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笑是治病的良药

《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笑是治病的良药》
第1节：序
序
196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侵袭了诺曼·卡森斯。他高烧不止，浑身疼痛，脖子、手臂、手掌、手指、双腿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一周之内，他的红细胞沉降率(esr)上升到了115，病情十分危急!
经医生诊断，卡森斯患的是一种严重的胶原蛋白疾病--僵直性脊椎炎。康复的几率只有1/500，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无尽的病痛折磨中等待死神的来临。
卡森斯没有听天由命，他觉得应该为自己做点什么，而不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医生身上。卡森斯多方研究，尽可能了解自己的病情。他发现，心理压力跟某些特定疾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如果负面情绪跟生病有关，那么正面情绪有没有可能有益于康复呢？
在威廉·海兹格医生的协助之下，卡森斯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幽默书籍、麦克思兄弟的经典影片，住进附近的旅馆。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些喜剧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因为电影中的滑稽场面和幽默对话放声大笑。他惊喜地发现，每次开怀大笑之后自己都能毫无痛苦地安眠两小时。而且，红细胞沉降率都会下降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大笑疗法的效果是可以持续的。六个月之后，当卡森斯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不治之症居然痊愈了--炎症彻底消失了!
卡森斯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章，投到了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没想到，这个仅供专业人士交流的媒体竟然发表了这篇非专业人士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有三千名医生给卡森斯写信，认为他的经历印证了医学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情绪可以改变体内的化学变化，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还有的医生认为卡森斯是整体健康理念的先行者。另外，卡森斯关于压力的性质、止痛药的副作用、安慰剂效应以及良好的医患关系的认识，也与很多前沿的医学研究不谋而合。
之后，不断有大众媒体和医学刊物报道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医生和患者打电话同卡森斯交流。为了对这些报道进行更全面的回应，卡森斯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整理成书(《笑是治病的良药》)。该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20年来，该书在美国多次重印，畅销不衰，并被翻译成18种语言。
第2节：序
尽管卡森斯本人非常谨慎，并不认为欢笑是万灵丹，但他的经历的确引起了人们对积极情绪的研究热潮。正如《身体语言密码》的作者亚伦·皮斯所言，《笑是治病的良药》一书的出版，在医学界引发了一次关于内啡肽的研究风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了这一研究中，一个新的学科逐渐出现了--心理神经免疫学。
在某种意义上，卡森斯为传统医学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认识到: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一个医生，它有非常好的治愈能力(研究证实，90%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紊乱，可以自我治愈)。与其说这是一种开创，还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古时候的医生们对身体的这种自然能力非常了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坚信，医生的主要任务是避免一些不明智的治疗，因为这会干扰人体自我医治的过程。中国传统医学也讲究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说的也是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
只是现代科学出现之后，医生们只重视物质的身体，忽视了头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开始沦为技术手段的奴隶，忽视了身体的超强能力。正如本书导论的作者雷尼·杜伯士所言，医学科学的问题就在于，它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科学。只有医生和病人真正学会运用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现在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卡森斯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积极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其实，这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中国有句谚语，笑一笑，十年少。英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心旷神怡，医生远离，还有一句是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这些都是人们对身体智慧的认识。
西方医学界也开始反思那种冷冰冰的医疗模式，越来越重视情绪的疗效。最近，英国伦敦一家医院为前来看病的孩子推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欢笑疗法。他们专门请来一帮喜剧演员，让他们化装成滑稽的小丑，逗孩子们笑，以求笑到病除。据说，欢笑疗法十分奏效。现在这家医院的人气迅速上升，孩子们都念念不忘那儿的小丑医生，还形象地把医院叫做小丑医院。
现在，欢笑疗法已经走出研究领域的狭小范围，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印度有一个俱乐部叫做80国际笑声俱乐部。会员们每天早晨7点到公园，先是反复大喊嘿哈，嘿哈热身，然后双臂伸向天空，开始大笑20秒钟。作家玛丽·罗什问他们参加笑声俱乐部有什么好处。成员们认为，大笑可以减肥、体验快乐，并且有机会结识更多的朋友。
第3节：
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人们问我:当医生告诉你已无药可救时，你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没有被害怕、忧伤以及恐惧所钳制，而这些情绪往往是不治之症的伙伴。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大机会。事实证明，这种求生意志并不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托词，而是具有医疗效果的心理因素。
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愿提及那段经历，我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不用药物就治好了不治之症。因为我害怕被人们误解。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特殊病例呢，还是具有极大的医学价值。然而，大众媒体和医学刊物却不断报道这件事。世界各地的三千名医生给我来信，他们对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十分尊重，令人惊讶。还有一些人写信问我，是不是真的不吃药，仅仅用笑就战胜了病魔。我想自己应该给出更全面的描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之后，我开始发烧，感到浑身不舒服，疼痛也不断加剧。几周过后，我的脖子、手臂、手、手指和腿就变得麻木起来，行动也很困难。我的红细胞沉降率超过了80。大家知道，在所有的诊断和测试中，红细胞沉降率对医生来说是最有用的。它的操作也很简单。
红细胞流入血管的速度，以每小时多少毫米计算，与发炎和感染的程度是相符的。普通的疾病，如流感，也许会使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30甚至40。一旦超过60或70，医生就知道问题严重了。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88的时候，我住院了。一周之内，它又上升到115。一般来说，这预示着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第4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此外，我还接受了各种其他测试，有些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彰显医院的医疗水平，并非出于对病人健康的考虑。四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化验员在同一天内采了四份血液样本，我很是吃惊。医院各部门没有彼此协调，用同一份血样来测试，对我来说是不合理，也是不负责任的。一天之内抽取四管血液，即使对一个健康人来说，也不合适。第二天，当四个化验员又要来装满各自的试管时，我拒绝了他们，并且在门上贴了告示:我三天只提供一份血样，希望不同部门从同一管血样中各取所需。
我越来越相信，医院并不适合真正身患重病的人。卫生环境差强人意;葡萄状球菌和其他致病微生物无所不在;频繁甚至是胡乱使用x光仪器;滥用镇静剂和止痛药，有时只是为了方便医生操纵病人的身体，而非出于治疗的需要;将医院的例行工作凌驾于病人的睡眠要求之上(对病人来说，睡眠简直就是恩赐了，当然不想被打扰)--此类问题似乎是现代医院的通病。
也许医院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营养问题了。不仅食物营养不均衡，还有很多加工食品，有些甚至含有防腐剂或有害色素，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含有化学柔软剂和漂白粉的白面包是每天的必送餐。蔬菜经常被煮过了头，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营养价值。难怪1969年白宫食物、营养和健康会议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察结论，医学院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营养科学教育的缺失。
我的医生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位能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的医生。威廉·海兹格医生不仅没有同我争论，反而支持我同嗜血的实验室人员战斗。
我们已经是20多年的挚交好友，他知道我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经常讨论医学刊物上的文章，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他对我的病症很坦诚。在参看了那些被他称为咨询师的专家们的报告后，他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得出确切的诊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得了严重的胶原疾病--一种结缔组织病。所有关节炎和风湿病都属于这个范畴。
第5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结缔组织是一种将细胞连接在一起的纤维物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变得松散。我很难移动自己的四肢，就连在床上翻身都困难。我的身体上开始出现小瘤，像小石块一样的物质出现在皮肤下面，这表明这种疾病是全身性的。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下颌几乎无法张开。
海兹格医生从纽约找来了专家。他们得出了结论，确诊我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也就是说我脊柱中的结缔组织正在分离。
