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简草稿:胜利以后·内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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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简草稿:胜利以后·内战之前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抗战时期去延安的,只是些求学无才、就业无门的失意学生和流浪愤青而已,当然,还有些二流文人(如陈伯达)和三流戏子(如蓝蘋)。当时中国“想造反”者少之又少,因为自由中国并没有后来所宣传的那么森严的阶级壁垒,经济上富人不富、穷人不穷,社会上教育尤其是高教免费,政治上有着通畅的考铨流官制度——老百姓为何要造反?红色集团的大规模扩张不在西北而在东北,主要靠做惯了汉奸兵油子的伪满军人(起码30万)和苏俄提供的关东军枪械(仅枪支就有70万)。有几个问题解释一下:
1、中国的法币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和维持者都是孔祥熙先生,因此苏俄必须去之而后快,也是巧合,正好蒋先生决意驱除史迪威,于是罗斯福在红色幕僚之建议下用孔先生下台作为史迪威回国的交易条件,当然间谍已经在国内布局,“揭露”了几个和孔无关的金融弊案却攀诬孔先生,于是居功至伟、妙手仁心的孔只能下台,中国经济由1944年开始一蹶不振;
2、中国是农业国,只要有土地、种子和劳动力,经济的复苏速度非常快,关键是物资运输问题,于是那些在抗战时期休整了8年的“铁道游击队”在战后终于大派用场,铁道动脉从未通畅过,这也是自由地区经济委顿的主因;
3、国军之军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但是1946年8月杜鲁门政府对于中国的武器禁运(10月正式生效,第一批禁运明细就是1.3亿发7.92mm子弹)才是最为致命的割喉举措。请注意,这些枪弹的供给不是美国的恩赐,而是美国在履行盟国的应尽义务。从此美国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补充在中国消失了整整两年,等这一切在天津港再临的时候,已经是傅作义投敌前夕了。
对于中华民国,杜鲁门既不愿意给子弹,也不愿意给面包。我正在研究,是不是杜鲁门违反了雅尔塔协定,拒绝了苏俄像肢解德国一样肢解日本,斯大林才开始明确翻脸的?说实话,的确是美国(和中国)违反了雅尔塔协定,没让苏俄独占东北,更没让他驻军北海道,斯大林才下决心彻底支援毛某放手大打的。但是之前他还是通过蒋经国,在1946年初向蒋公招降,要求蒋公割让东北,蒋当然一口拒绝,斯大林终于下了最后决心。
毛某在1945年11月12日招供,说东北此时只得到12万枝步枪,这个数字该是正确的,大量军援是在大战四平街前夕才源源运来的,一方面苏俄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这种悲壮的国际共运口号(一看就不是毛某的手笔),另一方面将军火运至关内(热察和胶东)围魏救赵,让国军拖在关内,不能增兵东北。可以看一下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斯大林曾在1945年底和他密谈。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斯大林自然是个残暴狠毒的实用主义者,但绝非丧心病狂,看他的三个条件,其实就是声明必须控制长城以北(尤其是满洲),中国仅仅拥有名义上的主权。旅大是海军基地,而中东路的核心就是沿路驻军,因为历史原因好文化原因,此种还有一些难以说清的惯例和默契。
可能斯大林和罗斯福有某些私下约定吧,但杜鲁门显然不知道这一点,于是大为得罪了斯大林,以致下定决定全面占领中国。就像为何没有肢解日本,始终是一个疑案;还有,雅尔塔协定的核心就是恢复俄国于日俄战争以后失去的在东北的特权,但很奇怪,中美高层对于斯大林这个要求极为漠然......这都怎么啦?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两次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和蒋就东北利益做一个明确区隔。请注意时间——第一次是1945年底,被蒋公婉拒后,才开始大规模地援助毛军;第二次是1946年5月,被蒋公婉拒后,才开始真正命令毛军在关内发动了全面战争。我个人觉得,斯大林和毛某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斯大林很有逻辑和城府,而且智慧很高,他做事从不随心所欲,总是按照某种行为方式(和行动轨迹)在执行计划,很少发生随心所欲的决策。
