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翁同龢《致荫堂函》

昆仑堂美术馆藏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写给荫堂信札两通，共六开，释文如下。其一（见下图）：



荫堂先生尊兄大人阁下：两奉赐书，懃懃慰卹，并辱厚赙，感涕拜受，衔结不忘。惟阁下猷为风节，举世推重，朝廷俯鉴，畿辅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属公以军事，电扫风驰，禽狝草薙，在此时矣。连年以来，征调频繁，公私并困，不特坞堡之筑小民力有未能；即州县城池亦多颓废不治。贼踪飘忽，来往自如，迎击则无一定之途，追袭则有兜裹之虑。事势诚有难焉者。中国书法站!e^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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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馀生，百疾交作，遗书难读；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负疚滋重。所冀东南绥靖，得以归葬故山。躬耕邱陇之旁，以养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训，则亦幸矣。同龢疏拙无壮，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达一二使者，称遽不尽所怀，专布谢忱，伏乞矜鉴。愚弟制翁同龢叩头上，两家兄同叩谢。姚延之兄诸蒙延纳，感荷不尽。中国书法站 w3l+sQE}y)t7Y
其二（见下图）：中国书法站j,lw/aR Dc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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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堂尊兄方伯大人阁下：旄节入都，得近光霁；叔度千顷，犹恨奉教之日浅耳。伏想台候清和，前旌所莅太行，草木欣欣，再被甘雨，百城向风，万姓蒙福，盖可知矣。即日受印视事，多贺多贺！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易》曰：“旅琐琐。”惟执事能鉴之，故非外人所知也。龢凡百尽废，恒往来于昌平山下，与野老相周旋，久不见书史。家言一函，敢乞饬交。感意非浮辞所可罄，故不复具。骈牍草草，敬问起居，不尽弛仰。愚弟制翁同龢顿首上。四月望。中国书法站6@*ZSzU@ExR
;GFh+ci A%H(`0    翁同龢的这两封信都是写给荫堂的，在翁同龢的交往中，号荫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榕吉（1810-1874），字子莪，山东长山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另一个是屈承干，常熟人，举人出身，曾任安徽知县。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个收信人荫堂是谁。中国书法站 j$h"u R,jGn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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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封信的落款中都有一个“制”字，这是旧时依礼守丧的称谓，常指守父母之丧。在第一封信中有“先公大故”、“并辱厚赙”等句，“先公大故”是说他的父亲去世了，“赙”是指向办丧事的人家赠送财礼，所以可以断定这是在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死后，翁同龢对荫堂赠送财礼表示答谢。因此，书写的时间应该是在翁心存死后不久，即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1862年12月26日，翁心存于这天去世）之后。翁同龢在信中称荫堂“惟阁下猷为风节，举世推重，朝廷俯鉴，畿辅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属公以军事，电扫风驰，禽狝草薙，在此时矣。” 又说“阁下才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抚辑而歼夷之也。”可知当时荫堂刚被授以军事。据《清史列传•刘长佑传》：“（同治元年）会张锡珠、宋景诗降而复叛，近畿骚动。十二月，调直隶总督……（同治二年）三月，败贼束鹿，阵歼张锡珠。四月，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旗、绿防剿弁兵均归节制……六月，率按察使王榕吉军于馆陶，部署诸军，逼甘官屯……九月，败贼张秋镇，阵歼贼目杨殿一，宋景诗仅以身免。十月，三省渐就肃清。”［1］（4260页） 与翁同龢信中所写事合，则荫堂当是王榕吉无疑。据《清代职官年表》，王榕吉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由大顺广道迁山西按察使，同年十二月改直隶按察使，同治二年五月迁直隶布政使（《清史列传•刘长佑传》中记同治二年王榕吉还是按察使，当是由于剿捻事急，未及就任。）信中不称“方伯”，则这时候王榕吉应该还没有任直隶布政使，因此翁同龢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当是在同治二年五月之前。中国书法站{!T|Lprf0\r
