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滋味 向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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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好风   出自:好风长吟 ——张小彩的一亩二分地 浏览/评论:303/0   日期:2006年4月12日 16:27
6月6日 摘自101远程教育网
上海市松江二中高三向国平
父亲失业了。这对我家来说是灭顶之灾。
八年前,父亲拖着全家从某省的偏远地区来到上海,靠着曾在部队里学的一些驾驶技术,寻到一份跑运输的活,一家人总算过得比在老家要好一些。母亲也没有找到工作,就在家里照顾正在读书的我和两个弟弟。
然而现在父亲失业了。我想:我们从哪里来,大概还是要回到哪里去,也许我们更合适与锄头和镰刀打交道,然而父亲可不这么想。几天的奔波之后,他在一家人力车出租行租到一辆人力车。听说人力车拉客生意不错,于是父亲便将全家的希望与未来寄托在这辆人力车上,就像当年骆驼样子将希望寄托在他的人力车上一样。
那一年我正读初三。
以后我家饭桌上的话题也增加了些新的内容,除了母亲那永远也唠叨不完的话外,常能听到父亲津津有味地叙述着他送的那些乘客和在街中遇到的有趣的事,还总能听到他这样说:"今天回来吃饭的路上,还顺带了两个人,临收尾又多赚了5块,这不,又回来晚了。"每每讲到这里,父亲脸上总洋溢着满足。一家人也和先前一样快乐,但我例外,这样的时候,我自顾吃饭,是从不插嘴的。
班主任拿着几张表格对我们说,若有同学家中经济有困难,可向学校申请补助金。我有些犹豫,但下课后仍主动向她要了张申请表,在家庭经济困难一栏中写道:"父亲失业,兄弟三人都在读书,家庭经济负担很。"
然而,我的顾虑很快成了现实。我不知道许多扶贫基金会的救济标准是否含有:凡因未妥善执行计划生育而超生者,不在救济范围之内。但我所在的学校却有。
"你妈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班主任事后对我说。我能够感觉到她的话里带着无奈、惋惜、责怪,甚至还有嘲笑。我无言。
我埋着头,一声不响地嚼着饭,母亲又开始唠叨了:"我们家孩子多……"
"谁叫你生了那么多。"还没等她接着往下讲,我就断然打断她的话。母亲一怔,两眼瞪得大大的,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其实母亲对我说话时常以"我们家孩子多"作开头,就像文言文中常以"夫"或"盖"作发语词一样。然而,今天这句话在我听来却特别刺耳,尽管以前我从未责怪过母亲无数次地重复这句话。
记得父亲有一次对我说:"不要在别人面前提你弟兄三人,本地人都一家只生一个,他们知道了会瞧不起你。"我并未特别留意,现在他们都知道了,瞧着他们得知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那副吃惊而怪异的神情并且还要刨根问底,我就觉得特别恼火和自卑。乃至后来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们。渐渐地我的生活起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变得不合群,喜欢独来独往,一放学,就迅速整理好书包,跑回家,吃过晚饭,草草涂完作业就往床上一倒,不管是七点或是八点。但常常到半夜还不能人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时根本就什么都不想,我会开着灯盯着桌上一只茶杯或一个闹钟呆呆看上一两个小时。
在这样一种难以名状的苦闷与寂寞中,我发现有一门学科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数学,我发觉它是那样的真实,对每一个人都不虚伪。在各种数学运算过程中,我体味到从未有过的乐趣与满足。于是我买了一本厚厚的五星级数学题库,以后的夜晚,我也不再睡得么早,也不再发呆。夜深人静时,一本题库,一文笔,几张草稿纸,便成了我精神家园的一方净土。
以后的半年过得相当快,在众多不期而遇的遭遇中,竞也有一份意外的惊喜。我的数学成绩进步特快于,于是我知道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当年的中考中,也许正靠了数学的一点优势,我以第261名进入了本区的市重点中学。
进入高中后,别人感受最深的是高中学习的紧张,而对于我来说则是高中学费是如何的昂贵。从我当初上小学交的50元到现在的1700元,这样的增长速度怕已大大超过了中国几年前的最快经济增长速度13%。
每次交学费的时候,别人总是十几张百元大钞递上去,而我捧给老师的却是厚厚的一叠,都是由五元或十元组成。从老师数钱时的表情来看,她是相当不满意的,仿佛是我故意为难她,我故作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并不留意老师是否会把钱数错。因为在家里,母亲已将它们数过多遍。
然而这厚厚的一叠钱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其中的每一张都是我父亲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于是我开始认真并且努力地学习,是为了这些钱而努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要努力,我尽量少想其它事,课间也常在教室的一角独自做题目,因为除了上厕所之外,我也无其它事可于。但即使是这样,所取得的成绩仍然非常有限,学期结束后,班主任在我的学生成绩联系册上写道:"该生少言寡语,学习态度认真,较为刻苦,有很大上进的潜力。"据说,即使是世界上最勤奋的科学家,一生中也只用了20%的脑细胞,我想,教师认为我"有很大上进的潜力"伯是指剩下的80%有待开发的脑细胞吧,只是到现在我还不知如何去开发它。
当我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却看不到成绩时,就会失望、自卑。面对自己两张试卷的成绩之和还不及同桌一张高明,我明白什么叫差距,什么叫无能为力。这就像物理课上老师讲的两个相对运动的小车,前面小车的速度很大,后面小车的速度虽然加速度也很大,但初速却很小,所以时间就成了后面小车能否迫上前面小车的决定因素。但待我赶上同桌时,怕已早过了高考。
这样的痛苦也随着考试的增多而逐渐加深,但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我从未有过要放弃的念头。但不久又有一件苦恼降临到我身上。那就是要不要再申请助学金。同学异样的目光与父亲那厚厚的一叠钞票又交织在我的脑海中。一番艰苦似乎又毫无意义的思索之后,我仍向班主任走去。
第二天,眼瞅着班主任离开教室好一段距离后,我才从后面追上去,从口袋中掏出已叠得很皱的申请表。年轻的班主任看后吃了一惊,几乎要叫出声来:"你母亲怎么生了三个孩子,你们家怎么不计划生育?"
