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的“未刊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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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的“未刊发新闻” (2009-02-12 )
那一刻,“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
这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
最高规格报道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
一位副局长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流下来,感觉夭塌地陷。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电台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只能参照过去的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
艰难的录音
播好讣告是首要任务。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录好、播好。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
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大文童,也不同于其他讣告,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当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
为了防止误播、错播,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随后又接到通知,播出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这下更紧张了。
上午ll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l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2560字的稿子,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l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
约111字。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为保证万无一失,我保留了第一次录音。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于是,仍采用第一次录音。
毛泽东播成了周恩来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睛。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裒障。有外国记者写道:
“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进行。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杲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
当晚邓岗局长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
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第二天上午又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电台院子里很快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千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
接电话才相信。
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依然由我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其实,对“九九事故”,姚文元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当时,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
用短一些”,要求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
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电台开始了长达25天空前的治丧活动宣传。
到了9月16日,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毛主席逝世以后,人们自然急切关注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有遗嘱将会意味着什么。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现在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有如石破天惊。我暗自思忖:为什么在《告各族人民书》中没有公布?况且“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l4日就向新闻界打招呼,要发一篇重要社论。播出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16日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当天播出15次,l7日播出6次,l8日播出3次。
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非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此后,张春桥、姚文元也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频频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9月18日下午3时,中央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转播了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中央电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
追悼大会的实况连续播出了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到了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结束。lo月6日就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据《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