我问海兹格医生自己完全康复的几率有多大。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只有1/500。这是一位专家告诉他的。这位专家还说，他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康复病例。
这些让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之前，医生是我全部的希望。现在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参与进去。我很清楚，如果只有1/500的机会，自己最好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做一名消极的旁观者。
思考疾病
我向海兹格医生询问病因。他告诉我有多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重金属中毒或者链球菌感染。
我努力回想生病前的事情。那年6月，我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去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会议在列宁格勒①召开，然后我们去莫斯科参加其他会议。我们的旅馆在一片住宅区里，我的房间在二楼。附近有一个24小时不停工的建筑工地，每天晚上都有一队柴油卡车来来回回。当时是夏天，我们的窗户都大开着。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不踏实，感觉恶心想吐。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在飞机场碰上了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它在很近的柏油路上盘旋，喷射出大量烟雾。
我想，在旅馆和机场吸入的柴油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是不是和这场病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就能证实重金属中毒的猜测。然而，还有一点解释不通:我妻子同样也经历了这些污染，却没有受到影响。怎么可能我们俩只有一个出现不良反应呢？
通过思考，我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由于各人的敏感度不一样;另一种是我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无法像免疫系统全面运行的人一样适应有毒环境。
第6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难道是肾上腺衰竭引发的？
我陷入沉思。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会议非同儿戏。我负责礼仪方面的工作，总是埋首于那些文件直到深夜。最后一天在莫斯科的经历极其令人沮丧，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自己的别墅里设宴款待我们，地点在郊外40公里处。他问我是否能够提前一小时到达，以便向苏联代表们介绍一下客人的情况。这样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到礼节周全，从而给美国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们告诉我下午3点半会有一个司机来旅馆接我，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在5点钟到达别墅。
然而，6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莫斯科另一边的旷野上。司机接到了错误的指示，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开出了80公里。我们又调转车头开回莫斯科。司机学的是谨慎驾驶，所以他并没有急于弥补错失的时间。
直到晚上9点，我们才到达别墅。女主人看来已经绝望了。汤热了一遍又一遍，小牛肉也干了。我也筋疲力尽。第二天还要坐很久的飞机回美国。飞机上拥挤不堪。到达纽约后，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迎接礼仪，我们才坐上了回康乃狄格的汽车。这次出差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一周后就住院了。
回想起这次经历，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我越来越相信，我深受污染气体的侵害，而我妻子没有，原因就在于我的肾上腺衰竭了，身体的抵抗力降低了。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我就需要恢复自己的肾上腺功能，重新建立沃尔特·b·凯侬医生在《身体的智慧》中提到的动态平衡。
我知道，对于抵抗严重的关节炎或其他疾病，内分泌系统--尤其是肾上腺至关重要。我在医学刊物中读到一项研究，说孕妇的关节炎或其他风湿症状经常会减轻，原因就在于怀孕期间内分泌系统十分活跃。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肾上腺和内分泌系统活跃起来呢？
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读过汉斯·塞利尔的经典作品《生活的压力》。塞利尔很明确地指出，肾上腺衰竭可以造成情绪紧张，如沮丧、易怒等。他还详细记述了消极情绪对体内化学反应的不良影响。
第7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我脑中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消极情绪会引发体内不良的化学反应，那么积极情绪是否会引起有益的化学变化？爱、希望、信念、欢笑、信心和求生意志是不是有医疗作用呢？难道体内只会产生不良的化学反应吗？
显然，要产生积极情绪不像拧开花园里的水龙头那么容易。不过，即使只是合理控制一下情绪，也会产生有益健康的效果。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用信心取代焦虑，可能就会有帮助。
自我康复计划
我的头脑里开始形成一个计划，就是去追求有益情绪。我知道需要同自己的医生商量一下。这个试验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和我的用药有关。如果我的药物有任何毒副作用，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条件和医院有关。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有益于形成健康人生观的地方。
让我们分开考虑这两个条件。
首先是药物。重点是止痛药--阿司匹林、苯基丁氮酮(保泰松)、可待因、植物盐基和安眠药。阿司匹林和保泰松有消炎作用，因此有治疗效果。但是我不太确定它们是否有不良作用。我现在已经变得对所有的药物都十分敏感。医院给我开了太多药物:一天26片阿司匹林、12片保泰松。难怪我身上就像爬满了蜜蜂，皮肤仿佛被无数蚂蚁啃噬一样。
只要我的身体还在受止痛片等药物的毒害，就不可能指望病情好转。我让《星期六评论》的一个助理帮忙，从各种医学刊物中寻找相关资料，结果发现:保泰松和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对肾上腺的危害性很大。我还发现，保泰松是人类所生产的、药效最强的药物之一。它不仅对纤维蛋白原有抵抗作用，而且造成便血，同时还会带来难耐的瘙痒和失眠，抑制骨髓生成。
阿司匹林当然是一种良药，至少对大众来说是如此。阿司匹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不仅是最无害的药物，也是最有效的。但是，查阅医学刊物上的研究结果时我发现，阿司匹林也是一种药力很强的药物，同样需要小心使用。这种看法是没有依据的:可以在无需医生处方或建议的情况下大量使用阿司匹林。即使是少量使用，它也可能造成内出血。医学刊物上说，和保泰松一样，阿司匹林的化学成分也会损害血小板(血液中的一种盘状物质)的凝结作用。
第8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这些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问自己:多少年来广为大众接受的阿司匹林，有没有可能对治疗关节炎等疾病是有害的呢？
有很多药物在被发现有害之前，曾经被使用过许多年。这种情况在医药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例如，好多个世纪医生们都相信，从病人身上抽血可以加速任何疾病的康复。然后，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发现抽血只会让病人更加虚弱。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之死，一部分原因就是医生抽血。乔治·华盛顿之死也是由于这种治疗方式造成的严重失血。
我意识到: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自动免除这些不明智甚至危险的药物或治疗方法。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万能药。幸运的是，人类的身体有惊人的耐力，已经承受了各种药方的伤害达好几个世纪。
如果我停止服用阿司匹林和保泰松，后果会怎样？疼痛会加剧吗？我的脊柱和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就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我知道心态可以对疼痛发生作用。大多数人一感觉疼痛就慌乱。他们被各种关于疼痛的广告狂轰滥炸，以致有一丁点儿疼痛就服用止痛药。我们大多对疼痛很无知，很少有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它。疼痛是身体魔力的一部分。它是身体向头脑传递信息的方式，它告诉大脑，身体哪里不对劲儿了。麻风病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患者无法感知疼痛，即使是重要部位受到伤害。因为无法感知预警，他们甚至会失去手指或脚趾。
只要身体在不断恢复，并找到阻止结缔组织继续分离的能力，我就能忍受痛苦。
此外，我还有严重的炎症。如果不用阿司匹林，怎样才能对抗发炎呢？我曾在医学杂志上看到维生素c对治疗多种疾病--从支气管炎到一些心脏疾病--都是很有疗效的。它是不是对炎症也有效呢？维生素c是直接起作用，还是作为内分泌系统(特别是肾上腺)活动的发动机呢？维生素c有没有可能对肾上腺起到喂养作用呢？
我曾经在医学刊物中看到过维生素c能帮助血液氧化。如果血液氧化能力不够或者受到损伤是造成胶原降解的原因之一，这是不是维生素c作用的另一个证据呢？而且，根据一些医学报告，患有胶原疾病的人体内都缺少维生素c。这是否意味着身体在运用大量维生素c对抗胶原降解呢？
第9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欢笑疗法
我想和海兹格医生讨论一下。他很认真地倾听了我对病因的推测，以及我的一些可能有助于康复的想法。
海兹格医生说我的求生意志十分强大。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自我康复的想法很感兴趣，并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在办理好出院手续之前我们就开始了计划，全面调动积极情绪以改进体内化学物质。怀抱希望、爱和信念并不难，但是怎样才能时时开怀欢笑呢？我想从喜剧开始应该不错。艾伦·范特，《诚实的镜头》的制作人送来了经典影片和一台放映机。护士学会了放映。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些麦克斯兄弟的老电影。我们放下窗帘，打开放映机。
这真的起作用。我惊喜地发现，10分钟的开怀大笑具有麻醉作用，能让我毫无痛苦地安眠至少两个小时。当欢笑的镇痛作用过去后，我们再次打开放映机，这又给我带来一段没有疼痛的睡眠。有时，护士会给我读一些幽默书籍。最有效的是e·b·怀特和凯瑟琳·怀特的《美国幽默集锦》和麦克斯·伊斯特曼的《欢笑的乐趣》。
疾病不是一件值得好笑的事，然而它也许应该是。欢笑是体内活动的一种形式，使我的器官来回运动，加强了呼吸。而且，每次看完幽默节目后，我的红细胞沉降率就下降至少5个点。光是红细胞沉降率下降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这种下降可以维持和累积。可见，古人说笑治百病，在生理学上是有依据的，这令我备受鼓舞。
后来，我为自己的疗法找到了印证和依据。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医生发现，大笑不仅可以使人舒展胸肌，扩大肺活量，而且还会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苯磷二酚的激素，这是一种天然的麻醉剂，具有镇静和镇痛作用。还有研究者发现，人在大笑时，血液中的肾上腺素会增多，体温上升，心跳加快，其功效比健身操更好。
然而，从医院的角度来看，欢笑疗法有个缺点--我干扰了其他病人。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出院手续已经办妥了，我可以去酒店实行自己的计划。
