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国97位名人108篇著名演讲(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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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 2009-12-18 18:51:54 阅读2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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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美国】杜鲁门(1884~1972):★ 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
【法国】戴高乐(1890—1970):★ 谁说败局已定 ★ 在胜利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
【瑞士】皮亚杰(1896—1980):★ 发生认识论(节选)
【美国】福克纳(1897—1962):★ 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
【美国】海明威(1899—1901):★ 作家和战斗
【印尼】苏加诺(1901—1970):★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美国】里根(1911~):★ 曙光越来越亮了
【法国】尤奈斯库(1912~):★ 论先锋派

【美国】杜鲁门(1884~1972)
杜鲁门,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1945~1953)。这是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发表的广播演说。
《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
全国同胞们:
全美国的心思和希望——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和希望——今天晚上都集中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在这停泊于东京港口的一小块美国领土上,日本人刚刚正式放下武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
四年前,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与恐惧集中在美国另一块土地上——珍珠港。那里曾发生的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了。从那里通到东京的是一条漫长的、洒满鲜血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会忘记美同军舰密苏里号。
日本军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弥补,也无法忘却的。但是他们的破坏和屠杀力量已经被剥夺了。现在他们的陆军以及剩下的海军已经毫不足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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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首先怀着深深感激之情想到的,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或受到伤残的亲人们。在陆地、海洋和天空,无数美国男、女公民奉献出他们的生命,换来今日的最后胜利,使世界文明得以保存。但是,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都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们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忍受亲人死亡的悲痛的人们,死亡夺去了他们挚爱的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也不能使他们和亲人重聚了。
只有当他们知道亲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会被明智地运用时,他们才会稍感安慰。我们活着的人们,有责任保证使这次胜利成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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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自由对暴政的胜利。
我们的兵工厂源源生产出坦克、飞机,直捣敌人的心脏;我们的船坞源源制造出战舰、沟通世界各大洋,供应武器与装备;我们的农场生产出食物、纤维,供应我们的海、陆军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国;我们的矿山与工厂生产出各种原料与成品,装备我们,战胜敌人。
然而,这一切的后盾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意志、精神与决心。这个民族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为了保持自由,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给予我们以武装力量,使士兵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精神、个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个人尊严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韧、最持久的力量。
胜利是值得欢庆的,同时有其负担和责任。
但是,我们以极大的信心与希望面对未来及其一切艰险。美国能够为自己造就一个得到充分就业与安全的未来。同联合国一起,美国能够建立一个以正义、公平交往与忍让为基础的和平世界。
我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1945年9月2日星期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为太平洋战场胜利纪念日。这一天还不是正式停战和停止敌对行为的日子,但是我们美国人将永远记住,这是报仇雪耻的一天,正如我们将永远记住另一天是国耻日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将走向一个国内安全的新时期,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同走向一个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善和合作的更美好的新世界。
上帝帮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在未来的年月,我们仍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我们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法国】戴高乐(1890—1970)
戴高乐,法国政治家,军事家。1945年至1946年任法国临时总统,1959年至1969年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940年6月18日,他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本篇演说。演说的成功,使他从此被法国人称为“六·一八英雄”。另一篇是在1945年5月8日发表的广播讲话。
《谁说败局已定》
担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借口军队打了败仗,便同敌人接触,谋取停战。
我们确实打了败仗,我们已经被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所困。我们之所以失败,不仅因德军的人数众多,而是败于他们的坦克、飞机和作战战略。正是敌人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惊惶失措,以至出此下策。
但是难道败局已定,胜利已经无望?不,不能这样说!
请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完全有把握。我要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未失败。总有一天我们会用目前战胜我们的同样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的。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她并不孤立!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联盟。她和英国一样,可以得到美国雄厚的工业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援。
这次战祸所及,并不限于我们不幸的祖国。战争的胜败亦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的一切过失、延误以及所受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世界上拥有一切手段,能够最终粉碎敌人。我们今天虽然败于机械化部队,将来却会依靠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夺取胜利。世界命运正系于这种部队。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发出广播讲话。我吁请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上的法国官兵,不论是否还持有武器,都和我联系;我叮请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与技术工人,不论是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都和我联系。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
明天我还要和今天一样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在胜利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
战争结束了,胜利已经到来。这是同盟国的胜利,也是法国的胜利。德国已经在东、西线向同盟国军队投降。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其中一方代表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
在德国当局和统帅部处于瓦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敌军的某些零星部队在各地区擅自进行毫无意义的顽抗。但是德国已经被击败而且签字认输。
在这国旗高扬、日月重光的时刻,国家首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并向那些曾为祖国作艰苦斗争的人深深致敬。没有哪一次祖国儿女们所作的自我牺牲勇敢行动,没有哪一具被俘男女同胞所受的苦楚,没有哪一次丧亡,没有哪一滴眼泪是白费的。
在这举国欢腾、扬眉吐气的时刻,法国人民向英勇的同盟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他们和我们一样,为了相同的事业,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历尽艰难困苦。法国人民还向盟军的英勇战士和指挥官致敬,向全世界一切为争取自由和正义最后胜利而战斗、受难和工作的兄弟姊妹致敬。
永恒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将领。荣耀归于我们的国家。即使在最严酷的考验下,她也从未动摇,从未屈服。荣耀归于各同盟国。他们曾和我们同洒热血,同甘共苦,今天又和我们共享胜利的欢乐。
法兰西万岁!
