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经济繁荣的环境成本(《财经》 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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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繁荣的环境成本
黄益平/文《财经》网络版   [2007-06-20]
环境破坏是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风险。环境污染相当于通过向子孙后代“征税”来提高当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
什么事件有可能终结中国持续了近30年的经济繁荣?这可能是全球投资者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大部分投资者最担心的莫过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但在笔者看来,这类事件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是暂时的,只要激励机制和生产能力尚存,经济增长就有重整旗鼓的一天。经常使笔者夜不能寐的却是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
不错,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变得日益严重——天空变黑、水源含毒、气候恶化、土壤退化,即使在香港也能感受到空气污染,在韩国也能偶尔见到沙尘暴。
乐观主义者可能会马上指出,经济发展的初期出现环境污染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用一条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来反映。库兹涅茨曲线的原本意义是揭示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会恶化,但一旦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个类似的动态关系,经济发展在初期可能导致对环境的破坏,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就会提高。这样的经历在许多发达国家都重现过,包括美国和日本。曾几何时,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日本的大坂都是举世闻名的污染之都。
当前,中国各省份的收入水平与环境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高,今天只有在遥远的贵州和四川的高原山区偶尔还能见到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溪水。
唯一的希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全民的环境意识将大幅度增强,这样环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事实上,笔者也开始听到一些发达地区的居民反对建造有毒物质工厂的个案,可惜这样的事例还太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对GDP仍然对比对环境保护更感兴趣。
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顺其自然等到全民环境意识增强的那一天再来改善环境,会不会太晚了?比较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就会发现起码三个方面的差别。第一,在大致相似的土地面积上,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养育了大约两亿人,而中国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第二,美国当初增长的速度没有超过5%,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年超过10%。最后,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也要远高于一百年前的水平,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实际也意味着在国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到5%,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已经占到15%。一些气象学家指出,大量的废气排放导致了气候恶化,使得中国南方洪水泛滥而北方又频频干旱。北方地区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不但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甚至引发了需要迁都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耗费巨资建设三个庞大的引水工程,南水北调。
同时受工厂排放物影响,自2004年以来全国已经报告了起码八次水源被有毒物质污染的事件。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甚至引起了俄罗斯的抗议,最近一次水源污染事件--太湖污染则在2007年5月爆发。水资源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引发了科学家们关于“湖泊死亡”的警告,目前国内四大淡水湖泊无一不受到污染。
国家环境保护总署和国家统计局曾对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作过不完全的估计,结论是2004年时的成本大致为GDP的3.5%。估算者指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值,因为他们仅仅量化了两个方面的影响。考虑到官方统计的该年的GDP增长率为10.1%,即使是按照上述保守估计,2004年GDP净增长也只有6.6%。
按照上述框架,笔者假定1978-1987年间的环境成本为当年GDP的1%,1988-1997年的成本为GDP的2.5%,1998-2007年的成本为GDP的3.5%,那么30年改革期间累积的环境成本就可能高达2007年的GDP的三分之一。需要指出,这依然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笔者把这样的成本看做中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实际是部分地通过向子孙后代“征税”来保障今天生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一旦被迫支付这一笔隐形负债,实际生产成本就可能大幅度上升。根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估算,由于气候恶化、土质退化和供水不足,相对于工业的农业生产成本在过去30年已经翻了好几番。
这样的变化有可能最终将给国际农产品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减少供应、抬高价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过去几年,中国需求大幅度增加部分导致了一些国际原材料如铁矿石、铜、金和石油价格的上涨。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农产品市场,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尤其对低收入国家而言。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曾发表了一本著名论著“谁来养活中国?”,国内外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布朗的结论提出了迅速而明确的反击。事实上,悲观主义者如布朗和以前的罗马俱乐部的分析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忽略了技术和供给对于价格上升可能作出的反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现在值得担心的是,一旦环境破坏严重损害了资源的生产能力,供给反应的能力将受到很大的制约。
生产成本上升将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土地、水和空气等资源的破坏也将大幅度地提高其他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目前生产者没有对环境污染作出应有的补偿,其实相当于人为地压低了生产成本,是一种变相的补贴。笔者在这之前曾经将中国经济当前的超常繁荣部分地归功于成本扭曲,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成本扭曲一样,环境成本扭曲支持了经济活动的高速增长。但这样的情形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一旦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就可能上涨。如果说中国有可能推动全球通货膨胀,这一环境因素可能要比目前许多投资者担心的工资因素重要得多。
最为令人担忧的还不是这些可以弥补的环境成本,而是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由于马路空气污染极其严重,部分大城市交通民警的平均寿命明显缩短。因为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一些地区的癌症发病率也在近几年大幅度上升。
南水北调工程可以暂时缓解北方地区缺水的问题。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已经开始溶化。一旦中国各大水系源头的冰川全部溶化,中国还能到哪里去调水?
笔者并不是个悲观论者。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执政当局实际已经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有非常清楚的体现,计算绿色GDP和主动控制废气排放量等均是非常具体的反映。
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落实上面。实施环境政策实际上就像是赛跑,如果保护环境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可能陷入困境;但如果保护环境的努力成功了,那么生产的成本就可能上升而增长的步伐就可能放缓。■
作者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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