第10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我很高兴地发现，酒店客房有一个显著优点，它比住院费要便宜2/3。其他的好处数不胜数。我再也不会受到擦洗身体、送餐、送药、换床单、测试或者实习医生的检查之类的打扰了。安宁的感觉真好。
维生素c的作用
维生素c在康复计划中起什么作用呢？在和海兹格医生讨论时，我发现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尽管他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严肃问题。他还告诫我，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能会损伤肾脏。然而，那时我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肾病，权衡利弊，我认为这个险值得冒。我向海兹格医生询问大量服用维生素ｃ的病例。他告诉我医院里有给病人肌肉注射维生素c(3克)的病例。
想到注射程序，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些问题。直接注射也许更有效，但我怀疑身体是否能够接受这种突然的大量摄入。我知道身体只吸收它所需要的分量，并将多余的排泄出去。这就是凯侬所说的身体的智慧。
在维生素c的利用中，时间是不是起到一定作用呢？我越思考这个问题，越觉得身体之所以会排泄掉大量的维生素是因为无法快速消化它们。我想，通过静脉点滴的方法将维生素c持续注入体内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我们就能注入不止3克维生素c。我希望从10克开始，然后渐渐增加到25克。
当我说到25克时，海兹格医生瞪大了眼睛。这种剂量超过了任何记录。他提醒我说，这不仅对肾，也会对手臂上的血管造成影响。而且，他没有见过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数据--人体可以在4小时内吸收25克维生素c，而不是通过尿道迅速将其排泄。
然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为了对抗蚕食我身体的疾病，损失一点血管算不了什么。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在第一次静脉注射之前(10克维生素c)，我们测试了红细胞沉降率。4小时过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测试，沉降率下降了9个点。
我从没体会过那样的喜悦。维生素c起作用了，大笑也是，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佳。我的烧退了，脉搏也慢了下来。
第11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我们加大了注射剂量。第二天，我们注射了12.5克，第三天15克，依次增加，周末加到了25克。同时，欢笑疗法每天照常。我彻底摆脱了药物和止痛片。无痛的睡眠时间也越来越长。
读者不要误以为我的病一夜之间就神奇康复了。长期以来，我甚至无法伸手够到高架上的一本书。我的手指笨拙，在手风琴键盘上都不听使唤。我的脖子只能转动很小的角度。我的膝盖颤抖，后来我不得不套上一副金属支架。
尽管如此，我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并回到《星期六评论》全职工作。对我来说，这就是奇迹。
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越来越灵活。除了一边肩膀和两个膝盖，身体其他部分已经不再疼痛，我还扔掉了金属支架。打网球或高尔夫的时候，我的手腕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阵阵剧痛了。我还能顺畅地骑马，稳健地举着相机。而且，我又拥有了演奏托卡塔和d小调赋格曲的野心，尽管比我希望的要慢一些，也艰难一些。我的脖子又可以自由转动了，尽管只能转动15度。
发病7年过后，我才得到科学证实，用阿司匹林治疗风湿病有副作用。《柳叶刀》刊登了m·a·塞哈德博士和r·j·科亨的研究，表明阿司匹林会妨碍体内维生素c的储存。作者还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应该补充维生素c，因为医生经常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维生素含量较低。那么，我能够吸收如此大剂量的维生素c而没有引发肾病或其他疾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愈的秘密:求生意志
从这次经历中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第一，求生的意志并不只是医疗上用来转移病人注意力的托词，而是具有医疗效果的心理因素。求生意志使人接受外部世界的帮助，并将这种帮助和人体自身与疾病斗争的能力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体发挥最大潜力。
第二，我有幸遇到一位医生，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激发患者的求生欲，调动身体的自然资源来对抗疾病。当海兹格医生知道病人有更好的主意时，他放弃了那些供现代医生选用的、有时甚至会带来危险的药物。而且，他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医治的艺术依然是一种前沿学科。他认为，我自己的全力参与是康复的主要原因。
第12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人们问我:当医生告诉你已无药可救时，你是怎么想的？
答案很简单。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没有被害怕、忧伤以及恐慌所钳制--这些情绪通常是不治之症的伙伴。我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心情当然也不轻松。身体无法动弹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问题很严重。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大的机会，也很喜欢抗击不幸的想法。
亚当·史密斯在《大脑的力量》中提到，他和其他的医生朋友们讨论我的康复时，询问为什么欢笑和维生素c结合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他得到的回答是，无论是大笑还是维生素c都与我的康复没有关系，也许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也能痊愈。
也许吧，但当时医生们的看法可不是这样的。
有两三个医生，在回顾亚当·史密斯的描述时说，我可能得到了自我创造的安慰剂的巨大帮助。
这种假设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医药史上备受尊崇的人物，如帕拉塞尔斯、霍尔姆斯和奥斯勒都曾经表示:几千年的医药史与其说是药物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安慰剂的历史。放血疗法(仅仅1827年一年，法国就进口了3300万只水蛭用于放血)、用通便剂通便、碰触独角兽的角、结石、尸粉，诸如此类的治疗方法都被当时的医生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力。但是，今天的医疗科学则认为这些毫无用处，只是发挥了安慰剂的效用，尽管记录显示这些疗法的效果令人满意。
在过去的20年间，人们开始对安慰剂这个话题产生兴趣②。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我被托蒙特·塞纳医疗中心的托马斯·c·切尔默斯医生的一份研究报告吸引了。切尔默斯医生对两组患者进行了研究，以验证维生素c能够预防感冒的理论。服用安慰剂却以为自己服用维生素c的那一组，切尔默斯医生说，比服用维生素c却以为在服用安慰剂的那一组患感冒的几率要小。
在病情严重的时候，我彻底相信了维生素c，事实也是如此。很可能，这种疗法，就像我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证明了安慰剂的作用。
第13节：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当然，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许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各大宗教的经文典籍大肆宣扬的神奇康复，其中都提到了病人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们积极参与康复的过程。当然，这些可能和猜测还不能被看做是绝对性的，否则整个现代医学的大厦将被降低成一个非洲巫医的茅屋。我们至少可以想想威廉·海尔斯·瑞沃的话:当今医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心理因素不再只是悄悄发挥作用，相反它们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理想的心理治疗体系在当代不断取得发展。
我想，我们真正讨论的是求生意志的化学作用。1972年，我拜访了罗马尼亚最杰出的内分泌学家阿纳·阿斯兰。她相信强烈的求生意念和大脑化学物质的平衡有直接关系。她相信:求生意志能刺激脑垂体，影响松果体和整个内分泌系统。那么，安慰剂有没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呢？难道这个领域不值得人们认真而持久地关注吗？
我想，我的医生在驯服疾病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他鼓励我相信自己，并全面调动了我体内的能量。也许，他并不能定义或者诊断这一过程--自信激活身体的免疫系统，并转化成抵抗疾病的能力。但我相信他遵循了医药界的第一信条:不要做对病人有害的事情。
我还学到了其他东西。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大脑和身体的恢复能力--即使前景堪忧。生命的力量也许是地球上人们最不了解的力量。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类在自我设置的局限中已经生活了太久。也许，当我们更加尊重大脑和身体的自然能力时，这些局限便会减弱。保护和珍惜这种自然能力，才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佳途径。
第14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安慰剂与其说是一种药，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开始于医生对病人的信心，终止于病人自身免疫和医治系统的全面运行。这个过程能起作用，不是因为药片的魔力，而是因为人体本身就是最好的药剂师。
长久以来，病人对医生的要求只不过是一纸处方。如果手中没有一张字迹潦草却充满神奇符号的纸片，大多数人都会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于病人来说，处方就是康复的证明。对于医生来说，它就是欠条，是对病人健康的承诺。它是心理上的脐带，在病人和医生之间建立一种有益且持久的联系。
医生知道，有时候处方本身比上面的内容更有用，更能帮助病人摆脱病痛。药物并不总是必要的，但康复的信心却始终需要。所以，当康复的保证比名贵的药物更有用时，医生就会给病人开安慰剂。
什么是安慰剂
安慰剂(placebo)，这个发音奇怪的词，注定会引发一场医药学理论和实践的革命。安慰剂正在开启一扇大门，展示人体的自我医治能力，发现大脑改变身体化学反应的神奇力量。对治愈疾病而言，人体的这种能力至关重要。
安慰剂这个词来自一个意为我会开心的拉丁词汇。传统意义上，安慰剂是一种模仿药物的物质，一种看上去像真药的无害奶糖片，多用来安慰病人，而不是用来治疗器质性疾病。近年来，安慰剂被大量用于测试新药。
很久以来，安慰剂在医学界都是声名狼藉。对于许多医生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江湖郎中的偏方或伪医药，是那些没有时间或能力找到真正病因的医生的偷懒之方。
现在，曾经地位低下的安慰剂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医生的重视。医药检察员阿瑟·k·夏皮罗医生、已故的亨利·k·比彻医生、斯图亚特·沃尔夫医生和路易斯·拉萨尼亚已经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安慰剂不仅看上去像强效药物，而且也能像真正的药物一样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安慰剂不仅仅是医生为病人开的宽心丸，更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媒介，用来改变身体内部的化学反应，调动身体的防御机制来对抗疾病。
安慰剂究竟是如何在体内工作的，我们还不甚了解。有些研究者将这个过程归纳为:安慰剂可以激活大脑皮层，从而启动全身的内分泌系统，特别是肾上腺。
