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外“慈善风暴”道德压力：中国富豪们如何应对？

巴菲特也开始做慈善了！在全世界都在对“经济是否二次探底”表示担忧之时，股神捐款的消息再度传来。
美国富翁巴菲特6月16日发表声明称，他与比尔·盖茨夫妇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后将自己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据悉，当天就有4个家族同意宣誓。据美国媒体披露，如果顺利，比尔·盖茨打算在全世界推广他们的“慈善誓言”。届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富豪们都将面对这场“慈善风暴”的道德压力。
无独有偶，6月21日，刚刚卸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司司长的王振耀，在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成立仪式上，倡议中国的亿万富豪应该以每年捐款100万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在内外氛围“夹击”下的中国富豪们，准备好了吗？
“国内亿万富翁年捐100万”
向来特立独行的王振耀，这一次，就在临退休的前几年，终于还是给自己又找了一个极具挑战的活儿。
新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认为，巴菲特的“慈善誓言”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都很大。“中国国内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响应，毕竟这是好事，就跟着做吧。但是中国的慈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时候提出让中国富豪一下子捐一半资产也不现实，要求也过高，但让中国的亿万富豪年捐百万还是可行的。我这样倡导，算是对国际社会做出一个回应。”
王振耀之所以提出“亿万富豪年捐百万”的倡议，并非没有根据。
今年4月1日，胡润发布《2010胡润财富报告》(下称《报告》)称，国内亿万富豪达5.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7.8%，其中，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慈善的整体捐赠情况并不令人乐观。《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接收捐赠总量超过332.74亿元。“胡润排行榜上显示中国有5.5万个亿万富翁，这些亿万富豪中有相当一部分很注意社会责任了，已经开始考虑捐款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富豪捐款的意识还是不强。”王振耀说。
如果王振耀的呼吁能变为现实，以5.5万个亿万富豪年捐百万计算，加起来就是550亿，再加上那些捐得多的（比如有的富豪一年捐赠过亿），保守计算，中国的慈善捐赠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超过600亿。
《报告》还显示，目前中国内地的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6.1%。基于这个快速增长的庞大数字，王振耀借《中国经济周刊》呼吁：“亿万富翁一年捐一百万，千万富翁一年也应该捐十万，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这样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去做慈善，中国每年的慈善量很快就会过2000亿。”
倡议得到富豪的积极响应
中国富豪们对王振耀给自己划出的这条“社会责任底线”怎么看？
卓达集团总裁助理、新闻发言人陈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卓达集团非常赞成王振耀的倡议，而且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每年的捐赠已经远远超过王振耀提出的百万底线。“卓达集团每年的捐赠最低也在1000万。这些捐赠主要投在了基础设施、学校、扶贫，以及临时性的赈灾，像玉树地震、汶川地震。”陈松告诉记者，前些年国家的慈善制度还没有完善，自2009年开始，国家大力鼓励个人企业家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卓达集团就此申请成立卓舒慈善基金会。“今年6月7日，我们将申请报给了河北省民政厅，再过几个月就审核完毕了。这是一个私募基金，自己出钱，把个人的财富放到基金会中，主要在扶贫、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工作。”
在国内，年捐过亿的亿万富豪并非个案。中国黄埔再生资源利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累计捐款已经超过12亿元，帮助了60多万人。福耀玻璃股份公司董事长曹德旺于2009年2月12日宣布捐出其所占“福耀玻璃”总股本50.08%中的70%股份，达7亿股；按福耀玻璃当日收盘价6.05元/股计算，这部分股价市值达到40多亿元。
“好多富豪见到我都说应该捐，他们都很积极响应，但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否则对他们压力太大。” 王振耀乐呵呵地说。
慈善要有“善意的压力”
尽管有富豪的积极响应，但是不得不看到，当国外富豪的慈善捐款已成为年度惯例时，中国富豪的善举似乎仍在初级阶段，以至于当王振耀提出亿万富翁年捐100万元的社会责任底线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建议“根本就不现实”。
卓达集团总裁助理陈松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议，是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在陈松看来，中西方对财富认识的观念是有区别的。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价值观里，财富不属于自己，自己只是财富的创造者、管理者，但不是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当他不能给予财富更大的创造或者有效管理时，就把财富还给社会，让更有效的人来管理；而中国的企业家认为财富是家产，是自己辛苦创造甚至是拿命换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他更愿意把财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长期拥有，甚至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传给自己的后代。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则把中国目前捐款的富人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对捐款的去向监控不够。捐款人不知钱物的去向，再加上时不时曝出“黑幕”，或者一些福利机构的腐败情况，这些都打击了捐款人的热情，这些都让公众对目前捐款制度产生质疑。
对此观点，王振耀并不认同：“让捐赠者不满意，不是贪污的问题。因为有审计在监控，关键的问题是‘不会透明’，如果自己企业成立基金会，就能避免‘黑幕’的出现。”
在王振耀看来，目前中国的富人捐款不普及，跟整个社会捐赠的大环境还不成熟有关，“主要是中国社会善意的压力太小。”王振耀反复强调，他反对用公共权力强制性地逼迫富人进行捐款，而是需要社会上有“善意的压力”。
“善意的压力”，是王振耀在接受采访中一直不断反复“念叨”的词。他向记者举例：英国将每年的11月11日作为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购买一朵罂粟纸花戴在胸前作为纪念。每朵花一英镑，募集的资金是给退伍老兵及阵亡将士的遗孀们的善款。
“这一天大家都自发地花一英镑去买罂粟纸花，如果你没有买来佩戴，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善意的压力。” 王振耀表示，目前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正在研究“善意的压力”，这是他们很重要的工作。
