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 第四章(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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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罗斯黑社会的诞生
(续第四章 上)
伴随着贪腐的暴露,出现了大量的自杀行为。这些确实是自杀吗?安德罗波夫的副手茨维贡,施拉阔夫(Щелоков)夫妇(施拉阔夫是内务部部长)以及其他一些人,即使是以我们的“公开-非公开”法庭来审判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得实在是太多了。举一个典型的“自杀”的例子。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被在军医院的病房中发现头部有三处枪击伤!第一颗子弹打碎了颌骨,第二颗卡在后脑,此后,他“自身获得了力量”又朝太阳穴开了一枪!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了件神不知鬼不觉的神秘事件。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官级部门换购没有解释外汇来源的10000美元(!)!这看上去,像一桩琐事,但这就是对贪腐的直接邀请,因为当时他们工资拿的是卢布。
以这样方式,在苏联和苏共倒台前,国家政权的黑社会化--刑事犯罪贪腐体系就已经奠定好了基础,但还不能说在“民主”(准确地说是“民掠”)时期延续了前朝的体制。变化是本质性的。确实是发生了刑事犯罪的大革命。
现在我们要来关注纯粹的犯罪环境,以确定在新的“民主”条件下,国家以及商业活动同刑事犯罪世界的融合的路径。为此需要回到古洛夫的“红色黑社会”一书。
他将“合法窃贼”氏族出现的历史,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并作为世界犯罪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来研究。与大众观点相反,刑事犯罪环境内部,在惯偷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并非是盗匪和杀人犯(他们恰恰是最底层的帮派),而是掏兜儿的小偷。
工龄从革命前延续过来的小偷叫“镰刀”、“镰子”,来自无业游民的新一代小偷叫“骗子”。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成其为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没形成有组织结构的群体。“合法窃贼”也不构成组织。他们只会出现在斯大林劳改营那残酷的条件下。在自由世界他们并未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掏兜儿的并未组建什么协会,只是个人或者2—4个一小伙儿人在起作用。关系和“大锅”是有意义的。虽然如此,“合法盗贼”仍然在获得自由之后享有威望,现今,黑社会在解决争端的时候也要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决定不容申辩。
贼们的“规矩”不是成文法,是口耳相传的。它没有准确的表述方式,在解释时是允许有差异的。然而,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一个窃贼只有在具备诸多品质后,才能获得合法窃贼的名号,“加冕礼”在窃贼们召集的集会上进行。在狱中,依靠蹲在不同牢房的窃贼们之间传递的纸条来知会“加冕”的情况。对于合法盗贼来说一定要有几次“进出”(蹲劳改营的经历)。“名号之冠”不是终身的,可以因违反窃贼的规矩而被撤销“桂冠”,剥夺合法窃贼称号,且甚至被杀掉。违反了窃贼荣誉这个“法典”所导致的惩处,一共有三种形式:较轻的 ---- 当众扇耳光。第二种是“如雷贯耳”(擂耳朵);“放”,就是剥夺称号,从窃贼群体中开除,转到“爷们儿”(普通刑事犯---译注)中。第三种,是较为普遍的 ---- 死亡。
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状况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最主要的,是开始了国家机器与刑事犯的融合,也就是说,窃贼“法律”的最高“法规”:禁止与政权合作----崩溃了。合法窃贼从本质上有了变化。“合法窃贼”称号可以在缺少必需的品质(有前科、坐牢的次数、纹身)时用钱买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窃贼有了自己的财产和家庭。A.涅夫左洛夫(А.Невзоров)在一部电视报导中展示了合法窃贼“砖头”(基尔比切夫Кирпичев。基尔比切夫这一姓氏在俄语中是砖头的意思---译注)在列宁格勒郊外的别墅。木制大别墅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成的。围着高高的木栅栏。这块地本身就是个大花圃。涅夫左洛夫在展示这些的时候,暗示了相邻的一座类似的,一个不知姓名的检察官的别墅,一座用工资,即使是检察官的工资都不可能建得起来的别墅。片子播放不久,“砖头”就被杀了。据说,“砖头”向他管理的“大锅”伸了手。黑社会不会原谅这类违“法”行为,虽然在此之前,“砖头”已经金盆洗手“退休”了。