【瑞士】皮亚杰(1896—1980)
皮亚杰,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发生认识论原理》、《心理学与认识论》等。本文是1968年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系列讲演的第一讲。
《发生认识论(节选)》
发生认识论试图根据认识的历史、它的社会根源和它所依据的概念和运算的心理来源来解释认识,特别是解释科学知识。这些概念和运算大部分是从常识中抽出来的,因此,这些概念和运算的来源能够阐明它们对于较高阶段的知识的重要意义。但是发生认识论,只要有可能,也要考虑形式化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应用于平衡的思想结构和在某些情况下应用于思维发展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的逻辑形式化的问题。
关于认识论的性质,我们所作的这种描述碰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认识论的传统哲学观点。在许多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看来,认识论是对当前此刻存在的知识的研究;它是为知识而分析知识,是在本身范围内,不管它的发展,而分析知识。在这些人看来,追索观念的发展或运算的发展,也许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这有兴趣,而不是认识论者所直接关心的。这是对我在此地所概述的发生认识论这门学科的主要反对意见。
但是在我看米,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能提出以下的答案:科学知识处在持续的进展之中,它每天都在变化。结果,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认识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有今天当前的状态,似乎它的当前状态是确定的,乃至是稳定不变的。知识的当前状态乃是历史中的一瞬间,好像过去的知识状态那样迅速地变化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变化得更快些。于是科学思想就不是某一顷刻的事情,它不是一种静止的情况,它是一个过程。特殊一点讲,它是一个继续不断构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科学研究的支流中都是真实的。我们愿意引述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几乎可被公认的例子是关于当代物理学领域的,或者,比较特殊他讲,是有关微观物理学的。在这门科学方面,知只状态逐月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肯定在一年的历程中就有重要改变。这些变化在某一个作者的著作中也时常发生,他在他的一生的事业中对他的题材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妨以巴黎的德?布罗格里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几年前,德?布罗格里尚坚持尼尔?玻尔的非决定论的观点。他随着哥本哈根学派相信:在微观物理事件的非决定状态背后,人们就不能发现决定的状态;丰决定的状态乃是很深刻的实在,而且人们甚至能够提出理由来证实这种非决定状态的必然性。嗯,后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新的事实使德·布罗格里改变了他的想法,以致现在他采取了一种十分相反的观点。因此,这是科学思想转变的一个例子,这种转变不是经过了连续几代人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个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一生之中。
让我们从数学领域中举出另一个例子。几年以前,布尔巴基数学家小组试图把所有数学的基本结构分隔开来。他们确立了三个母结构,代数结构、有序结构和拓扑结构,而这三个母结构就是数学的结构学派所根据的基础,而且被视为一切其它数学结构所由派生的基础。他们的这些有效的努力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下遭到了破坏或者说至少是受到修改了,因为麦克兰和爱伦伯发展了范畴的概念,即许多元素聚合起来的集合以及根据这些集合所定义的一切函数的集。结果,今天布尔巴基小组的一部分成员已经不再是正统的了,而不得不考虑更新近的范畴概念。因此,这里又在科学思想的另一个更基本的领域内,有了非常迅速的变化。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科学思想的历史而另一方面又有今天的科学思想体系;只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转变,继续重新组织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意味着:在这些变化中历史的和心理的因素对于我们试图理解科学思想的性质是有用的。
还有一些领域中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因素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科学观念的起源,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举一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康托尔的集合论的发展。康托尔是根据一对一的对应这样一个基本运算来发展他的理论的。特殊点讲,通过在整数系列和偶数系列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我们所得到的数目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偶数,而是第一个超穷的基数,即aleph零。就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基本运算使康托尔能够超过有穷数的系统,而这个有穷数系列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运用中的系列。现在,追问一下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运算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意义的。康托尔并未发明这一对应关系的运算,这是就一个人发明一个完全崭新的构造这一意义而言的。他是在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现了它;甚至在他转向数学很久以前,这种一对一的对应运算早就是他的心理装备的一部分,因为极初步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观察就揭示出来了一对一的对应是一个原始的运算。在所有一切早期社会中,它是经济交易的基础。而在年幼的儿童中,甚至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前,我们就发现它的根基了。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基本运算的性质是什么?
这立即导致另一有关问题:在一对一的对应和自然数这个概念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对一的对应的运算流传很广,这是否有助于证明罗素和怀特海的主题,即数是诸等值类的类(所谓等值即指诸类里面的各个单元是一对一的对应)吗?或者说,实际的数,除了一对一的对应以外,还根据某些别的运算吗?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作比较详细的研究。现在根据这一鲜明事例来说,如果认识了一个概念的心理学基础,也就蕴涵着对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的理解。在我们研究儿童中数的概念的发展时,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概念只是以等值类的类为根据,还是包含有其它的运算?
现在我愿意继续讲第二个例子,而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爱因斯坦怎样能够对于远距离的同时性给予一个新的运算定义?他怎样能够批评牛顿关于普遍时间的概念而不致于在物理学中产生深刻的危机?当然,毫无疑问,他的批评是根据实验发现的,如迈克逊——莫雷实验。虽然如此,如果对彼此远离的事件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所重新下的定义和我们的逻辑根本是冲突的,那么在物理学中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我们势必在两种可能性中接受其一:要么是,物理世界是不合乎理性的,要么是人的理性是软弱无能的——不能掌握外界的实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并没有这种混乱的情况。有少数玄学家(我对在场的哲学家们表示歉意),如柏格森或马利坦等人,曾为物理学中的这种进展所吓倒,但就大多数玄学家而论,以及在科学家们中间,这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危机。为什么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危机呢?