安慰剂，夏皮罗医生在《美国心理疗法杂志》中写道，对器质性疾病有显著作用，包括恶性绝症。这也许可以解开那个谜团--根据记录，一些癌症患者服用维生素b■(laetril)后居然康复了，尽管尚未有科学研究证实这种物质有医药价值。
这绝不是说医生就永远不该给病人开强效药物。有时候，药物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负责的医生对其效力应该持谨慎态度。人们对药物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认为药物能像箭矢一样直指某个目标。事实上，它却像豪猪身上的刺。其实，任何药物或者食物都要经过一个分解过程，才能供人体使用。
第15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药物是不带副作用的。越是被吹嘘地天花乱坠的药物，其不良作用就越大，如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镇静剂、复方抗高血压药、抗炎药物、肌肉松弛剂等。这些药物能够改变血液的平衡，使血液的凝结速度变快或变慢，或者减少血液中的含氧量。它们会刺激内分泌系统，增加流入胃囊的盐酸，减缓或加速血液流过心脏的速度，通过抑制骨髓损害身体的造血功能，或者影响体内钠、钾的交换过程，这些都是体内化学物质平衡的重要部分。
许多药物的效果并不全是医生所期望的。因此，医生必须权衡利弊，既要考虑药效，又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危险。药效越强，其平衡就越难把握。
令医生为难的是，许多人以为药物和汽车一样，每年都要出新品种，而且药效越强越好。对许多患者来说，如果医生没有给他们开最新的抗生素或者某些知名的药物，他们便会觉得这个医生不够高明。
考虑到强效新药的危险性，医生用药往往十分谨慎，除非认为有绝对必要，他们才会开那些强效药物。如果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就会开一些安慰剂，或者什么也不开。
一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年轻商人的例子可以说明安慰剂的作用。他去看医生，抱怨有严重的头痛和胃痛。仔细倾听了他的问题后，医生认为他只是患上了20世纪的通病--压力。虽然压力并不是由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可它的危害一点儿也不小。除了疾病，压力还可能造成酗酒、药物依赖、自杀、家庭破裂或失业。极端情况下，它还可能引起转化性癔病--弗洛伊德的老师吉恩·卡柯特发现的一种疾病。就是说，病人的担忧和害怕会转化成身体上的症状，如剧痛，甚至是残疾。
交流中，医生了解到这个年轻商人的妻子怀孕了，健康状况不太好，他正在为此担心，而且公司新雇的年轻人似乎想抢走他的位置。首先要让病人确定自己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医生也十分小心，避免给病人这样的暗示，不让病人认为自己是无病呻吟。
第16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根据以往的经验，医生知道，如果不开处方，病人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医生也知道，药物存在局限性。他不愿意给病人开镇静剂，因为在这个病例中镇静剂可能带来副作用。他知道阿司匹林可以缓解头痛，但它会恶化肠胃问题，也可能造成内出血。他也排除了消化药，因为病人胃痛是由情绪引起的。医生开了个不会伤害病人的处方，并告诉年轻商人，这个特别的处方大有好处，他很快就会康复。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和病人聊天，讨论解决家里和办公室问题的方法。
一周过后，商人给医生打电话说，真是太神奇了，他的头痛消失了，胃痛也减轻了。看过妇产科医生后，他对妻子的情况也放心了。而且，办公室的事情也更加得心应手。那么，他还要再服多久的药呢？
医生告诉他:不用再吃药了，如果有什么情况，记得给我打电话。
医生自身就是最有力的安慰剂
当然，这些神奇的药物就是安慰剂。它们不具药效，却对年轻商人非常有效。因为，安慰剂启动了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排解了压力，症状也就自动消失了。
研究显示，90%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紊乱，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行终结，并逐步痊愈。对病人和社会来说，医生最可贵之处在于明辨是非，分清大部分不需要吃药就能康复的病人和小部分真正需要药物的病人。医生不仅要学会及时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设施，同时也要避免盲目用药，从而延缓患者的自然康复过程(有些患者真正需要的是医生的安抚，而非药物)。他可能会为这些患者开一味安慰剂，不仅是因为病人有处方在手会更加安心，还因为他知道安慰剂真的能起到治疗作用。
安慰剂与其说是一种药，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医生对病人的信心，终止于病人自身免疫和医治系统的全面运行。这个过程能起作用，不是因为药片的魔力，而是因为人体本身就是最好的药剂师，而且最有效的处方就是身体本身。
第17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伯顿·若切，美国最有才华的医学记者之一，他为《纽约客》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到，安慰剂的作用来自于人脑无限的自我欺骗能力。然而，学者们并不赞同这个解释。他们相信，安慰剂如此有效并不是因为它能愚弄身体，而是因为它把求生意志转化成身体的实际行动。而且，他们记录了安慰剂在人体内引起的化学变化。如果病人知道是安慰剂，就不会有任何疗效。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人体能够把希望转化成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
安慰剂效应说明，头脑(精神)和身体是密不可分的。疾病通常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开始于头脑，作用于身体，或者开始于身体，作用于头脑，这种交互过程都是通过血管实现的。现在，将身体与精神分离的疗法已经过时了，像治疗精神疾病完全不考虑身体因素，或者撇开精神治疗身体疾病，都是行不通的。
当然，安慰剂也不是万能的。它成功的几率与医患关系成正比。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医生赢得病人完全信任的能力--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对发挥安慰剂的最大效用来说是如此，对治疗一切疾病都是如此。如果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稳固的关系，安慰剂也许就没什么效力。在这个意义上，医生自身就是最有力的安慰剂。
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可以证明医生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项实验中，出血性溃疡患者被分成两组。医生告诉第一组患者，有一种新研制的药物绝对可以缓解他们的痛苦;而第二组患者被告知将为他们服用实验中的药物，效果不得而知。第一组中有70%的人溃疡大大减轻了，第二组只有25%的人收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两组人拿到的是同一种药物--安慰剂。
关于安慰剂的研究
关于安慰剂疗效的实验数据有多少？过去的25年间，医学文献记录了大量病例:
哈佛著名麻醉学家亨利·k·比彻博士针对1082名患者进行了15项研究，结果发现用安慰剂代替治疗各种疾病(如严重的术后伤口疼痛、晕船、头痛、感冒或焦虑)的常规药物后，35%的病人感觉到令人满意的康复效果。其他受到安慰剂影响的病症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炎、血细胞计数、呼吸速率、血管舒缩功能、胃溃疡、花粉热、高血压和皮肤疣等。
第18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斯图亚特·沃尔夫医生写道，安慰剂的作用既不是臆想的，也不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他的评价源自一项测试，结果发现一种嗜酸性细胞超过了通常的数量，并在身体系统内循环。这个测试显示安慰剂能改变体内化学物质。沃尔夫还提到了一个同事所做的测试，其中安慰剂减少了血液中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
有实验给帕金森症患者服用安慰剂，并告诉他这是某种药物，病人的颤抖就会明显减轻。在安慰剂的效力过去后，同样的物质被悄悄放进病人的牛奶中，颤抖重新出现。
在对大量轻度抑郁症患者进行的实验中，服用先进兴奋剂的病人被断了药，代之以安慰剂。取得的进展是一样的。在相关研究中，医生给133位抑郁症患者使用安慰剂，结果1/4的人反应非常良好，以致他们不必继续服用真的药物了。
当一组病人以服用安慰剂取代抗组胺剂，77.4%的人出现嗜睡症状，这正是抗组胺剂药物的特点。
比彻和拉塞纳进行的一项关于术后伤口疼痛的研究中，刚接受手术的病人被分别给予吗啡和安慰剂。据记录，术后马上服用吗啡的病人，52%感到疼痛减轻，服用安慰剂的病人40%有同感。安慰剂的效力是吗啡的77%。他们还发现，疼痛越剧烈，安慰剂的效力就越强。
88个关节炎患者的阿司匹林或肾上腺皮质激素被换成了安慰剂。其效果与传统药物不相上下。那些没有好转的病人在服用安慰剂无效后，进行了安慰剂注射，其中64%的人感到病情减轻或者有所好转。对于整个小组来说，安慰剂带来的疗效不仅包括疼痛的减轻，还包括饮食和睡眠的改善、肿痛的减少和消失。
a·莱斯利报告说，给吗啡上瘾者使用安慰剂(通过盐水注射)，直到注射停止后戒毒症状才出现。
一组医学院的学生受邀参加一个实验，他们被告知实验目的是测试一种镇静剂和一种兴奋剂的效果，以及这两种药物可能产生的效力。事实上，两种都是安慰剂。有50%的学生对安慰剂产生了身体反应，66%的学生血压下降，71%的学生被检测出动脉压下降。他们出现的不良反应还有:头昏、腹压高、流泪。
第19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罗马尼亚国家老年医学研究所的学者进行了一项双重保密实验，对一种激活内分泌系统以增强人类体质并延长寿命的药物进行测试。150名生活在类似的乡村环境中的60岁老人被分成了三组，每组50人。第一组，什么药物都不使用。第二组使用安慰剂。第三组服用一种常规的新药。一年又一年，研究者密切关注这三组老人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第一组符合罗马尼亚乡村人口的基本数据。第二组老人的健康状况比第一组好很多，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第三组比第二组的情况更好。
安慰剂也可能给人体带来伤害。大脑皮层不仅会产生积极的化学变化，也会产生消极的化学变化。比彻强调，早在1955年之前，《美国医学会杂志》中就提到安慰剂可能有严重毒性，造成生理上的伤害。例证就是一个关于甲苯丙醇(松肌药)引起焦虑的研究。对某些病人，甲苯丙醇会带来诸如反胃、头昏和心悸等副作用。用安慰剂取代甲苯丙醇后，它造成了相同的副作用。其中一个病人在服用安慰剂后，出现了皮疹，而且停服安慰剂后皮疹马上消失了。另一位病人在服药后出现了过敏性休克。第三位病人在服用安慰剂后出现了腹痛和臀部脓肿现象，她甚至都没有服用真正的药物。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安慰剂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药物的效果。许多医药学者甚至认为，医药学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安慰剂的历史。威廉·奥斯勒先生认为，人类与低等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服药的欲望，并以此证明以上观点。考虑到数世纪以来的各种秘方，也许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还在于，人类能够战胜药物，存活下来。各种药方包罗了动物粪便、尸粉、锯屑、蜥蜴血、干蛇、青蛙卵、螃蟹眼、草根、海绵、独角兽角和反刍动物肠道上的块状物。
安慰剂与医学道德
这些药剂和治疗程序在当时备受推崇，就像当今那些大受吹捧的药物一样。夏皮罗医生这样评价道:想到数千年来，医生们都在为病人开一些无用有时甚至有害的药物时，人们也许会好奇，到底他们是怎样保住自己那崇高的地位的呢？
第20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答案就是人们能够战胜有害药方，就像他们能战胜疾病一样，因为医生给了他们远比药物有价值的东西:一个牢固的信念,即认为药物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他们向医生寻求帮助，并相信自己得到了帮助--而且他们也确实得到了。
有些人对安慰剂比其他人更加敏感。为什么？过去人们认为人的智商越低，暗示感受性就越高，因此安慰剂对iq低的人更容易发挥效力。这个理论是由歌德医生在康奈尔医疗大会上提出的。
