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的人和事
作者：杜欣欣
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我母亲刚从河北农村回来，脸上还留着冻疮的瘢痕，在被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收到了去干校的命令。这个命令不但要求带上家人而且还要求注销子女的户口，颇具永别北京之意。行前，我们低价卖掉或送走了所有的家具，再把文革初处理后留下的物品又清理了一遍，不适宜的衣服送给姨妈和老保姆，又买了一些饼干手纸肥皂。所有物品装入姨夫帮忙打造的木箱，我的北京户口也被注销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三年之后干校解散，母亲重返北京，我却回不去了。后来母亲为此事颇为自责，但她有选择吗？
六月十九日，我们踏上北去的列车。当时我并不清楚干校是遵照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发表的“五七指示”而建的，而那个指示最初对在校学生的直接影响是去北京郊区割麦和种树。我也不清楚干校的地理位置，更无成年人戴罪流放的悲情。对于那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我甚至有点好奇的期盼。那趟火车是五七干校的专列，因此多是晚间行驶。出西直门时正是黄昏，列车背向落日，成年人定有感触，我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那时从北京到黑龙江要走一天一夜。向东北行，森林和高山取代了城市村镇，运送木材的货车逐渐多于客车。对于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初见山野会新鲜好奇，继而感到乏味。偶与客车交会，我会仔细地观看对面列车的窗口。看到乘客相当土气，周遭人烟稀少，心里沉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此行并不好玩。
六月二十一日，列车到达中马河镇，当时我只看到四面的山，并未体会到那是一个镇。后来去镇上，发现那里只有一条街，街上几无商店。镇民多是汉族，也有一些朝鲜族。其中不少人是逃荒讨饭留下来的“黑户”，有些还做过土匪。即使是一九六Ｏ年代的中国，当地的居民管理也比较松，因此我见识了在北京从未见识过的“流窜”人口，而且对此类人的存在感到非常新鲜。
事实上，早期的干校完全独立于当地事物之外。若非刻意，我们和小镇居民的交流仅限于救火。当地产木头，镇上尽见木屋木栏木棚，而那些房子非常容易起火。就在当年的冬天，我参与过数次救火。那火真是不烧则已，一烧冲天，在干校都能看到映红半天的火光，闻到浓烟味，而起火又多在黑夜，难忘的骇人！镇上一着火，就有人高喊“大家快去救火呀！”我们拿上水桶跑到现场，打水，传递水桶，泼水，或乱成一团。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们作揖磕头，但多数时候火势太大，根本救不了。有次我距离火场大概1-20米，烈火非但灼人，还会令人眩晕，使人本能地向后退去。当然也有人不退却，我记得干校有位军医坚持于火场而致伤，他受到了表扬，但不久又听说他的表现本无必要。
2.
