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期·广州旧闻篇] 夜班街头打鼾　所为毁誉参半

2006-07-18 10:00:43   来源:南方都市报
夜班街头打鼾　所为毁誉参半
上世纪20年代的警察形象
1925－1927
历史精神
上帝的归上帝，警察的归警察
警察这种制度诞生于欧洲，18世纪是其成熟期，对于中国来说，它100％是舶来品。拜殖民制度所赐，中国人对警察的认识，始于清末的上海租界。而强烈要求将警察制度“拿来”为我所用的，仍然是睁眼看世界开风气之先的广东人。
警察在中国出现之前，清政府维持治安靠的是“绿营”兵。这种用军队来维持地方治安的做法，明显是“百弊丛生”。改良主义者、广东南海的何启生、胡礼垣，以及香山的郑观应等，都提出中国要设置警察；康有为在香港看到“西人宫室之瑰丽、街道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变法时，他也请求光绪皇帝“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黄遵宪为说服朝廷，更特意指出警察制度源于《周礼》、《管子》，欧洲人不过是“仿效”。黄遵宪不仅说说而已，1898年7月，他亲自在湖南长沙创设了“保卫局”，职责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巡警局，清政府下令各地照办；第二年，广州巡警总局在飞来庙(在小北门直街，今省公安厅后面)成立，广州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从1906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全国性的警察中枢——巡警部算起，到今年，刚好是一百年。百年过去，中国警察从警员人数、警种细分、警械配备等方面，早已跟世界接轨，完全配得上“现代化”的称谓。但是，警察的所作所为、国民心中警察的形象，是否也跟着“接轨”、跟着“现代化”，则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刚入报界时，曾听一个前辈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从两种人身上看出来：一是警察，一是记者。你到某座城市，如果发现这两种人威风八面，到处都“得人惊”，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这座城市尚处于野蛮时代。盖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警察代表着国家机器，记者掌握着舆论机器，这两种“公器”如果被私用，便成为“吃拿卡要”的工具，所以，警察和记者的地位，就会得到畸形的提高。
回看1949年前，广州的警察是个什么样子的，是很有意思且容易令人浮想联翩的事。那时的警察不叫“叔叔”，叫“警伯”，对于从业人员和市民来说，这种刚出现不久的事物，新鲜感十足。所以，一个刚当上交警的新丁，会把“站岗见闻录”详细地记下来(如果当时有博客，这也算中国第一篇警察博客了)；而对于“警伯”的滥用暴力驱赶“走鬼”，市民也会觉得“小贩的形状，固是可怜，然而警伯的奉公惟谨，也委实可佩”；同样，针对警察巡夜偷懒睡觉及歹徒劫车等问题，市民也踊跃在报纸上提出童趣十足的解决办法；对于失职的警察，市民也敢于当面讥讽“你们值夜原来是睡在床上的”……而首任警察厅长陈景华，在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杀害后，竟身无分文，殓葬费由人寿保险公司支付……这些在今人看来，都是天方夜谭般的史料了。
再看跟广州毗邻的香港，这座法制完善的文明城市，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市民和警察本身都一清二楚，“差佬”便是“差佬”，不是“叔伯”，更不是“阿爷”。康有为如能看到，肯定也会感叹一声“国人治国也能如此有法度”的。
民国后期，由于制度未完善，警察问题多，而且出了名地害怕大兵，所以市民称警察为“老二”；现在个别警察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威风八面，出入被称为“老大”。其实不管老大老二，都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警察不是救世主，更不是魔鬼，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警察的归警察，那便是市民的福分了。
