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神秘之窗”打开

中国政坛“神秘之窗”打开
大公报

中新网7月19日电 香港《大公报》19日刊文《中国政坛“神秘之窗”打开》。文章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版领导干部申报规定浮出水面，意味中共决策层把在信息时代是否主动掌握话语权视为衡量执政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尺。人们有理由期待，在“神秘”的政治之窗敞开后，能吹来一阵阵更清明、清爽、清廉的民主执政之风。
文章摘编如下：
世界各地的人几乎都知道，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这个党在近三十年来依靠它的众多党员和遍及城乡的各级组织，领导着一个东方大国的亿万公众，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这些成就也使得国际社会(包括众多媒体)对这个执政达六十多年的政党充满了兴趣和好奇。不过，造成兴趣与好奇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它在外界看来的某种“神秘性”。
记得有一次乘机从北京飞往澳大利亚，在机上邻座的一个在中国工作了好几年的新西兰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在中国感到最有趣也是最神秘的事情，就是在中国正式出版的电话黄页上，找不到在中国有极大权威的各级党委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就更不可能知道，设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的各个部门的具体办公地址和官员的联系方式了。
现在，这个在许多外国人眼里的“神秘”政治之窗终于敞开了。不久前，中共中央十一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并且公布了工作机构的电话，的确给了外界一个惊喜。这表明中共中央各部门已径逐渐从幕后走向幕前，彰显出中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决心和自信。
事实上，增加执政党在运用权力上的透明度，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十七大后一直在制度建设方面努力的目标。早在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健在时，中共就提出了要尽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目标性任务。这个目标性任务的中心内容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和不断扩大党内外民主，并且在党内外人士的民主监督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遏制党内腐败势力的滋生与蔓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党务公开，同时也把执政党权力运行的制度和规则用更加透明的方式公诸于世人面前。
去年，中共中央在做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多数外媒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决定”的党内意义上，而对决定中提到的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却有所忽略。也许，正是这种忽略才使这次中共中央十一部门新闻发言人的集体亮相，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次中共中央首脑部门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的见面，使人们有理由对它产生的扩散效应有进一步的期待。
这些扩散效应和公众期待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对于推动中央以下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会起到借鉴与效仿的作用。其二，它有利于营造执政党党内的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的良好环境，也有利于保障它的近八千万成员的党内民主权力，能够鼓励和保证他们说真话、讲心里话。其三，它有利于中共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当今日益发达的媒体，实现了解社情民意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其四，有利于揭露和清除仍然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特别是那种为公众痛恨的经济上的权钱交易和人事上的裙带风。其五，对推动政治透明有着不言而喻的正面作用。
如果说，党的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是敞开了一扇信息沟通之窗，那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就是执政党在经济生活上打开了另一扇“神秘”之窗。
我用“开窗”二字确有实义，绝非妄言。原因是这次的《规定》与四年发布的类似的规定相比，删除了以往“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条款！这就意味着向公开官员财产的“阳光政策”迈出了关键一步，也彰显出中共领导高层顺应民意、加强反腐力度、把防腐阵线前移的决心，也可以算是将反腐防腐工作规范与国际惯例的初步接轨。
《规定》中不再有“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条款，便为最终向人民报告、实现人民的直接监督预留了伏笔。因此更准确地说，这扇对党内领导干部经济生活之窗的完全开启还有待时日。
此番中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版领导干部申报规定浮出水面，意味着中共决策层彻底摒弃了那种以为“沉默是金”的思维模式和习惯，而是把在信息时代是否主动掌握话语权视为衡量自身执政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尺。
仅以发言人制度为例，某些党政官员以往在一些场合每每表现的那种“我说你听”、“我讲你记”的作风，就须加以彻底纠正。那种把与新闻记者的见面会仅仅视为通报会、发布会的走过场，也应从此杜绝。
当然，发言人制度和新版领导干部报告制度的出台与真正运用好这两个制度性规范，还有着距离。能够娴熟地运用好这两项制度规定不可能一蹴而就。政治的昌明、文明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都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人们有理由期待，在“神秘”的政治之窗敞开后，能够吹来一阵阵更加清明、清爽、清廉的民主执政之风！(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