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神是人造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9:34:41
李乔(8月14日18:24)
《论语》上有一条有名的记录：“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孔夫子不大愿意谈论的四项事物当中，神，是其中之一。按说，尊孔的中国人应当模仿圣人的样子去做，对神表现出淡漠，但不，历来的中国人，别的事可以按孔子的话去做，敬神一事则万不可“不语”，不可轻视、淡漠。特别是一般民众，对神灵更是表现出一种发自心底的笃信和狂热的尊崇。这种现象，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于今仍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蔚然构成一部中国民众造神、拜神的历史。
造神史属于心态史的一支。以往的历史学家，最看重的是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类，对心态史则难得一顾。其实，心态史是极为重要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凡史迹……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史迹，是人创造的，人的心态如何，能不关乎史迹的走向吗?而造神史，则是心态史的重镇。
造神、拜神，属于人的信仰活动，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心态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当一种文化由“神本”尚未完全过渡到“人本”的时候，造神、拜神更可以说是心态史的最重要的内容。
造神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民众史的一支。旧式的历史学家，目光总是朝上的，看到的只是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之类，而对一般民众的历史，则不屑一顾。而其实，民众是历史活动者的主体，民众史是极为斑斓多彩的，若是不去记录和研究一般民众的历史，那么，史家欲得的所谓真史全史，便只能是半真的、片面的和苍白乏味的。顾颉刚早年曾提出过“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的主张，真是卓越的见解。中国造神史，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一般民众的造神史，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造神史就是一部中国民众造神史。因此，研究中国民众造神史，对于“揭发全民众的历史”，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造神史发展到“文革”，如异峰突起，与极“左”政治浑然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内乱史的一个分支。神道设教，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而“文革”时期的造神，则是对这一传统的新创意。俄国工人政党内部曾有一派“造神论”者，主张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神”，结果遭到了列宁的痛斥。这派“造神论”者虽然很快在本国销声匿迹了，但他们的理论却在有深厚造神土壤和传统的中国被实践了。“文革”中何以有亿万人参加造神?他们(我也是其中之一)何以那般狂热地“拜神”?个中原因，除了当时的政治因素之外，绵延久远的中国造神运动的传统在发生作用，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研究中国造神史，对于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某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有帮助的。
中国造神史研究，是个很大的题目，我担当不起。我只研究其中一个题目——行业神崇拜。这是林林总总的中国诸神崇拜中的一个个案。研究好这个题目，也就对中国造神史的许多一般性的问题有了答案。启发我研究这个题目的，先是孙殿起所辑《琉璃厂小志》中的一条材料，后来是一些先贤学人在论著中偶然谈及的与此题有关的零星材料。《小志》提到，旧京琉璃厂的书商，要根据行业需要供奉文昌帝君和火神，这引起了我研究行业神的最初兴趣。先贤学人提到的零星材料，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里以茶业供奉陆羽为谈资评论某人；瞿秋白曾把木匠供奉鲁班作为“行会文化”的标识；顾颉刚在论述“三皇”问题时，将木匠供鲁班、织工供嫘祖与医师供三皇作比较；冯友兰在论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说，士人尊崇孔子，“犹木匠之拜鲁班，酒家之奉葛仙”。这些材料，使我感到行业神崇拜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眼很深的井，值得好好地去挖掘、探究。
情况确实如此。行业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大类型，是民众造神运动的一个典型个案，是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等许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中国行业神崇拜，积淀了大量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弄清行业神崇拜，对于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信仰的特点，特别是下层文化和民众造神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人们常说“神是人造的”，但人究竟怎样造神?其具体过程、具体想法是怎样的?往往语焉不详。行业神的造神过程堪称人造神的范例，弄清这一过程，可以深切、具体地理解“神是人造的”这一道理。行业神崇拜是一个诱惑力很大的课题，我决心完成它。
可能是因为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影响到了著述家的选择，历代典籍便不大愿意记鬼神事，正统史家的观念又使历代文献很少记录一般民众的历史，因之，关于行业神崇拜的史料便非常难觅，行业神崇拜的历史面貌便不易弄清，所谓“文献不足征”也。写这部书，费时最多的是搜集资料。正统文献中的材料不够，便只好到野史杂著中去寻找，只好从各类杂书的字缝里去挖掘，只好向谙熟掌故的故老去询问，恰是所谓“礼失求诸野”。
写这部书，我受了清儒一些影响，做的是“窄而深”的研究，用的是实证的、因事见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历来有“实”和“虚”两类方法，我用的是前一种方法。司马迁著《史记》时，曾考虑过用哪种方法好，最后，他决定按孔子说的去做：“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即因事见义。我用“实”的即因事见义的方法去写，就是想步太史公的后尘。我是现代人，较之清儒，自然有一点现代的理论。这部书的“概论之部”，就是有一定理论性的论述。
序末，我想告诉一下读者，这部书虽是考神之作，我却又自认是忧患之书。从那庞大、驳杂的群神谱系中，从那狂热的拜神祭典中，从那喜好崇拜什么神灵、什么圣人的国民性中，我深切体味到科学与民主的脚步在中国曾是那么的滞重，而这德、赛二先生要在中国彻底站住脚，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定价：29.60元。)