□　余少镭

20世纪30年代广州夏日街头站岗的警察随身带着救暑药箱。

20世纪20年代后期广州街头的交警。

检查　丰子恺1926年作
旧时警相
夜间街头的鼾声
据1925年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夜间执勤的警察，眼倦了，就在人家门前睡觉，鼾声连连。若每名警察给他鼓一个，小铜锣一面，令他兼理打更。市民听见“咚咚当当”声，便说警察尽职了。
马路上，尘埃飞扬迷目，令营业汽车，每架加个小洒水器，可保卫生局的不逮。况且近日强徒用汽车行劫，逃去的屡屡不止一次，若附有洒水器，跟着洒过水的路去缉捕匪徒，没有不就擒之理。那时市民便都称赞官厅破案神速。在新闻纸上表扬表扬了。
床上值夜
据1925年1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那天晚上。我家里不幸失了窃，我便和我哥子往街外报警。哪晓得全条街细细地寻完了，也不见一个警察的影子。我们没奈何，只得往区里报，到了区，看见那守门的两位警察，抱住枪，倚在墙上“呼呼呼”地睡着了。
我便摇摇他，那警察惊了惊地张开眼道，什么什么，换班了吗？连打哈欠数次。我们看见又好笑又好气。那警察定了神道，你们来做什么呀？我哥子便把失窃事情告诉他，并问他们有值夜没有。那警察说道，有的有的，大约在里面睡觉了。
我便叫他带我们入房，看见一个穿着警服的男子，拥住被睡在床上，警察把那男子推了推说，有人找你呢。那男子醒了，忙说谁呀。我哥子带讥诮地问道，值夜是足下吗？那男子点了点头。我哥又说，哦，你们值夜原来是睡在床上的。那男子听了，光着眼睛，呆望住我哥子。
巡警和贩夫
警察和贩夫，城市街头猫和老鼠似的一对冤家。一个以城市管理为本位，一个以个体生存为诉求，而具体到执法又是另一番景况。这种现象从80年前延续至今。
他的货物是流通的
据1925年6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卖汽水的小贩，私送了警伯两千钱的茶资，他便安安然然地在马路边做起买卖了。一个不识行规的男子，他以为租铺子做买卖，第一是要用出铺租，第二又不是什么好生意，怎像得在马路边既不用出铺租，又有许多路过的人客来买呢。他于是也买了许多生果，在卖汽水的侧边设了一个小小摊位，正在生意滔滔的时候，猛不提一声叱喝：“阻碍交通……快些搬开”，把他嚇了一惊零二跳。
他看看那个警伯，且看看侧边那位卖汽水的小贩，最后才嚅嚅地说：“这位卖汽水的兄弟，也都是一样设在这里，为什么又不阻碍交通呢。”
警伯说：“他的货物是流动的，流动就不阻碍交通。”他没有法子，只得收拾走了。
警伯的心肠
据1927年3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嘿，你们可晓得这里的规矩么？”一位警伯很和气地说。五个卖菜的小贩，面上同时露有犹疑之色，面面相觑不敢吱声，警伯登时换转面孔，除下揖在腰间的木棍。菜贩瞧在眼里，挑着担子飞奔。
一位因为正在交易、走得迟些的，无情的棍，已经和他亲近了。那小贩肩挑菜箩，一路行一路说，“我宁愿被你赶绝，我宁愿被你打死，我也不能给你的。”顾客喃喃地说，跟你买三个铜板的菜，倒令你挨了一……
这是我昨日行经第十甫街市的横墙时见到的，那时我脑里想到，小贩的形状，固是可怜，然而警伯的奉公惟谨，也委实可佩……
旧闻回眸
1927年7月，广州民国日报两次刊登了一位交警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他第二次上岗时的所见所闻。这是当时一个警察眼里的世界，也是我们回味老广州街头景象的一面好镜子。
站岗见闻录
据1927年7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　一宵无话，又是天明，娇艳的太阳还没有起来，可是我已经站在岗位上了。马路上清静得很，店铺门还未开，车儿和行人也很少。只有街东茶楼上，传来了茗客的谈话声。我记得那是十九日的早晨，也就是我第二次站岗的时间。
不久，有的店铺门开了，行人和车子也多了，就算那代步的唯一妙品——“加拿大”(编：指公交车)也有几驾启行。我从此做我的工作。
我见到一个车夫拖住了一驾手车，不依“左上右落”的规矩乱跑，我就过去干涉他，打了他几棍。
我远远地看见了一群顽童，紧紧追随住一个头发像鸭屁股一般的青年女郎，从后讪笑。那个女郎，因为被包围住，便涨红了脸，急得眼泪几乎夺眶而出。闻道是因睡眼朦胧中“错认了情人的缘故”(编：此句难懂，原文如此)。我心里不觉暗暗地叫“有趣”。
像飞鸟一般的没牙老虎(编：指汽车，当时的汽车，广州市民叫“市虎”)，风驰电掣地驶来。我恐防它又来咬人，乃急急举起“交通棍”。