“中国需要学习善意的压力，我们的舆论和整个氛围都要学习善意的压力。假如北京定了3月5日是慈善日，在这一天你出一元钱买一个产品，也就捐一块钱。一块钱，小孩也可以捐了。” 王振耀说。 (记者 王红茹)2010年07月20日 07:10:58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富人财富来自官道黑道 要他们捐钱很困难
2010年09月11日 12:50中国经营报 作者: 孙大午
巴菲特来华劝捐，他的愿望是好的，可惜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国情，很可能空手而归。我们的国情是：现在所谓的富人，甚至那些在财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富人。
巴菲特本身是富人，但他与国内的富人不是一个群体，所处的环境也没有可比性。美国企业家的财富，大都是阳光化的，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阳光化的富人阶层；国内的许多企业家，大都存在原罪，甚至是现罪。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财产，是官道来的、黑道来的，他们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挣来这些资产，要他们捐回去是非常困难的。
财富来源的不同，是导致人们精神层次不同的根本原因。巴菲特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的捐款行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强迫，自身没有怨言，这是因为社会给予了他们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首先是社会的受惠者，之后才是社会的捐助者。可我们的企业家享受了公平待遇了吗？在劳动力、土地、金融方面，我们市场化了吗？我们的企业家得到了公平的机会了吗？既然连应该得到的都没有得到，怎么要求企业家们去无私地付出捐款呢？
这两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捐款的很多，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大旱、泥石流，很多企业都捐款了。可是我们认真研究这些捐款，有多少是出自于捐献的本心？这些企业家捐款的动力是什么？很多企业家似乎并不是像巴菲特那样，把钱捐出来，就是为了回馈社会，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的一个企业，捐了1亿元，很快就多收入了8亿元，这8亿元的收入才是它捐款的动力；最近南方有个报道，说一个企业家捐了1000万元，成了当地的人大代表；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企业，捐款的受益非常巨大，有的企业捐款之后，政府批给它土地，原本市值每亩60万元的土地，这个企业只花了每亩5万元的微小代价就拿到了；更有甚者，通过捐款，企业的品牌响了，上千亩的土地都可能零地价获得，这是多么巨大的收益！这样带有与政府交易性质的捐款，是目前企业捐款的主流，许多大企业都是这么做的。这些企业家的捐款，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是为了拿地、贷款和免税，这与巴菲特所号召的回报社会、纯公益性质的捐款完全是两回事。
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财富阳[0.44 0.00%]光化，人们才会自发自愿地为社会做贡献，包括捐款。
市场经济，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市场经济不是阴暗的，不会彰显灰色地带，更不会存在大量的灰色的经济往来，特别是民众不会对这种灰色的经济往来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金融。目前在我们国家，只有劳动力实现了部分的市场化，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但现在好多人拼了命也要考公务员、进国企，是因为在劳动力方面，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土地、金融的市场化就更谈不上了，都在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时候，这些企业家行为都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如果我要拿地，就必须走灰色的道路，否则我就拿不到。资源是政府在配置，而不是真正进行公平公正地买卖。这样，在市场经济的三要素里，将近80%的主导权并不在市场，所以企业家不正当的利益诉求与官员的权力寻租就变得习以为常。
因为我们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的许多所得不是阳光化的。没有阳光化的资产，又怎么能去捐献呢？自己财富的来源都不是合法的，见不得人的，怎么能拿出来捐献呢？
当然，我们也有阳光化的企业家，有无私奉献的巨富捐助者，但我总觉得太少，寥若晨星，形不成一个财富阳光化的群体。我敬佩阳光化的企业家，尊敬他们的无私奉献，但遗憾的是沙里淘金，没有代表性。
所以说，巴菲特来的时间不对，他的劝捐行为，只有在我们实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再者，巴菲特要找人劝捐，也不应该找企业家。
巴菲特看到国际市场上那么多中国人在消费，购买奢侈品，就认为中国富人很多，实际上疯狂消费的人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只是买单的人。巴菲特把目标定位在企业家上，是搞错了对象。目前我们国家中，最富的群体不是企业家，而是贪官。
在历史上，和珅是大富翁，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俗语，他一个人的财产，抵得上朝廷十几年的总收入，真正是富可敌国。前些日子，东北出了一个“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仅仅是一个区的土地局副局长，就贪污了1.45亿元。
国内企业家的财富，只是表面上的浮鱼，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不是大鱼。最近查出来的贪官，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元，广东中山市市长李启红被“双规”后，清查其家族资产，保守估计有20亿元。要知道，一个数千人的中型企业，可能只有几亿元，可是一个贪官就有这么多钱，怎么有可比性呢？这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正，这些官员本来是社会责任的最大承担者，他们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工资，获得应得的报酬，但是现在他们的财产远远超过正常的范畴，一个处级干部就可以拥有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资产。
此外，贪官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钱啊，企业的钱大多是虚的。企业家的资产，要在社会上流通，在不断地循环、增值、分流，其财富随时可能更换主人。可是官员的财产呢，不是挥霍浪费，就是隐藏起来，成为凝固的货币符号，既不能造福于社会，甚至也不能造福于官员自身。他们将金钱藏在水塘里、藏在办公室里、藏在床底下、保险柜中，这些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也呆滞在他们手里，成为没有意义的死钱。从这个角度讲，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行为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应该找贪官，让他们来捐款，把没有意义的死钱，变成造福社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