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 我的大学(六) 作者:赵美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2:29:51
(四十二)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四十三)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四十四)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簰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簰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簰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四十五)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并被晋级为执行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2003年,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监狱里做《醒报》编辑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四十六)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运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当我把房子装修一新,把爸爸妈妈从老家接来武汉后,他们一踏进大门,看到我这个宽敞漂亮的新家,竟然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胧起来,我仿佛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哭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风雨飘摇的路上。那些苦难,那些伤痛,那些挫折,那些横亘在我成长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那些浸透泪水与血汗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泪水中的欢笑,磨练中的收获,疼痛中的甜蜜——它们丰富了我三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它们浸染了我三十五岁的饱满年轮,它们构筑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童年时的灾难,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磨练,如今的我会是什么命运?
2004年9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鲲鹏文学大赛。武汉团市委推荐我参赛。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投寄给了大赛组委会。事后我便逐渐淡忘了比赛这回事。没想到,2005年1月初,我却忽然接到广州团市委给我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1月20日前去广州领奖,我的那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竟然获得了散文二等奖。这真是个意外惊喜!
1月20日,在广州超五星的凤凰城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岳、著名作家柯岩老师、陆天明老师等人为我们二十多位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我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当主持人问我: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与挫折,但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现在的你会对更多正在彷徨困惑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面对台下的一千多名嘉宾和电视镜头,紧张地说出了一番话:"人生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能因为自己暂时置身于阴影之中,而怀疑阳光的存在。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就会发现前面正阳光灿烂!"我的话获得了如潮的掌声,而我因为激动,脸色已经红得像西红柿了……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我想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家的火车上,我开始读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自传我小时候便读过了,这次重温,却有更深刻的感悟。凯勒又盲又聋又哑,除了四肢正常之外,她的世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然而,她却"把别人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坚韧毅力和挑战生命的巨大勇气,使她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成了19世纪与拿破伦齐名的女英雄。
由此,我再次想起少年时,在山上看到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只要挪开了石头,它们被压弯的身体会立即舒展起来。一阵微风掠过,不一会儿,它们便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地站成一片。风雨无法摧毁,野火无法燃尽,霜雪无法冻残——这就是生命和意志的力量!任何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残!相反,适当的磨练反而会使原本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变得韧性十足。轻易不会被击垮、打倒。
所以,我相信,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座金矿!而我的苦难经历,不仅是我的财富,我的金矿,更是一所大学,我的人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