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曾列为中国历史第一部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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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孙金平 |  引用通告(0) 浏览(73) 评论 (1)  |  发布时间 :2007-05-23 12:04:45  最后更新时间 :2007-05-23 12:1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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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宣公和父亲的小妾私通,齐襄公与文姜兄妹私通,这些乱伦的行径都已记载在《诗经》里,但这并不是导致《诗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书的理由。
《诗经》在春秋时还没有被奉为“经”,也算不上是儒家经典,收集的只是在周朝至春秋时流传的三百多首诗歌而已,所以那时只称《诗》。对于《诗经》是否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纂成书的,现今的世人仍是众说纷纭。不过,当时的孔子很注重《诗》的价值,不仅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用于教育、外交、军事等其他领域。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他甚至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的重要。汉武帝时,《诗》被列入五经之一,称《诗经》,此后成为儒家经典,距今已经两千多年,而其作品的创作年代一定更早。但《诗经》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遭禁的书,这是我们现代的世人鲜为人知的。
时光回溯到战国时期,中原的大地上六强并峙,而位于西北一隅的秦岭之麓,一个年轻的国家——秦也在做着富国强兵的霸主梦。正朝执政的秦孝公深感中原文化的优越和人才的精良,他知道要想图强必须先要有良将。于是,他不惜重金,广招人才。不久,干练机智的魏国人公孙鞅就西渡黄河,来到了秦国。
要想当谋士担重任,首先要博得秦孝公的好感,但这次应召而来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想接近秦孝公,所以纷纷急找捷近。众人中有一人名为公孙鞅,此人很聪明,他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通过他打通了各种渠道终于拜见了秦王。可是见了几次面后,秦孝公对他并不感兴趣,因此还惹得景监的臭骂。但公孙鞅毕竟聪慧过人,几番思量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是秦孝公对他讲的那套帝业王道的儒家理论不感兴趣,要想博得这个满脑子王权霸业的君主的好感,显然需要换换口味。拿好注意后,公孙鞅决定在下一次的朝见中向秦孝公大谈法家刑名之学和诡诈的霸术。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公孙鞅大谈特谈,将秦孝公说得心花怒放,因此他也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
既然当了重臣,总要为主人干点实事,公孙鞅决定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统一了法律,限制了贵族阶级的权利,鼓励农耕,强化军队,清理赏罚制度。此次决定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推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并使秦国一举进入战国七雄之列。但是荒唐而又严酷的禁书理论,也从这里开始了。
口头历史学与文字历史学
商鞅认为,《诗》,《书》之类书载都包含有一些奇思异想,百姓读了难免受影响,从而影响国家法令的推行,因此断定它们的传播对治国无益,进而他又提出:《诗》、《书》、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的这段奇论,真可谓荒谬绝伦,似乎只要废除了《诗》、《书》等书,秦国就可以军力强大,威震天下。但这种奇谈怪论对称霸心切的秦孝公却充满了种种的诱惑和魅力。于是,“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成了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就这样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禁书事件,不管商鞅给历史上的进步做了多少推动作用,但他这种对文化的藐视和对图书典籍的破坏却为后世的统治者打开了一个罪恶的源头。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的文化典籍屡遭禁毁,对中国的文化延传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悠久的图书历史上,历代王朝曾有过一批又一批的毁禁书目。中国禁书,最早起于秦始皇的“燔典”,当时除医药、卜巫、种树之书外,其余都在焚毁之列。此后的2000多年中,封建统治者时有禁书之举。禁书的原因不同,有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化,有的则是出于政治上或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有一些被历代王朝出于政治和文化政策列为禁书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则觉得不可理解。如秦代所禁《诗经》、《论语》,晋唐所禁《维摩诘经》、《真诰》、宋时所禁《嘉祐集》、《中山诗话》,元明所禁《太上感应篇》、《剪灯新话》等。据安平秋,章培恒先生主编《中国禁书大观》的统计,自秦至清,毁尽书目竟达3000余种。
我国历史上禁书,归纳起来有10类:儒家经典、史书、兵书、谶纬图书、天文著作、佛经道书、阴阳术数图书、淫词小说、野史、反对派及有异端思想的著作。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它的内容、手法和形式都为后世之人取用和效法。《诗经》句法多为四言,有规矩,但又灵活多变。它最早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成就巨大,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
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主要说法是献诗说、采诗说。先秦有公卿士大夫献诗的制度,献诗的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者赞誉,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卿士大夫的政治诗可能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搜集起来的。采诗制度先秦古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种制度应该是存在的,进行采诗的应该是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的乐官,《国风》以及《小雅》中的许多诗就是这样汇集在一起的。
《诗经》的作品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诗经》中有很多抨击政治现实的诗,例如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就是很著名的篇章,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饱含着愤怒与不平。许多解《诗》者认为三百零五篇的每一篇都是颇有深意的,虽稍有过分,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邺风·新台》讽刺卫宣女强娶儿媳的丑行,《秦风·黄鸟》展现秦穆公以活人殉葬的暴行,《邺风·二子乘舟》抨击卫宣公信谗言杀贤子的恶行,这些诗或含蓄或直白,有的掷地有声,有的使人欲哭无泪,但都主题鲜明,有棱有角。
二:民生。《诗经》中最灿烂的诗篇是反映民众爱情、劳动和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诗经》中比重最大,内容也最丰富,同时也最动人。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糟糕,有劳动生活的快乐,有兵役的痛苦,有归家的企盼,有离别的心酸,也有甜蜜的爱情。其中尤以描写爱情的诗最为瞩目。《诗经》的第一首诗《周南·关睢》就写男士的相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相思之苦如在目前,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成为千古名句。
三:历史。这些题材的诗大部分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大多是记述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赞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如《生民》、《公刘》、《绵》、《大明》、《皇矣》等。它们篇幅不长,但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