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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亡启示录
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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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的一个秋天，亚平宁半岛正值收割季节。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陈兵意大利，发动了针对罗马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罗马城郊外的一次战役中，汉尼拔以别出心裁的“新月形战阵”取得了那次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之后，罗马城内家家戴孝，正规军团的作战力量悉数死绝，而布署在西班牙、撒丁、西西里的23个罗马军团不是被分割包围，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不及回救罗马城。自传说中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619年以来，罗马城，这个强大王国的中心，似乎要注定了坐以待毙的命运。汉尼拔率军来到罗马城下，在这里他发现有三支严阵以待的非正规部队准备迎战；这些部队由罗马公民自愿组成，他们怀着无所畏惧的报国壮志，并从小就接受罗马严格的公民教育和军事、纪律训练。汉尼拔对这么一场他如不能杀掉最后一个罗马公民便无脱身之望的战争，不禁胆寒了；这个古代世界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在罗马人的无敌气概面前，选择了匆匆退去。当时远在西班牙军团的罗马将军费边闻听汉尼拔匆匆撤退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汉尼拔！只有汉尼拔才了解罗马的伟大！”
经历过伯罗奔尼萨战争洗礼的那一代希腊人的子孙们，在希腊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了由伯罗奔尼萨战争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和德米斯托克里所激发起来的帝国记忆，但出于嫉妒，他们仍然认为罗马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并非由于罗马人的才干，而不过只是由于罗马共和国的运气。那盲目地分派和施舍她的恩惠的喜怒无常的命运女神，现在愿意敛起她的双翅，从她脚蹬的圆球上走下来，把她的皇座牢固地、永远不再改变地安置在台伯河畔。一位较聪明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通过向他的国人揭示出罗马之所以伟大的深厚基础，从而剥夺掉他们那种无稽的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罗马公民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国家所抱的忠诚是得到教育的习惯和宗教的见解的支持的。美德和荣誉是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全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罗马青年，每当他们一见到家中所挂祖先的画像，马上便会意气风发、争强斗胜。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温和的斗争最后确定了使人民会议的自由意志和元老院的智慧、以及一位执政官的施政权统一起来的整个制度的坚定、对等的平衡。每当执政官一举起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公民，按照过去宣读的誓言，都会拿起刀剑为祖国效力，直到他结束为期十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这一明智的制度源源不断地把新生的一代自由人和士兵送上战场。那位曾激起小西皮奥的高尚品德、亲眼看到迦太基最终毁灭的波利比乌斯，曾准确地描绘了罗马人的军事制度；他们的赋税、武器、训练、上下级关系、行军和扎营的情况；并指出，这个百战百胜的军团的实际力量显然高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方阵的威力。根据这些和平与战争的制度，波利比乌斯推断出这不知道恐惧、不甘心安逸的罗马人的精神和成就。那个人们如果及时筹谋加以阻止定能粉碎的庞大的扩张计划最终试行成功；一种对正义的永久的毁弃竟得到了以审慎和勇气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德性的支持。在一次战役中有时也会失败、但在一场战争中无往不胜的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以迅速的步伐，一直向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大西洋边推进；那些原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王的金、银、铜像，一个个相继被铁一般的罗马王国粉碎了。
然而，到了公元后6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马的命运一下子进入了最悲惨的时期。由于帝国中心的转移和各行省的先后失守，公众和私人的财源已经完全断绝。那棵地球上的众多民族在其荫影下生息的高大树木，现在已被砍去枝叶，那干枯的树干也被留在地上任其枯萎了。司令的大臣和传递捷报的信使也不再在阿皮安或者佛拉米尼亚大道上相会。随时可以感觉到伦巴底人的进攻，并不断引起恐慌。一个现代首都的居民必会在想象中模糊地勾画出罗马城居民的苦难情况：他们战栗着打开或者关上他们的大门，从城墙上观望他们的房屋葬身在野蛮入侵者的火海当中，曾经统治整个世界的高贵的罗马人，现在象狗一样一双双拴在一块儿，呻吟着被翻山越海拖到遥远的奴隶工场去。这种时刻不安的惊慌状态必然会消除农村生活的欢乐，使那里的人再无心从事劳动；意大利的平原很快变成了一片土地贫瘠、水流污浊，空气中充满病毒的荒野。好奇和进取心再也不能吸引各个民族的人前来这世界的中心；如果因偶然机缘或者迫于必要，一位陌生人游荡至此，他带着恐惧的心情观望着这凄荒的、空落落的城市，可能会止不住地问：元老院在哪里？人民在那里？执政官在那里？战而必胜的罗马军团在哪里?
