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五个最大胆的女性_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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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五个最大胆的女性
年轻时读《红楼》,看《西厢》,听《梁祝》,感觉中国古代女性委实可怜。她们爱情不能自主,婚姻全凭父母。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仰视苍天,焚香祈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岁数见长,且又读了些古书,才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譬如同样追求爱情,同样面对婚姻,性格刚毅头脑聪明的女性,结局便有云泥之别。

明代曹荩之的《舌华录》说:三国时期,魏国人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模样奇丑。结婚那天,许允揭开盖头一看,转身就走。新娘料定丈夫这一出去,必将抛弃自己,当即扯住新郎的衣袖不让他走。许允怨气冲冲地说:“妇人有四种美德,你有几种?”新娘说:“我所缺少的仅仅是容貌罢了。但大丈夫有百种品行,你有多少?”许允说:“我全都具备。”新娘说:“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都具备呢?”许允闻听,面带惭愧之色,从此不敢小觑妻子,与其相敬如宾。
你看这位许夫人与新婚丈夫初次谋面,三言两语便让丈夫回心转意。如此辩才,与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是好有一比。郭沫若的结发妻子张重华,生于一千七百年后,也遭遇到新郎同样的冷落,因为没有阮女的智慧和勇气,虽然相貌并不“奇丑”,却落得终身“守寡”。说明封建礼教的黑暗,与个人悲剧,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两相比较,可谓“阮女折夫留美谈,千古谁堪伯仲间”。如果说阮女与许允的婚姻,显然是父母包办,两人并无婚前的接触,那么以下来自史书记载的两桩婚姻,就简直如同现代版的自由恋爱。
南北朝时期,东魏大丞相高欢的结发妻子婁氏,据《婁妃本传》记载,此女子年轻时,看见尚未发迹的高欢在城楼上执勤,一见倾心,惊呼:“此真吾夫也!”也不征询父母意见,即唤贴身婢女代其转达爱慕之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婁氏夫妇是富裕阶级,自然瞧不上高欢这样的穷小子,一度试图阻挠。但婁女嫁意甚坚,爹妈只好屈服。
距此数百年后,另一个自主嫁人的女子是五代时候的柴氏。其父为一教书先生,并不十分富裕。柴氏早年选入宫中,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掖庭中的一名嫔妃。唐庄宗兵败身亡后,柴氏被明宗遣放出宫。柴先生夫妇前往洛阳接女儿回家,于归途中突遇大雨。这雨一连下了数天,一家三口遂被滞留在旅店中无法上路。只因这番阻隔,令柴氏在史书上留下惊人的一笔。这天,好不容易盼来天色放晴,柴氏夫妇正准备收拾行李上路,女儿却拿出所有从宫中偷偷带出的金银首饰,“计值千万”,将其中一半分给父母,让他们自己回家,并坦然相告说:“我前些日子看见一个男子,相貌异常,已决定嫁他为妻。”柴氏夫妇自然很不放心,一调查,原来是一位姓郭的小子,穷得连衣服都遮不住身体。但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能使柴女回心转意,只有任随女儿自作主张。更惊人的举动是,柴老夫妇一走,这位柴女便自己去找姓郭的小子面谈,直截了当地说:“君贵不可言,我有五百万嫁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机不可失。”
柴女眼力没错,二十六年后,姓郭的小子果然贵为天子,他就是后周太祖皇帝郭威。
民间的普通女子又如何呢?清朝采蘅子的《虫鸣漫录》,记一奇女子自择夫婿。某处饭馆中,有天来一女子,年约十六七岁。饭毕,应付账十八文。女说:“我系下游遭水灾而外出逃荒者,因行走匆忙,未带一钱银两,家中人随后便到,来时即可付账。”店主遂让其坐于门外等候。时近黄昏,并不见有人来店。当时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女子终无一言。后遇一丝店少年,询问店主原委,知是下游灾民,不免心生怜悯,于是代其偿付饭费。因彼此俱是少男少女,恐碍授受不亲,遂转求一老翁将钱交与女子。女子付账脱身后,尾随少年来到丝店。店主问其原因,女子回答说:“逃荒在外已有两天,再走亦无归所,且无故受恩,无以回报,想来想去,不如嫁与少年为妻。”店主征求少年意见,少年以家贫婉辞。女子撩开衣袖,臂露三只金钏,说:“此乃嫁资,不足忧也。”店主察言观色,知女子不是歹人,遂邀约街邻为之撮合,择日完婚。
此女观人于微,不动声色,堪称沉静智慧,胆识过人。证之今日之大学女生不辨骗局,陷人罗网,可谓高明多矣!看来素质教育与学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对于封建社会中之女性,我们有时可能不免概念化,以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其实下层女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倡导,要看她愿不愿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说教,谁也拿她无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写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死后,急迫欲嫁与西门庆为妾。西门担心李瓶儿大伯子说瓶儿孝服不满。瓶儿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说各衣另饭,当官写立分单,已倒断开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的我暗里事。”
姑且撇开李瓶儿个人品行不说,单看这“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则妇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别人不能横加干涉。虽说小说是文学作品,但小说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瓶儿是一个特殊个案,“三从”中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李瓶儿都不存在。她是父死夫亡子无。但我们看清人笔记中有关“悍妇”的记载,知道出嫁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有时简直近乎霸道。
俞樾《耳邮》言顺德人陈元绍,“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骄蹇也。甚不修妇职,陈责之,辄为唇。父母戒陈曰:‘和气致祥,慎勿尔也。’陈恐伤亲心,亦曲忍之。会陈父病,汤药皆母子经理,妇若无其事者。陈因心衔(怨恨)之。及父病愈,陈薄责妇,妇怒曰:‘谁无父母,小恙(病)非大事,何便作践人家儿女哉!’陈闻言,忿不可遏,挥以老拳,妇亦攘臂与争。母出排解,陈偶一举手,误挤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请罪。母麾之出,陈惊惧不自安,竟亡去。”
以今人标准来看,陈元绍应该是个孝子。可惜皇天不佑,偏让他遇着个恶婆娘。平素稍有责备,便成口角纠纷,婆婆不能约束儿媳,只敢训斥儿子,致使陈元绍两头受气。终于是忍无可忍,想要一展男人雄风。不意女人武功了得,散打时并不吃亏,让陈元绍领教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他最终逃离家庭,并不解决问题。但当时社会,也让我们不好理解。姑且不言“出嫁从夫”的礼教观念,就拿我们读过的《孔雀东南飞》来衡量,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婆媳关系,焦母是何等蛮横,刘兰芝又是何等的屈辱退让。以刘兰芝的罕有贤惠,居然不能求得婆婆的谅解;而陈妻横行家庭,无人能敌,竟迫使丈夫出逃异乡,则婆媳地位的颠倒,让我们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便已提前看到了今天某些女子的逞横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