不可避免，安慰剂的使用也存在固有的矛盾。良好的医患关系十分重要，如果其中一方向另一方隐瞒了重要信息，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医生说了实话，会破坏安慰剂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他不说实话，就危害了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
这就涉及一个医学道德层面的问题--医生能不告诉病人全部事实？遇到晚期病例，医生可能认为告知实情等于雪上加霜，是不明智甚至不负责任的。那药物依赖症呢？现在安慰剂被某些医生用来取代真正的药物，以帮助病人克服药物依赖。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的反应和对海洛因以及可卡因的反应是一样的。身体对药物的狂暴需求平息了，但是它对有害物质的心理依赖并没有消失。如果医生觉得不告诉病人实情有违职业道德，他是否应该停止这样的治疗？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说，问题是医生培养病人对药物的盲信是否符合职业道德，或者哪种做法更重要、更明智？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不应该鼓励病人继续期待药物，因为这很容易加深病人对药物甚至安慰剂的依赖。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病人可能会去找另一个医生，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医生认识到这一点，病人就会认识到药物的问题。理查德·c·凯波特医生曾经写道:病人相信每一种症状都需要一种解药。他并不是生来就有这种信念……正是医生为病人灌输了这种错误的信念。
安慰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
医学道德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许多医生认为，关于安慰剂对人体神经系统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是否该等到证据充分时，安慰剂的种种优点才能被利用呢？
第21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当然，在还没有全面了解某些疗法或药物的时候就付诸使用，这种情况在医学界不乏先例。尽管医生并不知道大脑受到高幅电击时，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但电击还是被用于治疗精神病。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是阿司匹林，但它为什么能减轻炎症还是个谜。
确实，人们还没有彻底了解安慰剂，但这已经提上了医学和人类研究的日程。了解更多关于生命的能力，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而是一切教育的主题。
我们知道，当今最普遍、最严重的健康问题是压力。它被压力学泰斗汉斯·塞利尔定义为人体内的磨损。这个定义包括任何超越个人能力的要求，既有情感上的，也有身体上的。
与微生物的战斗，我们已经基本获胜，但是争取安宁的斗争，我们却失败了。原因不仅在于外部的混乱，更在于我们内部的混乱。我们各个方面的经历是如此丰富，以致根本就无法将之整理出来，更别说消化吸收了。其结果就是喧闹和迷惑。我们狼吞虎咽下各种感官信息，而感情却依然饥饿。
如果你每天都要说有悖于自己感觉的话，讨好自己不喜欢的人，享受那些有害无益的东西，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中写道，你的健康一定会受到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虚构的，它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而我们的灵魂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就像牙齿在我们口中一样。因此，不能永不受惩罚地作践它。我觉得听你说话十分令人痛苦，伊诺科提，尤其是当你告诉我们，你如何在监狱里接受再教育和变得成熟起来的时候。这时就像一匹马在描述自己的内心如何屈服于人类。
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求生意志，安慰剂或者任何药物的效用也会大打折扣。求生意志是未来的一扇窗户，因为它使患者有机会接触外界的帮助，并且将这些帮助和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联系起来，使人体发挥最大的效用。在将求生意志从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安慰剂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22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总之，安慰剂的最大价值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生命。如同女神一样，安慰剂引领我们穿过大脑没有图标的道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无限感。我们最终会认识到，安慰剂其实并不必要，大脑能够渡过难关，自发产生药物的功效。这个年代还不认可无法触摸的事物，因此安慰剂必须是可触摸的物质。在这个年代，所有的内在作用都需要有一个外在诱因。因为安慰剂有大小、有形状、手能够拿到，所以能够满足当代人对可见物质和答案的需求。
安慰剂是求生意志和身体之间的特使，但这个特使是可以免除的。如果我们能将自身从可见事物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将希望和求生意志直接与身体的能力联系起来，以对抗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即使没有任何物质媒介，大脑也能对身体发挥最大功效。约翰·弥尔顿说:心是自己的住所，可以创造地狱中的天堂，也可以创造天堂中的地狱。
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医生
科学(science)是一个混合的外来词，就像用生物反馈(biofeedback)来表述身体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一样。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类无限潜能的认识。对完美的追求，并不是无端臆测或者是对神明的不敬，而是对伟大造物计划的证实。
几年前，我在加蓬的丛林中见识了非洲巫医的行医过程。在兰巴雷内史怀哲医院的餐桌上，我斗胆说出当地人真是幸运，他们能来史怀哲医院看病，而不需依赖巫医。史怀哲医生问我对巫医的认识有多少，我陷入了尴尬境地。第二天，他带我去了附近的丛林，将我介绍给安·德·麦斯·克莱格，一位年长的巫师。打过招呼后，史怀哲医生提议让他的美国朋友参观一下非洲的医疗方式。
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站在一边观察巫医是如何工作的。对于有的病人，巫医只是将草药放进棕色的纸袋里，然后告知病人使用方法。对另一些病人，他并不给草药，而是对空中说一些咒语。对第三类病人，他放低声音，并指向史怀哲医生。
第23节：第二章 摇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在回诊所的路上，史怀哲医生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病人大多会很快康复，因为他们所患的是功能性而非器质性疾病。第二类病人患有心理上的疾病，巫医就施以非洲的心理疗法。第三类病人患有更具体的身体问题，如严重疝气、宫外孕、肩脱位或肿瘤。这样的问题大多需要手术，巫医就向病人推荐史怀哲医生。
我的一些最忠实的患者都是巫医介绍来的，史怀哲医生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说，别指望我会批评他们。
当我问史怀哲医生该如何解释这一点--经过巫医治疗后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康复时，他说:我正在要求他泄露一个从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医生们就在保守的秘密。
我还是告诉你好了，他似笑非笑地说，巫医成功的原因和我们一样。每个人内部都有一个医生，病人来找我们仅仅是因为不知道真相。如果我们给病人体内的医生一个开始工作的机会，我们就是最好的医生了。
安慰剂就是人体内的医生。
第24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圣经》告诉我们心旷神怡，医生远离，英语中也有一句谚语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积极情绪、创造力、求生意志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对抗疾病的能力，还具有延长生命的自然作用。
令我开始思考心态和健康长寿之间关系的是派布洛·卡塞尔和阿尔伯特·史怀哲，这两个人的看法十分相似。
两个人都很活跃--甚至可以说是精力充沛，都从事对其他人有益的事业。从他们身上我认识到，崇高的目标和求生意志是人类得以存活的根本因素之一。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患病期间。
创造力胜于可的松
先来看看派布洛·卡塞尔的生活。
在他波多黎各的家中我们初次相见，那时离他90岁生日只有几周了。他的日常生活吸引了我。每天早上，年轻可爱的妻子玛莎帮助他开始一天的生活。各种疾病让他无法自己穿衣。从他艰难的行走以及手臂的姿势，我判断他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粗重的呼吸显示他可能患有肺气肿。在玛莎的搀扶下，他走进了起居室，背驼得厉害，头向前倾，脚在地上拖着，手关节肿胀，手指蜷曲。
吃早餐之前，派布洛走向了钢琴--我得知，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他艰难地调整了自己的姿势，费力地将肿胀蜷曲的手指放在键盘上。
对于眼前的奇迹，我毫无准备。他的手指变得慢慢地舒展开，伸向键盘，就像植物的花苞迎向阳光。他的背直了起来，呼吸似乎也顺畅了些。他的手指落在了键盘上。然后响起了巴赫的钢琴曲。他的手指灵活，控制得当。
我都忘了，派布洛开始学习大提琴之前，已经可以熟练演奏好几种乐器了。他一边弹奏，一边哼唱，然后将手放在胸口，说巴赫在对他说话。
然后，他又投入了勃拉姆斯的协奏曲。此时他的手指灵巧有力，以惊人的速度在键盘上飞舞。他的全身似乎被音乐充满了，不再僵硬而佝偻，而且灵活优雅，完全不像一个有关节炎的老人。
一曲结束，他自己站立起来，比刚走进这个房间时要挺直得多，看起来也高许多。走向餐桌的时候，他的步伐不再沉重。他吃得很开心，谈话也很积极。吃完饭后，他去沙滩散了一会儿步。
大约一小时后，他回到屋里，开始处理自己的信件，直到吃午饭。然后他小睡了一会儿。起床后，佝偻的身体、沉重的步伐和肿胀蜷曲的手指又回来了。按照计划，公共电台的一个摄制组一会儿就要来了。派布洛说希望可以取消采访，因为他无法忍受拍摄过程中无数次莫名其妙的ng，还有照明灯那巨大的热量。
玛莎提醒说，他喜欢上次进行拍摄的那些年轻人，也许这次他们会再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指挥这次拍摄的是一位可爱的女士。
派布洛高兴了起来。是的，当然。他说，能再次见到他们很好。
和之前一样，他张开双臂，伸直脊背，站起来走向大提琴。他开始弹奏。他的手指、手掌和手臂协调一致，传出美丽的音调。任何正值壮年的大提琴家都会为这样的身体控制能力感到骄傲。
一天里我两次看到了奇迹。一位将近90岁的老人，却能够驱走所有的病痛，尽管是暂时性的，因为他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种情况并不神秘，它每天都发生。对派布洛来说，创造力就是可的松。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效而又安全的药物吗？
第25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这个过程并不奇特。如果他陷入了不良情绪的风暴，那么大脑与身体互动的结果就是--胃囊里盐酸数量增多、肾上腺活动加剧、类脂醇增多、血压升高、心跳加速。
但是，如果他陷入了自己的创造力和实现某个目标的欲望，他体内的化学变化就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不小于一场情绪风暴。
尽管派布洛体格并不壮硕，甚至可以说是瘦弱，但他却是精神和创造力方面的巨人。他总是充满同情心，随时准备贡献给朋友或来访者。他的回应是慎重、真实而又充分的。他向我展示了巴赫的手稿，还说巴赫对他来说比其他作曲家有更深的意义。
音乐是一剂良药
这只是他和史怀哲的众多相似之一。
我的好朋友阿尔伯特·史怀哲和我都认为巴赫是最伟大的作曲家。派布洛说，我们的理由却完全不同。史怀哲是从复杂的艺术技能角度来考虑的，他将巴赫视为音乐大师，因为他创作了大量不同风格的伟大乐曲。而我则认为巴赫是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能够打动我，令我充满活力。每天早晨起来，我都迫不及待地要弹奏他的曲子。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是多么美好啊!