再过一个半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时候，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状态彻底落入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并未建立起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于此，我们不能不问：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陷入偏见，有些则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扼杀了古罗马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一些人则宣称，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由外部原因所造成，也就是说，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和力量上大占优势，也不是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大政治家，例如斯提利科就集日尔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军事、外交手段于一身，马约里安皇帝则更显示出一代王者风范。然而，为何日后那些土头土脑的封建部落诸如墨洛温、加洛林以及萨克逊人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撒拉森人和匈奴人的进攻、作为一个小共和国的威尼斯也足以让铁打的土耳其近卫军退避三舍，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袖，却已经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了呢？事实上，如果所有的野蛮人征服者有可能同时全部毁灭，西罗马帝国也不可能从中得到恢复；如果罗马仍然存在，他也决无可能再具有原来的自由、德性和荣誉了。正如吉本所说：“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灭亡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活得如此长久。”因此，问题的答案可归结为：罗马帝国自身早就已经在衰落之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的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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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7年，罗马通过“霍腾修斯法”，确定罗马“平民大会”的“平民决议”（Plebiscitum）对罗马贵族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在这次平民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成为了武装农民的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由自耕农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是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按照罗马法规定，这些非长子没有继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通过战场为自己赢得片草寸土之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五分之一，这一罗马农民阶级的没落的结果几乎可称为汉尼拔的晚到的报复。随后的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贵族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对于格拉古兄弟及其土地改革，后来的罗马执政官西塞罗评论说：“这两个最优秀、最富天才、最被罗马平民爱戴的男人（amantissimi plebes Romanae，这个词通常指罗马的“民主党”）试图把平民们安置（Constituere）在被[贵族]长期占有的国家公地上，因为提贝留斯·格拉古试图制定一项土地法。这项平民为之感恩的法律看起来更像是被安置(Constitui)在脆弱不堪的偶然（Fortunae）之上。贵族们纷纷起而拒之。他们有的认为这项法律将鼓励动乱，有的因为其长期占有的地产将不复存在而认为这项法律将剥夺掉守护共和国的战士……在提贝留斯之后，盖乌斯·格拉古试图制定粮食低价出卖法（Frumentariam Legem：把共和国从地方上征收的粮食以国家控制的低价格卖给罗马城市平民，抵制私有粮商的投机，同时可能也意在增加日趋下降的城市平民人口）。这项法律对平民来说是无比甜蜜的，[它意味着]大量的粮食供应可以不劳而获。贵族们又起而反对。他们或者认为这项法律将把罗马平民从勤劳引向懒惰，有的则认为这项法律徒耗国库。”
的确，格拉古兄弟的土改似乎仅仅着眼于共和国的局部危机，即罗马城的城镇小农人口的锐减。和波利比乌斯一样，两兄弟没有看到危机的根本所在，那就是“城市国家”型的国体结构（City-state Constitution）自身的脆弱。——在这种国体结构中，最高政治权威与城市平民大会并存，对于一个业已成为疆域辽阔的帝国的治理，这种国体结构是不适合的。格拉古兄弟的激进改革不但回避了这一国体重疾，反而替无关小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或是顽固的保守权贵，比如克拉苏；或是狂热的煽动分子，比如卡提林；他们一律效仿格拉古前辙，冲击国体，徒谋一己私利而已，对元老院的权威构成颠覆之势。为了复辟，元老院情急之中放弃传统的应急手段，即召请“独裁官”，转而自行颁发戒严令，追杀格拉古，首开“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元老院无尚权威）的先例。从此，共和国的元老院不再仅仅是一个以审慎和智慧为重的咨仪机构，而更是一个杀人机构！