一入干校，男女老少一律都算是平等的五七战士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从服装上区别出大人们的身份。所有的军人都穿着不戴领章帽徽的黄军装，从裤子的颜色可以判断出军种。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空军的蓝裤子，少数几个穿绿军裤的陆军干部是跟随配偶来的，大人玩笑地称其为某某的家属，其中包括了王志钢叔叔。
王志刚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跟随妻子戴咏素来到干校，他的家庭还有尚在托儿阶段的儿子和耄耋之年的曾祖母，因此这一家四口也成为干校少数的可以居住一起的家庭。戴咏素阿姨长身玉立，圆脸大眼睛，头发有点自来卷儿。她很少笑，常皱着眉头。从大人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却不知道戴望舒何许人也。问大人，只说是个旧诗人。犹如黄自等词作家早就“旧”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里的“丁香般结怨的姑娘”。尽管我成长的时代不容小资，生长的北方有丁香却无雨巷，但我对诗人的女儿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其中的部分是出于对王志刚的好奇。我听说他是电影演员王心刚的叔伯兄弟，看到他总免不了会对照：王心刚的脸比较宽，个子有没有王志刚那么高呢？一九八Ｏ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绍之后，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我才读到《雨巷》，并看到戴望舒的照片。哦，戴咏素阿姨和他真像。
干校的校长是一位一九二Ｏ年代参加革命的刘姓老红军。他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文革前担任后勤部某部的副部长，级别为九级。除了他，校里还有一、二位九级干部，但都没有他的资格老。我一直不知道刘伯伯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根本没犯错误，只是因为政治可靠就来作校长吧。另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丁伯伯原是司令部的订货部部长，他出身新四军，有文化，否则不会负责买飞机。据说他的错误比较严重，所以是普通学员。那时丁伯伯已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好，从事体力劳动很不容易。政治部的尚伯伯是候补学员。他很瘦弱，似经不起一阵风。所谓候补学员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特别严重的人，刚到干校时，他们还被监督劳动，有时会被派干重活，因此候补学员都低眉顺眼地保持沉默。除了空军各部门的干部，干校里还有军医和工程师。很多干校学员的配偶原是地方干部。我记得有个蔬菜二班，班里都是来自中央各部的阿姨。她们很能干，不但种大众菜，还种了我从未见过的生菜。
干校里还有不少孩子，其中除了我这样的在校生，还有按年龄已算毕业，正要但还未去农村插队的孩子。大概一九六九年底，当地新建了一座化肥厂，随父母来的“毕业生”们被分配去那里当工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将在干校呆一辈子，其子女就近从业最是求之不得。然而随着干校解散，就地分配的那批人又为了调离不得不各显神通。我记得其中的一位女生个性高傲形象美丽，为了调动而违心地嫁与年龄和形象都与之不般配的男人，后来虽然调出，但仍以离异告终。
因很多家庭带了学龄的孩子，干校就成立了一个九年制的学校，名字叫做“卫东”。无论数量和质量上，干校学员担任中小学老师都富富有余。我的班主任姓唐，原是后勤部的干部，他对学生很耐心，好像慈祥的老妈妈。
我那时不算好学生，只记得上过农业基础和数学课。工基农基是文革期间初中独有的课程，工基课大概还教一点物理化学，而农基则完全是“新生事物”，与文革前的普通初中课程全不搭界。我记忆中的农基课主要讲栽培肥料和土壤等。即使如此，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很有限，依然是劳动为主。体力活重，又年轻，困头特大，因此上数学课时，我常在梦周公。
3．
到干校不久就是锄禾季。清晨起来，吃过早饭就下地。最前面的打着一面红旗，随后个个扛着一柄长锄，边走边唱，唱的多是语录歌。到了地头，大伙一溜开，锄头握在手，身子向前倾。起头儿的一两个小时，太阳还不高。晨风吹拂，豆苗儿葱绿，豆苗叶圆草叶长，草苗分得很清。锄着锄着，腰就开始闹别扭了，双手也逐渐不听使唤。锄呀锄呀，可眼前的豆陇似乎一直在长，慢慢地就长到了山脚下。此时草不是草，苗又不像苗，绿成一团。原来的黑土地，看着脸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锄掉了一棵豆苗儿。那时我才十来岁，腰腿柔软，相信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难熬。劳动的大田里时有宣传员站出来念语录，所谓鼓舞斗志吧，念得最多的当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语录他们还念一些自编的段子，比如胡ⅹⅹ阿姨在五七那天编了“岁岁五七，今又五七”的诗词。那是模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比其他作品还强一些，读不出是赞美还是反感 ， 感慨却是一定的了 。