因为同时性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概念,甚至不是一个原始的知觉。以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题目,但是眼前我只想申述一下,我们的实验发现已经显示出来,人类并不是明确地感知到同时性,如果我们看到两个以不同速度移动着的对象,而它们同时停止下来了,这时,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感知到它们是同时停止的。同样,当儿童对于同时性没有确切观念的时候,他们并不脱离对象移动的速度去理解同时性。那么,同时性就不是一个原始的直觉,它是一种智慧的构造。
远在爱因斯坦以前,彭加勒在分析同时性这个概念以及揭示其复杂性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研究事实上使他几乎已经到达了发明相对论的边缘。现在如果我们阅读他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论文(顺便讲一句,从爱因斯坦后来著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论文就更加有趣了),我们便知道,他的思想几乎完全是以心理学的论点为基础的。以后我将表明,时间的概念和同时性的概念都是以速度的概念为基础,而速度的概念乃是一种更为原始的直觉。因此,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心理学上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相对论所带来的危机对物理学来讲并不是致命的,勿宁说,它是一种再适应,而且我们既可以在实验的和逻辑的基础上达到这种再适应,也可以找出心理学的途径去达到这种再适应。实际上,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同心理学因素的关联,而且当我在1928年第一次有机会遇见他时,他曾向我建议,如果我能研究时间的概念,特别是,同时性的概念在儿童中的来源,那将会是有益的。
以上所述可以暗示出,当我考虑知识的性质时,利用心理学上的数据可能是有所助益的。现在我想说,它不只是有所助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所有认识论者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参照过心理学的因素。不过他们对心理学因素的参照大多数是思辨性质的,而不是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根据的。我深信,所有的认识论提出了事实的问题,也提出了形式的问题,而且一旦遇到事实问题时,心理学的发现便是有用场的了,必须加以考虑。对于心理学,极不幸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家。在物理学或哲学领域内并没有这种情况。结果,当认识论者需要考虑某些心理学方面时,他并不参考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也不去请教心理学家,而只凭自己的思考。他把一些观念和关系收集到自己的思想内,试图由自己去解决所产生的心理学问题。我愿意引述几个认识论上的例子,说明即使一些心理学发现初视之下似乎与讨论的问题无关,但这些心理学上的发现是能够和有关问题关联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他们的认识论中从来不参考心理学,他们认为,逻辑实体和数学实体只是一些语言结构。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逻辑或数理运算时,我们只是利用一般的句法、一般的语义学或莫利斯所谓的一般性语用学,即一般性语言用法的规则。一般讲来,他们的主张是:逻辑的与数理的实体是从语言派生出来的。逻辑和数学只是一些特殊化了的语言结构。现在,在这里,这就与考查事实密切关联起来了。我们能够考查,在语言发展以前,儿童是否就有了逻辑的行为。
我们能够发现,儿童动作的协调是否揭示出一种类的逻辑;是否揭示出一个序列系统;是否揭示出种种一对一的对应结构。如果在语言发展之前,我们在幼儿的动作协调中的确发现有逻辑结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些逻辑结构是从语言中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能用思辨,而只能用实验的方法及其客观发现去探索。
于是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严肃地对待心理学。严肃对待心理学的意思就是说,当发生一个有关心理事实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向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请教,而不应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辨去发明一个答案。
附带说一句。值得指出的是,在语言学本身的领域内,自从逻辑实证主义进入黄金时代以来,理论的地位已经颠倒过来了。布卢姆费尔德在他的时代完全坚持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逻辑的语言学观点。但是目前,如你们所知道的,乔姆斯基已经站在相反的立场了。乔姆斯基肯定,逻辑不是根据于和派生于语言,相反,语言是以逻辑为基础,以推理为基础的,而且他甚至于认为这种推理是先天的。他主张推理是先天的,这也许走得太过了,这个问题又是需要参照事实,参照科学研究加以解决的。这是心理学领域内另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在乔姆斯基今天所辩护的理性主义(根据这个理论,语言是根据于理性而理性又被认为是人类天生的)和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逻辑只是语言学里面约定俗成的结果)之间还有一整套可能的答案以供选择,而要在这些答案中作出选择,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即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思辨去解决的。
我不想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觉得发生认识论只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反之,每当我们能够从事某种形式化的工作时,每当我们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碰到某些业已完成的结构时,逻辑的形式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总是在逻辑学家和我们正在探讨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协助之下,努力使这种结构形式化。我们的假设是说,以心理学的形成为一方面和以形式化为另一方面,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形式化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明白,光有形式化本身也是不够的。我们正在指出,在一种领域内,要阐明某些认识论的问题,心理学的实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甚至就形式化本身而论,仍然还有一些理由证明为什么形式化本身永远是不够的。我愿意来讨论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不仅有一种逻辑,是有许多不同的逻辑。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单一的逻辑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人们知识的整个构造。但是它也意味着,当所有不同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它们彼此间又不够充分地连贯一致,以致不能用来作为人们知识的基础,于是任何一个单一的逻辑力量太薄弱,而把所有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又太复杂了,以致不能使逻辑为知识奠定一个单一的价值基础。这是第一个理由,证明为什么单有形式化是不够的。
第二个理由是在哥德尔定理中发现的。形式化是有限度的。这是事实。
任何连贯一致的系统即使丰富得足够包含初等算术,也不能证明它自己内部是连贯一致的。因此,便发生了下列的一些问题:逻辑是某些事物的一种形式化,一种公理化,但到底是哪些事物的形式化、公理化呢?逻辑的形式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甚至还有两个问题。任何公理系统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不可演证的命题或公理,而其它的命题则能从这些公理演证明白;这种公理系统也包含有不可定义的、根本的概念,而其它的概念则是根据这些根本概念来定义的。那么,就逻辑而言,在这些不可证明的公理和不可定义的概念下面的又是什么呢?这是逻辑中的结构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表明以形式化作为根本的基础是不恰当的。它表明既要考虑公理化的逻辑系统,又得考虑思想本身的必要性,因为逻辑系统尚在发展而且仍然常有直党性质的这一事实,正是来源于人类的思想。
形式化不够的第三个理由是,认识论开始解释知识时是按照它在科学领域内的实际情况解释的,而这类知识事实上并不只有形式的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与此有联系的,我愿意引用我的一位逻辑朋友,已故贝思的事例。他强烈地讨厌一般的心理学并且反对把心理学的观察引入认识论的领域,因此,他也讨厌我的著作,因为我的著作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虽然如此,由于学术对照的关系,贝思参加了一次我们的关于发生认识论的座谈会,并且仔细地考查了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这次座谈会后,尽管他害怕心理学家们,但他同意和我合写一本我们称为《数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著作。这本书是用法文出版的,后来翻译成英文。他在对这一卷书的结论中,写了下面的几句话:“认识论的问题是要解释真正的人类思想是怎样能够产生科学知识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逻辑和心理学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这个宣告并不暗示心理学应该直接干预逻辑——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它却主张,在认识论中对逻辑和心理学两者都应加以考虑,因而讨论人类知识的形式的和经验的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总之,发生认识论既研究知识的意义,也研究它的形成,我们可以用下列的语词来陈述我们的问题:人类心理是用什么手段从一个比较不足的知识状态转向一个较高的知识状态的呢?决定什么是较低的或不很恰当的知识和什么是较高的知识,当然有其形式的和规范的方面。决定一定的知识状态是否高于另一知识状态,并不是心理学家的事情。这是由逻辑学家或某一科学领域内的专家们所决定的事。例如,在物理学的领域内,要由物理学家去决定某一理论是否比另一理论有些进步。从心理科学的观点来看,从发生认识论者的观点看来,我们的问题是解释一个较低的知识阶段是怎样过渡到被判断为较高的阶段的。这种过渡的性质是一个事实问题。这种过渡是历史性的或心理学性质的或者有时甚至是生物学性质的,这一点我将试图在以后加以说明。
发生认识论的根本假设是:在知识的逻辑的、理性的组织和相应的心理形成过程之间有一种平行状态。好,现在,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假设,那么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呢?当然,最有成果、最显明的研究领域乃是史前人类的人类思想史。不幸,我们对于尼安德特人的心理或泰拉尔?德?夏尔丹的“北京人”的心理,还没有很好的知识。既然我们还没有研究生源说这个领域,我们就将像生物学家一样行事,转向个体发生学。概念在个体中的发生是我们最容易研究的。我们所有的人周围都有儿童。在儿童们身上,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去研究逻辑知识、数理知识、物理知识等方面的发展。这些东西,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研讨。
