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月虹楼法帖》（集米元章书）

 
 
 
 
 
 
 
 
 
 

 
 
 

 
 
 
 
 

 
 



 
 
 
 


 
 
 
 
 
 
 
 
 
 
 
 
 
 
 

 

 
 
 

 
 
 
 


 

 

清代《月虹楼法帖》
法帖，中国书法艺术载体之一。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大都将文字书写在竹或木制成的薄而细长的片上，称简牍或简书；或者书写在丝织品上，称为帖。在造纸发明以后，凡书写在纸或丝织品上的、篇幅较小的文字均称之为帖。在唐代由于帝王的喜爱，出现勾摹前人墨迹集帖，即《万岁通天帖》。到宋代又出现了汇集历代名家书法墨迹，将其镌刻在石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卷或册的刻帖。这种刻帖即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并扩大其影响，又是学习书法的范本，故又称之为法帖。明清之际，随着印刷业的发达和人们对书法学习的需求，汇集前人书法墨迹，镌刻法帖持续不断，规模也越来越大。除上述《万岁通天帖》外，历史上著名的法帖还有《淳化阁帖》、《绛帖》、《潭帖》、《大观帖》、《宝晋斋法帖》、《真赏斋帖》、《停云馆帖》、《余清斋帖》、《墨池堂选帖》、《快雪堂法书》、《三希堂法帖》等。
宋代法帖大兴以后，人们开始从历代名人法书中吸取精髓、省悟其意。传说宋代书家米芾，学习古人书法，既广博又用功，他经常向别人借古法帖来临摹，然后把摹本与真迹一起还给人家，使人很难分出真假。他的书法神采飞扬，突破了前人模式，给人以气韵舒朗之感。其用笔犀利精熟，能八面出锋。当时的苏轼、黄庭坚也都深受法帖的影响，流传下不少为人称道的作品。如苏轼的《祭黄几道文》用笔饱满，意味温厚，谨严而有活气，为其最精之楷书墨迹。黄庭坚的《松风阁诗》、《惟清道人帖》墨迹苍秀开朗，有昂藏之态。继之，书家墨客争相效法，善书者不乏其人。行书成为其间的主要书体，变晋、唐行书之含蓄，而极力追求其神采发越，尽态极妍。“帖学”之风蔚为壮观。
明代，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成祖、孝宗、神宗等大力提倡“赏帖遣兴”，刻帖者尤多。明代中叶，政治禁闭松弛，经济发展，思想活跃，使不少书家放弃了长期倡导的“台阁体”，而从法帖中学悟书法三昧。如同文彭所说：“古人名迹，愈阅愈作，仆性善草书，每一阅，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在这方面最有成就者：首推师法怀素，兼学黄庭坚、米芾的祝允明。他的小楷肥厚遒劲，很得大小浓纤、斜正疏密的变化之趣。草书列是纵逸不群，并且长于运用偏锋，以造成千姿百态。二是取法王献之、智永的王宠。他的书法既有王献之的俊丽疏爽，又有虞世南的遒劲丰润。表现了书家潇洒欲仙的翩翩风度。三是学颜，并博涉晋唐宋诸贤的董其昌，其书法生拙而致秀，笔画用墨，层次分明，一生追求自然洒脱又其味无穷的“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
总之，法帖对后代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象元代的赵孟頫，清代的王铎、傅山等亦皆深得法帖之神髓。他们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为人们所钦佩。
法帖在供人“欣赏”和“效法”的同时，并没有失去石刻具有的文献性(资料性)。由上所述，法帖收罗了无数名家，不同风格的墨迹，就书法而言，自是丰富多彩，尤其是诸多名人墨迹，原本已佚，只靠法帖得以流传。从收集的资料范围而言，更是为人所注重。如同姜夔在《绛帖评》序中云：“帖虽小技，而上下千载，关涉史传为多。”宋代的《钟鼎款识》帖，刻了许多古金文，《甲秀堂帖》缩摹了“石鼓文”，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资料。宋《淳熙秘阁续帖》所刻的李白自写的诗，龙蛇飞舞，使我们更得以印证诗人豪放的性格。《凤墅帖》里刻有岳飞的信札，是可信的真笔。