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农民没去香港反对全球化

作者：韩建斌 | 2005年12月15日21时58分 |   【内容提要】

发达国家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是正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世贸部长级会议的关键议题，而目前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这么做，要实现这一轮多哈谈判的预定目标，显然任重而道远。
但有些人却认为，与其如此费劲地谈判，倒不如不推行全球化，他们把WTO看成是一种国际政治游戏而绝非什么能带来好处的贸易组织。他们就是反全球化者，而且一般地，他们也是极端主义者。只要与全球化有关的活动举行，特别是那种官方的、声势大的，就有他们反对的声音，他们是坚定的、甚至有职业精神的。
反全球化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次的香港会议，而且他们示威的方法之多，连香港这个世界上有名的“示威之都”的公众都大长见识，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农民、农民组织的代表。
的确，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言，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由于全球农业贸易的发展，使他们的现实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一方面，全球化要求各国努力消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壁垒，降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关税，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本国农业自身优势突出的情况下，仍然实行高额补贴政策，以美国为最甚。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农业既古老又年轻，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是古老而传统的，而发达国家的农业集成化程度很高，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因而是年轻的。古老与年轻的存在有其自身复杂的原因，这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意味着这种毫无竞争性可言的两种农业，要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竞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一些，而且一个国家之所以参与全球化竞争，远不只是冲着农业而来，但对农民来讲，全球化是可怕的。
全球化
诚然，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评论者显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而是按一种假定的理想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即假定中国农民的现实状况（文化程度甚至是收入水平）与美国农民是一样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给中国的农民以充分的知情权、组织权和发言权，那中国的农民肯定就会发出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事实上，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假定，是一种用美国式惯性思维分析中国问题的典型表现，以公民的私权力去衡量一切，而从不考虑获得与保有这种权力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农业弱势地位，只能靠中国的努力，这一点国家已有清醒的认识与明确的目标。有一天，大部分中国农民口袋里都有去香港的钱了，都上过学了，会用电脑了，甚至会说英语了，那相信他们会拥有那些权力，而且，当有任何国家或组织意图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要做的，绝不是示威游行那么简单了

发达国家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是正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世贸部长级会议的关键议题，而目前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这么做，要实现这一轮多哈谈判的预定目标，显然任重而道远。
但有些人却认为，与其如此费劲地谈判，倒不如不推行全球化，他们把WTO看成是一种国际政治游戏而绝非什么能带来好处的贸易组织。他们就是反全球化者，而且一般地，他们也是极端主义者。只要与全球化有关的活动举行，特别是那种官方的、声势大的，就有他们反对的声音，他们是坚定的、甚至有职业精神的。
反全球化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次的香港会议，而且他们示威的方法之多，连香港这个世界上有名的“示威之都”的公众都大长见识，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农民、农民组织的代表。
的确，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言，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由于全球农业贸易的发展，使他们的现实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一方面，全球化要求各国努力消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壁垒，降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关税，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在本国农业自身优势突出的情况下，仍然实行高额补贴政策，以美国为最甚。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农业既古老又年轻，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是古老而传统的，而发达国家的农业集成化程度很高，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因而是年轻的。古老与年轻的存在有其自身复杂的原因，这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意味着这种毫无竞争性可言的两种农业，要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竞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一些，而且一个国家之所以参与全球化竞争，远不只是冲着农业而来，但对农民来讲，全球化是可怕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大概也可归为世界上最脆弱的产业，按理中国的农民应该是最反对全球化浪潮的群体，但如联合早报的评论指出的那样，在香港反对全球化的队伍中，偏偏缺少了这样一支本该十分强大的力量。该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农民缺少知情权、没有组织权及没有发言权所致。
诚然，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评论者显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而是按一种假定的理想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即假定中国农民的现实状况（文化程度甚至是收入水平）与美国农民是一样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给中国的农民以充分的知情权、组织权和发言权，那中国的农民肯定就会发出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事实上，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假定，是一种用美国式惯性思维分析中国问题的典型表现，以公民的私权力去衡量一切，而从不考虑获得与保有这种权力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农业弱势地位，只能靠中国的努力，这一点国家已有清醒的认识与明确的目标。有一天，大部分中国农民口袋里都有去香港的钱了，都上过学了，会用电脑了，甚至会说英语了，那相信他们会拥有那些权力，而且，当有任何国家或组织意图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要做的，绝不是示威游行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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