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导言,就讲这些。现在我愿意转向某些专题并从研究儿童逻辑结构的发展开始。开始时我将在思想的两个不同而又互相补充的方面加以区别。一个是形象的方面,而另一个我称为运转(算)方面。形象方面被认为是模仿瞬间的和静止的状态。在认识领域内,形象的机能首先是知觉、模仿和心理影象,事实上即内化的模仿。思想的运算方面并不研究状态,而是研究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转化。例如,它包括转化对象或状态的动作本身;它也包括智慧的运算,这种智慧运算实质上就是转化的体系。
它们是动作,而这些动作是可以和其它动作互相比较的,可以逆转的,即它们能够向着两个方向进行〔这就是说,动作A的结果能够被另一动作B(A的反演)所排除:A同B的结局将导致同一性的运算,而未改变其状态〕,而且是能够内化的;这些动作能够通过表象而不通过实际动作进行。形象的方面总是从属于运算方面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能理解为某一转化的结果或另一转化的出发点。换言之,按照我的思维方式,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它的运算方面而不是它的形象方面。
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观念,我认为:人的知识本质上是能动的,认识就是把现实同化于一些转化系统。认识就是转化现实,从而理解某一状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这个观点。我发现自己是对立于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一个被动摹本的观点的。实际上,这种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的观念是以一种恶性循环为根据的:为了制造一个摹本,我们就得去认识我们所描摹的模型,但是按照这种认识论的看法,我们认识模型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描摹它,于是我们便陷于循环之中了,而不能知道我们描出的摹本是否像那个模型。
按照我的思想方法,认识一个客体并不意味着去描摹它——而意味着作用于它,这意味着构造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只能在施作用于这个客体之上或同这个客体一道才实现的。认识现实意即构造着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多多少少恰当地符合于现实。这些转化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的转化是同构的。构成知识的转化结构并不是现实中的一些转化的摹本,它们仅只是一些可能的同构的模型,而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中作选择。于是,知识就是一种转化系统,它继续前进地变得更加恰当一些。
大家都同意,逻辑数理的结构是抽象的,而物理的知识——根据一般经验的知识——是具体的。但是让我们请问逻辑数理的知识是从什么东西抽象出来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当我们对于客体施加作用时,我们的知识就从客体本身派生出来了。这是一般经验论的观点,而且在实验的或经验的知识方面,这个观点大部分是有效的。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客体正在施加作用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种动作本身,也可以说,会考虑到运算,因为转化工作能够在心里进行。根据这个假设,抽象不是从受到作用的客体中抽绎出来,而是从这种动作本身抽绎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逻辑的和数理的抽象的基础。在包括物理知识的情况中,抽象是从容体本身抽绎出来的。例如,儿童能够在他手里举起物件并且知道它们有不同的重量——大的东西通常比小的东西重些,但有时小的东西比大的东西重些。所有这一切他是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他的知识是从物体本身抽绎出来的。
但是我也愿意提出一个例子说明有一种情况和上面的情况是同样原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从动作,从动作的协调,而不是从物件抽绎出来的。这个例子,即我们曾对许多儿童相当彻底进行过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原是一位数学家朋友提示给我的,他曾引用这个例子作为他对数学发生兴趣的出发点。当他是一个儿童时,有一天他在数鹅卵石,他把它们排成一行,从左边数到右边,他得到十。然后,他为了好玩,又从右边数到左边,看他将得到什么数目,他很奇怪他又得到了十。他又把这些鹅卵石排列成一个圆圈,结果又是十。他从另一方向,围着这个圆圈数,他又得到十。而且不管他把这些鹅卵石排成什么形状,当他数它们时,数目总是十。在这里他发现了数学中的所谓可换性,即总数与秩序无关。但是他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这种可换性是这些鹅卵石的本性吗?不错,似乎鹅卵石让他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排列它们;而对于水滴,他就不能这样做。因此,从这个意义讲来,他的知识有其物理的方面。但是秩序并不在鹅卵石之中,而是他,这个主体,把鹅卵石排列成行,然后又排成圆圈的。此外,总数也不在这些鹅卵石本身之中,而是主体把它们联结起来的。这位未来的数学家那一无所发现的知识便不是从鹅卵石的物理性质中抽绎出来的,而是从主体作用于鹅卵石的动作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知识,我们称为逻辑数理的知识,而不是物理的知识。
从客体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抽象,我们将称为简单的抽象,而第二种类型我们将称为反省的抽象,我们是从双重意义去使用这个名词。在这里,“反省的”一词除它在物理学中所具有的意义外,在心理学领域内至少还有两个意义。在物理学中,“反射”是指一条光线从一个表面反射到另一表面的这种现象。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一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从一个等级转移于另一个等级(如,从动作阶段转移于运算阶段)。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二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指反复思考的心理过程,即在思维运算阶段发生了重新组织的活动。
现在我愿意在两种类型的动作之间加以区别。一方面有个别的动作如掷、推、触、搓。这些个别动作产生于从对象中作出抽象的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简单类型。然而,反省抽象却不是根据个别的动作,而是根据许多协调的动作。动作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中加以协调。
例如,能够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相加性协调。或者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起来,我们称之为有序的或序列的协调。例如,当某些动作是达到一个目标的必要手段时,在我们把动作组织起来去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便有一个先,一个后。另种类型的动作协调是在两个行动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第四种形式是在许多动作中建立的交点。所有这些协调形式在逻辑结构中都有其对应的平行物,而且照我看来,当这些形式以后在思维活动中发展时,在动作阶段的这种协调便是逻辑结构的基础。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逻辑思维的根源不单是在语言中发现的,即使语言的协调是重要的,而更一般地是在作为反省抽象基础的动作协调中发现的。说得完备些,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单个的动作和协调的动作之间的区别自然是一种逐渐发生的区别,而不是一种突然中断的区别。甚至推、触、搓也是由一些较小的细致动作所组成的一种简单类型的组织。
这只是回溯分析的开始,这种分析还能进一步做下去。像在发展心理学中一样,在发生认识论中永远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我们永远不能回溯到这样一点上,在这里我们能说:“这里就是逻辑结构的开端。”一旦当我们开始讲到一般的行动协调时,我们就会觉察到。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生物学领域里面去。我们可立即进入神经系统和神经原网络内部协调的领域[如麦卡洛克和皮茨所讨论的内容]。然后如果我们再寻找这些科学家们所讨论的神经系统的逻辑根源,我们就要作进一步的追溯。我们会发现更基本的有机协调。当我们再进一步进入比较生物学领域时,我们就到处发现具有依次包含的对应关系的结构。我不想进入生物学;我只想把这种回溯分析追踪到它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开端,而且再一次强调人类逻辑的和数理的结构的形成并不能单用语言去解释,而是在一般的动作协调中有其根源的。
【美国】福克纳(1897—1962)
福克纳,美国小说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描写美国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见长。
《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
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做出符合这份奖赏的原意与目的,与其奖金部分有相等价值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愿意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笑话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的。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然而,只有接触到这种内心冲突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他一定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精的是没能怜悯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他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他重新懂得这些之前,他写作时,就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能传种接代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在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传种接代,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唯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美国】海明威(1899—1901)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本文是他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作家和战斗》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做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止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队。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
