78岁老人黄日新的发明。
首个与黄日新老人签订租房协议的山西姑娘张琪在见到记者的时候特别疲惫。“住在这里几天，我发现自己变得焦虑、狂躁和疲惫，中午到国贸办事，坐10号线到这里，感觉特别漫长。”她搬进“胶囊公寓”后，最大的愿望是能睡一个好觉，但就是睡不着。“我的身体根本没法接受，我感到特别孤独，今天特别想找人讲话。”
六郎庄在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和中关村的距离是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一名居住在六郎庄的青年告诉记者：“我们这栋楼里，有许多在中关村卖电脑的。”
在中关村做软件工程师的谢常财的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500元。“我觉得挺有新意，对刚毕业处于过渡期的大学生，有一定的价值，能起到缓和作用，毕竟对于在城市里每月挣2000至3000元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拿出八九百元在城区租一个房子，显得难以承受。”他已经不是刚毕业大学生，但为了节约钱住在六郎庄。
2010年4月，记者多次来到这里，并在“胶囊公寓”体验了一晚。324房间内的“胶囊公寓”有两间，其规格为120厘米宽，220厘米长，200厘米高；328房间和332房间内的“胶囊公寓”分别有3个，宽度缩小为90厘米，长度和高度不变。房间内摆放的胶囊公寓，就像在一个方盒子里整齐摆放的火柴盒。
“胶囊公寓”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一张床。不过，床头上还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方有一个明亮的大节能灯，灯下有4个插座和一个网线插孔，符合新生代的生活习惯。其月租金为小胶囊250元，大胶囊350元。“我的‘胶囊公寓’墙壁是用钢板和混凝土做的，具有防火、防盗和防热功能，还申请了国家专利。”黄日新老人说。
“我主要希望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或者是在街上流浪的弱势群体建造一个安身之所。”黄日新介绍，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日本的胶囊旅馆，但日本胶囊旅馆太豪华，造价太贵，每间达到1万元人民币，每月租金也高达640美元，“我的‘胶囊公寓’研制期间的造价为一个2500元，规模化生产成本大约在1500元，月租金200元到250元，属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可承受的范围”。
北京处处是胶囊
黄日新是一个热能装置动力工程师，在其78岁的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设计了北京东郊全国最大的北京华能热电站热能动力装置，二是年轻时代帮助翻译了前苏联奥运冠军的《论跑》并在中国出版，第三件事是他在1956年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的800米比赛第三名。2009年下半年以来，老人进入通过发明解决中国困境的激情中。
“小说家的作用是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作为科学家，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明，为社会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政府解决目前突出的问题。”黄日新告诉记者，“在我的‘胶囊公寓’诞生前，北京已经处处都是‘胶囊公寓’，在天通苑，在唐家岭和小月河，只要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聚居的地方，就有胶囊公寓，不过他们是用木板隔成的，10平方米的房间放上3张高低铺，住上6个人”。
唐家岭的名气，是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的调查报告《蚁族》出版后迅速形成的。唐家岭位于北京海淀区城铁十三号线上地站到西二旗站的西边，是北京的城郊结合部，原住民仅有5000人，却居住了5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从这里出去的电影演员王宝强，是房客们心里的传说。
廉思调查后认为，“蚁族”是一群来自西部农村或者县城的高智商群体，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渴望融入大城市，但没有“富二代”或“权二代”的家庭背景，只能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群居”不合法，但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存在着群居的事实。在中国农科院东边的天马公寓就是聚居点之一，山西大学在北京实习的学生高源和崔鹏今年7月将毕业。他们开始住的是8人间，后来住到20人间，房租都是每月290元。“同一个宿舍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谁今天来了明天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最难受的是根本没法睡觉，贵重的东西也不敢放在身上。”他们找到黄日新，听到“胶囊公寓”已经住满人的消息后，脸上很失望。
“看了《蚁族》之后，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这些孩子都读了大学，可政府却不能为他们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让他们成了蚁族。他们高智、弱势、群居，很坚强，作为过来人，有必要帮助他们。”黄日新对记者说，从2009年起，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最开始叫“蚁族公寓”，后来听从别人建议改叫“胶囊公寓”，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黄日新说：“胶囊公寓的定位是‘流动人口的临时居留所’，本来设计的思想就是既让你住得舒服，也让你住得不舒服，住得舒服的意思是比唐家岭的上下铺和在街头流浪要舒服，开支也不高，但如果找到了工作，工资收入有改善了，住房需求提高了，就会觉得住得不舒服，自然就要搬走了。”
胶囊虽小也是家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下半年以来，北京房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在2010年3月份，北京三环内的房屋普遍进入3万元时代，而房价上涨最疯狂的通州，期房价格从每平米5000多元一直升上2万多元。房价飞速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于炒房。
买不起房逐渐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逃离北上广”正在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还有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经联盟秘书长陈云峰表示，胶囊公寓是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奔5万之后产生的时代产物，“是对现在房地产政策及高房价非常绝妙的讽刺。年轻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要在这么一个连翻身都要扶墙的‘胶囊’公寓当中生活”。
黄日新介绍，他的“胶囊公寓”经过《北京青年报》报道后，被网络编辑发现，“胶囊公寓”才被人们广泛知道，并制作成一个模型放到展台上，成为2010年北京春季房地产交易会的焦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部分国外的媒体都派出记者守候在胶囊公寓，等待着有可能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山西姑娘张琪是最早从试住状态转为租住的人，她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曾经获得首届中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山西赛区的第一名，从网上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以后，就来到胶囊公寓试住，后来决定租下来。“胶囊公寓是一种概念，实际的意义在于引导社会可以这样做，但它的效果还有待检验，我觉得它的巨大作用在于挑战人类居住的生存极限，我在这里住过之后，下一步可以考虑看是否可以在大衣柜里居住了。”
租客孟小来来自甘肃，他的网名叫“黑骆驼”，最大的爱好是写诗，他自称是几家公司的顾问，长于策划。孟小来说：“当我从网上看到黄老做的胶囊公寓以后，我必须去支持他，而支持他的最好的方式是去租住他的房子。”他2010年4月10日来到六郎庄，直接就和黄日新签订了租住协议，他居住的是一个宽120厘米的胶囊。
孟小来告诉记者，他在西安原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过去经常来北京出差。“在北京我住过朋友家，也住过浴室，也住过高档的宾馆，但始终没有家的感觉。”他说，本次到北京来也属于无奈之举，因为已经跟妻子协议离婚、净身出户了，“现在我在胶囊公寓，胶囊虽小，但我终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来自天津的温娇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的环境管理专业，今年23岁，是个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北京打拼，两年来一共挣到5000元，她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母亲资助。