如果巴赫是他最喜欢的作曲家，那么他最喜欢的乐曲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曲子不是巴赫的，而是勃拉姆斯的。他说，来，我给你看看。我有原始的手稿。
他从墙上拿下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乐曲手稿--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
有意思。我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得到了它。他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维也纳音乐之友的头儿，叫威尔海姆·卡奇斯。一天--那是二战以前了--他邀请我们几个朋友吃饭。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收藏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乐曲手稿，还藏有令人称奇的乐器--包括斯特拉迪瓦里和瓜纳里制作的小提琴。卡奇斯是个富有的人，非常富有，人却很单纯，也很好相处。
我迫切地想表示我对他的敬意。我想我们俩都在彼此的肩头留下了热泪。然后，我告诉他我对那些手稿有多担心。一想到它们能免于沦落纳粹之手，我就感到万分感激。
第26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我的朋友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保住了所有的收藏。他拿了几样出来，首先是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一些作品。然后他把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原稿也放在我面前--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愣在那里。我想每位音乐家都有一首曲子是为我而作，一首触动全身每一个细胞的曲子--这就是勃拉姆斯降b大调四重奏给我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它是属于我的。
卡奇斯先生看出了我特殊而又强烈的感情。
怎么看它都是你的四重奏，卡奇斯先生说，如果我能把它送给你，我会很高兴。他确实这样做了。
当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才好。后来我写信告诉他，他的礼物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骄傲和快乐。卡奇斯回信时，讲了许多关于降b大调四重奏的故事。其中一个很特别。在我出生前9个月，勃拉姆斯开始写这首四重奏。他花了9个月完成这首曲子。我们在同一年、同一个月、同一天来到这个世界。
派布洛的讲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表情是如此生动，完全没有受到皱纹的影响，让人觉得话语只是一种辅助。
我问派布洛还有没有其他有特殊意义的乐曲。
很多，他说，但是没有哪一首让我觉得是属于我的，能够像降b大调四重奏一样充分表达自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唯一想起的就是巴赫，它让我感觉到了重生。在早上，自然总是显得更加清晰。有一首曲子我必须告诉你。这一首，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我想这是我离开人世时最想听的曲子。它是多么动听，多么感人啊--它就是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
派布洛开始演奏。他的手指纤瘦，皮肤苍白，却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手。它们似乎有自己的智慧和风度。在演奏莫扎特时，派布洛不仅是个表演者，更是个诠释者。难以想象这首曲子还有另一种演奏方式。
谈完后，他站了起来，他说花了这么多时间聊音乐，而非世间大事，真是抱歉。我告诉他，他所说的、所做的都和世间大事紧密相关。接下来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即世界和平最重大障碍在于个人的无助感。
第27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解决方案并不复杂，派布洛说，即使不参与政治，个人也能为和平做点事情。每个人内心都有基本的公义和良善。如果他去倾听，并依此行事，他就贡献了世界最需要的东西。这不难做，但是需要勇气。人们需要勇气去倾听内心的良善，然后付诸行动。我们有胆量做我们自己吗？这才是问题所在。
派布洛内心的公义和良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目标、生存意志、信念和幽默感--让他能够对抗自己的疾病。他坚持演奏大提琴和担任乐队指挥，直到90多岁。
幽默的力量
阿尔伯特·史怀哲一直相信，幽默感是一剂良药，可以对付所有疾病。他曾经说过，疾病总会离他而去，因为他的身体不怎么好客。
史怀哲医生认为健康的秘密在于目标和创造力。为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他掌握了多种技能，发展了许多不同爱好。从他在兰巴雷内医院的工作中，你可以看到目标的力量几乎接近了超自然力量。通常，在医院里他要在诊室为病人看病、巡房、帮忙做木工活、搬动沉重的药箱、处理信件(每天都有无数的信件)、完成未竟的作品和弹钢琴，即使过了90岁。
我不想死。他曾经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只要我还能做事，就没有必要死。所以，我会活很久很久。
他确实做到了--他活到了95岁。
和派布洛·卡塞尔一样，阿尔伯特·史怀哲没有哪一天不弹奏巴赫的曲子。他最喜欢的曲子是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曲。这首曲子是为手风琴而写，但是兰巴雷内没有风琴。医院里有两架立式钢琴，都颇有历史。员工餐厅的那架更加破旧。潮湿的热带气候已经将它侵蚀得面目全非，有些琴键已经缺失，有些甚至发黄破裂了。我第一次走进餐厅时试图弹奏一曲，却被它滑稽可笑的音调吓住了。每天晚餐的时候，史怀哲都会在上面演奏。令人惊奇的是，在他手里钢琴似乎没有那么残破了。
另一架钢琴在他的小屋里。虽然状况略好些，但是对任何像史怀哲这样享誉世界的演奏家来说，都不能算是适用的乐器。钢琴上有一个手风琴的踏板，用来调节音锤。但是，这个踏板有个令人郁闷的习惯，经常在关键时刻脱落。即便如此，史怀哲也不会放弃活动双脚的机会。
第28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一天晚上，湿热的空气让我无法入睡，于是走向河边。经过史怀哲的住所时，我听到钢琴在快速演奏巴赫的托卡塔。
我在格子窗户下站立了大约5分钟，从那里我看到史怀哲的身影。他有力的手指控制着乐章，完全符合巴赫对每一个音符的要求--每个音符都有自己的力度和价值，密切地交织成完整的乐章。
弹奏完毕后，他坐在那里，手轻轻地放在键盘上，睿智的脑袋微微前倾，似乎在捕捉袅袅的余韵。巴赫让他从工作的压力和紧张中解脱出来。在这个充满活力而又严整有序的音乐世界里，他获得了重生，就像一直以来那样。
像卡塞尔一样，史怀哲也从音乐中得到了活力，得到了力量。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腰身不再蜷曲。音乐就是他的良药。
但是音乐并不是唯一的良药，还有幽默。
阿尔伯特·史怀哲把幽默当作降暑的药方，一种降低温度、湿度和压力的方法。事实上，他对幽默的运用是如此充满艺术性，以致让人觉得他把幽默感当作一种乐器。
在史怀哲的医院里，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的生活也不容易。史怀哲医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承担起为他们提供精神养分的责任。吃饭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到一起，史怀哲经常讲一两个有趣的故事，作为佐餐小料。
也许，欢笑是午餐时间最重要的课程。他幽默辛辣的言语往往会让工作人员开怀大笑，从而抛掉一天的压力与忧愁，重新焕发生气。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史怀哲医生向工作人员汇报说:大家都知道，在方圆75公里内，一共只有两辆车。今天下午，不可避免的意外发生了，这两辆车相撞了，我们必须治疗两位司机的皮外伤。如果谁对那两辆车有好感，也可以去给他们看看病。
第二天晚上，他告诉大家一个新闻，住在码头边的母鸡艾达纳有了六只小鸡。这太令人吃惊了，他严肃地说,我甚至不知道她怀孕了。
还有一次，史怀哲讲述了多年前他在哥本哈根皇宫的经历。他受邀去吃晚餐，第一道菜是丹麦鲱鱼。碰巧他不喜欢鲱鱼，趁大家不注意，他迅速将鲱鱼滑下餐盘，放进自己的口袋。第二天，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丛林医生的来访，特别提及他在非洲学到的奇怪饮食习惯。报纸上说，他不仅吃鱼肉，甚至连鱼刺、鱼头、鱼眼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吃了。
第29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我注意到，那天晚上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从餐桌上站起来时心情都很好，人也精神多了，这不仅是因为晚餐，更是由于当时的气氛。刚走进餐厅的时候，史怀哲医生也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现在他又精力充沛，期待着接下来的工作。在兰巴雷内，幽默是至关重要的营养。
欢笑疗法的科学论证
《圣经》告诉我们心旷神怡，医生远离。我们很难说清楚幽默是如何影响大脑和人体的。但是其作用已经引起医学家甚至心理学家的关注。弗朗西斯·培根先生呼吁人们关注欢笑的生理学特点。大约400年前，为了验证自己的观察，罗伯特·伯顿在《解析忧郁》中引用了权威人士的话:欢笑能清洁血液，令血液更加年轻、有活力，适合各种用途。伯顿总结说:欢笑是打破忧郁围墙的首要动力……(欢笑)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疗法。霍布斯把欢笑描述为神光突然注入的激情。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欢笑通过促进身体重要运行过程、运动肠胃和膈膜，令人产生健康的感觉。简而言之，健康的感觉令我们感到愉悦，因此我们能够通过灵魂触摸身体，并用前者医治后者。我非常同意康德的观点。我一直觉得开怀大笑是运动身体内部器官的最佳方法，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脑的关注并没有局限于它的疾病和痛苦。他致力于研究人脑在宇宙中神秘的至高地位。对他来说，智慧和幽默就是人脑独特性的有力证据。他相信，欢笑是缓解神经紧张的有效方法，而幽默则可以当作有效的治疗手段。