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19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19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130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7000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3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12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印尼】苏加诺(1901—1970)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1955年对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是1955年4月18日,他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阁下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我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30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一部分心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1945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膺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这些负担。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
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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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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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易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
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丁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纸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
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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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里根(1911~)
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之际,里根出访前德国时,向在“二战”中德国战死者公墓献花圈,并发表这篇讲话。意在“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曙光越来越亮了》
我刚从德国战死者的公墓归来,任何人参观那个公墓都不能没有深沉而又相互矛盾的心情。我对历史能充满这类浪费、毁灭和罪恶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我知道,从这些灰烬中产生了希望,从过去的恐怖中我们已建立了四十年的和平与自由以及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又使我感到欣慰。
这次参观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多种感情,也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多种感情。
从我最初决定参观比特堡公墓以来,我收到了许多封信,有的信表示支持,有的信表示深切担忧和怀疑,其它的则表示反对。有些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现在本应是治愈伤痕的时刻。
对于退伍军人和仍感到那次战争痛苦损失的美国军人家属来讲,我们今天同德国人民和解的姿态绝不会丝毫减少我们对那些过去为祖国而战、为国捐躯的人的热爱和崇敬。他们在祖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为了拯救自由而献出了生命。今天正保卫亿万欧美人民自由的民主国家联盟生动地证明,他们没有白白作出高尚的牺牲。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哀悼这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今天,在比特堡公墓,我们纪念四十年前被毁灭的那种潜在的优良品质和人性。如果那位15岁的士兵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他的同胞一起建设新的、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正献身于人类尊严和保卫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自由。
他的子孙今天也许会在比特堡空军基地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这里,新的几代德国人和美国人将友好相处并致力于共同事业,献身于维护和平和保卫自由世界安全的事业。
过去,一场战争的结束常常只是播种下另一场战争的种子。我们今天庆祝的是把我们从毁灭循环中解放出来的两国之间的和解。看看我们一起完成的业绩吧。我们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我们过去是不共戴天的对头,现在则是最牢不可破的盟友。
四十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争,那是为了除去笼罩着全世界的万恶的黑暗,让我国以及所有国家的男女老少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员。但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今天仍然处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黑暗中。
二十二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来到柏林墙,宣布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犹威胁的世界中的一名犹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苏联)古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条挤满人的船上的一名难民,我是一名老挝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一名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教训、纳粹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由的力量必须永远比极权主义强大,善必须永远比恶强大。我们两国的道义标准将体现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维护自由、保护生命安全以及尊重和爱护上帝所有的孩子的决心上。
因此,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刻地、并且令人满怀希望地体现出人的这种精神。我们无法把昨大的罪行和战争勾销,也无法使数百万人复生。但是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从而使过去富有意义,我们能让自己的痛苦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医治人类的创伤。
我们牢记过去的教训,已翻开历史上新的更光辉的一页。有许多人就我这次访问给我写信。其中的一位年轻妇女要求我为了德国的前途向比特堡公墓献花圈。我正是这样做的。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十周年,我们纪念仇恨、罪恶和下流行为结束的这个日子:我们要纪念民主精神在德国复苏的日子。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满怀希望。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处在受压迫的黑暗中,但是我们已看到照亮全球的自由新曙光。在拉丁美州新建的民主国家,在亚洲新出现的经济自由和繁荣中,在中东缓慢走向和平的进程中以及欧美民主国家联盟的不断加强中,我们都能看到曙光越来越亮。
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法国】尤奈斯库(1912~)
尤奈斯库,法国剧作家,西方“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之一。主要剧作有《秃头歌女》等。另有戏剧、小说、杂文多种。本文是作者1959年6月在国际戏剧学会主办的赫尔辛基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论先锋派》
看来,我是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了。因为既然我在这里,在这里参加先锋派戏剧的讨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不用待言的,这完全是一次正式的会议。
现在,我们要问:先锋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个戏剧学的博士,也不是艺术哲学的博士,只勉勉强强算作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那种戏剧家。
如果我还能够对戏剧有一些看法,那么它们也特别是指我个人的戏剧而言的,因为这些看法是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与其说它们是能起规范作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描述性的。当然,我是希望我的那些规则同其他的人也应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由大家一个个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是我自己所发现的那些戏剧规律只是暂时的,它们是不断运动的。它们随着艺术创作的激情而来,自生自来。我还能够写出一部新的剧本,我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改变。有时,我不得不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还持原来的观点。
我仍然希望我自觉地或者本能地所依靠的几个根本原则不至于改变。那么,我再一次能够对你们讲的。仍然是一种完全是个人的经验。
但是,为了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我在到这里来以前,仍然是搜集了一些资料的。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
这样,以此类推,戏剧中的所谓先锋派,应当是由进行突击的作家——有时还有进行突击的导演——的一个小组所组成的。在他们的后面,隔开一段距离,跟着的是演员、作家和鼓动者们所组成的大部队。类推法可能是成立的,这就像阿尔贝雷斯继许多人之后,在他的一本题为《二十世纪的智力冒险》中所证实的那样:“由于一种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加以解释(确实,要解释似乎也是很困难的)的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文学(当然,也包括艺术)的敏感性总是先于各个历史事件,后者对前者进一步作了肯定。”的确,波德莱尔、卡夫卡、皮兰德娄(“他拆开了社会、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崇高感情的结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公正地认为是先知作家。
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超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他已被“大部队”的其他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这是一支向何处去的“大部队”呢?
