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帝王最有价值情侣

公元一千多年前，周灭了商，建立周朝，实行“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一下封了五百多诸侯国。后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吞并，春秋时期，诸侯国剩了一百多，战国之后，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史称“战国七雄”。纵观这段历史，各诸侯国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生存和毁灭的残酷竞争，因而富国强兵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也相应催生了在强兵利器、社会管理、农业生产、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需求，许多文化与思想产品应运而生，产生了诸子百家。
孔子也是这样一个思想与文化产品的制造商，他推出的“产品”是儒学和礼教。任何“产品”都需要“买家”才能实现价值，孔子的“产品”也不例外，他在设计、制造自己的“产品”时，针对了帝王和权贵们的“市场需求”。他拿出“人为三六九等”、“君权天授”这些等级思想，作为制造“产品”的原料，告诫臣民：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贵贱、尊卑之分，并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论出生、论血统的伦理思想，要求百姓安于现状，不管君王多么荒唐、无耻，臣民因为精子不正、卵子不红，就只有忠心的义务，没有评说的权利，更不能批判与反抗了。
为了推行这个漠视人性的思想，孔子提出“以礼代法”，违反“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他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训条，窒息反抗的欲望，要求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守帝王与权贵们制定的行为规范，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不能去看、去听、去想、去说、去动的，这样，帝王治下的臣民只有被统一思想的份儿，只有被保持一致的份儿。人民唯一能够自主的就是整天做梦，期盼一个修身养性层次极高的“明君”，只是几千年来，这样的“明君”还未曾出产过。
在推销为帝王和权贵们精心设计的“产品”时，孔子舟车劳顿，吃了不少苦头，他周游历国，傍帝王、傍权贵，采用现代营销学的理论，对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人群做广告，本来以为产销对路，却没想到市场追捧不热烈，这让他茶饭不香，女人不思，只好退而广授门徒，扩充营销队伍，培养超级推销员。
然而，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对于帝王而言，任何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孔子本人一生没得志，只是因为窒息人性、愚弄民智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貌似稳定，却是死水一潭、没有生机，在群雄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施行这种思想的国家和社会注定是个失败者，四处碰壁是很自然的。等到天下定，儒学也就派上“愚民”的用场了。生前不得志，死后，孔子却成了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傍帝王、傍权力，傍的最成功的一个，追捧为帝王眼中“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更是当选为帝王心目中“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最有价值情侣，真是应了“不是不亮，时候未到”的古训。
现在我们认识孔子，多是从孔子的言论集---《论语》开始的。光就字面上的意思，孔子的言论，好像没有附加什么条件，但联系他的思想基础，就知道还是有前提的。就像“三人行必有我师”，乍看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前提是三人不能是下等的贱民，或至少不是与“难养小人”同列的女人；还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天性，遇到志同道合者心情愉快，不光人有，许多群居性的动物也有，就是这样一句被古儒与今儒一直津津乐道的废话，也是隐含着不能与贱民有朋的条件。
看人看大节,看思想也要看基础。孔子的儒学就是建立在奴役人的思想和身体基础上的，说他爱国，他爱的是帝王的国；说他亲民，他亲的是愿意匍伏在帝王脚下的臣民；说他和谐，他和的是权贵们的舒坦。即使有些劝说帝王、权贵们慎醒的言语，也是为了帝王的统治与奴役更长久。就像是帝王和权贵的家仆，自己长跪不起，还思考出跪的舒服、跪的理直气壮的理论，教化不想跪或跪的不情愿的人民，成为心甘情愿的奴隶。对不愿跪下的、跪的不标准的臣民，孔子与儒学门徒就用“礼教”杀人，没有了半点温良恭俭让。
当然，孔子与他的思想出现在那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孔子本人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于所处的现实。就像现在许多傍大款、傍权力的“砖家”一样，为某些利益阶层摇旗呐喊，只是生存需要。但这就是“说客”，不是信仰科学的专家！孔子也是这样的“说客”，只不过他代表的是最有“档次”的阶层。现实中，每个群体或阶层都需要代表的“说客”，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本无可厚非，但这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路标。只有那些跨越了群体与阶层利益，为整个人类思考的大脑，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路灯塔。
在“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思想普照的今天，在“君权民授”成为现代文明潮流的时代，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读论语、议儒学时，还是不要忘了孔子有违人性的思想基础，更不要把这些为帝王和权贵们特供的思想产品，夸张成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