她的梦想是唱歌，还出过一个专辑《单边爱》，发行量是2000张，“主题歌是我自己写的”。她告诉记者，她曾经去找过一些歌厅、咖啡馆做歌手，“但人家都嫌我没有经验，我很受打击”，“现在我仍然希望找到一个能唱歌的工作”。
“我以前是和朋友合租房子，一个月要花500元，太高了。我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就找过来了。”温娇说，“那天我打电话，黄老说还有一个女孩在等着租房子，让我3点半来。”“我担心最后一间房子被租出去了，所以就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租到了。”
记者看到，温娇居住的胶囊公寓属于小型的公寓，宽度大约为90厘米，床头桌上放着温娇的笔记本电脑。“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出去转转，买一点吃的东西回来。”她告诉记者，她每天的生活开支是25元，早上吃灌饼，中午和晚上吃盖饭。
在4月22日记者采访温娇时，“胶囊公寓”里还是充满了怪味，与两周前首次采访闻到的气味不相上下。“我平时都把门开着，让刺鼻的气味散出去，要不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受。”
居住者的联盟
2010年4月22日下午4点半左右，78岁的黄日新老人在一份《关于组建“胶囊公寓联盟”的头号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由胶囊公寓的设计者、租客、网友和媒体共同组建的“中国胶囊公寓文化及产业联盟”宣告成立。
这是胶囊公寓联盟的成立仪式，没有漂亮的礼仪小姐，没有官员剪彩，也没有教授捧场。不过，现场媒体有十家左右，其中不乏美国路透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黄日新老人签字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也没有谁报以热烈掌声，只有黄老不停地对媒体记者说：“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让我实现北京500万流动人口都能有个栖身之所的梦想。”
胶囊公寓联盟的发起人有黄日新，孟小来、温娇、周玉静等住客，“是中国第一个由设计者、租客和社会人士共同成立的居住联盟”。黄日新老人被推举为“胶囊公寓联盟”主席，孟小来任秘书长。在黄日新签字后，孟小来对黄日新说，“我们就是有组织的人了”，说罢，两人哈哈一乐。
“胶囊公寓现在还有很多不足，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有文化，不能仅仅只解决住的问题。”据称，该“联盟”先期将募集20万元的资金，设计新一代胶囊公寓，对胶囊公寓的不足进行改进，“现在我们计划再做50套”，孟小来说，黄日新已经付出了4万元的成本，自己也将投入1000元。“本联盟以推动并改善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住宿条件及生存状况为宗旨。”
黄老告诉记者，现在的胶囊公寓地处城乡结合部，“我的梦想是让我的胶囊公寓从乡下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本来是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我这个胶囊公寓是一个公益事业，我想告诉政府，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不过，在近日北京市法制办公布的《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中，北京市最低租房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胶囊公寓”可能成为非法建筑。黄日新老人表示：“政府规定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也好，7平方米也好，还是更小的房屋也好，不能光是出一个规定就完了，总得有个可执行的办法。”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北京市有关领导对“蚁族”聚居唐家岭产生看法，正在着手改造唐家岭，但怎样解决这些刚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的居住问题，并没有说法。这可能将导致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只能选择更远的地方居住。而六郎庄也属于北京市2010年规划要在3年内拆迁的村庄，其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上级要求今年就要全部拆完。”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文_ 王大鹏
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镇长事件之后，“官二代现象”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今年年初，一则网络传闻得到官方承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几年前联合发文招录公务员，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官二代”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官二代”的本质
在关于“官二代”的说法中，网络上几乎是骂声一片。平心而论，官二代原本只是一个中性现象。任何行业皆有二代三代，所谓世家之谓。美国也有父子先后当总统的，比如老布什与小布什，在同一个时代当总统。但没人认为小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布什的人脉关系与政治基础当上的。
人们可能有一个误解， 28岁当上副厅级干部，23岁当上地级市的副局长，年龄显得很扎眼。邓小平23岁就是中央秘书长，25岁举行百色起义。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20多岁就在中央做大官，啥也不懂，但是干得也很好啊。就“官二代”而言，年龄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而是任命干部的方式与程序出了问题，提拔官员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虽然干部选拔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所谓的公开选拔在一些地方却成了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诚然，没有人否认官二代做官不是公开选拔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实质上却又是对公开选拔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的最大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都三缄其口，跟舆论玩起“躲猫猫”，反而使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
“官二代”的出现，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官”字，如果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条件，使得这种正常的现象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就等于把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袭，就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
这是因为，我国官场或公务领域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相当严重，从国家一级的大机关、各政府部门，到高校、企事业单位，父子、夫妻、连襟等亲属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近亲繁殖又蔓延到国家公务员的录用上，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如此，“官二代”这一现象可谓是近年来权力腐败现象的派生品。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官二代”产生的原因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务员法》的实施时间较短，配套的公务员权力限制和激励保障的法规还没有建立或不够成熟，现行的与公务员权利保障相关的制度运行相对独立与封闭，使我国公务员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障”。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国家保障”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务员流动困难。特别是在公务员退出的外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疏导官员“独木桥”的拥挤现象。