二战以后,很可能斯大林觉得杜鲁门严重违背了他所理解的美苏约定,剥夺了苏俄在此地本该享有的权益,于是才恶向胆边生,命令自己的中国下属大打出手。苏俄的本质就是“扩张性的主动输出革命”,从大方向来看是不错,但按照斯大林的行为逻辑,他必须用实力来衡量国际条约的边界。你看,苏俄在近东和中东,就非常讲信用地执行了和英美的约定,本来他完全可以将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收入囊中,但鉴于早就和丘吉尔有约定,于是到嘴的肥肉又吐了出来;但是远东问题上斯大林并没有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有些约定非常委婉,只有深知东亚外交史的专家(比如蒋介石)才能看出苏俄的真实目的所在。
因为有了412,因此对于蒋介石的能力、智慧和胆略,斯大林是畏惧而尊重的,因此才会软硬兼施邀请他去密谈,但是当时蒋公以为美国会竭力配合,于是义无反顾地“一边倒”,哪想到最后杜鲁门会抽空跳板,于是国民政府一脚踏空,几乎万劫不复。这几天我基本上没干什么正事儿,一直在研究美苏地缘战略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这个课题很大,但苦于史料不足:苏俄方面档案全无,而美国方面又资料太多,呵呵。沈志华编了套33巨册的苏俄档案汇集,我刚才翻了下,全无和中国有关的文字。当然,俄国已经将档案基本开放了,我们这里看不到,完全是“有关方面”钳制所致。相信沈志华那里有副本,因此我特别关心他近期的论文。沈先生近期的研究总会跳出一些令人意外、却又是情理之中的表述,却又没有加注史料来源——相信这就是他自己珍藏的那些苏俄档案在逐渐曝光了。
我觉得可能“有关方面”有规定,目前大陆现代史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专著中;从来看不到直接抄录自俄国档案馆的史料,那些学者只能引用公开出版物;至于美国的FRUS档案倒是随处可见。1971年苏俄陆续公布的关东军枪械装备中国共军之数据是造谣么?我认为没有,因为迄今为止这些数据明细并没有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历史学家的质疑,反而在正规学术论文中一再引用。可将苏俄这些的口供看成是证据之链的最后一环,至此军援疑案彻底告破。我正在翻阅一些旧材料,才发现以前提供的数据真是过于保守,实际上真实明细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目前可以征引之史料如下——
1、 最早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在东北之调查报告;
2、 前线作战中国政府军普通士兵之见证;
3、 安东火车站之铁路运输详单和工作人员见证;
4、 前线中国军方情报人员之调查报告;
5、 美国第82届国会调查纪录(1952年,第2050号报告)
6、 联合国大会1952年2月认可之政治委员会调查报告;
7、 东北共军高层将领之个人回忆录;
8、 苏俄1971年陆续开始之解密档案;
9、 毛×东和米高扬1949年之会谈记录;
10、毛的政治局内部讲话(1945.11.12)。
刚才将这些档案都大致浏览了一下,发现以前还是遗漏了好多素材。现在大陆史家敢于公开引用的,也不过是7、8这2项,引用9、10的时候还搞得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如果前6项逐次披露,估计针对杨奎松的反驳者会哑口无言。其实博学审问如杨先生者,对于上述并不保密之史料怎会一无所知?相信社科院近史所的图书馆里就有收录,只是形格势禁,被禁锢引用而已。
当然,我也可以誊写在这里,只是条目实在繁复,比如3、4条就有10张表格,因此以前也是偷懒,于是提供了6、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调查数据,不料刚才又去校对了一下,发现爬梳文档时还是粗心,仅仅只抄录了一部分而已。具体数据应该再整理一下,材料实在太丰富了;不过说实话,结果会很骇人,至少比那个《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上的数字更加庞大,比如刚才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仅苏俄红军(和北韩共军)提供给东北、热河、绥远、胶东共军的步骑枪总数就超过了100万枝,其中绝大部分为关东军日械,其余为二战援苏剩余美械,极少部分是苏俄和捷克制造。
对于破解这个历史迷团之证言,很多毛派左愤也只知道个“苏俄广播”或“百科全书”,因此兴奋地和杨奎松教授缠斗,以为孤证不立,只要否定掉苏俄的数据,杨先生的结论就能够轰然倒塌。其实他们无知了,苏俄军援明细这个“秘密”在1952年的国际外交界已经路人皆知,因此1949-1952年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调查此案期间,苏俄整整3年并没有反驳这些数据,只是默然回避而已。
