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 第三章（I）

第三章
刑事犯罪大革命
国家与犯罪的融合
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瓦鲁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在俄罗斯始自九十年代初的那一过程，是一场“刑事犯罪大革命”。他拍摄了以此命名的三集影片，并出版了同名书籍（1993年），该书提供了影片拍摄期间他所做的札记。等待他的影片的是可悲的命运。整个国家实际上都没看到过这部片子。“民主”政权没能允许它上演。影片的内容反映在他书中的几个章节的名称之中：“批发兼零售俄罗斯”，“乌拉尔黑社会”，“刑事犯罪的黑社会化国家”......
格瓦鲁欣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国家正进行着刑事犯罪的革命。准确地说，这场革命正在收尾。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的最终建立标示着这场革命的胜利”。
在这本书中我也恰好确认，刑事犯罪大革命业已完成。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已经建成。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国家与其公民间关系的秩序意义重大。因此，我认为，在转而直接描写现代俄罗斯黑社会体系之前，必须先说说在俄罗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
在我早前提及的《荒谬的权力》（Правоабсурда）一书中，我对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前发挥作用的，权力来源体系（官位等级）提出过批评。我在那里写道，苏联法学科学，如果总的来说，还能称其为科学的话，它与实践是极为割裂的。它预先让法学大学生习惯于谎言和虚假，习惯于双重思维，习惯于认为所学的所有学科，都不过是“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一切相反，而且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通常想的是一样儿，说的是另一样儿，而做的又是一样儿。
但在这个关系中，“民主”的现代时期与前时期没有一点差别。我不打算就此详述，因为本书的题目与法学只有间接的关联。事情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法律上平等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在存在着对法律最基本尊重的社会，黑社会结构是不可思议的且恰恰相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应该与现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但公开所宣称的与在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主旨）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对立。在此关系当中，现如今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原则上与斯大林暴政时期没有任何区别。民法学教授M.M.阿尕尔科夫(М.М.Агарков)当时非常机智地说道：“西方法学家绞尽脑汁几百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习惯（习俗）与法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有不遵守法律的习惯”。
依照鲍里斯·叶利钦专权的标准搞出来的宪法，是个公开宣告的谎言。在1990年6月12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主权宣言中，曾表达了作为复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的决心，在1992年4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又重申了这一决心。可仅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即在新宪法中确认，俄罗斯即是一个法制国家！这可是个应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建立法制国家的记录！
当时，所写的一切都令人信服地显示，在被称为“民主”时代的那个时期，发生着迅速远离法制国家的进程。但C.C.阿列克谢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之流的走狗学者却欣喜若狂地匆忙写道：“接过苏共中央的方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 迎来了法制的辉煌时刻（C.C.阿列克谢耶夫《法制国家 – 社会主义的命运》АлексеевС.С.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莫斯科，第七十二页）。
在我们国家，列宁说的“违法之海”，已经变成了法制上的无法无天的大洋。“上层”的电话铃声，早就成了主要的法律来源。“电话法制”早就在我们权力来源的官位等级中，占据着高于宪法的地位。它曾存在于苏联时期，但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及过。现在我就能用高级别的证据来引证这一点。在国家杜马，有人企图将司法部部长B.高瓦列夫（В.Ковалев）塞进人权委员会主席当中，该部长在黑社会的洗浴场所被当场捉到接受了轻浮女郎服务的，当提出他被解职的原因这个问题时，他宣称，这是“电话法制”的结果。
