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笋谈中国援越及对越作战[越南内部资料]

中越视点   2006-03-22 20:58
黎笋谈中国援越及对越作战[越南内部资料]
黎笋谈中国援越及对越作战 [第一人称]
Posted by Allen on 2003.10.04 06:14
原题：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由Christopher E. Goscha翻译为英文并注释
原件来源：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文件由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Christoper Goscha获得，并为国际冷战史计划（CHIHP）翻译。
注：黎笋为前越共总书记。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 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 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 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 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 原来是（中~共）总梳ˇ，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张闻天）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那样做（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他（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他们[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他们（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他们（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 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指在日内瓦分割越南）上错了。” 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他（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他们（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我根本不害怕。双方（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他（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后他（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出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指中国和越南）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一项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
――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毛问）
――（我回答）大约300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毛问）
――大约4,000万！（我回答）
――我的天！（毛说）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中译者）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 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极为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同志们。”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国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 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他（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那么这样（大的现役军队）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我们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B （原始文本中这个“B”的含义不明）――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借口。这太危险。”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他（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但是越南不害怕。越南继续前进、战斗。如果越南不战斗，那么南越就不会解放。一个没有解放的国家将会是一个依附于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半是自~由的，这个国家就是不独立的。直到1975年，我国才最终实现了完全独立。伴随对立而来的是自~由。自~由应该是对整个越南民族的自~由……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人民战争。后来苏联、中国和我们自己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三个国家在（人民战争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有亿万人民，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中国也谈论人民战争，然而，（他们的主张是）“敌进我退”。换句话说，防御是主要特征，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以乡村包围城市，而（主力）只留在深山老林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处在防御之中，而且非常虚弱。以4亿人民对日军30万到40万部队，中国人仍然不能打败他们。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他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他们（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武器来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了相当长的时期，以驱使他们降级。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不能。当美军进攻广知（Quong Tre）时，政~治局下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们不害怕。在这之后我到中国见周~恩~来。他告诉我：“这（对的进攻）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两次。没有人敢于像你们那样做，同志们，你们做了。”
……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敢讲话，他更坦率。他告诉我：“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所谓长征是什么呢？在长征开始时有30万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万人。2万7千人损失掉了。这样做事，真是愚蠢透顶……（我）这样说，就使同志们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胜利……然而，说真的，如果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越南）对中国作战，他们能不能像这样（像越南一样）获胜，就不清楚了。
……如果过去苏联和中国相互联合起来，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如果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我们，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采取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的那种方式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他们一开始就会退缩不前了。他们就会像肯尼迪时期那样退缩不前。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老挝，美国就立即和老挝签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不敢把美国部队送到老挝去，他们立即让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再也不敢攻击老挝了。
后来，当两国（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执时，美国人就被（中国人）告知，他们可以径直攻击越南而不必害怕。不必担心（中国的报复）。周~恩~来和毛~泽~东告诉美国人：“如果你们攻击我，那么我就会攻击你们。如果愿意派多少军队到南越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现在）我们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为邻，与一个有扩张主义企图的国家为邻。如果[中国]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侵略越南开始。这样，我们就得肩负起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责任。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逃避过我们的历史任务。以前，越南履行了她的任务，这次越南也决心不允许他们扩张。越南保持了她自己的独立，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下定决心不允许中国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最近（与中国）的战斗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现在，他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里做准备。然而，无论他们准备到什么程度，越南都会胜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100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到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50万到60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中国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6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德国纳粹）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我们可以适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应该有两个东西。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当今时代不像旧时代。在那时候，这只是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的事]。现在整个世界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还完全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即使）在小岛上，人民也要独立和自~由。人类现在全都是这样。这与旧时代是非常不同的。在那时候，人民对这些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胡伯伯的话，“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是当今时代的一个观念。攻击越南就是攻击人类，就是侵犯独立和自~由……越南是一个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就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办事的情形。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但[当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 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将是生产的最好的和最高的象征，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5,000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国？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国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国，只有我替中国辩护。 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国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50年内，或者在100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怀疑了。但是五年前我肯定没有同志会怀疑中国会攻击我们，但是还就有这样的同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件事。 但是我们（黎笋和领导层）就不这样。 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胡志明的继任人黎笋
北越军队攻占西贡时的北越领导人。
在越南国父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后，他成为北越的最高领导人。即使在胡志明健在时，黎笋也已经在南方组织反抗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是1968年南越游击队在西贡和南越其他一些城市发动的Tet攻势的主要策划者。尽管这次攻势在军事上没有取得胜利，但这场战役却使得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变得越来越没有人心。
黎笋，这位前铁路工人，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直到1986年去世，享年79岁。
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以下公布的这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ø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Le 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1960年9月越劳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此点也应是导致黎笋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6]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7]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8]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9]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0]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1]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2]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3]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14]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15]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16]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17]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18]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19]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黎笋的谈话显示了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把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看作是要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而事实上，中国派出支援部队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20]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1]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22]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23]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24]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这份文件，目的在于供同行学者研究利用；同时配发Tønnesson博士《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一文节选（据作者提交2000年1月香港会议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译出），以利大家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黎笋此篇谈话的认识。
李丹慧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