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新闻管制下的官方报纸不受欢迎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国报纸的雏形当是唐代的邸报。唐开元年间，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各地方政府在京城设立了一种叫“邸”的联络机构。“唐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领之，谓之‘上都留后’，后来改为‘上都知进奏院’”。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宣传包括诏书、命令、皇帝活动、官吏任免等时政新闻，而这些新闻一般只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图： 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常务副会长范光永收藏的《邸报》）
据说在开元和大中年间，存在过一种“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开元“杂报”，唐朝末年孙樵（即孙可之，字隐之）在《经纬集》中对“开元杂报”有所提及。《中国雕版流考》一书曾这样描绘过它的形式：“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不过也有史学家对有无“开元杂报”一说持怀疑态度。
宋初曾缘旧制，各州在京师也置进奏院，但随着宋政府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在收藩镇军、政、财诸权的同时，也将进奏院的管理权归于中央。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中央政府开始对京都的共计200多地方进奏院进行整顿，设立了“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业务活动进行统一管理。改组后的都进奏院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领导，其职责主要包括两点：收受和传递官文书、在政府机构内部传递信息。
这样一来，本由地方政府设在首都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编发，没有统一管理的邸报成了中央一级的官报。
其内容的编辑、整理和审定则逐渐由中央政府接管。其中最重要的审定工作由枢密院负责。其读者群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 苏轼《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地黄州能读到邸报，“黄州真 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
宋代各时期的审查制度都非常严格，设立“检正官”、“检详官”等专门的官员决定发报稿件的取舍，有时甚至皇帝本人也部分参与这项工作，对有些稿件进行删节和修改。严格把关，是为了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流传。当时对新闻的管制主要包括：
灾异。水、旱、蝗灾及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传播开来有损于帝王的威望，甚至会引起人心不安，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
军情。对涉及边防军事、兵变、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准报道。如仁宗庆历三年1043沂州虎翼军卒王伦发动兵 变，与官军对抗，“江淮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 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哲宗元五年1090七月则 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朝廷机事。哲宗元符元年（109 8）五月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 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徽宗宣和三年（1121）四月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从真宗咸 平二年（999）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进奏院要将编好的 邸报稿样呈送枢密院审查，然后按照审查通过后的“定本”向地方发 布消息，不得超过“定本”所框定的范围。中兴以后，改由门下省定稿，再经宰执复审，方可报行。
经过一番大费周章，等报纸出来后，就就经由驿递“传之四方”。因为允许复制件以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于是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有专职卖报谋生的人。
因为官报的内容禁忌多多，消息来得慢，新闻都成了旧闻，不能满足读者胃口。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 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
有人看中其中商机，开始私自发行报纸。这种宋代的小报作为民间报纸，内容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间或摘登邸报的要闻，又产生民间的非官方报纸“小报”，有时也发布从朝廷内部刺探得来的消息。
光宗绍熙四年（1193）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又言：“近 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 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 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门院子，专以 探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 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 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 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 亦不复辨也。”
同官报相比，私营的小报更具有新闻性。它信息灵通，报道及时，往往抢先发表消息，其内容大多是官报上不许发表、人们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欢迎。
宋政府将这类小报定为非法出版物进行严厉打击。“诸听探传 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 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许 人告。于事无害者杖八十。”
同时，为了堵塞小报的新闻源，政府还加强了对进奏官的管理和监督，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 息，并且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 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员和省、 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漏朝廷机事。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这自然是民心所向导致，在《宋史·吕溱传》里就有对官方政府责问：“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 知，此意何也？”可见，小报的大行其道，是这些小道消息满足了民众获知事实的好奇心理。
到了明朝，邸报逐渐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而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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