至于孙过庭的《书谱》帖，更对我国书法的发展，书写技巧等，作了精辟的阐述。它不仅是一部难得的艺术佳品，同时还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法理论著作，为今后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至清代，法帖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其洋洋巨制者也不少，但这时却碰到了困难，注重考证的清代文人学士，潜心研究金石之学，“碑学”又“死”而复生，当时以阮元等为首的“北碑派”抛出“抑帖扬碑”之说，认为书法应该以汉碑为根本，北魏能继承汉隶遗意，就断定北魏是继承书法的正统。这种说法，虽失之片面，不符合我国书体发展的规律，但对法帖的发展确有影响。
法帖在后来的重钩屡翻之中，的确有弊病。正如《碑帖浅说图解》中所说：“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钩摹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力，即不能人人揣称。临下、笔下、刀下，止此一律。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共炉而冶，五金莫别。八法之衰，有由然也。”
总之，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帖的作用，在收集、整理、学习的同时，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不能“抑帖扬碑”，也不能“抑碑扬帖”。
法帖不仅是石刻中的一类，亦是一批重要的文字史料，对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是我们学习书法不可多得的范本。仅北京图书馆所藏法帖，根据已整理编目者，已达837种，3844册。下面将据所知，把有代表性者略加介绍，以窥其豹。
延伸阅读（一）
清代法帖
中国清代的宫廷刻帖和民间刻帖。
宫廷刻帖
清代刻帖前期以宫廷为盛，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其镌刻法帖有百种之多，大都是乾隆时所刻。其中有集历代名家书法的丛帖，更多的则是康熙、乾隆个人的专帖，还有大量的是联句诗。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宫廷刻了第1部丛帖，即《懋勤殿法帖》，这是从清宫早期所藏的墨迹和旧拓中选辑的。《渊鉴斋法帖》和《避暑山庄法帖》都是以康熙自己书写的字或临摹书家名迹刊刻而成。乾隆初年将雍正所书的训谕及各体诗文，以及临摹诸家的名迹，刻成《朗吟阁法帖》和《四宜堂法帖》。这些帖刻成后，都储藏在宫中，传拓很少，流传在民间更少，所以知者不多。故宫博物院藏有原石和初拓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将自己所写的诗和经书，以及临摹古代书家名迹摹勒上名，刻成《敬胜斋法帖》，共40卷。原石现嵌在故宫乐寿堂、颐和轩两廊。乾隆还命内廷诸臣为张照所书御制诗文和临摹的名人墨迹，编次摹刻成《天瓶斋法帖》10卷；为汪由敦编次摹刻成《时晴斋法帖》10卷；为刘墉摹刻《清爱堂帖》等。乾隆时最著名的法帖为《三希堂法帖》。此外，以《墨妙轩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等为著名。乾隆以后宫廷刻帖逐渐减少。
民间刻帖
清代民间刻帖的风气也很盛行。清代早期的民间刻帖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如卞永誉的《式古堂法帖》、陈春永的《秀餐轩帖》，虽从明末开始刊刻，但都是到了清代才完成。《职思堂法帖》、《翰香馆法帖》、《秋碧堂帖》，都是康熙间刻成的法帖。卞永誉、梁清标都是清初著名收藏家，他们所刻的法帖，鉴别之精、刻工之优良，在当时法帖中是第一流的。清代初期集刻个人书法的法帖，以集王铎书法的《拟山园法帖》和集傅山书法的《太原段帖》最为著名。