俄罗斯黑社会很快就与银行资本接合了。最初独立存在的别洛沃罗特尼奇柯瓦娅(小白领)黑社会,开始需要刑事匪帮的协助了,这些匪帮在官场中寻求合作。这样,盗匪和银行家互相寻找。哪里是合法机关的尾和刑事犯罪世界的头儿,变得根本无法确定。可以说,国家方面的保护伞罩着犯罪的保护伞,而犯罪的保护伞也罩着官员的保护伞。
难以置信的残酷性和缺乏任何道德限制催生了俄罗斯黑社会的快速滋长。比方说,如果说西西里黑手党有不允许动妇女和孩子的规矩,则对于俄罗斯黑社会来说就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限制。正因如此,俄罗斯黑社会在国外经常能攫取到当地黑社会的地位。
在官方的机关报《俄罗斯消息》(1998.1.13)上,内务部部长A.古里科夫在《刑事犯罪的革命还是刑事犯罪的进化》(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ли эволюция  криминала)一文中说,在内务部登记的行动统计上有125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建制形式”,计有60000“行动积极的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内务部的资料中,数字总是缩小的,但即使这样,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了,况且,别看在与犯罪团伙作着“斗争”,数字还在增长,按照古里科夫的话说,正进行着“有组织的,尤其是经济的犯罪升级”。而且,搞不懂的是,内务部的角色到底是消灭犯罪团伙,还是登记犯罪团伙。
此外,古里科夫没统计在国家机关的犯罪团伙,而组织侵吞、没收金钱并将其转移到国外也需要有现成的有组织的帮派。其次,大的团伙有自己的下属部门,这些部门也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最后,内务部的兴趣(利益)不在提升的(有组织犯罪群体数量的)数字之中。
还有那种“野”匪,他们不能被算作黑社会,因为他们与国家机器没有联系。在黑社会中,他们被叫做“哥萨克(侦查)小分队”。黑社会和警察都在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直到肉体上的消灭)。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于有组织犯罪。
然后,当黑社会渗透入合法的生意后,被黑社会所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计算机专业人员、财务人员。黑社会党徒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皮夹克和粗大的金链子,运动裤和运动鞋换成了昂贵的西装和衬衫与领带,薄皮皮鞋。甚至靠体力吃饭的警卫看上去都开始像个银行职员。
1998年8月,莫斯科市长Ю.卢日科夫(Ю.Лужков)愤怒了,您想象得到吗?原来,在属他所管辖的俄罗斯首都,犯罪率在升高!而且犯罪团伙的数量上升了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0.3%,而是一倍!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有总统所驻扎的克里姆林宫、联邦安全委员会、内务部、联邦政府通信与信息局、特种民警队、快速反应综合队、特种部队等形形色色的机构,还有自治市政府的,即市长警卫队。黑社会团伙借助于莫斯科的官员,在这里开设银行、赌场、饭店,还有,请原谅,妓院。大家(当然了,市长除外)都知道,在莫斯科的市场里,犯罪团伙与警方和睦地合作,且两者均勤勉地从货商那里收敛贡品。
前(且不仅是前)克格勃的人、特种部队的人,警察机关的侦查员,以及其他被“机关”解职的或者被更肥的肉所诱惑的专家们,都进入了黑社会。所以,对抗黑社会更加艰难了。经常是黑社会装备得比被召来对抗他们组织更好。
许多“阿富汗人”,即在阿富汗参加过作战的官兵,或被逐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或被国家抛弃听天由命,他们只会打仗和厮杀,这些人也找到了通往黑社会的道路。前运动员,尤其是“力量型的”(拳击手、摔跤运动员、射击选手),都能被利用在敲诈勒索和安全保卫上。“合法盗贼”这个角色的作用减弱了。黑社会更看中没被判过刑和“进去”过的人。然而这不能理解成,“合法盗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威信。在俄罗斯,黑社会就是这么出现并强壮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