另外，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在公务员独立分享职业稳定的“红利”时，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公务员队伍需要稳定，公务员个体也需要获得职业发展的空间，但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
消除“官二代”的途径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科举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得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抚平社会的裂痕，一定要改变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社会和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小时候看印度老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相信中国的社会不会笃信官员的儿子永远是官员，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温总理在北京大学与莘莘学子座谈时再一次强调“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公务员的选拔则应该成为最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
文_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二代现象？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阶层流动的新通道
《南风窗》：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18年之后，他们的后代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严重吗？近年来，很多声音批判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原有的通过上大学和当兵这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被堵死了吗？
陆学艺：其实中国社会真正流动就是改革开放这30余年，流动通道没有被堵死，只是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目前看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相比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很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简单化到多元化，所以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在改变，不是像原来上大学和当兵然后分配那么简单。
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阶层。根据我们课题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这都是阶层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南风窗》：从统计数字上看，中产阶层确实在壮大，但中国往往存在统计数字和百姓感觉相悖的现象，目前一个普遍感觉是，中产阶层在分化，大量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
陆学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23%，和我们常说的现代橄榄型社会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还很小。
陆学艺：确实，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的比重还远远不够。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混乱和冲突。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来说，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养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阶层利益展开。这样，阶层间的流动通道会很通畅。现在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说明整个社会还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针不变，现在就只是阶段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的问题早晚会解决，农民工子女肯定不会固化为穷二代。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南风窗》：二代现象是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二代现象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二代现象，是不是社会断裂、阶层板结造成的？
陆学艺：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社会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加。但同时，美国社会当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样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拉美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也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南风窗》：那是不是说中国近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分化很严重是必然的？
陆学艺：社会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的社会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之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在很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适合当时发展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进行调整，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目前中国亟需推动社会改革。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南风窗》：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距有多大？
陆学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我们课题组经过测算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结构如此滞后？
陆学艺：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中国除了和其它现代国家经历过的一样，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中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多发。而且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型过程浓缩到了几十年中。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社会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等等很多社会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直没有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
《南风窗》：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陆学艺：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和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是很好的教材。美国及时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建设，提倡社会公正，成功地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日本虽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到位，日本虽然最终成为经济大国，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住宅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拉美国家则因为对社会建设认识不够，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足，经济起飞之后即陷入了持续衰退，社会动荡，最终成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问题的出现，正是社会建设没有跟上造成的。