清代中期和后期刻帖之风更为盛行。曲阜孔继涑刻有《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谷园摹古法帖》、《国朝名人法帖》等。其子孔广廉亦嗜刻帖，荟萃孔氏所刻各帖，有101卷，名为《孔氏百一帖》。嘉庆间金匮（今江苏省无锡市）钱泳以工书著名，亦嗜刻帖，一生刻帖数十部，还摹刻了大量的碑碣、墓志等。据《履园丛话》记载有《经训堂帖》、《□晋斋法帖》、《清爱堂帖》、《惟清斋帖》、《写经堂帖》、《秦邮帖》、《问经堂帖》、《吴兴帖》等20余部。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叶梦龙刻有《友石斋帖》、《风满楼帖》等。金石学家吴荣光刻有《筠清馆帖》、《岳麓书院法帖》等。歙县（今安徽省歙县）鲍漱芳有《安素轩帖》，叶应阳有《耕霞溪馆法帖》。这些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法帖。道光以后潘仕成刻有《海山仙馆帖》，潘正炜刻有《听□楼集帖》，伍葆恒刻有《南雪斋藏真帖》。光绪(1875～1908)间孔广陶刻有《□雪楼鉴真法帖》、陆心源刻有《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杨守敬刻有《邻苏园法帖》等。清代刻帖之风极为盛行，种类和数量之多都超过前代，以上都是其中比较著名和流行的法帖。
清代法帖较有影响的有下列各种：
《式古堂法书》　　康熙二～六年，长白（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卞永誉把家藏魏、晋至宋、元历代名家书迹选集，由黄元□双钩，刘光□镌刻，共10卷。帖名隶书，不列卷次。帖未刻成卞永誉卒，由黄元□代为刻成。
《翰香馆帖》　　康熙十四年，宛陵（今安徽省定城县）刘光□汇集魏、晋、元、明各家书法，编为10卷，又附虞世璎书2卷。卷末刻“康熙十四年春正月宛陵刘氏翰香馆摹勒上石”隶书3行。附卷后有陈继儒题跋。
《懋勤殿法帖》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取内府收藏旧拓与名人墨迹，命臣下编次摹勒上石。自夏禹以来至明代米万钟，刻历代帝王和名人书法142家、534帖，编为24卷。每卷首题篆书帖名及次第，卷末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四月十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隶书2行。
《秋碧堂帖》　　无镌刻年月，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南）梁清标以其家所藏墨迹选集而成。自西晋陆机至元赵孟□，编为8册，皆名家作品。此帖为金陵（今南京市）尤永福摹刻。梁清标为清初收藏家，所藏法书极精，而摹刻亦非常精善，但帖未刻成梁氏先卒，石置覆廊下，后被金德瑛发现，洗拓行世。
《三希堂法帖》    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兵部右侍郎汪由敦等，选择内府收藏一部分历代书法名家作品编成。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因帖中有内府秘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3件稀世墨宝，这3件墨迹都珍藏在乾隆的养心殿三希堂内，故此帖取名为《三希堂法帖》。全部法帖共收集魏、晋至明末135人的300余件作品，并各家题跋200余条，分为32册，刻石500块。由于全部系墨迹上石，刻工精细，所以被后人所推重。原石嵌在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壁间。道光时进行了一次修剔，并增刻了花边。初拓本流传较少。
《墨妙轩法帖》　　《三希堂法帖》刻成后，乾隆二十年，乾隆又命蒋溥、汪由敦、嵇璜、裘曰修、于敏中等编次《墨妙轩法帖》4卷，以为《三希堂法帖》之续，款式与《三希堂法帖》相同。收集自唐褚遂良以下诸家书法作品30余种，由焦国泰镌刻。帖石嵌在万寿山之惠山园墨妙轩两壁。原石现已佚。
《兰亭八柱帖》　　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1917年从圆明园废墟中搬到今北京中山公园，又筑亭保护。初拓本流传很少。
《玉虹鉴真帖》　　乾隆中曲阜孔继涑汇集自晋王羲之至明董其昌历代名人21家，73帖，编成13卷。帖名篆书。又《玉虹鉴真续帖》13卷，汇集唐李白至清初王铎等各家书法。
