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5)-“逍遥派”

“逍遥”这个词，原出于道家。道家把精神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称之逍遥，通常解释为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行为或心情，“逍遥派”也指那些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人。在文革期间，“逍遥派”这个词有了新的定义，泛指那些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组织的人民群众。
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号召下，1967年1月26日，南京造反组织对省市委开始了夺权。我们的“造反兵团”因刷了几幅“126夺权好个屁！”的大标语，就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所有“造反兵团”的头目都遭到了被捕，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牢。4个月以后，南京公检法为此事遭到中央的严历批评，又赶紧给我们平了反。我们的夏司令平反出狱后，他的“造反兵团”早已四分五裂，各奔东西了。在那“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年代，要想东山再起已是不可能了。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自己做了个分析：“已是黑崽子，差点又成了反革命。过去是戴着红卫兵袖章，打架别人不敢还手。现在这些造反派都大人，想打架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算了！老子不干了总行吧。”就这样，我是哪一派都不参加，成了革命的“逍遥派”。
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已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由工人阶级组建的“造反派”。但他们挥舞的不再是红卫兵手中的武装带，而是长矛、大刀。67年的夏天，江青提出造反派要“文攻武卫”。 两派的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枪支弹药，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据资料显示，当时全国造反派抢夺枪支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好派”凭借夺权之势，占据了整个南京城。“屁派”借助许司令之威，坚守下关艳江门城楼，并在城中固守几个据点。两派对阵相持，颇有国共两军对垒的架势。我们的“造反兵团”被取缔后，下属的组织有的加入了“好派”，有的参加了“屁派”。因为两派当中都有我们过去的人，所以给我这个“逍遥派”提供了逍遥的空间。没事就去两派的防区看看排兵布阵，或聚在他们的管辖区中听听最新战况。有一次无意中得到了“好派”要在后天，清除“屁派”在南京城区内的所有据点。在这些据点中“南大八二七”、“华水革联”、“五中八八”、“反修战校”等“屁派” 组织,虽然在大、中学红卫兵中声名显赫。但这群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工人）在一起打架,肯定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家住处距南京五中很近，有幸看到这壮烈的情景。几百个手拿长矛，头戴安全帽的造反派，把“五中八八”的据点（莫愁路基督教堂）围得是水泄不通。基督教堂内有座耸立的钟楼，钟楼是四方形有十多米高。远处可见钟楼上有十几个学生，用砖瓦不断地砸向进攻的人群。打退了几次进攻后砖瓦用光了，学生们又拿起长矛和爬云梯的造反派对打。由于寡不敌众和没有战友的援救，很快就被造反派制服了。整个钟楼顶层只剩下一个人，他双手紧握长矛，浑身是伤满脸是血，面对围上来的造反派毫无畏惧。造反派把他围了一圈，用长矛指着他高喊“交枪不杀”。 只见他轻蔑一笑，将手中的长矛砸向前方的“来敌”。随后猛的转身，紧紧抱住背后的一个“来敌”拖到钟楼边，准备跳楼与他同归于尽。可惜他当年没有什么劲（才16岁），抱住“来敌”但没有拖动“来敌”，没能实现与阵地共存亡目标。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把对方吓得不轻。被俘后，造反派用匕首刺他。每刺一刀，他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把他从钟楼拖下来的过程中，一共喊了7声“毛主席万岁！”
这惨烈而壮观的场面，引起了大批围观群众的不满。我看到一位老奶奶眼里流着泪，嘴里还骂道：“天杀的，这些孩子犯了什么法啊？让你们这群大人这样打，有本事你们去打台湾的蒋介石啊！”有个老头子还有点军事常识，他大声地对造反派吼：“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抓到了还往小孩身上扎刀子。这小孩比你们有种！如果有炸药，他今天就是扬根思。你们想活捉到他，做梦去吧！”后来这件事给许世友司令员知道了，许司令二话没说，马上让这小子到部队当兵去了。
说实话。南京地区发生的武斗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文明的。总的来说是动枪的少动刀的多，还是处于冷兵器交锋阶段。武斗也不是天天有，热闹也不能天天看。我这个“逍遥派”总要找点事情做做，可做什么才不会虚度年华呢。可是在那个年代，我这个15岁的孩子又能去干点啥呢？总不能抱个破吉它，成天弹毛主席语录歌吧。可我再也没想到，一曲《联动战歌》的吉它旋律，就让我接识了一大批“联动份子”。这些与我命运相同的男女红卫兵个个出身不凡，只因父母纷纷落马成了黑崽子。现在是社会没人问、家中无人管，成天在大街上乱窜。俗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仿佛又找到了知音和恢复了自我。没事就凑在一起摆龙门阵：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央到地方；内部消息透露，小道新闻不断。碰到高雅一点的，谈音乐、论名著；遇到通俗一些的，讲打架、说女人。因为相互有了依赖，所以大家都团结的很紧。遇到伤心事也来说说（老爸挨斗时被人打了，自己让别人给欺负了），没准就有人起来仗义，找一帮人替他报仇去了。要是口袋里有了钱，也是大家一起去“太平村”（类似现在的咖啡屋）摆摆阔。
可摆阔也能摆出麻烦。有一次就为两张椅子的归属，在“太平村”与一群小地痞发生了争斗。双方均有人受伤，也都回去叫人增援。等我们这批人赶到现场时，双方都有二、三十人。这时我们这边有人悄悄地说：“不好，老七来了。”我们早已听说这一带的地痞头头叫“老七”，人不大胆子大，打架敢下刀子，半年来已伤了三十余人。在双方对持的时候，就听到对方有人叫我小学的“外号”，我答应后再定神一看，是我小学同班的同学张友龙。张友龙见到我很高兴，他对后面摆摆手说：“算了，算了，都是自己人。”然后笑笑对我说：“我就是老七。”这场斗殴和解了，我还在同伴中露了脸。后来有人问我：我和老七是怎么认识的，为何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我在慈悲社小学四年级时，曾与张友龙同桌。他父亲是工厂的采购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兄弟姐妹共9人，他排行老七。记得有一年冬天，教室外大雪纷飞。张友龙连件棉袄都没有，只穿两件破毛衣，上课冻得直抖。我见他可怜，就把自己的羊皮大衣脱下让他穿上。他经常没有早饭吃，我上学时，常带点吃的东西给他。后来，张友龙对我说：“小学毕业后，他一直没忘记，我给过他的关心。”可我上中学后，早把他给忘了。要不是他提醒，我想都想不起来。事后，老七还带一些人来过我家，说我是他的恩人让大家照顾一下。你还别说，他的话还真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和我家过不去。（在69年夏天，老七在一场群殴后回家的途中，一人遭到对方三人的暗算。脸上被泼上硝酸，身上深刺了7刀，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那段时期，我就在好派与屁派的争斗之外，失落的红卫兵圈子之内，尽情地逍遥生活。直到学校通知我们要复课闹革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