《南风窗》：如果不及时推动社会改革，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拉美陷阱”？
陆学艺：有这个可能。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和目前政策选择的不同，未来中国社会存在四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改革启动，那就会形成理想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社会稳定。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二代现象也会随之消失。2、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3、如果经济发展放缓，但政策体制得到调整，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消失。4、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
《南风窗》：也就是说，不管以后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只要政策体制调整到位，中国社会都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陆学艺：是这样的，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南风窗》：社会体制改革启动的关键是什么？
陆学艺：中央政府的决心。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来源：南风窗）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图)
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 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门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 灰色收入”和“ 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 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 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 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 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 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 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 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 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 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
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 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 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 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
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 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 黑色收入”。
目前，“ 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 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 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来源：经济参考报)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加大贫富差距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0年05月17日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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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前，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我来说两句]
该收的收不上　不该收的“挖地三尺”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记者　杨玉华　冯雷　丁文杰　北京报道
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存盲区，由此造成的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贫富差距。
5月10日，《经济参考报》“深度”版刊登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一组调研报道引发了社会巨大反响。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许多富人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杆，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辽宁、安徽、湖南等地采访时发现，这一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前却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税收“管不住”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面临的普遍难题。
记者在湖南采访时获悉当地一起令人震惊的富人逃税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由于企业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如此一家戒备森严、备受保护的企业，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为此，当地国税部门在缜密的前期调查后，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进行了一场突击检查。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保护下，税务稽查人员迅速进入企业，封存了财务电脑，结果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个亿。更令人意外的是，企业内部还专门设有一间金库，堆放着成箱的现金，用于日常交易，以躲避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账户监控。
“1900万元与2个亿，相差10多倍，这中间的税收流失十分惊人。如果没有突击检查，这部分钱就直接进了企业主的腰包。”参与此次稽查的湖南省一位税务干部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富人不是照章纳税发展起来的，很多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槟榔企业的逃税经历典型反映了目前税收杠杆的“调高”无力。不少基层税务干部表示，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监管困难，使得许多高收入群体没有按章纳税，产生了很多暴发户。一些企业一年利润几千万元，但纳税只有一点点。很多开矿的千万亿万富翁税收也少得可怜。此次如果无人举报，这家槟榔企业同样难以监管，巨额税收就化为个人财富。
湖南耒阳市是有名的煤矿产区，煤老板众多且十分富有。基层税务干部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当地国税局副局长罗利翀表示，现在地方的大老板很多，可是由于无法准确掌握这些人的资产状况，因此税收也很难落实。
按照规定，耒阳市一个煤矿企业正常不仅要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企业主还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现在由于企业通过做假账虚报销售额和不开发票等手段，逃避税收监管，使得一部分人没有按章纳税。为此，去年耒阳市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项治理，结果一下挤出9000万元的税收增幅。“如果没有进行专项整治，这9000万元就装进了煤老板个人的腰包。”罗利翀说。