《谷园摹古法帖》
乾隆中孔继涑选集摹勒，自汉《华山碑》、《石经残碑》至宋《群玉堂法帖》，从锺繇至赵孟□各家书法。因重刻前人碑帖，所以称为“摹古法帖”，此帖共20卷。此外孔继涑摹勒的还有《玉虹楼帖零种》9卷，《国朝名人法帖》12卷。
《玉虹楼法帖》等　　《玉虹楼法帖》（张照书）12卷，《瀛海仙班帖》(张照书)10卷，《玉虹楼石刻》（张照、孔继涑书）4卷，《隐墨斋帖》（孔继涑书，其孙孔昭董勒石）8卷。
《经训堂帖》　　乾隆五十四年镇洋（今江苏省太仓县）毕沅把其松雪斋所藏墨迹由毕裕编次，自晋至明共12卷，金匮钱泳、孔千秋镌刻。帖名隶书，前有木板印目录。
《小清秘阁帖》　　嘉庆十七年(1812)，钱泳编次并摹刻，自晋至元诸家书法11卷，日本、朝鲜等外国书迹1卷，共12卷。前无帖名，后归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沈氏，又名《吴兴书塾藏帖》。钱泳摹勒法帖还有《写经堂帖》8卷，嘉庆二十年刻，汇集锺繇至范成大等诸名家书法。
《风满楼集帖》　　道光十年(1830)，南海叶梦龙取清代诸家法书，编集成6卷，高要（今广东省肇庆市）陈□兆摹刻。帖名卷数篆书，前有隶书目录，后有叶梦龙跋。
《筠清馆法帖》　　道光十年，南海吴荣光以自藏宋拓及墨迹选编成。自晋至元分为6卷。唐以前人书法多采自《绛帖》、《群玉堂帖》，宋以后人书法多取墨迹，由梁智斋、郭子尧镌刻。评论者认为此帖远胜广东所刻诸帖，影响较大。
《海山仙馆藏真》　　道光九年至二十七年，番禺(今广东省番禺县)潘仕成选集唐、宋以来诸家书法编成16卷。帖名隶书。后潘仕成又有《海山仙馆藏真续刻》16卷，《海山仙馆藏真三刻》14卷，《海山仙馆摹古帖》12卷，《海山仙馆契叙帖》1卷，《宋四大家墨宝》6卷。
《筠清馆法帖》　　《南雪斋藏真帖》道光二十一年至咸丰二年(1852)，广东南海伍葆恒编集，自西晋至明分12卷，郭子尧、区远祥、梁天锡镌刻，帖名篆书。
《邻苏园法帖》　　光绪十八年(1892)，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县）杨守敬编集。以晋、唐、宋各代著名书家书法编为8册（第8册为日本书法）。每册卷首篆书帖名，无次第，因是陆续上石，未分时代顺序。此帖多为重刻古代名帖。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延伸阅读（二）
闲话米元章
颠狂之名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遇赦自海南度岭北归，途中暂住于太湖边的小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炎热。苏轼饮冷过度，晚上腹泻，瘴毒并发，辗转无寐。痛苦的长夜他分外想念一位朋友，于是披衣而坐，给他去信，前前后后陆续写了有九封之多。他在信中慨叹道：“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这位朋友接到信函，星夜兼程地赶来了，并专程送来一味良药——麦门冬汤，令苏轼大为开怀。他就是米芾。
以苏轼之巨眼，真正博他赏识的恐怕不多，米芾竟有幸被他认为是“天下第一等人”。他们频繁地鱼雁往来，让东坡在久病寂寥的日子里有棋逢对手的喜悦。米芾的文章清雄绝俗，不蹈袭前人一言。其书法更是欹纵变幻、超妙入神，收到这样的信函，东坡也觉得着实是一种享受啊。
吸引东坡的恐怕还有米芾奇特的个性。米芾将离扬州时,苏轼专门设宴以赆其行。席间，米芾突然起身问：“人们都说我性情颠狂，东坡先生怎么认为呢？”东坡一笑，抚着长髯说：“我同意大家的说法。”米芾颠狂之名从此远扬。
这种怪异性情与米芾的身世以及时局不无联系。据南宋人记载，米芾是西域“昭武九姓”胡（粟特人）中米国人的后裔，只不过汉化程度比较深了。他自幼聪颖，三岁读诗，七岁学书。因其母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哺乳，在十八岁时恩荫入仕，其文化角色与真实身份出现了滑稽的错位，这使他一直感到压抑。他的一生，贯穿始终的是官场纷争。青年至中年是变法并延续的党祸，晚年则是曾蔡相轧。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亲疏去就关系，无可避免给他的仕途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仕数困”。“冗浊”出身的尴尬以及政治风波的冲击，造就畸行诡迹、性格双重的米芾。既然“不能与世俯仰”，于是他把大量精力投入质有而趣灵的书画器玩中，回到永恒的精神之乡。
