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揭秘：毛泽东为何给江青写了那封信（图）？

《芙蓉国》 2010-07-13 09:24:58 阅读2017 评论30 字号：大中小
柯云路“文革”小说代表作
《芙蓉国》
—精华选载—
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毛泽东一生给私人写信，从没有这样长过。这封信本质上并不是一封私人信件，而是他表达政见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估计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把他对别人不能说、也不好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都写了出来。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根本目的，是把已经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告诉江青，鼓励她放手搞“文革”，同时也告诉江青等人，他不赞成某些左派（主要指林彪）的一些做法，与某些“左派”是有界限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节选）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泽东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看了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
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眉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二十四所重点大专院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
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词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
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党章》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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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春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插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毛泽东摆了摆手：“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毛泽东又摆了摆手：“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
毛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作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捏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有典故的话：“以色事他人，色衰而爱弛。”他知道这是历史上哪个皇帝身边的哪个女人说的话，却不在记忆中确认它。江青那白皙而略显松弛的面孔，特别是脖颈上那已显松驰的皮肉，让他生出又怜悯又嫌弃的情感。他知道什么叫年轻的生命，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陈旧了，松弛了，懈怠了，就唤不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很有点可爱。
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
听着汇报，毛泽东由姚文元那张胖胖的圆脸想到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恍惚之间，又由这篇文章想到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眼前最先冒出的总是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阳光照得刘少奇的白发和白上衣耀眼发亮。刘少奇总是目光有点发直地看着别处，无论他如何回忆，都难以在记忆中出现一个刘少奇正对自己的面貌；另一个出现在面前的人物就是彭真。这个和自己身材一样高大的人物倒总是在记忆中正对着他，他那张长大的脸，很高的发际，常常给你古代人扎束起头发的感觉。彭真的桀骜不驯是更令他不快的。离开理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一幅把彭真、刘少奇这两个人物赶下台的画面。
他问了一句：“彭真现在表现怎么样？”江青扭头看看康生，康生动了动那张多皱的面孔，回答道：“没有写出更深刻的交代检查。”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缓缓地抽着烟，让烟雾在客厅有如千军万马铺展开。
1965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曾经别有深意地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讲这话时，他注意到彭真毫不在意地抽着烟。后来他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但话中有着顽固的保留态度。毛泽东心中掠过一丝冷笑：对彭真这样的人物很难晓之以理，只有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枚重型炸弹，那就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联合炮制，姚文元执笔的，前后十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当它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和北京的各主要报纸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转载，毛泽东至今还能体验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批吴晗就是为了打掉彭真。
当11月29日、30日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终于由此打开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动人物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年2月8日，彭真拿着一个《二月提纲》到武汉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他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问话的结论不言自明，彭真却说：“不能算。”这是彭真又一次顽固的政治对抗。当时他虽然含威不露，却在心中对这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男人产生了极为仇视的情绪。他知道，凭体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凭面对面的谈话也不能压服他。他既不动手，也不动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批判对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他想到自己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讲的话了：“对这样一个政权，就要不断地清洗坏人，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把皮剥下去。”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不用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这样被剥掉了，现在又剥掉了彭、罗、陆、杨，今后，无非接着剥就是了。
汇报听得差不多了，他摆了摆手，对江青等人说道：“你们把几个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留在这里，我看一看。另外，转告刘少奇，明天让他主持一个情况汇报会。你们把情况在汇报会上再谈一谈、议一议，问题不难解决。”他指着面目严肃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不要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众人都笑了，纷纷起身告辞：“主席，您早点休息吧。”毛泽东拍了拍茶几上刚刚堆上来的材料，从容大度地起身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连夜完成你们交给我的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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