“来，不怕你，看谁打得赢，就谁做这一宗生意……”
“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也敢来兜我的生意吗？”两个卖报的小童争执起来，旋即你一拳，我一脚打起来，可是那个买报的客人，已经远去了。可怜他们只赚到一身痛，和旁人的讥笑声。我回想起“同行是敌国”这句话，又想起从前在学校里念书时，听教员说过什么“商业的竞争”。哦！原来如此。
马路的中央，发现了一队拖男女(指恋爱)，施施然来，一路嗷嗷，不知说的是什么话。看见他俩越讲越大声，那个水做的(编：指女人)忽然间杏眼一睁，竟然抛离那个泥人(编：指男人)，自向骑楼跑去。那泥做的便顿时憔容满面，依依不舍地跑上跟住，那女子大概是他的“屎弗黑”，又来嗷嗷几句，那水做的方才肯和他一起同行。我以为他一定已经说了赔罪的话罢。老乡的我，是破题儿第一遭见过，在未见过以前，我的心中，总以为凡是已成为拖侣的男女，都是很愉快地努力来进行他们的目的——恋爱。
哈哈。光阴如跑马，换班了。我跑回警署时，忽然想起，站岗时，所见所闻，何止千万，如果是站一次岗便记一次，那么，我的手一定有很不得了，一定会有“断”的一天。倒不如不记为好。
街头的更夫和巡夜
据1925年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广州无谓两件事，一是打更，二是巡夜。
打更：做更夫的通通都是“蛀米大虫”一流。我们每月给他一二角钱，实觉不值得。(他们收费分一角二角半角，按街巷及大小住户而定)天冷时候，有打三更不打四更，打四更不打五更，况且广州这般繁盛。晚上常常都像不夜天，所以我说，不独无谓，而且扰人梦咧。
巡夜：巡夜这事更不通了，为什么呢？当这种职务的人，自然又是蛀米大虫一流，且他们收费比打更还巨。每于晚间四鼓时，就在人家天台上乱走乱叫一顿，号角吹得震天响，常常惊人好梦。呵呵，人家防贼捉贼，都手拿刀枪，而他们只用口怪叫两声，就可防贼捉贼。我恐怕贼大哥见了，不但不会躲闪，还叫他们一声蠢猪呢。
警界旧闻
来自报纸的时政报道和来自报纸的民生报道，会给我们得出截然相反的警界形象。这有新闻业的规律，更多则是警察本身行为投射的结果。
冬防期过　驻区警员返局
据1927年3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公安局现以冬防之期已过，昨岁年底派出驻区办理冬防之侦缉员，无久驻各区之必要，将令调返局服务，并决定此后常派驻区侦缉员办法，正区派定二员，分区派定一员，负责维持各区治安事务。
解读：从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民国日报可以看到，当时的广州市公安局对街道、路面交通与治安并不懈怠，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防范措施，在冬天火患、盗患等多发季节，当时的广州警察有“冬防措施”，而平时，也在各区派驻巡差和警员若干，负责路面交通安全和日常治安，在大的行政区，警力配置也较多。
抢劫屡发　警察恢复枪照检查
据1927年3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公安局长邓彦华，现以市面抢劫之案，又时有发生，昨特训令各区署分署一律恢复检查枪照，务使匪徒无所施其技，各区署奉令后，每于夜间，各要隘路口，即由区员率带武装警察，遇有形迹可疑者，即施以检查，始准通过。
解读：邓彦华上任公安局长后因当时枪杀等案件时有发生，治安状况不太乐观，随后恢复了检查枪照的规定，以便减少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恢复检查枪照”中明确规定外，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另一篇副刊文章“检查枪照中之搭客汽车”中也表明，当时经常有人持枪在公共汽车上走动，公安局便派巡差检查搭车人员是否无照带枪，并责令汽车司机协助维持治安，发现可疑者可以拒绝让他搭车，不要害怕没有生意。
公安局长关注西关治安
据1927年3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市公安局以上下西关一带，地面辽阔，商务殷荣，交通往来，每处阻滞，遇有掳粮抢劫等案发生，而局派侦缉驰往，赶到现场而匪已先远飓，似此援应，贻误甚大，兹为调遣便利，防患未然起见，特就陈塘南警察第九区署内，借掇相当之房舍，设立侦缉课分驻所，遴派课员三十人常川驻所，仍由课长督率办理，酌量支配，日夜分班巡查，随时就近会区协办，以饵匪患。