前俄罗斯总检察长卡扎尼克（Казанник）在一次访谈当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以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电话法制。甚至于总统班底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干预检察院办案是必需的。有一次有过一个电话：请放了某某人......我解释了一下，这个人组织了抢劫集团，抢了银行，杀了人。可我听到对方的回答很平淡：‘那又怎么样？’。让我最惊愕的，正是这个很平淡问题”（《真理报》Правда，1997.2.11）
需要就权力机构对法律的特殊关系说几句。从一方面讲，对这些机构来说，存在着固有的不可解的信仰，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来解决，或者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应当绝对遵守。国家生活中任何的不足都可以解释成是立法（法律）的问题。硬生生地出现这么一句话：“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这句话必然出现在每一篇毕业论文中，每一篇答辩中，和许多的文章以及谈话中，就好像，在哪里有那么一个法律完善的国家似的。
别看有法律的禁止和刑事处罚的威慑，如果不说上千，至少也有成百的妓院顺风顺水地发挥着职能。单在莫斯科，在“休闲娱乐”、“桑拿”、“按摩室”等等招牌之下，活动着几百家妓院，它们使黑社会组织富裕起来。在低俗小报上，有上千条的广告“招女孩”，有时是招“少年”，对此不仅没有法律的调控，甚至与法律相违背。在《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上，我统计有近三百条这样的广告。严厉的法律禁令没妨碍任何人。
依照法律，拉皮条属刑事犯罪。但每天所有的频道都从事着掮客的活动......是电视（！！！），向公民们提供找寻“亲人般的爱人”的帮助，对男人，这类电话每分钟值15卢布（目前约合约50美分---译注），对女士，不知道为什么，是免费的。
政权机构热情高涨地从事这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尤其是总统，给自己狂揽颁布法规法令的权力，另外还有对法律的极端蔑视，这些活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虚幻的矛盾。
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命令，决议，决定，法律）针对所有人都是严格而必须的，但这不适用于自己！他们尤其认为，给予需要的申请者（当然，不是免费给予），“依例外程序”免除遵行法律（的权利）是可行的。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已经在各个层面普及，并且早已成了规矩。由此催生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官员可以办任何事，就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那样，“不是依法律，而是按良心”。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认为法律并非必要的看法。
司法及仲裁系统的瓦解也助长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法院能拿到手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超过三分之二，法院缺少装备、纸张、信封、邮票。他们无力支付证人的传唤和保护的费用。法庭无法组织起陪审团，因为没人为陪审团的工作支付薪酬。本应由这些陪审团成员的企业和机关来支付薪酬，可这些单位不愿意为他们缺席工作的这段时间支付薪金。黑社会案件的证人，因被劫匪们恐吓而拒绝出证。法庭判决的执行实际上在过程之中就被搁置一边。
通过合法途径讨得欠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助于那些盗匪，他们为此要拿走支付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服务费”。金额很大，但与缴纳国税、行贿、用在办理各种文件、证明等等，既没有任何保障能拿回欠债，又要支付的花费相比，又显得不多。这些匪徒是要把欠债人“放到计时器上”的，就是说，一边讲着法律语言，一边报出为每超出约定一天而收取的大额违约金（罚金，罚款）。因此债务人只关心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偿还债务。如果他拒绝偿债或者过分拖延支付，那么他将面临用刑和死亡的威胁。
没有一个党派，没有一个运动，不把同犯罪与贪腐做“毫不留情”（正是这样！）的斗争写入自己的纲领的。政府也没有落在他们后面。于是在1995年8月，考虑到犯罪局势，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给强力机构下令......在两周的期限内提交采取措施的报告。当然，报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但总的来说，这个题目的报告、计划、命令和法律颁布了多了去了。但自然是，毫无结果。
我不会引用数量众多的法令决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例子，我只引用1994年5月24日的总统令《关于实施1994-1995年度联邦计划加强同犯罪做斗争的紧急措施》（到底是实施还是加强呢？---作者）。这个冗长的命令，还有更加冗长的计划，夹杂着诸如“加强”、“赋予”、“巩固”、“保障”以及诸如此类的花哨词汇，一整套的官僚八股用语。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此类文件当中，都有一些措施，指向的不是与犯罪斗争，而是怎么镇压对执政者政策不满的民众。正是如此，比方说，在上面命令之中，就预先规定扩大内务部的兵力部署，数量是5万2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