"老师,你有权决定你的父母生几个孩子吗?"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第一次敢这样大声地对老师说话,也许是"生了三个孩子"这个短语最能触动我紧绷的神经。然后我说了声"对不起"便头也不回地大步迈向教室。
下午,班主任悄悄找到我,告诉我这张申请表填得不完整,有些空格还没填,应该填满,另外填好之后,应再到居委会盖个章。
夜深人静。我重新展开这张助学金申请表,仔细地从上看下来,竟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空格要填:户口性质,家庭各个成员情况,家庭经济情况,有何困难,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是否下岗,现又从事何工作,你过去受过什么补助,多少补助……我不知道,在公安局里那些高喊"坦白"的罪犯是否也要这样详细的交代。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的主人公苏比为了能生活下去,宁可进监狱,也不愿要慈善单位的救济。
他觉得在那里得的每一点好处都"得付出精神上的屈辱来回报","得一五一十地交代清个人的历史"。然而我的自尊心还不及苏比,我坦白地
交代了"个人"及"家庭"的历史。
第二天,经人指点,我找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老太太很热情,说明缘由后,爽快地答应了,闲谈间得知我是外地人,问有没有办x x证,我说好像没有,老太大提起的公章又放了下来,很认真地说:"现在补办后,成了本居委会的居民,我才能给你盖章,补办一个x x证需要……"还没等她说完,我抓起申请表赶紧溜出来,我估计办一个x x证所需的钱要大于我所能申请到的助学金。
高三烦人的事总是一件接一件,"户口问题"又盯上我了,校领导告诉我只要办好蓝印户口,便可在此考上海卷。否则只能回老家去考全国卷,并很干脆地说,回去考很难考上大学,因为老家与上海地区教得大不一样。当晚,我将此事告诉父亲。
第二天晚上,父亲就拎着几瓶茅台和两条"中华"进了某位领导家,其实他早就与那位领导谈过此事,领导皱着眉头说事情很难办;接着父亲又几次三番地去领导家,当然从不空手,领导改口说尽量办;当父亲再次将这些年的全部积蓄5000元钱从银行中取出连家也没回,直接送到领导家时,领导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于是,两星期后,父亲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因为一张崭新的蓝印户口簿已交到我手中。
以后的学习似乎又有了新的动力,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学习中去,然而几次大型考试下来,便将那些动力消耗大半,我在怀疑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是否真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高三开学的第二天起,我就进入了只要有任何空闲便有作业要做、便有单词要背的境地,我仍气喘吁吁地跟着大队的步伐,只是自己愈加苦恼,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在学校中,我不敢对老师和同学发脾气,因为他们也少与我交往,于是,我将这些无处可使的能量释放在家里,更具体地说是释放在母亲身上,饭桌上,她一哎叨,我就会大嚷一声:"你能不能闭上嘴。"以至于她一说话,就点燃了我脾气爆发的导火索。后来我发现,当我在写作业时,母亲常站在远处悄悄地透过窗户注意我,还偷偷地跟父亲商量什么。
有一天晚上,与往常一样,我坐在桌边静静地吃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屋里很静,现在吃饭时已没人敢说话了,但我注意到母亲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几次欲开口,又都没有说成。只是眼里好像还噙着泪水。
待我快要吃完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了,抹着眼泪说,昨天晚上,父亲送人时,别人给了他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父亲将这几天挣的钱都作找头给了他,今天用时,才发现是假币,被派出所的人没收了,几天的辛劳就这样没了。
我一声不响,默默地吃完饭,回到自己房间,紧闭房门。那一次我哭了,哭了很久,平生第一次为别人而哭,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为我们这过于平凡的一家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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