)XdW#@S.E%]UAb:C0    信的后面附言“姚延之兄诸蒙延纳”，按《翁同龢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1862年10月6日）：“姚延之忽从河南来，求予觅馆。王荫堂廉访来，今日甫入城接印也。” ［2］（230页)二十日记：“访王荫堂为姚延之说项。” ［2］（231页）当即指这些请托的事。中国书法站KJ3{-z)RX#S
5a#t"L4L QOD5F c0    在这一时期，翁同龢与王荫堂（榕吉）多有书信往来，我们从《翁同龢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们书信往来的一些记录：如同治二年六月廿九日（1863年8月13日）：“作致王荫堂书，为陆吾山说项。”［2］（284页）同年八月二十日（1863年10月2日）：“作书致王荫堂为陆吾山说项。” ［2］（290页）十月初八日（1863年11月18日）：“得王荫堂书。” ［2］（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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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信中对当时捻军的描述“贼踪飘忽，来往自如”云云，按《翁同龢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闻直隶贼踪飘忽，距保定才三舍矣，制军刘长佑驻威县，则在贼后矣。” ［2］（263页）所述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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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对荫堂的称谓中多出“方伯”二字，又说“旄节入都，得近光霁”，按《翁同龢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1864年4月23日）写道：“王荫堂（榕吉）方伯来都，入城访之不值。” ［2］（320页）按清代布政使又称藩台、藩司、方伯、东司，按察使不得称方伯，（按察使为正三品，布政使为从二品），王榕吉在同治二年五月廿一日（7月6日）由直隶按察使迁直隶布政使［3］（2167页），又于同治三年二月丁丑（3月13日）调山西布政使［3］（1929页），所以翁同龢的日记和信中都称他“方伯”。王榕吉的这次来都，大概就是因为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而在京作短期的逗留。所以翁同龢信中说他“即日受印视事”。信末署“四月望”，则应该就写于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1864年5月20 日）。 中国书法站5j"K'xi)|f ~G
1S+Y$ww_L2A0    翁同龢的这封信主要是委托王榕吉转一封信给翁同书。翁同书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遭到太平军与捻军的合击，先失定远，退守寿州。又与苗沛霖不和，苗转而围攻翁同书于寿州，寿州陷落。朝廷旋召翁同书还京。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即上奏折参翁同书失定远，又不能妥办，致使乡绅与团练仇杀（苗沛霖杀徐立壮等人），又寿州城陷，奏报前后矛盾。于是下“王大臣会鞫，拟大辟” ［4］（284页），后因为翁心存病逝，恩旨“持服百日仍入狱” ［4］（284页），最后是免去死罪，改戍新疆。同治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后来即死在甘肃，这是后话。《翁同龢日记》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1864年5月1日）“未时三兄（按翁同书是翁心存长子，但是在翁咸封世系中，排行第三，所以翁同龢称他三兄。）启行，叩别之际相对不能出声” ［2］（321页）即送别翁同书启程远戍新疆。两天以后，翁同龢又与王荫堂告别，“廿八日……王荫堂送别敬三十金，余亦以路菜、京靴答之”“廿九日，晴。送王荫堂，晤之。” ［2］（321页）当是送别王榕吉任山西布政使。而在这之前，翁同龢又“致书王荫堂，托其于三省吹嘘” ［2］（320页），即委托王荫堂帮助一路上为翁同书打招呼；所谓的三省，当是指翁同书远戍新疆将要途经的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信中说“家兄负担西行，蒙执事逾分之爱，感刻不忘”也是对王榕吉在山西给予翁同书的照顾表示感谢。翁同龢信中引《易》“旅琐琐”，按《周易》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正是对他三兄此时处境的形容。又说“到太原必有滞留，大约尽此月当南去耳”“ 家言一函，敢乞饬交”即是请王荫堂转交一封信给翁同书。而翁同书在山西一直滞留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日记》七月廿四日：“得三兄十八日太原书，二十日将启行矣。” 廿八日日记：“得三兄二十日书，次日启行。” ［2］（342页）"I2X zN&ss:]hQ8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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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xs,J&DT$E)f0    那么为什么翁同龢要委托王荫堂转信呢？当时翁同书是带罪远戍新疆，一路上行踪不定，后来都兴阿奏请留翁同书在甘肃营中效力，朝廷也不知他的行踪，只能寄谕“令该将军（都兴阿）行文直隶、山西、陕甘各督抚，该员行抵何处，即调取赴营” ［2］（329页）。当时寄信的主要途径是信局和提塘，提塘是由京城向各地方传达重要文件的专门机构，当时“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举人及守备咨补。后改隶邮传部。” ［4］（3286页）翁同龢也经常通过提塘带信，如他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日记中说：“发山西信，一由提塘，一由信局。” ［2］（329页）王榕吉既为山西布政使，通过提塘带封私信既方便又快捷隐妥，也在情理之中。