1971年开始的所谓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使得苏俄心急火燎,于是只能将1945-1947年东北军援的那些故事向全世界和盘托出,其实还是攻心为上,其广播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广大的中国干部和官兵饮水思源:只有苏俄才是红色中国的好朋友;当然,也是警告头脑简单的尼克松政府:毛并非传说中的“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十足十的斯大林门徒。苏俄忍不住自我曝光这个“秘密”,自然有政治宣传的企图,但是其资料提供却看不出有夸张的成分,虽然公布得比国际社会晚了20年,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钉上棺材的最后一根长钉,于是,整个案子完美收官。
相关链接——
牛兰事件及其共×国际在华秘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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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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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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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个“近史所”,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台北,关于民国史的学术论文,台北的专家经常嘲笑北京的专家“没有发表的自由”,为此杨奎松在和陈永发的辩难文章中愤然了很久(《开卷有疑》),表面上是反驳台北的贬低,但文辞中分明能够感觉到杨的那种锥心痛楚。
近日在看台北近史所的一些学者的旧论文,比如说许湘涛先生1977年发表于《东亚季刊》第八卷上的论文《战后初期之中苏关系(1945.8-1946.8)》,其立论主旨和采用证据看了非常眼熟,于是蓦然想到咱们大陆苏俄问题专家沈志华先生的最新论文《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2600927 呵呵,两篇文章简直如出一辙,而沈文还是建立在引用大量新出之苏俄档案的基础上的,但是和30年前台北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仍是一点新意都没有。
说实话,看多了台北近史所和党史会的研究成果,真觉得民国史疑案已经全部告破了。新材料又如何?苏俄秘档、蒋公日记,都才解密没几年,但是北京学者根据这些材料得出的论文,不正在重复台北专家20-40年前的学术成果么?关于苏联问题,我们不是一直在重复论证蒋介石在50年前发表之《苏俄在中国》中的见解么?以前我们只知道一个李敖,而将其他台北专家都视为“御用学者”,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李敖只是小丑,而我们比对岸落后了不止30年。
杨天石也老了,他4次自费去斯坦福大学看“日记”,目的就是临终之前写出一本全新的“蒋介石传”,但即便写出了,能够自由发表么?即便能够发表,其学术分量真能超越20年前的蒋永敬么?因此,我十分理解两位杨先生的酸楚了,看他仅仅涉及了苏俄军援的一点皮毛,就被纠缠了近十年,于是其新书《国民党史·联共与反共》中,对这个问题就绝口不提了,仅仅在自己的网站上发点牢骚而已。站在对岸角度观察,这些缠斗和牢骚又是何等的可笑啊......“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于是想到jkdengtao2 和重器轻道 这两位网友对于苏俄军援问题的质疑。不管他们是否有什么特殊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属于网评员小组,这个事件本身就让人觉得欲哭无泪。
记得大陆首次解密“苏俄军援”问题的,是杨奎松的1999年的《毛××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扬有之、笑骂有之、怒斥有之、攀诬有之,笔者也为此惊讶、振奋和考据,而这个问题一直争讼纷纷直到今日。前几年去台湾收集了一些史料,才发现我们1999年刚开始揭露争论的“惊天秘密”,人家自由世界1952年已经成为大众常识,因此1971年苏俄档案陆续解密公布在当时学术界基本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在引用之余,只是觉得这些莫斯科证言不过再次坐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
而现在,已经是2009年了,在凯迪论坛,jkdengtao2 和重器轻道 这两位网友依然在为否定这个国际学术界确立了57年的历史定论持续“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