锄到苗掉时就该休息了，这时伙房送来开水。后来我因生病也给地头送过水，那活儿轻省，只要早点儿从厨房动身，担担歇歇，悠哉游哉，到了这时候，田野也好看了。挑到地头，劳动人民都拿你当宝贝，围上来瓢水喝，然后就是最经典的问题“今天食堂吃什么？”食堂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时隔四十年，虽然个人记忆选择和侧重不同，但对食堂的思念却是一致的。
初到干校，几乎顿顿饭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烂白菜土豆当家。劳动重，常常感到饥饿。当时我和母亲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里，装饼干的木箱就放在走道里，我常去偷吃。后来老鼠也进去吃，我妈妈基本没吃，不久就被我和老鼠吃光了。我记得干校的伙食改善是1971年的冬天，那时精米白面黄豆早已自给自足并还上调北京了，但自给自足并不构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林彪摔死了，空军随之变天。此时干校学员都松了一口气，管理也松动了，原来持有的“伙食差更利于改造”的观念也不被大谈特谈了。学员种的好菜，养的好猪羊，鸭子等又运不走，不吃做什么？有了好东西，还要有人会烧。所幸那里有好些人吃过好的，另有一些会做好吃的。两相结合，干校的伙食就蒸蒸日上了，到后来，接近干校解散，更有分光吃光的趋势。
我印象中的割麦并没有锄禾那么辛苦。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联合收割机负责收割大地块，人工只管零星边角。二、锄禾需要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并要紧盯地面，很乏味，而割麦却有些变化。磨镰下地后，站在地头，弓箭步拉开，一手搂过一把麦，尽力贴地齐根割，但若割得高一点也不碍事。麦收还有打爻子（即割下一把小麦打成捆麦的绳子），捆麦，堆垛，运麦。夏收的一个力气活是运麦入仓，当时我同班的男生是一人扛一个麻包，大概二百斤左右，女生就要两人抬了。
联合收割机割麦要定期清理滚筒，这活儿多在午饭或下班时做。大概是一九七一夏，一个于姓候补学员进入联合收割机内清理滚筒。康拜因手午饭归来，拉铃警示开机。过了一会儿，轰鸣声起，收割机开动了。霎那间，机手感觉不对，立刻关机，可小于的双腿已经被卷进去了！当人们把血肉模糊的小于抱出机仓，放倒在地时， 他说：“我的手！”——他已经分不清楚四肢了。后来在那一瞬间，小于本能地抓住了滚筒仓内的铁杆。若非年轻力壮，很可能卷进去的不只是双腿。很多年后，我看美国电 影“天堂岁月”，阿尔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摄出成熟的麦穗如火焰般地燃烧，麦芒和太阳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麦粒中的人体碎片。
小于被紧急送到镇医院，我模糊记得干校里的医生也参加了抢救，干校很多人为他捐血。经过抢救，他活了下来。大概是75年左右，我在空军总院看到小于。他坐在轮椅里，双腿齐根儿没了，人很瘦，脸上的红润已不见。短短几 年，他就从意气风发的精干小伙儿进入了沧桑的中年。后来我听说小于正奔走告状，想获得补偿。干校解散之后的五六年间，我也常常听到原干校学员去世的消息。
本来秋天收割大豆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机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场院里急需脱粒入库，于是就加了晚班脱粒。前半夜，我们数人合伙把豆棵叉成小堆，再推到脱粒器前。喊着号子，大家齐用力，脱粒机的地势比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动就颇为省力也比较好玩儿。豆垛推到脱粒机前，再由站在机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堆，摔进机嘴里。“喂入”这活儿力气小了干不了，因此都是轮流上阵。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若困了或没站稳，跌进去怎办？后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钻进豆垛里眯一觉。再开工时，队长就到豆垛里寻人。