我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是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事实上,各种思想家、艺术家或者重要人士,在某种时候,只是赞同一些僵化的形式。他们还以为是越来越牢固地安居于思想、艺术和任何一种社会秩序之中呢,他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其实早已经开始动摇了,出现了一些裂缝,不过他们没有怀疑过罢了。事实上,迫于形势,一种制度建立之日,已是它过时之时。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
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它了。它已是一个僵化的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同样地,一种存在方式——一旦被接受或者简单地被允许,那它就已经是不能允许的了。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他发奋要使它解体,起来反叛它,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制度似的,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批评过去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当局鼓励您或者容许您这样做的时候;那只是事物现状的一种固化、一种僵化、一种圣化,在暴政面前的卑躬屈膝,笔法的因循守旧。
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我明显地觉得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确,先锋派这个词有几个意思。因此,它可以完全简单地被认为是与艺术戏剧近似的。所谓艺术戏剧,是指一种特别是在法国被人们称作是戏剧的东西,比通俗喜剧更加文学化、更加讲究、更加大胆的戏剧。乔治·皮尔芒的看法好像就是这样,他在他1946年所出版的戏剧选中,把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喜剧,其中有罗贝尔·德·弗莱尔、弗朗索瓦·德·居雷尔等等;另一类是先锋派,其中有克洛德——安德烈·皮热、帕瑟、让·阿努伊、吉罗杜,等等。今天回过头去一看,觉得是相当有趣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变成经典的作家了。但是,莫里斯·多内在他那个时候,还有巴塔耶,也都是先锋派作家,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分裂,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反对。
最后,他们加入了传统戏剧,这就是一切先锋派的归宿。无论如何,他们曾经代表了一种反对,其证据就是,这些作家在开始时受到批评界的激烈批评,批评界对他们的反对加以反对。当现实主义是戏剧生活中最通常的表现并变得过分时,先锋派作家的反对可以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而当象征主义变得过分、专横并不再体现现实的时候,先锋派可以是对某种象征主义的反对。不管怎样,被人们称之为先锋派戏剧,或者新戏剧的东西,它作为一种在正式戏剧之外被承认的戏剧或者说被普遍承认的戏剧,就是这样的一种戏剧,它好像通过它的表达、探索和困难,有着一种高级的要求。
既然它的特征是由它的要求和它的困难所构成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它在被融合和变得易懂之前,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戏剧。先锋派戏剧,或者干脆说一切新的艺术和戏剧,都是不通俗的。
一切革新的尝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惰性所反对,这也是必然的。很明显,并不是要一个剧作家变得不通俗。但也不是要他变得通俗。他的努力,他的创作,是应把这些一时的评论置之度外的。或者是这种戏剧永远不通俗,不被承认,那么他也就什么都没有干;或者是他的作品变得通俗了,由于环境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很自然地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今天,大家都懂得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基本定律了,而这些学科在它们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只有一些学者才能够理解的,它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几何学和物理学变得通俗。人们肯定也不能指责他们只是在局限于一定范围的某种社会等级内表述真理,因为他们所表述的是无庸置疑的客观真理。要去论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的问题,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还都知道,在精神的这两个领域,不同是比相似来得更大的。然而,每个新的作家正是以真理的名义,去考虑战斗的。布瓦洛企图表达真理,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的序言里,认为浪漫主义艺术是比古典主义真理更加真实和更加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样也企图扩展真实的范围,并揭示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方面。象征主义以及晚些时候的超现实主义,也同样想发现和表现隐藏着的真实。
因此,向一个作家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地让他发现真理,并且把它们讲出来。至于讲的方式,那自然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对他来说,这讲本身就是真理。他只是为了他自己而讲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时候,才也为其他人讲的。决不会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不惜一切代价,想写一些通俗的戏剧,那么我就得去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转述一些并不是由我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有人在别处已经向我转述了这些真理,我的已是第二手资料了。艺术家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煽动家。戏剧创作是为了要回答精神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本身就够了。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要成为一棵树,用不着得到我的许可。这棵树不会产生是不是这样一棵树的问题,不会产生让人承认它是棵树的问题。它不去进行自我表白。它存在着,并用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表现。它不企求得到理解。不去赋予自己一种更易于被理解的形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棵树了。它本身就是对什么是一棵树的解释。同样的,艺术作品存在于自身之中,我构思的完全是一种没有观众的戏剧。观众是自己来的,正像他们知道把树叫作树一样,认出了这是戏剧。
贝朗热的歌曲要比韩波的诗歌通俗得多,后者在当时是被认为完全不能理解的。难道因此就应当排斥韩波派的诗歌吗?欧仁?苏是非常通俗的。普鲁斯特就不是那样。他没有被理解,他不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他只是简单地贡献出他的真理,而它对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却是很有益的。难道应当禁止普鲁斯特写作而仅推荐欧仁·苏吗?今天看来,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更富于真理,而欧仁·苏的作品却是空虚的。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没有人使用权限禁止普鲁斯特用普鲁斯特的语言进行写作。
一种景象只能用适合于它的表现手段去表达,以致它就是这种表现本身,是唯一的。
但是,通俗的东西有好有坏。有人认为“通俗”戏剧是一种为知识上贫乏的人而写的戏剧,那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种教育的或者教训的戏剧,它是一种感化的、初级的(不是原始的,那是另一回事)戏剧,是一种政治或者一种思想意识的工具。这种戏剧起到双重的作用,即进行一些既顺从大流又毫无益处的重复。
