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 第四章（I）

第四章
俄罗斯黑社会的诞生
在俄国，黑社会最初以普通的讹诈手段开始成型。两个喝得烂醉的小子来到商店业主、商人跟前建议提供“保护”。如果店主拒绝，那他就开始出现麻烦：遭到“陌生人”的殴打；开始在商店周围，后来在店里发生爆炸或者着火等等。这种情况曾经在美国也很普及。起初，这些只涉及到那些“个体”，再后来，轮到国营企业，甚至外国人也没能躲过这项起初价值为收入的10%的强制性“服务”。
为了让公司不隐藏自己的收入，黑社会会在“受辅助”的企业的编制中安插自己人。按照内务部的上述情报， 黑社会监控着大部分企业和银行。实际上，目前所有企业，不论其归属于经济的哪个部门，都有黑社会的“保护伞”。能逃脱的只有类似“Most-bank”这样有强大安保力量的企业。此外，像下面将要显露出来的那样，这些企业自身就有着黑社会的出身。
俄罗斯黑社会迅速走过了美国黑社会耗时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他们进入合法生意，且活动不局限在俄罗斯。在许多国家都有银行完全合法地属于那个“米哈希”（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黑社会所的形成是个双向的过程。在俄国，在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大规模的所有权重新分配时期，当时组建的公司确实需要地下性质的保护，需要免受来自劫匪、竞争对手(的侵犯)，同时逃脱来自国家的讹诈。大型公司拥有自己的安保部门[Most-bank的安保人员，依据各种情报统计，在1000-1500人，并由克格勃前主席Ф.鲍布科夫（Ф.Бобков）管理]。需要顺便指出，安保人员的总数大概有400 000人（伏尔加斯克汽车制造厂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有自己的个人保镖），这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队的人数都多，但保安人员准确的数量谁都无法确定。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ФСБ，即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译注）的工作人员在“非工作时间”都肩负着甚至那些非法企业（比如说妓院）安保工作。
需要指出，这股力量站在俄罗斯制度一边。其利益在于保存现有的刑事犯罪格局。根据一些情报分析，这些安保人员积极地参与到了1993年10月的流血事件当中。自然，是站在叶利钦“家族”一边。
官级低的国家官员、一些“普通”议员、小企业主和其他类似的公众人物无法拥有官方的保卫，而他们同样需要保护，需要消除竞争对手，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于是他们就需要寻找与地方黑社会的联系。
黑社会系统的根基还是在被称作“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奠定的。尤其是在勃烈日涅夫“停滞”时期突显出来。但并没在所有的领域显露。总之，开始于贸易中（不用说，是国家贸易，那时候也没别的形式的贸易）。售货员把缺斤短两、卖“私”货、克扣，和玩儿其他把戏剩下来的“油水儿”上交给队长，而队长上交给部门主任，主任给商店经理，经理给公司等等，直至贸易部。此外商店埋单供养着警察、区领导以及其他有头有脸儿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现在，开始同这些恶势力做“斗争”，甚至安排了示范性的诉讼案件，就像在阿什哈巴德控告小售货员玛敏德拉佐娃案，这位售货员在柜台下面为“自己的”顾客藏了儿童连裤袜。而这是在那样一个“官级表上的人物们”，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以及他们的附庸者们不受处罚地成百万地偷盗的时期。
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的，有莫斯科叶里谢耶夫斯克商店经理索阔洛夫案，索阔洛夫被匆忙处决，因为他开始“咬”别人了，轨迹不仅指向了贸易部，而且还指向政治局成员，指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每一个层级都“往上”缴纳了三分之二的“油水儿”。
“车间工人”曾是另一个著名的网络，他们是指往销售网点送“私”货的轻工企业的工作人员。比如，制鞋工人把领到的皮子抻开，结果是鞋的质量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没计入（成品）的鞋的数量。有的时候，这类公司被逮到，并遭到了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的惩处，但那个时候，在他们内部环境中已经按照合法盗贼的模式组织起了“大锅”、“小金库”，用这里面的钱保障了被审判人员的家庭，也“改善”了蹲在劳改营的人的状况（收到了包裹和其他帮助）。为了减轻刑罚和提前释放，从“大锅”中拿出钱来行贿。