除了这些劳动，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当地的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三同）。那个村子是鲜族和汉族混住，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汉族五保户老人的家里。我只记得那屋内特暗，我们睡在土坑上，同时睡在土坑上的还有她的棺材。因气候严寒，当地人洗浴有限，他们的身上和屋内多比较难闻，但鲜族却相当干净。鲜族人睡地铺，左右是卧室，靠中间的灶房烧火来暖地炕。他们的灶上坐着一两口大锅，黑色的锅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摆放得干净整齐。记忆中的鲜族人比东北汉人更吃苦耐劳，特别是鲜族妇女。当地还出产水稻，人称响水稻，那大概是中国大陆最北的水稻产地。稻子成熟后颗粒晶莹饱满，口感类似小站米甚至更好。后来干校也开始种水稻，其指导就是响水大队的鲜族老农民。种水稻最苦的活儿是插秧。东北春迟，插秧时水田里还结着薄冰。赤脚下田先踩到冰，继而破冰而入，双腿冰得通红，有时冰凌还会在腿上留下划痕，这时可别起风！随着多人跳入和劳动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气和搅动中液化消散。
4．
一九七一年初，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干校的制药厂，后来制药厂解散，又被分配到机修厂。机修厂属于干校的三大队。这个大队原为空军第一研究所，学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些毕业自北航和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当时自称臭老九）先被全体下放到嫩江，嫩江干校解散后又合并过来。
我的师傅姓许，中等个，少话。他教我烧焊使锉时，语调温和声音轻微，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他的脸非常白，白得可见太阳穴上的青筋。在干校一片劳动的棕黑中，他真正是个白面书生。他的白少半来自天生，多半是因长久被关押，据说关押他的地方门窗都糊了报纸。此前我觉得候补学员的压力就够大了，并不知道隔着几步路还有人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我从未明白过三大队的“革命形势”，只隐约感到那里的人和其他大队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好像一个独立王国。某次三大队的成员当着二大队干部汪国清叔叔的面打人，汪叔叔制止。打人的说，我们打的是反革命。汪叔叔说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打。因不满被汪叔叔制止，有人告到上面，要求干校不要参与三大队的事情。二大队也为抓五。一六点过一些学员的名字，但多是为了应付上面而不得不为之。三大队的人也发军服，但他们穿得非常褴褛，好像故意在宣泄着什么。后来我听说，我师傅和小于等都是抓五。一六期间被关起来的。到我们参加进去时，那里的革命气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师傅还曾给我讲牛顿三定律。黑龙江气候严寒，当地人都猫冬，而干校的猫冬是在政治学习中度过的。在机修厂时，我们都是在男同志宿舍参加政治学习。通铺上坐满了人，我们几个青工是其中文化程度最低的。我听“老九”们念文件和发言，也听到他们脱口说出“犹抱琵笆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处处为零”来取笑人。我当即惊为天人，更渴望读书了 。
干校成员中最引入注意是文工团员，他们来自空政歌舞歌剧和话剧团。
我们到达半年后，因在贵阳另组干校，本校中的一些人要调到那里去。当时很多人不想去，一个话剧演员就编了个剧本名为“有那么一个星期天”，剧情是说服人去贵阳。剧中有四个角色，爸爸妈妈，兄妹俩个。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话剧团演员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剧团的刘痕叔叔，他原在“江姐”中饰演甫志高，演妈妈是乔和春阿姨，她也是歌剧团的演员。戏演完了，我“爸”就动身去贵阳了。很多年之后，再遇到他们，还说起这段故事。我不知道为何会参加演出，很可能因为我是文工团的后代，容易抓差吧。虽然我母亲一贯地不赞成我参加演出，但那时她还处于后专政时期，无力管我。
冬天农闲时，干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节目有歌舞和曲艺。我担任上半场独唱，曲目是毕业歌，另与三个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费气力，但舞得不怎样，完全是凑数。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徐菲阿姨担任下半场的独唱。她唱民歌，还唱河北梆子。压轴的节目对口词的表演者是舞蹈演 员辛某某和话剧团演员栾某某。辛XX曾于50年代在东欧的某个青年联欢节上获过舞蹈奖。我记得对口词的最后一句是“跟着XXX 永远向前进”，此时辛XX从舞台右后角，一路翻到最前头，落地后站得稳稳的，再喊出“向前进。”他的表演总赢得很多掌声，须知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员啊。因辛XX 曾犯罪，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并视文工团为伤心地。但70年代后期，文工团招生，不知怎么竟然招到了辛的女儿，孩子的妈妈也跟来了，还是一副很担 心的样子。辛的女儿从小就瘦，总有些愁苦。后来她的演艺生涯并不顺遂，据说还出了一点事故，真说不清算不算孽缘。