一个艺术作品(因此,一个戏剧作品也是一样的)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最初的直观,它由于艺术家的才能和天赋不同,尽管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总是一种由其本身决定的最初的直观。然而,为了使得它能够产生和形成,就得让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把别人的看法和次要的因素置之度外,例如作品的命运啦,它的名声啦,是否应当体现一种思想意识啦,等等。
在想象力的发展中,各种涵义会自己出现,有一些有说服力,另一些则不那么令人信服。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有人怎么能够抱这样的奢望:怎么能够对所有的人讲话,怎么能得到观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同一个等级的人里,比如这样说,一些人喜欢草毒,另一些人则爱吃于酪,有些人头痛时服用阿斯匹林,还有些人胃疼时则爱用铋剂。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因为观众是否赞同的问题而有所焦急的。或者,是的..可能..剧本一旦写成,我就要设法把它弄出去,至于他们赞同与否,那都是极为自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从来是不能为所有的人而写作的。或者,最多不过是为大多数人而写,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写一些蛊惑人心的戏剧,写一些落人俗套的戏剧。当人们想对所有的人讲话时,那实际上就是不对任何人讲,因为一般地说,那些使所有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就很少能够使每一个具体的人感兴趣了。况且,由于一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件新的东西,所以它是咄咄逼人的,本能地咄咄逼人的。它冒犯观众,冒犯大部分观众,它以奇特使观众感到愤慨,奇特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它不能是别的情况,因为它没有走老路,而是在荒野上单独另辟了一条新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前面才讲一件艺术作品不会是通俗的。但是,从表面上看来,新的艺术不是通俗的,这倒不是由于它的本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谓通俗的戏剧,在实际上是更加不通俗的戏剧。它是从上而下,傲慢地强加下来的一种戏剧,是由领导的“显贵”所强加下来的,是由一类手里强加下来的,他们事先就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甚至只把他们所希望人民需要的东西强加下来,让人民只能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不合常情的是,由于自由的艺术作品在它奇特的外表之上所具有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就使它成为惟一的是从人们的内心涌现出来的、透过人们内心的作品,惟一的真正能够表现“人民”的作品。
有人说戏剧正处在危险、危机之中,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有时,人们要剧作家去宣传和捍卫各种神学,因此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们强迫他们只能捍卫、攻击、阐明这个或者那个,他们不是卫士,光是些棋子而已。在别的地方,束缚戏剧不是各种体系,而是习俗、恐怖、僵化的精神上的习惯和一些规定。当戏剧能够在思想上有最大自由的地方,是想象力最为活跃的地方时,那它就变成一种僵化的习俗的体系(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不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的最大约束了。人们害怕有太多的幽默(幽默,就是自由)。人们害怕思想自由,也害怕一种过于悲剧化的或者绝望的作品。乐观主义和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违者处死。有时,人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荒诞,因为它揭露了一种语言的可笑的特点,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枯燥无味的、由陈词滥调和标语口号所构成的;因为它揭露了事先就知道的戏剧行动。但是我,我要让一只乌龟出现在舞台上,让它变成帽子,变成歌曲,变成古代的胸甲骑兵,变成泉水,人们在剧中要敢想,这里是人们最不敢想的地方。
除了对机器房的技术可能性要有所限制之外,我不主张别的还有什么限制,人们将会说我写的是杂耍歌舞,写的是杂技。好极了,让我们和杂技合为一体吧!人们可以指责作家过于专横,但是想象力可不是专横的,它是一位启示者。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完全保证,作家就不能成其为作家,他就不能讲出一些别人还没有讲过的东西。至于我,我给自己作了规定,除了我的想象力的法则以外,别的什么法则也不承认;而既然想象力是有法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明,证明了想象力终究不是专横的。
有人说,人的特征就是他是会笑的动物;他尤其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
他把一些本来在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引进世界里来,例如:庙宇、兔棚、两轮车、火车头、交响乐、诗歌、主教座堂、香烟,等等。常常,驱使创造所有这些事物的那种实用价值只是个借口而已。活着有什么用呢?就是为了活着。一朵花有什么用呢?就是一朵花。一座庙宇、一个主教座堂有什么用呢?是为了保护教徒吗?我觉得不是的,既然庙宇已经改作他用,而人们却继续在仰慕着。庙完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建筑艺术的法则而服务的,而且这些法则可能正是我们的精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建筑术的法则,既然精神已经把它们认出来了。但是,戏剧如果缺少胆量,那就会自我消灭的。看来,人们并不懂得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不能是假的。只有在我想写真实并只限于真实时,它才是假的,因而写的是虚假的真实。当我创造时,当我想象时,我才意识到那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想象的结构更为明显和“合乎逻辑”的了。我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世界使我觉得它是不合理的,它变得不合理了,为我的理智所不容。只是在我的精神里,我重新找到了我一直努力使我的精神重新适应,使我的精神服从的法则。但是,这已经超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了。
当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比如说一部剧本,我们可以说他是清楚地或者模糊地感觉到他在进行一场战斗的,如果他有什么东西要讲出来,那不是因为其他人把这件事情还没有讲明白,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讲明白,他要讲点新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写作呢?讲出他所要讲的东西,让人们接受他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战斗。一棵树要生长,就必须克服物质上的障碍。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物质,那是已经做了的,已经讲了的。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赞成或者反对某件事情,他是不管这些事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艺术家虽然力量有大有小,但都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他摹仿,如果他抄袭,如果他只是举些例子加以说明,那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好像诗人都是反对一种传统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存在,这种斗争常常是不由自主的)。
然而,如果诗人觉得语言不再能够写出真实,不再能够表达出一种真理时,他们就还要努力以一种更加激烈、更加雄辩、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更加合适的方式,把真实写出来,最好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他们努力回到已经过时的传统上去,把它现代化,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可以觉得(无论如何,他有此愿望)他的戏剧比他周围那些人的写得好。因此,他的活动是一次真正的回到源头去的尝试。什么源头?戏剧的源头。回到戏剧的内在模式上去,人们重新找到戏剧性的人物和永久而深刻的形式。
