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华: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
李继华
前些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共七大的局限性问题。当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没有局限性。[1] 从这个角度展开的讨论，很难深入进行，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深入下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七大是否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许更容易看出它的局限性。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表现
按照通常的说法,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 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 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为中共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正因为它的意义如此重大，所以自七大召开50多年以来, 有关论著大都只讲它的意义和功绩, 很少去探讨它的局限性, 也很少注意七大期间的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 客观地分析起来，七大在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颂扬。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在七大的开幕讲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2] 同一天，周恩来在大会的演说中谈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万岁”[3] 朱德在演说中也讲到:“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 于今天开幕了。”“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竟越过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和我党同志这种伟大勇敢和伟大智慧是全部由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集中体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万岁！”[4]
七大筹备过程中，陈毅主持、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七大建军报告(初稿)》指出:“我以多年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身分，以切身经验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能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我们更将高举毛泽东旗帜英勇前进。”[5] “如果拿各地苏维埃和红军来与江西苏区红军比较，则应承认后者没有犯过路线的错误，更其顺利的造成一条发展红军的正规路线，其原因在于有一个掌舵的能手毛泽东同志，革命运动需要英明领袖，这个真理在此更深刻地证明了。”[6]“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7] 4月25日，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也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8]“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9]
4月30日，彭德怀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从党的全部历史中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10]
5月1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中讲到:“我党今天……拥有广大而坚强的革命干部，更拥有能胜任领导的党中央，最后更拥有伟大的革命舵手、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我党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在这里，让我代表华中党政军民全体向代表大会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敬祝大会主席团和代表同志们的健康，敬祝我党领袖、代表大会的指导者毛泽东同志的健康。”[11]
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社论中称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舵手”, 并说“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给了全国人民以胜利的指南，我们要细心研究这个报告，遵循他所指出的方向，向胜利前进。”
5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12]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 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的道路----毛泽东道路。”[13]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14]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15]
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指出:“经过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我们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人民伟大无比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决定胜利的历史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全体党员所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地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地增强了人民的力量。这就最后彻底粉碎了企图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卑鄙阴谋。这就保证人民解放的到来，而且加速了这个胜利的到来，日寇及其在中国的同盟者将只有死亡一条路。”“我们不懂得的东西还多，还要好好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能称得上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党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在七大期间及其前后，还兴起了向毛泽东敬献锦旗的热潮。对这种做法的不妥之处，一些到延安参观访问的民主人士已有所感触。七大闭幕后不久的1945年7月初，国民参政会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民主建国之事。在延安时，傅斯年同毛泽东漫步曾经作为七大会场的中央大礼堂时，看到各处向领袖献来的密密麻麻的锦旗，当即发出略带讽刺的赞语:“唐哉皇哉!”而这点, 毛泽东当即便感到了其中的味道。[16] 这表明,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七大期间,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相当明显和严重, 但与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和表现，大致上有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
在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浓厚氛围中，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谦虚谨慎的。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17] “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他还特别指出:“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8] “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19] 这些论述，特别是后一句话，表明了毛泽东在“万岁”声中的清醒，表明了他的谦虚谨慎和自我激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接受全党对他的个人崇拜，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需要有一些个人崇拜”,[20] 并非完全出于认识的迷误。不管怎样，毛泽东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使个人崇拜在建国初期以前没有发生太大的危害。
其次，并非所有的人都过分颂扬
七大期间，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都过分颂扬，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1945年5月9日，陈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我顺便讲一点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道理是很清楚的。那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21]“个人有没有作用？如果我否定个人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个人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拥护毛主席干什么？我说个人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讲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得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22] 这些论述，或许还不是有意抵制七大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在当时的氛围中，陈云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领袖人物的作用，尽力避免过分颂扬毛泽东，还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颂扬者的颂扬也是有限度的
七大期间，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明显的个人崇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度的。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敬仰和钦佩，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较少带迷信和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也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造成很大的危害。
三、七大期间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原因