《论语》上有一条有名的记录：“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孔夫子不大愿意谈论的四项事物当中，神，是其中之一。按说，尊孔的中国人应当模仿圣人的样子去做，对神表现出淡漠，但不，历来的中国人，别的事可以按孔子的话去做，敬神一事则万不可“不语”，不可轻视、淡漠。特别是一般民众，对神灵更是表现出一种发自心底的笃信和狂热的尊崇。这种现象，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于今仍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蔚然构成一部中国民众造神、拜神的历史。
造神史属于心态史的一支。以往的历史学家，最看重的是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类，对心态史则难得一顾。其实，心态史是极为重要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凡史迹……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史迹，是人创造的，人的心态如何，能不关乎史迹的走向吗?而造神史，则是心态史的重镇。
造神、拜神，属于人的信仰活动，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心态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当一种文化由“神本”尚未完全过渡到“人本”的时候，造神、拜神更可以说是心态史的最重要的内容。
造神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民众史的一支。旧式的历史学家，目光总是朝上的，看到的只是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之类，而对一般民众的历史，则不屑一顾。而其实，民众是历史活动者的主体，民众史是极为斑斓多彩的，若是不去记录和研究一般民众的历史，那么，史家欲得的所谓真史全史，便只能是半真的、片面的和苍白乏味的。顾颉刚早年曾提出过“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的主张，真是卓越的见解。中国造神史，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一般民众的造神史，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造神史就是一部中国民众造神史。因此，研究中国民众造神史，对于“揭发全民众的历史”，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造神史发展到“文革”，如异峰突起，与极“左”政治浑然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内乱史的一个分支。神道设教，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而“文革”时期的造神，则是对这一传统的新创意。俄国工人政党内部曾有一派“造神论”者，主张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神”，结果遭到了列宁的痛斥。这派“造神论”者虽然很快在本国销声匿迹了，但他们的理论却在有深厚造神土壤和传统的中国被实践了。“文革”中何以有亿万人参加造神?他们(我也是其中之一)何以那般狂热地“拜神”?个中原因，除了当时的政治因素之外，绵延久远的中国造神运动的传统在发生作用，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研究中国造神史，对于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某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有帮助的。
中国造神史研究，是个很大的题目，我担当不起。我只研究其中一个题目——行业神崇拜。这是林林总总的中国诸神崇拜中的一个个案。研究好这个题目，也就对中国造神史的许多一般性的问题有了答案。启发我研究这个题目的，先是孙殿起所辑《琉璃厂小志》中的一条材料，后来是一些先贤学人在论著中偶然谈及的与此题有关的零星材料。《小志》提到，旧京琉璃厂的书商，要根据行业需要供奉文昌帝君和火神，这引起了我研究行业神的最初兴趣。先贤学人提到的零星材料，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里以茶业供奉陆羽为谈资评论某人；瞿秋白曾把木匠供奉鲁班作为“行会文化”的标识；顾颉刚在论述“三皇”问题时，将木匠供鲁班、织工供嫘祖与医师供三皇作比较；冯友兰在论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时说，士人尊崇孔子，“犹木匠之拜鲁班，酒家之奉葛仙”。这些材料，使我感到行业神崇拜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眼很深的井，值得好好地去挖掘、探究。
情况确实如此。行业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大类型，是民众造神运动的一个典型个案，是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等许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中国行业神崇拜，积淀了大量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弄清行业神崇拜，对于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信仰的特点，特别是下层文化和民众造神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人们常说“神是人造的”，但人究竟怎样造神?其具体过程、具体想法是怎样的?往往语焉不详。行业神的造神过程堪称人造神的范例，弄清这一过程，可以深切、具体地理解“神是人造的”这一道理。行业神崇拜是一个诱惑力很大的课题，我决心完成它。
可能是因为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影响到了著述家的选择，历代典籍便不大愿意记鬼神事，正统史家的观念又使历代文献很少记录一般民众的历史，因之，关于行业神崇拜的史料便非常难觅，行业神崇拜的历史面貌便不易弄清，所谓“文献不足征”也。写这部书，费时最多的是搜集资料。正统文献中的材料不够，便只好到野史杂著中去寻找，只好从各类杂书的字缝里去挖掘，只好向谙熟掌故的故老去询问，恰是所谓“礼失求诸野”。
写这部书，我受了清儒一些影响，做的是“窄而深”的研究，用的是实证的、因事见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历来有“实”和“虚”两类方法，我用的是前一种方法。司马迁著《史记》时，曾考虑过用哪种方法好，最后，他决定按孔子说的去做：“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即因事见义。我用“实”的即因事见义的方法去写，就是想步太史公的后尘。我是现代人，较之清儒，自然有一点现代的理论。这部书的“概论之部”，就是有一定理论性的论述。
序末，我想告诉一下读者，这部书虽是考神之作，我却又自认是忧患之书。从那庞大、驳杂的群神谱系中，从那狂热的拜神祭典中，从那喜好崇拜什么神灵、什么圣人的国民性中，我深切体味到科学与民主的脚步在中国曾是那么的滞重，而这德、赛二先生要在中国彻底站住脚，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定价：29.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