又信中说“恒往来于昌平山下”，按《翁同龢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廿五日（1863年11月6日）：“随五兄往昌平相地。” ［2］（294页）廿六日（11月7日）：“偕树南至孟祖（村名，距东郭北十里。）相度新茔，树南遂归，余等赴昌平，西北趋过一小山，其地皆沙地矣。未正抵昌平州。” ［2］（295页）当时南方战事还没有结束，翁同龢不能护送翁心存的灵柩回乡安葬，就先在北京郊外的昌平山下相了一片茔地，暂时将翁心存下葬。古人有庐墓守孝之礼，所以翁同龢说自己“恒往来于昌平山下”。中国书法站#}6us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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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博物馆藏翁同龢隶书节临汉《张迁碑》（按《张迁碑》又名《张君表颂》）四条屏，落款曰：“荫堂仁兄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临《张君表颂》请正，弟翁同龢。” ［5］（17页）钤“翁瓶生”（朱文印）、“同龢印信”（白文印）、“松禅居士”（白文印）三印。翁同龢晚年开缺回籍，革职编管，遁迹人世，庐墓虞山，自署瓶庐、松禅、松隐的晚号。［6］（8页）“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禅，曰天放闲人。” ［7］（4070页）翁同龢当年在昌平山下相茔地的过程中，曾至八里庄恩济庄庙，见“庙有圣祖赐林老人御书联额，额曰：敬慎，联曰：松柏禅心静，幽情化日长。” ［2］（296页）这或许与他晚年号松禅有关，因为他正是在晚年编定日记的。中国书法站 D)Z!S9t0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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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因草拟变法国是诏触怒慈嬉太后而被开缺回籍的，此时王荫堂已去世，则此四条屏所落上款“荫堂”应是屈承干。屈承干也是常熟人，翁同龢晚年与他来往甚密。翁同龢在回到常熟的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9日），屈荫堂就和严心田等乡绅同去拜访翁同龢，并一起商讨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办法。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1899年3月25日）翁同龢“作隶四巨幅赠屈荫堂” ［2］（3193页），当即此幅临《张迁碑》四条屏。落款称荫堂“今之循吏也，政声在江南北”，这是对屈荫堂处理“西乡抢粮事件”的赞同，而此前屈荫堂曾“屡任皖中剧邑” ［2］（3141页），正是所谓“在江南北”，与翁同龢的评语正合。并且，在这一时期，翁同龢对隶书非常痴迷，研习格外用功，日记中经常写他习隶或搜集、借阅各种隶书碑帖，如“隶课外惟看柳文” ［2］（3180页） “习隶外看蒙庄及蝯叟诗” ［2］（3197页）；而研习最多的就是《张迁碑》，如“屺怀以所得古碑旧拓见示，皆世间希有之珍，一阅即还，独留《张迁》一本审视……《张迁碑》。苏斋藏，东里字不完，然极旧之拓。” ［2］（3178页） “苏斋所藏《张迁》题记数千言，且三图甚妙，因摹之。” ［2］（3178页） “屺怀以旧拓《张迁》见示。亦沈钧初物。” ［2］（3192页） “再看《张迁碑》较余藏为胜。” ［2］（3193页）翁同龢对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的隶书也极其喜欢、钦佩，他曾经与人论书曰“极服膺蝯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石庵折笔在字里，蝯叟折笔在字外”。［2］（3193页）细观此隶书四屏条，用笔正是受到了何绍基的影响，“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中国书法站Z;fd R0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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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y#`A0    昆仑堂所藏翁同龢写给荫堂（王榕吉）的两通信，是他三十四五岁时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早期书法的风格特点。而常熟博物馆所藏翁同龢写给荫堂（屈承干）的隶书，则是他的晚年巨作，两件作品之间相隔三十六年，《清稗类钞》“翁叔平书超逸”条称：“常熟翁叔平相国同龢，书法不拘一格，为嘉、乾以后一人，说者谓相国生平，虽瓣香翁覃溪、钱南园，然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7］（4069-4070页）从这两件书法作品中亦可窥见其书法风格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