威廉·奥斯勒先生把欢笑看作生活的音乐。他的传记作者哈维·卡辛说，奥斯勒曾经向那些忙碌了一整天、精神和身体都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建议，让他们在欢笑中找到自己的良药。我想，雪莱诗里的德莱昂内尔保持快乐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欢笑，他用欢笑保持了年轻。
当前，对欢笑生理作用的研究并不多，却意义重大。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弗莱写了一份很有启发性的报告--《欢笑调动呼吸系统》。我认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捧腹大笑。和康德一样,弗莱发现大笑能够调动整个呼吸系统。另一篇研究此课题的论文是h·帕斯金的《笑对肌肉张力的作用》，发表在《神经学和神经病学成就》上。
第30节：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在难以自抑的大笑后，有些人会说肚子疼。他们的表述也许是正确的，但这是令人愉快的疼痛，它让人放松，想躺下来。这种疼痛即使是每天都经历也毫无妨害。这就像一种可以感知的、特殊的体育运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运动一样。尽管大笑的具体生物化学过程还没有被完全记录和理解，但它与恐惧、沮丧和愤怒一样，其作用却是千真万确的。
医学刊物上关于不良情绪给人体带来巨大伤害的文章越来越多，特别是把癌症和极度悲伤、愤怒、恐惧联系在一起。那种认为情绪只带来副作用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在患病之前，我就相信创造力、求生意志、希望、信念以及爱有很重要的生物化学作用，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响。积极的情绪的确令人振奋。
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人脑中存在内啡肽--一种在分子结构和作用上类似吗啡的物质。它是人体自身的麻醉剂和舒缓药，可以帮助身体忍受疼痛。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内啡肽是怎样被调动，然后又是怎样被释放进血液的。但有足够的调查显示，与那些对疾病充满忧虑的人相比，那些有决心战胜病痛的人对剧烈疼痛的忍受力要强很多。中医声称，成功的针灸有可能取代麻醉剂，因为将针头扎进身体的穴位可以激发内啡肽的分泌。
在所有病例中，人脑在控制疼痛和对抗疾病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要看看安慰剂的作用，我们就能认识到，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大脑都能够支配身体做出某些反应。这种反应并不只是心理反应，也包括体内化学物质的变化。
在第一章中，我提到欢笑能够缓解我的关节炎和降低红细胞沉降率--这两种变化都是持久且可积累的。这是否意味着欢笑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呢？一位日本医生在东京做了个有趣的实验，它将大笑应用于结核病治疗。实验的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欢笑具有医疗作用，且对病情的改善有显著的效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将更加了解积极情绪、创造力、求生意志的作用。不久，医学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人脑具有延长生命的自然作用，能够增强整个身体对抗疼痛和疾病的能力。当这些知识被掌握时，医药学的知识和实践将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31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每个人都能列出十几种止痛药，却很少有人知道:90%的疼痛是可以自我抑制的。
疼痛并不一定是健康恶化的象征，它常常是紧张、疲劳、睡眠不足等不良习惯的结果。消灭疼痛最好的办法是消灭其源头--不良习惯，而不是止痛药。
也许，美国人是地球上对疼痛最敏感的民族。一直以来，我们被报刊、广播、电视和日常对话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只要有一点点疼痛，就必须将其消灭，好像疼痛罪大恶极。结果，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爱吃药、最忧虑的民族，我们常常将最轻微的疼痛夸大成最恐怖的折磨。
关于疼痛，我们几乎极少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使我们更疼痛。在美国，对疼痛的无知比任何一种文盲更加普遍，代价更加昂贵。什么是疼痛？它是什么引起的？如何镇定地应付它？人们知之甚少。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背诵起码一打药名，这些药可以消除每一种能想象得到的疼痛--从头痛到痔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90%的疼痛是可以自我抑制的。疼痛并不一定是健康状况糟糕的象征，它常常是紧张、疲劳、焦急、空虚、厌倦、沮丧、怒火被强行抑制、睡眠不足、阅读过度、禁食、抽烟、酗酒、锻炼不当、空气不新鲜或任何其他恶习的结果。
其实，消灭疼痛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其源头--恶习。这一点最容易被人忽视，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各种止痛药--阿司匹林、巴比土酸盐、可待因、镇静剂、安眠药以及其他数十种镇痛剂和减敏药。
疼痛，身体的警讯
当前医疗业已经陷入止痛药的陷阱，很多医生对此十分困惑。他们的办公室经常挤满自以为身患重病的人。止痛药行业显然已经赢得了战役，让人一有小病小痛就求助医生。医生们发现很难集中精力关注那些真正需要诊治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时间完全被那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人占用了，他们仅仅是患有暂时性不适或心理性疼痛。
如果医生告诉病人找不到疼痛的器质性原因，病人会很生气或者感觉受到了轻慢。他们会把心理性理解为无病呻吟。病人应该知道，很多病痛并没有潜在的身体原因，而是由上面提及的不良因素造成的。有时候，疼痛可能是转换性癔症，指的是那些由情感障碍造成的身体症状。
第32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毫无疑问，忽略那些可能预示严重疾病的症状是很愚蠢的。有些人太害怕听到坏消息，于是病症越来越严重，有时甚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唯一治疗的办法就是，告诉人们更多关于人体运行的知识，以便更多人能够找到一条更明智的道路，不再摇摆于乱吃药与忽视真正的病症之间。
在所有的疼痛中，没有什么比了解泄密型疼痛更为重要的了。当紧张或疲劳达到一定程度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一种泄密的疼痛。它可能是偏头痛、腹部绞痛、下背疼痛或者关节痛。认清了这类疼痛的原因，患者就不会恐慌，就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如果在没有明显缘由的情况下，疼痛依然持续，患者就应该给医生打电话。
止痛药陷阱
如果说人们普遍对疼痛的本质缺乏认识，那么对于止痛药的作用方式就更加无知了。大多数人不知道，许多大受欢迎的止痛药实际上只是隐藏了疼痛，并没有真正消除潜在的病因，反而阻止了身体的预警机制--预示大脑和身体可能出了问题。如果找不到根本原因就将疼痛压制住，我们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专业运动员有时候会受到教练的伤害，因为教练的工作就是保持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越出名的运动员，受伤后就越有可能遭受极端治疗的危害。由于肌肉拉伤或者结缔组织损伤而造成手臂疼痛的明星棒球投手最需要的是长期休息。但是他所在的队正在世界大赛上争夺一席之地，所以教练或医生受召行使自己的魔力，运用大剂量的保泰松或者其他镇痛药物。咻，疼痛消失了。投手在土墩上表现杰出。然而，这可能是他能够全力投球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这些药物并没有修复损伤的肌肉，或者医治受伤的组织。它们仅仅是掩盖了疼痛，让投手将球投得更远，进一步损伤肌肉。一点也不奇怪，有很多明星运动员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就倒下了。他们更多是过度治疗的牺牲品。
阿司匹林当然是止痛药之王。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允许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阿司匹林，但是大众并不知道，这种药物会带来危险，长期使用甚至会造成致命后果。有些人对阿司匹林上瘾，一天要吃上10片，甚至更多。他们不知道，即使很小的剂量也可能导致内出血。更严重的是，它可能损伤胶原，胶原在结缔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关节炎都与结缔组织分离有关，长期使用阿司匹林只会加重关节炎。
第33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阿司匹林有消炎作用，所以才被广泛使用。然而，最近一些医学研究者提出，阿司匹林的消炎作用可能被抵消掉，因为它会损伤人体重要的化学物质。③
我希望大家再次关注《柳叶刀》杂志。上面刊登了m·a·萨哈德医生和r·j·柯恩医生的文章。文章指出，阿司匹林阻碍抗坏血酸进入血小板。维生素c对胶原的形成至关重要，阿司匹林却造成维生素c的流失，这恰恰给需要治疗的结缔组织分离(关节炎症状之一)带来了反作用。
当然，阿司匹林并不是唯一一种有副作用的止痛药。康奈尔大学的戴夫尼·a·罗博士在一次医学会议上出示了令人瞠目的证据，证明镇静剂和其他镇痛药会带来很多危险。有些药物会严重影响身体代谢的能力，造成营养不良。在某些病例中，阿司匹林还抑制骨髓的成长，从而影响血液的更新。