七大期间之所以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浓厚氛围，其直接原因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前夕，在各解放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内部，已经逐渐滋长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 笔者将在另文中详述)。这样，到七大召开时，全党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大都已经习惯于以个人崇拜的态度去颂扬毛泽东；毛泽东自己，虽然还比较谦虚谨慎，也已经逐渐接受和容许、并习惯于其他人以个人崇拜的态度来对他颂扬和喊“万岁”了。对此，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从1943年7月开始, 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敬服。进一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以及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更是一致高声颂扬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一致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已经牢不可破，甚至接近于神圣化了。”[23]
至于更深层面的原因，即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前夕，为什么会在党内逐渐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和巩固，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也逐渐被全党和解放区军民认识后，越来越多的人在由衷的钦佩和感激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在当时，为了同中国国民党所宣扬的“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相抗衡，为了克服以王明为代表的、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为了统一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的思想和行动，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宣传和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种宣传和突出，在一定限度内是应该的和可以允许的。但这种限度往往很难把握。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3、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许多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批评乃至批判。这些人，或者从诚挚的悔悟中产生对毛泽东的敬仰，或者为了渡过难关而迎合，也有意无意地以个人崇拜态度对待毛泽东。
4、就毛泽东本人的原因来看，此时的毛泽东，固然还比较谦虚谨慎，但他毕竟允许别人称颂他为“英明的领袖”、“救星”、“天才”；允许“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对“其他人很少提到”；甚至允许别人对他喊“万岁”。[24] 如此等等，既表明毛泽东在此时是“需要有一些个人崇拜”，需要“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的，也必然会助长个人崇拜的逐渐发展。
5、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已经逐渐系统成熟，但对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对如何预防个人崇拜的滋生与发展，则还认识不足。
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三十年代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日益发展起来”。[25] 毛泽东也不能例外。1939年，毛泽东几次称颂斯大林为苏联红军的“英明领袖”[26] 和“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27] 同年12月20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斯大林60生辰大会，并以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延安市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团体的名义发出给斯大林的贺电。贺电中颂扬斯大林“是天才的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是世界和平的卫星和人类解放灯塔”,“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都祝贺你永远健康，都庆祝你万寿无疆。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万岁。”[28] 在1943年2月21日《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中，毛泽东又祝愿“红军和红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万岁”。[29] 这些，既反映了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中共内部逐渐产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接受这种个人崇拜的原因之一。
7、“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30] 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容易把他们衷心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看作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一些高级干部，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从敬仰毛泽东发展到喊“毛主席万岁”。以后的历史证明, 一旦全党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31]
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对七大期间为什么会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浓厚氛围，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和领导实现了高度成熟的同时，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崇拜主要领导人的浓厚氛围，这毕竟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毕竟反映了七大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而是值得和应该允许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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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万锦:《略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局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友刚:《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不存在“历史局限”---与李万锦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杨圣清:《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与李万锦、李友刚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3] [4]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5] [6] [7]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8册，第463、472、535页。
[8] [9]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82页。
[1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11] 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 第544页。
[12] [13]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319、336页。
[15]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16]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第259页；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7] [18]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297、299页。
[20] “需要有一些个人崇拜”这句话, 是毛泽东在1966年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对美国记者斯诺讲的。到目前为止，有关论著大都仅仅用这句话来认识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实际上，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他也是深深感到需要有一些个人崇拜，需要“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的。肯定了这一点, 我们倒可以对盛年的毛泽东也接受和容许对他的个人崇拜, 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21] [22]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3、294页。
[23]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第47页。
[24] 据李雪峰回忆: 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 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 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参见《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页) 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 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但大致上可以确定是在七大之前的。
[25]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修订版，第39、464，39页。
[2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27] 转引自张树军等:《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 1935---1945年的毛泽东》,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第214页。
[28] 引自《大众日报》1940年1月1日，第4版。
[2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1] 雷颐:《〈“万岁”考〉还可续考》,《百年潮》1999年第2期，第75--76页。
来源:五柳村
日期:2004-02-29
阅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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