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晚清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往事(南方都市报 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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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往事
类别:人文历史   浏览量:91
版次:TM05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7-18
作者:陈占彪 原创   编辑此文
■史鉴散照
◎ 陈占彪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这届万国博览会,是为了纪念美国杰弗逊总统力排众议,以150万金圆,从饷源匮乏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100年而专设的。
这是晚清参与世博会以来,政治上最为重视的一届世博会。天潢贵胄贝子溥伦亲自挂帅,被朝廷委任为赛会正监督,首批留美幼童、耶鲁学生黄开甲,担任中方副监督。当时报纸这样称溥伦踏入美国的盛况。“伦贝子偕其随员于上礼拜内安抵美京华盛顿,先与其首相兼外部大臣海君相见,现已觐见其总统。伦为中国皇帝之懿亲,足履美洲者,以贝子为第一人,故士女欢迎皆以一见为荣。”(《赴美各员抵美》,《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这也是晚清参与世博会以来,经济上花费最为巨大的一届世博会,费银70万(此数可见张元济:《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亦见《咨调医官赴会》,《大公报》1904年1月20日),这可是在国库空虚、无力担负的情况下,政府强行向各省摊派筹集的一笔费用。“直隶、江苏、广东、四川省各10万两,湖北、浙江各8万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各4万两,福建3万两,江海关45万两,九江关2万两,金陵关1万两。由于有的省、关未能解足,故清廷实际为此次赛会共调拨库平银75万两,这已是当时拨款最多的赛会经费了。”(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这次世博会上中国的意气和风光常常令今天的我们陶醉不已。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满清参与世博会以来,最为“丢人现眼”的一届世博会。且看我们的赛品:
上海装小脚妇人一、宁波装小脚病妇一、北京装小脚妇人一、广东装小脚妇人一、和尚一、老爷一(面墨黄,有问者,巴士伯辄以吸鸦片烟答之,并云中国官大半吸鸦片烟)、兵丁一(绿营式)、苗蛮一、小城隍庙一座(内贮城隍十殿鬼判)、小县衙门一座(内具各种酷刑为文明国人所未见者)、小木人数百个(皆泥工,苦作、肩挑、贸易、娼妓、囚犯、乞丐、洋烟鬼等类)、小草舍十余间(皆民间旱涝疫病困苦颠连之现象)、枷号一方(会场初开置于中国地段门外,伦贝子言于巴士伯,始收检)、杀人刀数柄、洋烟枪十余支、洋烟灯数具、杀人小照数方。以上列中国段内(泥人皆过四尺高)。(张继业:《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况》)。
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从美国百年摄影公司(C entennial Photographic Com pany)拍摄的中国场馆照片上,看到当年这些达四尺高的木偶泥人。画面右前方站着一个身穿宽大戏袍,双目圆睁,面膛漆黑,满嘴黑髯,手持纸扇的偶像,这大约是京剧中的人物造型,很是唬人。而照片的左后方,是一个拖着辫发,全裸上身的男子与一个头戴斗笠,脚踩烂鞋的妇人正在劳作的场景,低眉顺眼,神情呆滞,也许这就是张继业所说的“苦作”。
这次世博会上,上海茶店陈新礼带缠足少女侍茶,亦惹起旅美华人的反感和谴责。留学美国的勋阳人张继业看到这种情形,深以为耻,著文《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况》以志此奇耻大辱,这是一篇并不多见的充满耻辱、愤恨和无奈的游记,他说,我国“赛品之丑,奚啻天壤”,“此次不特虚糜巨款,又使我四万万人之奇辱,永永印入全球之脑中。嗟彼洋员,章吾国耻,言之痛心”。并呼吁“凡有血气之人闻之,当如何兴起奋发,及时改良,以湔洗无穷之奇耻深恨。”
除过此类丑陋展示之外,晚清赛会官员借办世博大发其财的行为就不敢令人恭维了。
某全家在此,其宗旨则在大发财,而不返中国,于赛会商人不加体恤,视同赘疣。中国会场地段狭隘,一无布置,此地介乎英德墨西哥会场之间,令人羞愧难堪之至,中国会场在美术院之间,至所造中国房屋俗呼为王宫,更属敷衍之事,矮小粗恶,莫名其丑,丢尽中国人颜面矣。闻某于此项工程大发其财,并将带来陈赛物品私运至纽约售卖,捏造应酬送人,闻此二项,渠净得美金三十万元(外间谣传五十万元,美国人人皆知),茶磁公司及工艺局之地段,闻至今尚未指定,因渠所索者仅有容拳之地,尚不敷国家赛会之用也,此项劣迹辱国害商关系不浅,渠此次毫无顾忌,因渠志在不回中国也。(《节录某氏函述美国会场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如果说美国人办世博旨在赚钱是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中国人借办世博大发其财却就是“无耻混蛋”了。因为,人家是光明正大地发“阳光财”,而我们是偷偷摸摸地发“昧心财”。建筑场馆而大发其财,私运赛物到纽约售卖而大发其财,甚至把握公权以此为难要挟商人而大发其财等,某氏的信函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远在美洲大陆,借世博以发财的官吏的种种丑态。
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粤人欧阳祺、欧阳庚兄弟分别是黄开甲的随员、清廷驻旧金山副领事,此二人“狼狈为奸,鱼肉同胞,克扣赴美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而法人帮办“更是胆大妄为,不仅恃权虐待、刁难华商、华工,而且把中国所租的杂艺院变成贿赂场,勒令华商向其纳贿,否则不给在会场内安排参展位置。”(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领事洋员,丧心病狂,他乡异域,敲诈勒索,弄得一派乌烟瘴气。
今天,我们常以早期世博盛会中能有中国身影为荣幸,在1904的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更是如此,我们常常自豪于溥伦贝子那富丽堂皇的卧榻和客厅复制品让那洋人大开眼界,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演员在博览会上大唱“与西方任何演出完全不同”的京戏以致“没有人愿意错过它”(《艺术馆内的中国展品》)。但同时,要看到这届世博会恰恰是侮辱和伤害国家民族、暴露官员贪婪和腐败的一次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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