怪异之癖
不像东坡带着欣赏与包容态度调侃米芾与众不同的形迹，在众人眼中，米芾确实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怪人。他经常仿效唐人打扮，所到之处众人围观。尤喜戴高檐帽，坐轿子时，帽子为轿顶所碍，他不肯摘帽，更不肯低头，竟然撤去轿顶，露帽而坐。但是，不轻易低首的米芾却有一次摘帽设席下拜，对象有点离奇，居然是河边一块丑石，他边叩首边自言自语：“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此一颠举差点使他丢官，他则作图自鸣得意：“彼之所美，我之所恶也；我之所美，彼或恶之。”爱石成癖的米芾曾经从和尚那里得到一块端州石，屹立如山、气象万千，他喜爱备至，抱着石头睡了三天三夜，然后跑去嘱咐东坡为之题铭。在涟水做官时，米芾收集了该地许多奇石，天天足不出户在家欣赏，把政务置之一旁。杨次公伯到涟水检查官吏政绩，闻说此事，登门前来批评教育。米芾见了他竟笑而不答，从左袖取出一块嵌空玲珑的石头，翻来转去给杨看，杨观察使脸色铁青。米芾见状又取出块石头，只见此石叠峰层峦，比上一块更为奇巧，杨还是不为所动。米芾最后拿出一块天雕神镂的奇石，一边自语：“这样的石头怎能不爱？”杨观察使眼睛一亮，忽然夺过石头说：“不单你爱，我也爱得很。”说完转身登上车走了，米芾追悔莫及。
喜欢炫耀的米芾还因好洁成癖吃过亏。《清波杂志》载，米芾特意制作了一把银制长柄勺子，每当欣赏把玩藏品前，必让仆人舀了水滴泻洗手，洗完后两手相互拍干。有次他刚好得了一方宝砚，自认为“此砚非世间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识之”。朋友周仁熟慕名前来观赏，他把手洗了好几遍，做出一副恭敬的姿态。米芾高兴地把砚台捧出来，周连声叫好：“实在是难得的精品，不知道发墨如何？”米芾便叫仆人取水，但周仁熟性急，吐了一口唾沫研墨。米芾气极，二话不说将砚台拱手相让。后来周仁熟回去把这方砚台洗了又洗，给米芾还回去，米芾仍然不要。
为了防备这样的“灾难”重演，特别对于更加精贵的古书画，米芾专门订了“阅书之法”。每次朋友索阅书画时，他将两张方桌洗净拼起，上面再盖覆白纸。他沐手后取出书画，铺展以示客。“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据案甚尊，芾执事趋走甚卑。”每每客人看得快意，米芾却搞得大汗淋漓。
巧取之举
米芾也利用洁癖获取过一方宝砚，而且砚台的主人竟然是徽宗皇帝。一次徽宗召见米芾，命他在御屏上书写《周官篇》，并亲自给他备好御用端砚。写完以后，米芾突然把笔掷于地上，捧着砚台跪在徽宗脚下说：“这个砚台臣已经儒染过，不能再让您使用了。”徽宗素知“米颠”的性情，闻听此言大笑，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对于心爱的字画米芾更不惜舍命相求。一日他与蔡太保攸同坐小船出游。攸拿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该帖苍雄沉着，逸迈奇崛，米芾惊叹不已，要求以其他画交换，攸不肯。米芾一急，竟跳上船舷以投江相要挟，被逼无奈的攸连忙将帖奉上。《铁围山丛谈》还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这种抢夺的手段实在不太光彩，难怪苏轼会做诗取笑他藏品的来路不正：“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米芾还常借人古书画自临，“并以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得偿所愿又借此炫技的米芾便得意不已。由于他好作赝本，骗得人家古书画很多，他的朋友们常以此戏谑之。东坡跋米芾所收书画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又云：“锦囊玉轴来无趾。”山谷和之云：“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斩趾。”皆谓米芾好取人书画也。一日杨次翁请米芾赴宴，席间指着桌上一盆鱼对米芾说：“今日为君作河豚。”米芾不敢下箸。次翁于是大笑说：“你不必担心，这条河豚只是个赝本罢了。”