解读：1927年，邓彦华接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新官上任，他针对当时广州警察的一些不良行为和习惯以及交通安全、街道治安等进行一系列整治。前一条旧闻是警署对路面交通、治安的重视，后一条旧闻是对西关市民生活安全的保护，两条旧闻，可见其治警风格一丝不苟。
民间记忆
巡差和更夫，老广州街头常见的两种人物。民间碎片般的记忆和旧报凌乱的报道，已很难让我们得出真实的“高清画面”。记者在广州老城区随机采访了一些老人，以下是他们对于旧时警察和更夫的记忆片段。
警察“三六九”查户口
李婆(77岁，家住越秀区德政路)
说到旧时警察，最出名的还是“三六九、查户口”的事，“三六九”就是：为了增加收入，警察隔三差五查户口，故意刁难居民，户口相关手续和证明不全的，不给钱就带走，给钱就放行，甚至户口没问题的居民也被警察“找茬”，目的是得点“好处”。如果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那就更惨了。市民有苦无处说。
巡差来喝茶　父亲都会送东西给他
周先生(57岁，其父上世纪20年代从广东其他地方迁到广州荔湾)
听我父亲说，他从外地迁到广州时，在街边开了一家小小的当铺维持生活，来我们家铺子当东西的也多是穷苦人家。有个巡差经常来我家店里喝茶，临走时父亲都会送东西给他，有时送茶叶，有时是钱，每次都不让他空手回去，因为我们当铺需要这些差爷“保护”。因为我父亲比较会做，警察来了，都笑脸相陪并随时准备小礼物，所以我家的当铺越做越大，直到解放前夕。
更夫一晚打五次更
陈婆(78岁，家住越秀区文明路)
小时候，一到晚上九十点左右，就有更夫开始走街串巷打更，“梆梆梆”的声音贯穿我的整个童年。那时我睡得早，一更天，阿妈就安排我们小孩子睡觉了，他们大人还要干活。阿爸在一家米行帮忙，生意旺的季节下班很晚，听阿妈说，阿爸回到家通常已经二更天了。
更夫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做更夫的。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有。他们每天晚上九点开始(一更天)打更，到次日五更。白天是不打更的，所以更夫都是到了晚上才活跃，他们一晚上要打五次更，同时还得负责一般巡夜治安责任，或者一边打梆子一边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有时候也喊别的口号，比如“各家各户，防火防盗”等等。
更夫很多人是兼职的
骆先生(81岁，住上下九附近)
民国年间，更夫和巡差可以说是治安队伍的两种。更夫只在晚上出去打更，很多人是兼职的，当时我家就有一个河南(现海珠区)的亲戚，因为家里孩子多，生活情况很差，他不得不白天在码头做完工，晚上兼职做更夫以贴补家用。
更夫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其实辛苦，因为晚上不管晴雨，都要工作。一晚下来，脚板都走痛了。我那个亲戚曾因舍不得点灯笼，黑灯瞎火打更，一个雨夜掉到壕里，三五天无法上工。
史海钩沉
孙中山的父亲当过更夫
孙中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其实他家里并不富裕，他们全家数口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小砖房(约长二丈六尺，宽一丈二尺)里，以番薯为主要食粮，家境相当艰难。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香港做过鞋匠，后来回家务农，他们家是佃农，完全没有自耕地，为了贴补家用，孙达成还在夜间兼任更夫，每年挣得几石谷的工钱来补助家庭费用。
总统与巡差平起平坐
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民权主义》的演讲中将包括国家总统、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做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开)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服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做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陆勇平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