除了干校宣传队之外，我还演过李铁梅和小 常宝，不过那两场戏都是业余之业余。铁梅的那场戏是与一个叫朱菲的女孩合演的《通说革命家史》，后来参加了县级文艺会演，并非我演得好，而是当地节目太差。1970年底，干校附属卫东学校排演《沙家 浜》，让我演阿庆嫂的A角。B角是乔XX，1977-78年乔考取广播学院，我也考取大学，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她。她毕业之后曾主持央视的经济栏目，而她曾经的夫婿就是饰演郭建光的男生。干校的小孩学员中出的名人还有马未都。《沙家浜》的其他演员年龄都比我小，与之对戏，我感觉有点像过家家，没有与空政的专业演员同台那么紧张。沙家浜里最知名一场戏《斗智》，演起来很能调动情绪，而最难的唱段为《风声紧》。那段唱既长，又无人配戏，自觉有些吃力。我没学过京戏，就像唱歌似地唱，因此人们都说我唱的是京歌。
演《沙家浜》时，我母亲也从烧火工调任音乐老师。她教五线谱，她的课成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乐教育，因而被念叨了很多年。当时被调到卫东学校的还有空政歌剧团的周导演。我不记得他教过什么，但他负责排 演《沙家浜》。当时样板戏已经看了无数遍，不但早已记熟台词，连一招一式都记住了，拍练的目的就是把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实践一下。私下里，我以为我知道怎么导演，不过就是站位和动作表情的配合。
参加演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劳动，还能吃到好东西，遇见趣事。我看过乌拉草长长地飘动于镜泊湖边， 养貂场里鬼头鬼脑的貂。人参种植园中红红的人参果让我想起动画片《人参娃娃》，闷罐卡车驶过结冰的湖面犹如俄罗斯小说中的场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个第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
锄禾，麦收，秋收，1969年在“拉练”中结束。在拉练中，我们体会了极少数已知的国际事务---珍宝岛事件。我们进入了70年代，却对人类已经登月全然无知！除了干活吃饭，干校内的交往，这世界的其他毫无选择地与我无关，而无关的生活一直持续至1971年的秋冬。在那个冬天里，除我这类非干部，干校的绝大多数人都 知道了林彪事件。在他们进行更封闭的学习时，我依然混沌地当着猪倌。即将进入1972，我终于也知道了那个惊天的消息，从此即便愚钝如我者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事。虽然当时人们仍然闭口不谈，但私下又如何呢？或有人察觉到命运即将改变？或有人已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直觉？还是顿悟？
在纷扬不止的风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亲丁伯伯头一次被批准离开干校去探亲治病。在无人管束下，我，玉英，立立和立立的弟弟人人（他是4.12生的）喝着酒迎来了1972年。我们并不知道，仅仅半年，所有的人都动身南行。我和玉英最后落脚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当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来信和戎装照，当时他正在越 南进行着什么自卫反击战。
40年过去了！我们上一代的干校学员或已作古或风烛残年。几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干校的老人，得知他记日记。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记，他说真的无甚可读，若非今天干了什么活，就是开了什么会。即便是同代人的回忆，我发现其中的许多虽已被简化得缺乏细节，却又被柔化得充满了祖国花朵般的情感。何以那种感情依然？或许当时年龄太小，或许后来的生活乏善可陈，或许......。
干校岁月之于我是一段生活体验。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的高潮期，也只有那几出戏和那几首歌。对一个人来说，童年和少年的歌即便不是至关重要，也是记忆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时代只有那几首歌，因歌词太政治化，后来也无心趣再唱。若有选择，我不会选择那样的生活。
初稿于2010年5月7日
改于201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