除了通过虚报收入、不开发票等虚假手段逃税，一些纳税人还利用现有的税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税。辽宁省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朱江天介绍，现在很多企业老板采用各种手段偷逃税款，增加个人财富，而税务部门由于征管手段跟不上，很难查处。如，目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通常是按照其获得企业利润的20%进行征税。但很多老板为了避税，尽管企业利润已经很多了，但却长期不进行分配，个人的购车、购房、吃喝等开支都从企业出账。这样，尽管个人工资收入很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高收入群体。对此，税务部门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十分无奈。
一些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辽宁省本溪地税部门就曾查处一起个案，当事人共有七处收入，每处都低于2000元纳税起征点，这样尽管每月拿着万元以上的收入，却不交税。
对一些小餐馆收税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
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几年税收征管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于与小户的税收征管矛盾 。 “ 事 实上 ， 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基层税务干部无奈地表示。
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为此，税务部门就只好对不该收的税“挖地三尺”。这就造成税收对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现收“过头税”的情况。
据介绍，目前税收征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国税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已由过去2000元调整到现在5000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
湖南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周方平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为5000元算，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的税，即150元，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可实际上，即使企业
利润高达20%，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1000元利润，除去房租、水电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因此，对小企业而言，这种税收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再以营业税为例，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所以，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根据预定的“税收增收目标”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使之变异为“人头税”或“户头税”。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不管实际经营状况，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的情况，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
很多受访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
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现在往往是越基层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税收征管越加剧贫富、地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税收征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正是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资增长的能力。
周天勇说，他曾专门对国内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进行比较发现，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因为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
根据其计算结果，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不合理的税赋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小企业员工与国有大企业、三资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周天勇说。
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某银行工作的小吕，第一年年薪就达到了3万多，加上平时奖金及年终奖，年收入可达4万多。而小吕的同班同学小李，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职工作，月薪仅1500元，且第一年无年终奖金。记者了解到，目前，不仅企业间收入差距较大，就算是事业单位，也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有位老教师当教师快20年了，年薪却在3万元左右；他一个学生前几年被分配到一家电厂，年薪却高达10多万元，工作没两年就买了小轿车。[详细]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五花八门，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详细]
富人偷逃税“后路”公布于众：
个税申报依然“赖”上工薪一族，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寥寥，那些被列为高收入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申报人数也相对较少。
按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一个纳税年度在我国居住满183天方可对其境外收入征税，无税收协定的则为90天。许多跨国公司的外籍高管充分利用此条款中的漏洞，在中外之间像幽灵一样来回游荡。
尽管在法律上对偷逃税有着严厉的规定，可是，自税收征管法实施以来，因为偷逃税而坐牢的可谓凤毛麟角。
纳税环境不尽人意。假如让一个正常的人去偷东西，这个人会很坚决地拒绝，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做人的原则，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有些人虽然不会偷东西，偷起税来却理直气壮。其实，偷东西与偷税一样，都是偷大家的钱（因为国家税收，是从全体公民手中收上来，并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但有些人对二者的反应却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详细]
我们也需要一个“逃税大王”榜单：
美国国税局要求瑞士银行提供涉嫌逃税人员的账户信息，让大批利用海外账户逃税的美国富人如坐针毡。而早在这之前，美国就有不少逃税者落入法网。
美国媒体日前评出了该国历史上十大“逃税大王”。每个逃税大王的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吸引人，而且用以案说法的方式，来给全体民众来进行税法教育。[详细]
收入分配失衡带来社会风险 需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 D 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 .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 .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 .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 D 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 D 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 D 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 D 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