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贝马斯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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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4 15:27:52 来源:雅昌艺术网友评论 0 条进入论坛
【内容提要】 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于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旨在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和统治”的社会秩序。这一理论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各国，包括我国学者的重视。
本文为作者1999年访问哈贝马斯时与其所作谈话的笔录，文中提出的5个问题涉及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 而他的回答亦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其理论主张。
【 正 文 】
今年夏天，笔者在德国进行学术考察期间，时逢著名思想家、号称“国际学界领袖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70周年诞辰，德国为表彰他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与弊病而提出的方案，授予他以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特奥多尔•霍伊斯”奖，西欧各国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成就及其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评价，同时，也对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提出了不同见解。在他们之中，有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阿克塞尔• 霍内特( Axel Honneth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8月14日，笔者在法兰克福哈贝马斯家中对他进行了访谈，并就自己对其理论的疑问和思考，向他提出了问题。由于笔者未被允许录音，以下内容是根据记录和回忆整理的。
问题一：
您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一种“无统治”的社会秩序。有人认为，您的这种构想具有空想性质，仅仅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而已。如福柯便将您的交往行为理论称为“交往的乌托邦”，布尔迪厄不久前亦在您70岁生日之际撰文，称“促使哈贝马斯将一切现实交往的尺度和规范作为一种理想来表述的前提，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我看来，这一前提使他无视那种作为潜在因素内在于一切交往的权利结构和统治形式，而这种统治形式正如迄今为止对人际交往所作的分析，恰恰是通过交往活动并在交往中确立起来的”。因此，布尔迪厄将您的交往理论称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对此您有何看法?
回答：
我以为，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e)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充满缺陷，一再出现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可以这样说：这一过程几乎穷尽了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选择可能性。否认一种仍然存在于破碎与断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么，一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应该做的，正是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当今社会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世界向较为公正的未来发展。倘若放弃一切努力，将世界看作一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问题二：
您主张通过建筑在“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大有效性要求之上的话语共识的达成来重建交往理性，并将交往有效性要求和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这显然与20世纪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阿多尔诺、拉康、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尖锐地对立：
海德格尔将人与他人的共在描绘为“沉沦”，把“人们”(man )，即与个体相对立的、作为“类”的人，看作对个人存在的压抑和对个人真实性的强暴;
阿多尔诺主张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认为社会作为整体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是由一种权威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所维系的，完全消灭了差异，压抑了个性，取消了个体的真实性。因此，他反对同一性思维和概念性思维，因为，同一性以共性、普遍性，即“共名”的名义抹杀了个性和差异;
德里达突出“差异”的绝对性，认为差异具有时空的普遍性，是无所不在的。他用“差延”来表示意义的绝对时空非同一体，从而彻底否定了将个体的、差异的话语统一于某种在场的意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福柯把话语关系等同于权力关系，把话语意志等同于权力意志。在他看来，正是权力意志及其变种“真理意志”和“知识意志”，在话语的斗争中使某一种话语上升为权威的话语，而话语的权威化和体制化，正是借助于权力的行使，为某种话语制造出合法化借口，成了压制、排斥非中心、非权威话语的手段，而非主流、非中心的话语则成了“谬误”、“反理性”和“非法”。这里强调的仍然是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中心话语与非中心话语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对立，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本文来源：雅昌艺术 )
【内容提要】 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于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旨在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和统治”的社会秩序。这一理论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各国，包括我国学者的重视。
本文为作者1999年访问哈贝马斯时与其所作谈话的笔录，文中提出的5个问题涉及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 而他的回答亦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其理论主张。
【 正 文 】
今年夏天，笔者在德国进行学术考察期间，时逢著名思想家、号称“国际学界领袖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70周年诞辰，德国为表彰他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与弊病而提出的方案，授予他以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特奥多尔•霍伊斯”奖，西欧各国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成就及其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评价，同时，也对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提出了不同见解。在他们之中，有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阿克塞尔• 霍内特( Axel Honneth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8月14日，笔者在法兰克福哈贝马斯家中对他进行了访谈，并就自己对其理论的疑问和思考，向他提出了问题。由于笔者未被允许录音，以下内容是根据记录和回忆整理的。
问题一：
您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一种“无统治”的社会秩序。有人认为，您的这种构想具有空想性质，仅仅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而已。如福柯便将您的交往行为理论称为“交往的乌托邦”，布尔迪厄不久前亦在您70岁生日之际撰文，称“促使哈贝马斯将一切现实交往的尺度和规范作为一种理想来表述的前提，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我看来，这一前提使他无视那种作为潜在因素内在于一切交往的权利结构和统治形式，而这种统治形式正如迄今为止对人际交往所作的分析，恰恰是通过交往活动并在交往中确立起来的”。因此，布尔迪厄将您的交往理论称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对此您有何看法?
回答：
我以为，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e)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充满缺陷，一再出现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可以这样说：这一过程几乎穷尽了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选择可能性。否认一种仍然存在于破碎与断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么，一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应该做的，正是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当今社会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世界向较为公正的未来发展。倘若放弃一切努力，将世界看作一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问题二：
您主张通过建筑在“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大有效性要求之上的话语共识的达成来重建交往理性，并将交往有效性要求和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这显然与20世纪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阿多尔诺、拉康、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尖锐地对立：
海德格尔将人与他人的共在描绘为“沉沦”，把“人们”(man )，即与个体相对立的、作为“类”的人，看作对个人存在的压抑和对个人真实性的强暴;
阿多尔诺主张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认为社会作为整体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是由一种权威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所维系的，完全消灭了差异，压抑了个性，取消了个体的真实性。因此，他反对同一性思维和概念性思维，因为，同一性以共性、普遍性，即“共名”的名义抹杀了个性和差异;
德里达突出“差异”的绝对性，认为差异具有时空的普遍性，是无所不在的。他用“差延”来表示意义的绝对时空非同一体，从而彻底否定了将个体的、差异的话语统一于某种在场的意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福柯把话语关系等同于权力关系，把话语意志等同于权力意志。在他看来，正是权力意志及其变种“真理意志”和“知识意志”，在话语的斗争中使某一种话语上升为权威的话语，而话语的权威化和体制化，正是借助于权力的行使，为某种话语制造出合法化借口，成了压制、排斥非中心、非权威话语的手段，而非主流、非中心的话语则成了“谬误”、“反理性”和“非法”。这里强调的仍然是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中心话语与非中心话语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对立，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本文来源：雅昌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