止痛药是世界医药史上最先进的发明之一。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就是减轻疼痛和治疗疾病的良药。如果毫无区别地滥用，就可能造成心理性残疾或者慢性病。止痛药广告的长期密集轰炸，特别是电视广告，为大众的神经焦虑症提供了舞台。孩子们几乎从刚刚能在电视机屏幕前坐直开始，就陷入了这个纷纷扰扰、疾病重生的世界。因此，人们对疼痛的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医生和教育者应该走到一起，设置一门关于疼痛知识的必修课。大众应该认识到人体自身具有无与伦比的康复能力，并给这种能力以一定的尊重。如果我们的电台无法播出人们对止痛药广告的反馈，他们至少应该播出几分钟讨论关于疼痛的常识。至于食品和药物监督局--一个如此积极地告诫美国人不要在无处方的情况下随便服用维生素的机构，居然对每年出售的数十亿止痛药片置之不理，况且某些药物对人体的伤害甚至超过它们所压制的疼痛。
没有疼痛感的人
如果要记录那些曾经尝试了解疼痛的医学人士，保罗·布兰德应该占有尊贵的一席。布兰德是英国的一名整形医生，他能让残疾或瘫痪的手恢复功能，也因此闻名于世界医学界。
第34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保罗·布兰德到达印度韦洛尔时，他还是个年轻人。他的夫人也是位外科医师，一年后也来到韦洛尔。他们俩都在医学院授课，承担重要的研究任务，并且在医院或地方诊所看病。布兰德夫妇十分关注麻风病人。保罗·布兰德挽救了成千上万的麻风病人的手和手臂。玛格丽特·布兰德使无数的麻风病人重见光明。
通常，由于手部控制肌肉的重要神经的瘫痪，麻风病人的手会变成爪手，或者部分蜷曲。布兰德尝试着将麻风病人的手指与前臂上健康的神经元连接起来，使之恢复活动能力。
到达韦洛尔后不久，布兰德就认识到自己不能将治疗局限于麻风病人的爪手，而是整个麻风病--什么是麻风病？怎样才能治疗它？他忘我地进行研究。越研究，越发现自己知识的滞后，就像是中世纪的想法。他决心用新的科学方法去解决麻风这一古老的难题。
一般认为，手指、脚趾缺失和鼻子萎缩是麻风病的直接结果或症状。布兰德认为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他发现麻风病是一种痛感缺失的病症。
首先，保罗·布兰德要尽可能地了解患病部位的组织。医学界很早就知道，麻风病是由细菌造成的。在大约150年前，杰哈德·亨瑞克·汉森提出了这一观点。汉森病也成了麻风病的代名词。和结核病一样，麻风分枝杆菌生成结核结节。麻风型结核结节大小不一，小的有豌豆那么大，大的有橄榄那么大。它们出现在脸上、耳朵或者身体的末梢。通常，人们以为是麻风分枝杆菌造成了手指、脚趾甚至手脚的腐烂脱落。但是很少有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是不是这些手指和脚趾的肌肉里有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呢？麻风分枝杆菌是不是肌肉萎缩的媒介呢？研究之后，他们发现，健康的组织和麻风病人手指和脚趾上的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有一点却十分清楚:麻风分枝杆菌会杀死神经末梢。这就意味着敏感的触感消失或者严重受损。但是肌肉自身，如布兰德医生所证实，和其他正常组织并没有差别。
第35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和很多医学发现一样，保罗·布兰德关于麻风病的认识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巧合的产物。到达韦洛尔后不久，他观察了麻风病人惊人的手劲儿。和麻风病人的礼节性握手就像把手放进了老虎钳。这是不是麻风病释放了健康人所不知的人体力量？
有一天保罗·布兰德找到了答案。当他无法转动一个生了锈的大锁里的钥匙时，一位麻风病人提出要帮助他，他只是个12岁的小男孩。男孩轻而易举地转动了钥匙，这让布兰德医生非常吃惊。他检查了男孩的右手，发现钥匙割破了他的手指，伤口深及骨头。但是，男孩毫无感觉。
布兰德医生马上得出了答案。失去感觉的神经末梢让孩子能够继续转动钥匙，即使疼痛远远超过了健康人的承受范围。健康人的力量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为阻力会造成疼痛。麻风病人的手并不比常人更有力，只是缺乏疼痛机制来告诉他们停止用力。因此，肌肉和骨头可能受到严重伤害。
布兰德医生问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麻风病人失去手指和脚趾并不是由于麻风病本身，而是由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保罗·布兰德分析了自己一天中做的所有活动--转动龙头和门把手;使用杠杆，移动、推拉物体;使用各种医疗器皿，等等。这些活动大多需要压力。压力的大小由物体的阻力以及手所能承受的压力共同决定。如果缺乏感觉，他会继续用力，即使可能受伤。
他观察麻风病人的日常活动，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开始教麻风病人如何承受压力，设计特殊的手套来保护他们的双手，每日例行检查，确保伤口不至溃烂或损形。受伤的几率奇迹般地减少了。保罗·布兰德感觉自己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然而，还存在一些谜团:怎么解释手指部分或全部缺失？为什么手指一天天消失？它们是被撞掉了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麻风病人的骨头比正常人的脆弱。如果一个麻风病人在使用锯的时候割掉了手指，那么脱落的指头到哪儿去了？
第36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保罗·布兰德思索着这个问题。突然，答案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一定是老鼠，在麻风病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攻击他们。因为麻风病人的手没有知觉，不会知道自己受到了攻击，也不会反抗。
保罗·布兰德在茅屋和病房里设立了夜间观察站。如他所料，老鼠爬上了麻风病人的床，小心地试探着，发现毫无危险后就开始在病人的手指和脚趾上忙碌起来。手指并不是无缘无故消失的，而是被老鼠吃掉了。这并不是说所有失踪的手指都是这样消失的。也可能是意外脱落了，在被发现之前就被老鼠或其他动物拖走了。
保罗·布兰德和工作人员开始对这些入侵者进行两面夹击。控制啮齿动物的战役升级了很多次。床脚周围设置了障碍。床脚被升高了。成效十分显著。手指和脚趾的缺失量大幅下降。
麻风病人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鼻子萎缩。是什么造成了鼻子的萎缩？鼻子不可能像手和脚那样经常受伤。是老鼠吗？这也不太可能。麻风病人的脸上还有一定的感觉，特别是嘴巴附近。
最终，在研究麻风杆菌对柔弱的鼻黏膜的作用时，他找到了答案。麻风病人的鼻黏膜会严重收缩。这就意味着软骨会向内萎缩。这就是真正的原因，鼻子被拉进了脑袋。
这个观点令人惊奇，它违背了数世纪以来的医学观念。布兰德怎样才能证明他的观点呢？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术将鼻子推回脸上。从内部重塑鼻子，这是个革命性的方法。
他知道，这个手术并不适合所有的病例。如果鼻黏膜已经萎缩到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手术的成功几率就值得怀疑。然而，在那些病情可以控制，或者鼻黏膜萎缩不严重的情况下，将鼻子推回原位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这个理论逐渐被人们认可。现在，鼻子复型手术已经应用于全世界的医院，帮助了大量的麻风病人。
数世纪以来，失明一直被认为是严重麻风病的一个特殊表现。在韦洛尔，这个观点受到了质疑。保罗·布兰德相信失明并不是麻风病的直接产物，而是副产品。
第37节：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在这个领域，玛格丽特·布兰德医生成绩卓越。有时候，她可能一天进行100例白内障手术。对很多欧洲和美国的眼科医生来说，这个数字可能高得离谱。对于他们来说，一天进行12个这样的手术就很恐怖了。但在韦洛尔，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排队等候，医生们经常一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
玛格丽特·布兰德医生参加了外勤医疗手术小组。他们会定期去边远的村庄诊疗，支起手术帐篷，使用吉普车发动机的动力带动装置。
白内障并不是麻风病人失明的唯一原因。韦洛尔的许多麻风病人都没有白内障，他们失明是由于眼睛溃疡。是不是麻风杆菌造成了感染，从而导致溃疡和失明呢？或者，是不是和手指、脚趾一样，失明只是一个副作用，而真正的原因还有待发现？
后一种推测被证实了。人的眼睛不断受到各种感染物的侵蚀，从灰尘到空气中的脏东西。正常情况下，人的眼睛能够自发处理这些入侵物。人们每天都会睁眼闭眼数千次，用泪腺分泌的润滑盐水清洗眼球表面。
保罗·布兰德和他的同事相信麻风病人并没有这样的清洗过程。由于神经末梢萎缩，他们的眼球表面失去了知觉。他们观察麻风病人的眼睛在受到普通刺激时的状态。正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麻风病人的眼睛没有闭合，因此也就没有清洗过程。
如何让麻风病人的眼睑重新开始工作呢？麻风病人闭眼的能力并没有被损伤，因此就有恢复的可能。但是，实验证明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除非麻风病人时刻关注这件事，否则它就不能起作用。他们需要的是一种造成眼睑反应的方法，可以自动地清洗眼睛。
怎样阻止脏东西和异物进入眼睛呢？戴眼镜也许是一个方法，但眼镜无法隔绝空气。而且，眼镜很麻烦，湿度过大就会起雾，还容易丢失。
答案再次在复型手术中找到了。保罗·布兰德及其同事发现了一种方法，将下颌的肌肉和眼睑连接起来。每次麻风病人张嘴时，面部肌肉就会带动眼睑，使它们闭合，让眼球得到清洗。由此，麻风病人通过吃东西和说话就能够避免失明。
医学界高度肯定了布兰德医生的观点，但是更高的评价则归于复型手术方面。他可以使干枯的手恢复功能。他给一位印度律师所做的手术几乎成了传奇。很多年来，那位律师带着残疾出庭。在法庭上，他的手势本来应该是充满戏剧性和感染力的，结果这却成了他的不足。因为法官和陪审团会由于他严重变型和干枯的手而分心。一天，律师举起手来强调一个观点，他的手居然很灵活，手指能够活动，手势也很合宜。
有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那就是布兰德医生对于疼痛的不同认识:疼痛不仅是一个预警系统，还是一个保护机制，使个人能够维护身体的整体性。也许，它的信号不那么清晰易懂，但是至少它给出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