当时人们都说米颠“只痴进不痴出”，不过他也不是每次都能得逞。传说有次他见到一幅戴嵩的画，画面上是两头蓄势发作、弓角相斗的牛。他爱不释手，摹了一幅还给主人。谁知主人认出这是摹品，要求归还真迹。米芾问何以见得，主人说：“牛目有童子影，此则无也。”原来戴嵩居然在牛的眸子里画了个放牛娃的身影。米芾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只好将原作还给对方。
作伪之法
由于米芾的“巧取豪夺”，自身藏品又富，且喜交游，所从游者皆一时名士，如此流连盘桓、饱游饫看日久，禀性聪慧的他自是目力大长，在鉴赏与伪托上尤有一手。他在《画史》、《书史》中描述了许多关于书画鉴定与作伪的方法。
晋唐、五代和宋初，画家作画往往不钤印章，只在隐蔽处题名款，不善鉴定者很难辨识，但眼力不同寻常的米芾常常能发现细微的证据，他在《画史》中记载：“范宽师荆浩，浩自称洪谷子，王诜尝以二画见送，题云勾龙爽画。因重背入水，于左边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笔，字在合绿色抹石之下，非后人作也，然不全似宽。后数年徒僧房有一轴山水与浩一同，而笔干不圜，于瀑水边题‘华原范宽’，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较之，山顶好作密林，自此趋枯老；水际作突兀大石，自此趋劲硬，信荆之弟子也。于是以一画易之，收以示鉴者。”若不是米芾独具慧眼，范宽之作将被误以为龙爽之作，画史上将有以讹传讹之可能。
米芾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介绍了一些书画作伪之法，如用烟熏、染色法做旧等等。另有在绢上作伪、制造裂纹等情况。米芾在《书史》中还将自己所见到的王生做旧造假记录下来，同时也将辨识的依据作了说明：“熏纸烟色，上深下浅；染纸湿色，纸纹栖尘；劳纸作茧，纹软。”另外还有刮去真名填假名、无名画填有名画等等，如将五代山水画中“蜀人李昇”刮去，题曰“李思训”等，又所谓“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鹤则杜荀，象即章得也”。不一而足，以为后人警戒。
画史之争
虽然米芾精于鉴藏，但对于他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画家，历来争议颇多。透过《墨庄漫录》卷一、《春渚纪闻》卷七与《清波杂志》卷十一等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米芾与赵佶君臣间书法创作的众多精彩场面，而类似的绘画交往却无从见到，就连米芾进献给徽宗皇帝的《楚江清晓图》也是其子米友仁的作品。史料记载他临摹古画以假乱真，多有后人渲染的可能。清代学者翁方纲著有《米海岳年谱》，以他数十年考据之功，也未能对米芾画作做出肯定的回答。鉴定名家启功先生更谓：“世传米画者若干，可信为宋画者几无，可定为米氏者又无几，可辨为大米者，竟无一焉。”所以有人认为其作品的天趣是得之于自然的启迪与自身的颖悟，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必然结果。种种迹象表明，米芾作画大概是文人墨客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米画只能算作是其书法修养的自然延伸，是收藏书画器玩日久之后的自然陶冶与沐养。
米芾对于书画率真而又随意的态度与东坡“游心兹艺”一说异曲同工，其随性而洒脱的个性更一脉相通，所以二人如此相得。在东坡病逝前半个月，还勉强提笔给米芾写了最后一封信，结束了他们长达二十年的笔墨之缘。东坡云：“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正是对于米芾及二人友情的深情评说。
东坡曾感慨：“世间有癖念谁无。”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      (胡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