经济和政治危机形成于勃烈日涅夫时期并开始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克格勃中对此看得最清楚，这个部门的领导对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来说是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经常调换自己的宪兵队长。报章上不止一次偶尔出现消息或者暗示：“改革”计划正是在克格勃且还在七十年代就制定了。
对“勃烈日涅夫的人”的打击开始时，正是来自于克格勃方面。逮捕了嘎琳娜·勃烈日涅娃（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的朋友们：国际马戏联盟经理高列瓦托夫（Колеватов）和外号叫“吉普赛人”的马戏团的演员（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他后来“自己死”在狱中）。这样的缉捕不可能不经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批准，或者没有他的知晓。很难理解，他是怎么得以置身事外的，但他的副手茨维贡（Цвигун）不得不“自杀”。不过，不排除他杀。
A.古洛夫写道，著名侦查员戈德梁没和刑事罪犯和有组织犯罪打过交道，并且与“真正的黑社会擦身而过”。这是自然了，因为他另有任务。古洛夫把戈德梁宣称的指向克林姆林宫的线索称作是“空口无凭的”。这也是自然的了，因为任何侦查，其线索如果通往最高层，它们都会被砍断，证据也会被销毁。古洛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照古洛夫所说，比如，塔什干曾分成四个地盘，每个都由当地的权威控制，我下面引用的他的话尤其有意思：“在警察机关起作用的是黑社会的代表，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连个人档案都没办。是他们把开始作证的证人从监狱的窗户扔出去的。犯罪分子绑架了孩子，借助雇来的爪牙除掉竞争对手，组织杀人案”。
在“改革”前很久就开始的，对“乌兹别克的”（戈德梁要求将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大规模贪腐案的调查，就像是对最忠诚于“勃烈日涅夫的人”之一的拉什多夫（Рашидов）的打击。那时已经缉捕了“拉什多夫的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苏共第二十六届代表、农业联合体的头头儿阿德洛夫（奥德洛夫）（Адылов 或Одылов)，该人有自己的安保部和关押不听话的人的“禁惮”（地牢）。当地警方严密看护着属于他的几个楼道大门。那些企图控告奴隶制秩序的人，是在以自由和生命冒险：人会毫无踪迹地消失。恐怖行为是“合法”地实现的。借助“护法”机构：伪造出一件有假证人的刑事案件不费吹灰之力。
他还有些快活的地方，为他自己也为高贵的客人：洗浴和后宫。关于所有这一切报纸和广播都大声呼吁过。在“改革”和“恢复法制”的时代他未经审判坐了几年牢，而后这件事就了无声息了。这人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对领主的物质援助是附庸者们最为重要的义务，这也就是那，到处都叫做受贿的行为。“贪腐的分布网络，以及监督机关自下至上都可以被贿买（的现实），导致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区一级的、州一级的、乃至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甚至是政治力量都勤勉地为犯罪辛迪加效力。上流社会的掌权者一天天地发起财来。被这些人劫掠的人民过着可怜的日子，缄默着，忍受着。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星火》Огонек，1989年第二期）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说：“不止一次有联盟机关的，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人不可能不发现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作者）。加盟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愤愤不平地写信给中央机关反应毫不中用的制度。但这些警告没得到应有的核查”。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进而也就没有试图回答它。
他也没讲到，告状的人遭到了怎样的命运。也没讲，中央密使是如何到访的，包括在斯塔夫罗波尔，那里他是第一个去的。到处都建成了带宴会大厅和钻石礼堂、带桑拿和游泳池的宫殿，那里由国家付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来博得“钦差大臣们”的欢心。“在宽敞而昏暗的卧室那密实地被布幔遮掩的窗后，边区负责人醉心于丑陋的醉酒的欢娱，那里遭受屈辱的年轻女人自焚殉身的事件成了寻常事（仅在1988年上半年，在一个苏尔汉河州就有16个姑娘自焚”（《劳动报》Труд，1989.1.12）请注意：这可是在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的第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