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人口政策:在转型历史关口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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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5日 00:04  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见习记者 刘书艳


实行计划生育30年后,一些令人口学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当下的中国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同时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之下,人口政策的转折点是否已经来到?
 
统计数据南辕北辙,人口学家针锋相对,这恰恰折射出现在人们站在计划生育政策变向的关口无措的事实。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人口学是一门有理有据的科学,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相情愿。
“我研究了一辈子如何降低人口,现在头发白了,生育率降下来了,却发现好多矛盾没解决,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以后要出什么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曾经如此感慨。
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转眼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30年,这30年整整汇聚了两代人的辛酸与无奈。前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透露,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但也正如张维庆所言:“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而实行计划生育30年后,一些令人口学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当下的中国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同时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之下,人口政策的转折点是否已经来到?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
马寅初先生早年曾经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大症结,就是“人口数量过多”与“人口质量过低”的两不相称。近30年来,一直被奉为“国策”的生育政策,以“一对夫妇生一胎”为核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大多数汉族家庭中推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开始一直持续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应该是2,也即是生育率处在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
日本、中国港澳地区,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则应该高得多;那些更落后的国家则需要2.5到3.3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根据人口计生委规划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净增量为6257万人,但实际增长为4013万人;在“十二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但实际增长为3418万人。两个“五年规划”中,对“未来五年”的规划人口增量,与后来的实际人口增量的偏差,均高达50%以上。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劳动力转移造成的人口迁徙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育龄人口的生育愿望逐渐走低,加之大量出现的不愿生育者、不孕症群体,专家估计,中国即使有计划地普遍放开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人口不增也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
在中国多个省份的“二胎试点县”,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市县的总和生育率都在2.1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河北承德现为1.6。
生育率下降,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不管是欧洲还是东亚国家,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都经历了从节制生育政策向鼓励生育政策的转变。这些国家的低生育率虽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担忧,并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政策见效甚微。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数量将会出现不断萎缩。
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及低生育率文化一旦形成,将很难逆转。日本、西欧对自己国家的低生育率挽救了几十年,仍旧还是低于世代更替的水平。
而在中国,不仅存在总和生育率偏低的问题,而且人口性别比例还严重失调。特别是偏远乡村中的农民,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由于选择性别生育现象严重,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在一些小县城的幼儿园里,100个孩子当中,甚至出现60多个男孩、30多个女孩的现象。据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了120(男、女孩比例为120∶100)的异常水平,成为世界上违背生育规律持续时间最长、失调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红利期过后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20.1%,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3%,这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4元就有1元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解释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及“四小龙”的“东亚奇迹”非常相似。
老龄化虽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但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是几百年来缓慢发展而来的,是人民富裕后的老龄化,即便这样,西方国家仍然鼓励生育来试图解决这一危机。而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2003年已上升至8.5%。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300万享受社会养老。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存活、健在成员的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由于家庭中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然而中国的现状是,这个自然的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老龄化的一代变成多数。
其实,家庭结构倒挂是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缩影。
随着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社会结构也会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中国老龄化的形成速度与规模,早已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
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在1991年就开始严重恶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处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在2015年就开始衰竭。生育率自1991年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就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接踵而来的变化将是,让我们骄傲的“世界上1/4劳动人口在中国”,可能将演变为“世界上1/4的老人在中国”。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2025年后,劳动力将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老龄化社会迅疾而来。
美国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而香港《南华早报》曾经发表文章指出,2010年,中国面临的养老金资金缺口达到1100亿美元。
数据之谜
然而让学者和政策决策者为难的是,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目前实际生育水平仍没有权威的答案。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和部分人口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分别给出了不同的估计数字,结果相差甚远。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1.22;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估计为1.6,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为1.8,部分学者的估计为1.3-1.6不等。
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6年,官方认定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坚持在“1.8左右”。专家认为,这样一个宽泛的数据,无形中使总和生育率从“变数”变成了一个“常量”,失去了它作为观察生育趋势风向标的效用。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内地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的1963年、中国香港的1978年、新加坡的1983年、中国台湾的1984年、韩国的1985年的发展水平。这些地区当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95,中国在避孕条件更好、妇女劳动参与率更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下,能够达到1.8的生育率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现在关键的问题变成了人口计生委借以支撑决策的人口估测数据究竟是否可靠?
统计数据南辕北辙,人口学家的针锋相对,恰恰折射出现在人们站在计划生育政策变向的关口无措的事实。人口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认为,由于官方和学界对中国实际生育率的估计始终未达成一致,生育政策的调整举步维艰。而人口计生委在不同场合强调生育率反弹的风险,更会造成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窗口过大,贻误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新清教授说:“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我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21世纪,我们更应该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推行我们的人口政策。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人口学是一门有理有据的科学,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相情愿。学者们指出,弄清楚真实的生育率,弄清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不但对于解释过去的生育率下降十分重要,对于判断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生育率的走向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