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回忆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本文作者、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毛主席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嫌艰涩难懂的书，毛主席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实践中。
飞机上的英语学习照
我作为政治秘书第一次与毛主席面谈，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当时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没有几天。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刚刚在碧波中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主席，此时兴致极佳，谈笑风生。他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我简要谈到，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直至到主席身边，时年29岁。
上世纪20年代初，毛主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引发了他的谈兴。他说：“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吧？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触及历史，毛主席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说到此，毛主席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我发现，毛主席每每谈及古代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伟气魄。
毛主席略为沉吟后，对我说：“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消除了拘谨，回复了平静自然。
就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地对我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接着又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言罢，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晓。学习从哪儿入手，我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主席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主席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他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并非毛主席的工作照，而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学习方法与众不同
同年11月，毛主席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同宣言。当时，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很有意见。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主席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主席学习英语却未曾中辍。往往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
毛主席毅力非凡，他对我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1959年1月自称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的毛主席要给自己定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我考虑到他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并注明轻重音等。可他往往还是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主席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音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误读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主席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他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通过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一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对秘书，毛主席只明确任务，从来不画任何框框，不作任何硬性规定，更无须事事请示，而是放手让我们工作。因此我们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
初到毛主席身边，我的任务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等，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电报、资料，有时口头，有时写成书面材料，综合汇报。毛主席总喜欢提出问题同我交谈，比如，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总是边谈边议。
在交谈中，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71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四月提纲》是列宁1917年提出的号召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纲领。
毛主席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由于我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国际问题，常向毛主席汇报国际动向并做一些分析探讨，因而对毛主席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有些特殊的感受。
1958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还强调过君主制的作用，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深刻。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一家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主席却未受人言左右，他力排众议，独特地认为：戴高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强，始终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不依傍他人；主张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国的霸权，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主席的卓越预见。
1959年6月3日早晨，毛主席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重新燃薪做饭。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他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六祖坛经》常带身边
毛主席十分欣赏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的《六祖坛经》一书，经常带在身边。他有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对佛学的有限知识，可以说都得益于毛主席的教导。
毛主席最先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即以卖柴养母。他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得到弘忍的赏识。毛主席流畅地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一首为慧能所作，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将法衣传给慧能，为禅宗六世。
后来毛主席又和我谈到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真正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合乎国情。在这一点上，与毛主席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行为似不无相通之处。
1956年7月16日，毛主席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指着这段话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个道理。”毛主席反对将马列主义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7年整风前后，毛主席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长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判刑惩罚。1959年10月，毛主席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在给毛主席当政治秘书期间，毛主席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是“狂生夜坐”，一个是《席方平》。它们都出自《聊斋志异》。
1958年5月初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是怕鬼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主席边说边生动地比画说，《聊斋》上有一个故事，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主席讲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讲完故事后说：“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主席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
毛主席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有感而发。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毛主席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主席还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主席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主席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主席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毛主席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我至今保存着一些毛主席手迹，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是在我们闲谈中，他信手写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页或报刊边角空白处的。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有所感，随意挥洒而就的。1957年春季，毛主席四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主席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颇多”的古城徐州，毛主席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3月19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仍在毛主席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有没有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我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的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了这首词：“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主席告诉我，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八百岁的彭祖的家乡。接着毛主席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毛主席思如泉涌，又在我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随后，毛主席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阙。“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煜所建。张煜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讲解完毕，毛主席对我说：“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3月20日的下午，我随毛主席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主席触景生情随手写下宋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接。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写完后，毛主席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话。毛主席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接着，毛主席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毛主席给我写诗讲词的那段日子，正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波及中国，中央又决定开展整风的多事之秋。几日之间，毛主席往返于华东数城，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务繁忙。
然而就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下，毛主席却精骛八极，跨越时空，数典品词，谈笑自若，由景而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词章中，信手抽出精彩片段，即兴发挥。他一再借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失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可成就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调谈典的历史时刻。毛主席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
对世间万物充满兴趣
当然毛主席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还是读书。
毛主席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一度开放的毛主席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以及床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我手头留存的毛主席给我的几十件信件，大多与找书、查书、读书有关。毛主席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某些书，就会立即通知秘书到他书房寻找，迅速给他送去，或者由我在当地购买，或者由当地的图书馆借来，待他看完后归还。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他都借过书。
毛主席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都嫌艰涩难懂的书，毛主席读来却甘之如饴。
一次，毛主席问我：“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由于毛主席的一再鼓励，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我，却被这个与我本人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此时毛主席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子般的得意笑容。
对这类书，毛主席不光是博览，有时还反复咀嚼琢磨，因此他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的超人悟性。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主席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主席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正确者，正是毛主席。
毛主席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也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发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主席1955年的预言吻合。毛主席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到他的卧室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于光远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看做是认识的工具？毛主席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周培源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主席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主席自由跨越，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1958年10月23日，毛主席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毛主席的胸襟，有如无比广阔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