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进行生产。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经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罗马农业作家由此有想当然地认定劳动组织必定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只要看一眼罗马农业手册这类有关理想的种植园的描述，就能发现，奴隶乃与牲口比邻而居，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牲口则被称为“半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在奴隶居住之所，除了工棚之外，还包括一个诊所、一个看守所、一个手工间。凡是熟悉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军事制度的描写的人，看到这种景象，必定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没错，这就是军营！事实上，一个奴隶的生活确与一个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隶在地主的管事之监督下同吃同住在一个公房中。奴隶的工作是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进行，每天早晨他们都编成“班”，并由奴隶头带往工地。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用非自由劳动来为市场生产，除了皮鞭从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奴隶处境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素乃在于：这些过着兵营生活的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结合成所谓的奴隶婚姻，颇类似于今天兵营中那种带家眷的军曹。管事以外的奴隶大众却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恰如他们没有一夫一妻的生活一样。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是不难想见的。人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传种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营中的奴隶则无从再生产自身。奴隶营需要不断补充新人手。在古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定期购买奴隶被看成是庄园的日常开销。购买奴隶者大多吝啬。“最博学的罗马人”瓦罗曾建议最好以廉价的方式购买罪犯以补奴隶之缺，尽管其理由颇为独特：“罪犯更机灵。”总之，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整体经济结构日益严重地依托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但是，如果奴隶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那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这将势必影响到奴隶营本身是否还能生存，就象今天的煤矿倒闭必将影响到炼钢厂一样。这恰恰是实际发生之事。
公元第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战役中败于日尔曼人，罗马皇帝提比略在此战后决定放弃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而以后的哈德良皇帝又以类似的方式放弃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这些帝国政策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帝国正式放弃了战争和扩张。起初，依赖元老院的明智政策、执政官和将军的积极的好胜心、罗马人民的勇武精神和成功的政治教育，罗马人让其最初的七百年充满了战争和胜利，到处都是用于战争和凯旋的罗马大道。是战争保证了大片土地和源源不断的奴隶供应。罗马帝国历时七个世纪所累积的胜利，使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意识到，罗马以目前的优势地位，实在已无所需求于战争，而倒应惟恐轻开战端。“奥古斯都承平”时代的和平主题，使古罗马文明的疆域所及在内部和外部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供应也就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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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营也就注定要灭绝。瓦罗所提以罪犯补充奴隶的建议在大量的奴隶供应缺口之下，只能是权宜之计罢了。从罗马帝国晚期的农业手册中已经可以看出，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奴隶庄园主也开始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奴隶，力图使奴隶的折旧期限尽可能延长！！
