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透的日本

2005年8月的一个中午，日本中部长野县的一座小城，阳光猛烈，当地中小学生在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下，举行了一场铜管乐合奏表演。成百上千名日本人眯着眼睛，黑压压地围成一片。    l
也许是看孩子表演的心情殷切，家长们进入露天的演出场地时，难免有些拥挤，却礼貌而克制，决无混乱。演出开始后，在小泽征尔指挥下，家长们自发地与孩子们唱起同一首歌，表情虔敬，而歌声之整齐…致，犹如事先排练。我置身其中，望着不远处的一座日式古堡，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表演结束后，人们本来已经站起来，正准备四散离去，突然有一位摄影师站在梯子上，号召大家重新蹲下，照一张全景照。他没用大喇叭，就这么喊了一嗓子，众多的男女老少居然回到原来的位置，摆好姿势，微笑着等待快门按下。
这个情景令我惊异。
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与刀》里说，每个民族都有一幅观察生活的透镜，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透过这一透镜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在那个时刻，我真的感到了因为焦距和透视法的切换而带来的骤然眩晕。我同时也相信，“上帝”给日本的透镜或许是特制的。
这个国家有着最为顽固的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有大江健三郎那样为和平奋斗的让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在表面上，这里看不出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到处整洁干净，人们工作勤奋，极其讲究秩序和细节。快到上班时间，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赶地铁的男人低头疾步行走，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可能在遍布大街小巷的电子游戏厅的喧嚣中大肆发泄，或者蜷缩街角，成为穿戴整齐的醉酒者。明治神宫，穿着老式日本鞋的工人打扫落叶时动作快得好像背后有人鞭打，让我感到这是一个极为刻板机械的人群；但离这里没多远的原宿，打扮夸张的新新人类又把这种感觉完全掉了个个儿。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可以在电梯里当着众多女性的面，翻阅色情杂志。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端庄单纯教养良好的女性，也可能是成人杂志的读者……
据说很多人到日本后，都会陷入迷惑当中，如在电影《迷失东京》里，那位美国过气明星面对一身正装闯入他房间、突然倒在地上大叫大嚷的日本妇女，大致也处于同样的困惑中。
大江健三郎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词中说：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两重性。他在名为《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演讲中说，把国家利国人撕裂开来的“强大而锐利的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而他所理解的这种暖昧的根源在于，日本现代化方式不被西方也不被亚洲理解的孤立处境。
这真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度，这种内在的分裂往往让人觉得无法将之压缩到一个时空中去。在日本采访期间，我曾两次得到日本陌生人的倾力相助，一次是买错了车票，地铁站里分发广告的一个人带领我去退车票，然后帮我买了新的车票，直接送到乘车的检票口；一
次是我迷了路，求助的那位警察一声不吭地走了很远，把我带到住处门口。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热情?”当我向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中国同行感慨时，他说他也问过日本朋友类似的问题，对方的回答让他惊讶。那位朋友说，事实上，日本人对这样的事情未必真的热情，或者心甘情愿帮你。但是只要你找到他，他就认为这是“他的事情”了，要承担责任，因此要做到最好，即使他很厌恶。
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是，在日本的地铁里面，几乎没有人主动为老年人让座。据一位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女生说，她当初扛着巨大沉重的箱子米到日本，发现没有任何人愿意帮上一把。那时候她不知道，其实只要她一开口，最冷漠的日本人就能变成最热情最负责任的日本人。
因此，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看似同样的行为后面，可能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
在日本的初次近距离观察，都会让我们极不平静。我在日本的强烈感受，往往远胜于造访其他国家，首先可能是因为两国未结清的历史恩怨，另外就是虽然具有同一肤色但内在差异巨大。踏上日本国土，意味着一切有关日本的认知碎片：铁臂阿童木、73l部队、本田
轿车、佳能相机、山口百惠、靖国神社、帮助中国民间索赔者的日本律师、寅次郎……与现实中日本的各种图景迅速挤压叠合进这片狭窄的时空。
这种强烈的刺激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
一群乐于被摄影师指挥的和善礼貌的男女老少，一群在高楼大厦的窗户后面彻夜不眠如同工蜂般勤奋的上班族，与在二战期间屠杀别国民众时毫无人性的士兵，与至今仍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分子，居然同属一个民族。本尼·迪克特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是，描述日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一个形容词，同时在字典里找出一个反义词来作为补充。她在《菊花与刀》中对此种矛盾性的表述就极为经典：“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
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我遇到的一位资深的中国同行认为，乐于被摄影师摆布的民众和毫无人性的战犯，事实上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日本人太“乖”，强调集体观念，认同等级制度，情义大于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战争中的杀人行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已，因此很难有很深的
负疚感。特别是因为遵守秩序，他们的性格处于长期压抑之中，这种能量在战争中就可能被变态释放一如在和平时期他们沉溺于电子游戏中的暴力。
一位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亦对日本人的这一点表示忧虑，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和而不同”，而日本人秉持的“和为贵”却意味着，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一个东西，反对者往往会自动选择妥协。这使日本社会更容易高度同质化，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中国人在日本最痛苦的是，日本人炫耀的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赫赫奇迹，大多与中国历史上的屈辱有关，如我来到樱花烂漫的上野公园时，感到宁静而祥和，但回国查资料，却发现那里是中日海战之后日本狂欢的重要场所。1895年的《纽约时报》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各式各样的花车上挂着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
在情感上，日本大概永远会是令中国人情感复杂的国家，在访问日本十日之后，竟然使并不新鲜的一句话重新在心中涌动，而且变得格外强烈：国人当自强。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