帕斯卡尔自己找到了几何学的原理;少年时的莫扎特就自己发现了音乐的基础。当然,只有很少的艺术家才能同这两位巨人相比。然而,我觉得肯定的是,人们虽然雄辩地称某种东西为天生的戏剧,但是如果不能再对它进行一点创造,那么人们也就不能拥有它。看来,我差不多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一次巨大的地壳激变中全部沉没,那么幸免于难的人迟早总会重新发现绘画、音乐和戏剧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与人的呼吸一样都是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和本能的。那些没有发现(即便是一点点)戏剧的作用的人,因此也就不是块搞戏剧的料子。而为了能够有所发现,可能就必须要有某种的无知,某种的天真,一种从上述的天真中所产生出来的胆量:但是这种天真并不是头脑简单,这种元知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它只是吸收知识,把知识加以更新。艺术作品不是没有见解的。但是既然艺术作品是生活及其表现,那么这些见解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能产生出一些思想。相矛盾的是,新的作家正是那些竭力返回到最老的东西中去的人。这些最老的东西是,在一种要更加清楚、更加朴实、更加纯戏剧化的戏剧作品中的新的语言和主题;寻求传统,但拒绝传统主义;概括知识和创造、真实和想象、个别和普遍,——或者像人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和集体;脱离阶级,超阶级的表现手法。在说出索绕在我脑际的一些基本的念头时,我表达了我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一切阶级的和各种心理的樊篱,自发地赶上了所有的人。我表达了我的孤独,同所有人的孤独聚在一起;我活着的快乐或者生存的奇怪心情,也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拒绝从其中看清自己的话。像爱尔兰作家布伦丹·贝汉的一个剧本《马丁的顾客》,就是从作家独特的经验——监狱——中产生出来的。
不过,我却觉得我同它是有关的,因为剧本使这个监狱变成了所有的监狱,使它变成了全世界。使它变成了所有的社会。很明显,在这座英国的监狱里,有些囚犯,也有些看守。因此,就有奴隶和主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被关在同一堵围墙里。囚犯们仇视他们的看守,看守们鄙视他们的囚犯。但是,囚犯们之间也互相厌恶;看守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了解。如果在看守们和囚犯们之间发生一次简单的冲突,如果剧本只局限于写这场非常明显的冲突,那就没有什么新的、深刻的、富有揭示性的东西,只是写了一个粗浅的、过分简单的事实。但是通过这个剧本,贝汉让我们看清了更加复杂的现实。在这座监狱里,一个人要被处决了。将被处决的犯人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但他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了,使我们在思想上极难摆脱掉。这就是剧中的主人公。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主人公就是死亡。看守和囚犯共同感觉到这个死亡。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就在于大家的、超越于看守和囚犯的区别之上的这种烦扰、这种可怕的相通的苦恼。这是一种超越于各种隔离之上的相通,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友爱,但是作家让我们意识到了。所有的人本质上的一致,被他向我们揭示出来了。这可以帮助一切敌对的营垒互相靠近。确实,我们突然觉得囚犯们和看守们都是要死的,一个问题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支配着他们。这就是一部通俗的戏剧,写了在同一个苦恼中的相通。这是一部旧戏,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问题;但这又是一部新戏,是一部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戏,因为讲的是一个特定国家历史上现在的某个时刻的监狱。
本世纪初,特别是将近20年代时,在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曾出现过一个广泛的全世界的先锋派运动。在我们的智力习惯上发生了一次动荡。从克莱到毕加索,从马蒂斯到蒙德里安,从主体派到抽象派的现代绘画,都表现了这次动荡、这次革命。它也出现在音乐和电影中,它还征服了建筑。
哲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我谈这些是不够资格的)给我们描绘了世界的新景象。一种新的风格被创造出来并继续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有着统一的风格——综合了多种风格——,它相应地在建筑和诗歌、数学和音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凡尔赛的城堡和笛卡儿的思想中,就存在着本质的统一。从安德烈?勃勒东到马雅柯夫斯基、从马里内蒂到特里斯唐·查拉或者阿波利奈尔的整个文学和戏剧,从印象派的戏剧到超现实主义,直到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的新近的小说,特别是纳塔丽·萨罗特和米歇尔·比托尔的最新的小说,都加入了这场更新的潮流。但是整个文学上的这些活动没有变成一种运动,而在戏剧方面好像在1930年就停止了。现在,最落后的就是戏剧了。先锋派的活动即使没有在整个文学中停止的话,那么至少在戏剧中是停止了。各种的战争、革命、纳粹主义、其他形式的暴政、教条主义,以及在其他国家中的因循守旧的僵化,现在都阻止了先锋派的发展。应当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我,我希望成为那些力图使这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的普通的创造者当中的一个。确实,这个被抛弃了的先锋派并没有过时,但它被埋葬了,老的戏剧形式又反动地卷土重来,它们有时还居然自称是新的形式呢。
现在的戏剧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它表现了一种陈旧的心理学,一种通俗的结构,一种因循守旧的审慎,以及一种现实主义——它可以说它自己不是习俗的,而实际上确是如此的,它屈服于一些威胁着艺术家的教条。
法国电影的青年一代要比戏剧的同行们先进得多。青年一代的电影工作者是在影片资料馆和电影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在那里接受的教育。
在那里,他们看了艺术影片、古典影片、先锋派的影片、非商业影片、非通俗影片,它们由于其非商业性质,通常是从来不在大礼堂里演的,即使在那里演也只是演一个很短的时期。
戏剧还需要(但是对它来说,也是更加困难的)这些试验的场所、这些实验的礼堂,以匣逃避浅薄的公众。唉,在某些国家,还有一个危险,还有一个逃脱不掉的祸害,那就是老板。他们在那里就像些暴君,戏要卖座;而要能卖座,就必须砍掉一切大胆的地方,砍掉一切有创造精神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惊动任何人。
有个老板要我改写我的各个剧本,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些。我问他有什么权利于预我剧本的结构问题,因为它只应当同我有关,只应当同我的导演有关。我觉得他虽然出钱演戏,但这并不能使他拥有一个对我的作品发号施令、进行修改的充分的理由。他对我宣称他是代表观众的。
我回答他说,我们正是要对观众,也就是说对他,对他这个老板,作斗争呢。
对他作斗争,或者不把他当回事。
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思想和艺术开放,它相信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相信必须要有一些实验场所。一种发明或者科学理论在得到推广之前,总是要在实验场所里进行准备、试验和思考的。我要求剧作家能得到像学者一样进行他们的试验的可能。人们不能说,一项科学发现因此就是不通俗的。我不相信从我内心的深处所产生出的一些精神现实会是不通俗的。卖座率高,并不见得总是通俗的。诗人的高贵并不像一个社会等级的虚假的高贵那样是一种虚假的高贵。在法国,我们有一些引人人胜的作家,如让·热内、贝克特、沃蒂埃、皮歇特、舍阿代、奥迪贝尔蒂、盖尔德罗德、阿达莫夫、乔治·内弗,他们在继续写作,反对季洛杜派、呵努依派、让一雅克·贝尔纳派,等等。他们还仅仅构成一些起点,预示着一种生动而自由的戏剧有可能发展起来。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