奴隶训练的增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填补上巨大经济缺口的一个微小部分，使帝国获得苟延残喘之机；但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似乎更为显著：训练的增多、以及更为人道的奴隶主态度，使奴隶经历了一段为时颇为漫长的困惑和不适应之后，逐渐在内心燃烧起对自身尊严的朦胧意识和解放的欲望！！***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诲在此背景下更深入人心，奥古斯都时代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式的奴隶营当中，而到了加洛林时代，奴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茅舍。奴隶主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更是想到了让奴隶自我繁殖的好招，这意味着奴隶除了小茅舍之外，还必须而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查士丁尼法典》使这种私人财产权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力尤其深远。它导致的是：塑造社会最底阶层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变化，——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六百年前，斯巴达克虽浴血奋战仍求之未得的东西，现在获得了自动、然而必然的认可和确立——奴隶解放！！
由此，奴隶的社会身份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一方面，最初的罗马平民阶层的公民，即市民自耕农，则是下降了一级，同样成为农奴。原先的奴隶主阶层，现在则转变为地主。一般而言，在罗马鼎盛时期，奴隶主阶层并不亲自经营他的地产，相反，这个阶层一般以政治为业，他们和同时期的罗马骑士阶层一起，在年青时期、甚至幼年时期，就开始接受政治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作充分的准备，西皮阿、加图、西塞罗正是通过类似的道路成为一代又一代威名赫赫的罗马领导人、政治家或者将军的。现在，这个阶层的后人在转变成为地主阶层之后，形成了帝国和农奴之间的中间性权力。他们事实上以解放了的奴隶——农奴为支撑，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层，他们必须花费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照看自己的庄园，因为经营以农奴为主体的庄园，只用对付奴隶的皮鞭显然是不够的；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个过去以政治为业的阶层现在则转而以私人庄园为业了。此时，构成古罗马文明核心的社会阶层划分，即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划分，就为一种新的社会划分所取代——“身份等级制”！
帝国统一的公共政治生活随着西皮阿、加图、西塞罗的成才之路的中断而同时消失。农奴构成了帝国的真正支撑；经济形态越来越蜕化为自然经济，以雅典、斯巴达、罗马为代表的辉煌的古典城市文明开始遁入到处充满大粪味道的黑暗乡村当中，而此时，离中世纪民谣的诞生和查理曼大帝的复兴尚有几百年之遥的路程。在这条路上，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供接续帝国文明的桥梁。此时，帝国统一的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但货币又为帝国维系一支统一的军队和官僚组织所必须。帝国施政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那些庄园主都只为应付自己庄园之需而活着，哪里有足够的货币纳税？当然，皇帝只要对庄园主说：“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就应该让自己的农奴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匹，和我一起来保卫帝国。”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若如此，那就意味着封建军队之创生；那就意味着帝国本身的结束和封建时代的开始！！事实正是这样。
一个有邻国为敌的大陆国家必须有一支常备军。古罗马的军队最早是从公民中招募的，在罗马城前吓退汉尼拔的，正是这样一支公民军，捍卫妻子儿女不受伤害和捍卫国家尊严，构成了这些公民军最强大的两项动力，他们都有自己的田产，一旦战争爆发，立刻自带武器，奔赴战场；到了罗马共和晚期，公民精神日渐淡落，军队已由国家提供装备，而且是从大量因遭受贵族迫害而沦为无产者的阶层中征募，恺撒正是凭借这样的军队摧毁共和、并创建了帝国。而此时，一支常备军本身已经不可能了。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却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的帝国。封建主们出于万一之需，也可能采取联合对敌行动，比如十字军东征；但这决不是为帝国而战，而是为宗教狂热而战。原因很简单，帝国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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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再次游弋海洋之时，人们一定会重新唤起对伯罗奔尼萨战争中那支远征西西里的雅典海军、或者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那支远征迦太基的罗马海军的记忆和感动，但时光已经在黑暗中流转了两千年之久。在这段再漫长不过的时光当中，历史将欧洲人置于祖先的灿烂文明已然毁灭的忧伤当中，也置于阿拉伯人或者土耳其人恒久的军事打击之下。
罗马奴隶阶层的经济解放事出必然，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为一个极大的重修经济元气的过程；但经济解放未能同时伴随政治解放，奴隶只是解放为非自由的农奴，被庄园主权贵收容为属民，因而与帝国的政治生活隔离，无法成为帝国的臣民，帝国因此而丧失了可为祖国一战、并时刻准备奔赴战场的公民。经济解放为必然；政治解放则为必须。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回顾欧洲人在艰难、无知和恐惧中渡过的这段千年时光，所得教训为何？答曰：未行大众民主及人民主权之政治原则而致灭亡也！最深刻记取这个教训者，乃抛弃旧欧洲、开辟新大陆之美利坚民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