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拐弯

历史在他这里拐弯
吕舟洋
2010年7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106
二00八年八月二十日，八十七岁的华国锋仙逝。在北京奥运会的暄器中，他的去世显得格外沉静，就象他的性格和一生的行为方式：沉稳从容，仁厚淡定。
华国锋是当代中国历史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也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历史人物，他在危急时刻果敢出手，举重若轻，避免动乱，虚怀若谷，举能让贤，因而也是一位安定团结地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领袖人物。经过他辞去中共最高职务，淡出政坛近三十年的历史沉淀，这个结论弥久越真，应该说是稳妥的定论。
先说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开创了一个个人色彩鲜明的全新时代，发端可溯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算起则更为完全和彻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人类社会分为五个历史阶段，而后三个阶段分别是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什么阶段呢。毛泽东发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说这是一个位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时期，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就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又把当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二百年的时间，并建议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了，因为越扯越扯不清楚。我认为，把生活于19世纪欧洲腹地的一个德国人创造的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现实，有些愚蠢。我们还是简单一些好。只说本土，面对现实，就叫它毛泽东时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农民起义，创建工农红军，通过枪杆子建立的新政权，是一种有很强烈个人专制色彩的政权。用毛氏自己的话概括其本质为：马克思+秦始皇。从1949年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个时代至少有27年。对比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把国家的独立主权、民族团结、统一治理等方面的格局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就统治方式和国家性质而言，则是个人极权的专制社会，或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独掌大权的毛泽东完全按照其个人意志、好恶来统治党和国家。毛氏从思想本质来看，仍然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代表，只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帝王思想的表皮抹上了一些时代特色，住进帝王宫殿的毛氏真的按封建帝王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来统治国家，只不过名称不叫皇帝而称中共中央主席而已。一般的专制王朝在打天下和掌权之初，都会比较开明，团结和廉洁，否则就难以打得天下、坐上江山，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大致都是这样，毛泽东和中共也是这样。一旦坐上龙椅、大权在握、羽翼丰满，专制独裁一言堂的本质就开始显露，且越演越烈。毛泽东的轨迹正是这样：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到新民主主义的四年，再到总路线大跃进的十年（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最终上演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整人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封建独裁，黑暗专制一步一步达到顶点，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和五十年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还有些看得见的进步，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一例外遭到灾难性损毁，政治反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连发动者在总结自己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时，也只得承认“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们说这是历史的关键时期，就是指历史发展来到一个拐点，灾难使社会坠落到极点。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政治强人，他依据个人的意志、才干、威望和权术开创了个人极权的毛泽东时代，从四十年代上半叶的延安时期算起，因为从那时起，他就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取得政治局授予的“最后决定权”，直到1976年逝世，三十多年的统治使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由兴盛到衰败的一个循环。以1960年前后的天灾人祸为分界，毛氏安邦治国的美好时光演变为祸国殃民的乱世浩劫，中国从兴盛走向衰败，国家命运必须改变，历史不可避免地来到拐弯处。拐点在哪里，时间在何时，中国的党和人民、军队都无力决定它，连毛老人家本人都说：“它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第1782页），一切听上帝的安排。毛泽东生命结束之日，就是当代中国历史转变之时，这就是所谓历史关键时期。
再说关键人物。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接班人问题向来都是首脑钦定，个人说了算，却又是成败与否，性命悠关的一件大事。这是由于它夺权的暴力方式和领导人产生的非民选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同其他国家相比，在人治时代中国的执政者更换过程中，选人者的个人主张和被选者的个人素质太重要了。他们会决定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和进程。毛泽东直接选定的接班人应该说有五个。刘少奇是毛泽东确定的第一个接班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定了毛在全党全军自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刘少奇作为他的第一战友，坐上第二把交椅，并开始被培养为接班人。1959年刘少奇接任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接班人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和巩固。然而掌权是有瘾的，毛泽东刚准备淡出一线，退到二线之时就立刻感到心态的失落，继而对刘少奇开始不满，当社教运动（即四清）后期，毛氏在中央会议上意味深长地提出：让刘少奇挂帅、当秦始皇时，已下决心要搞掉这位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年后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惜发动一场置全国人民于水火的“文化大革命”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直至剥夺其生命。共和国主席的骨灰都不能以实姓真名保存。这种封建帝王式的诛杀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耻辱。林彪是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中共九大的党章把接班人三个字以法律的形式加在林彪名下，可以说正式到极致。然而不到三年，接班人就被逼北逃，在外蒙温古尔汗机毁人亡。烧焦的尸体只能掩埋在异国戈壁滩上。两届钦定接班人的惨烈下场似乎在昭示世人：不继位即死亡。亲手指定的两届接班人均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使毛泽东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可班还得有人接替，伟业亟需人继承，但毛氏创建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必然由它本人钦定接班人。生命留给78岁的毛泽东选择的时间不多了，因而这次选择就显得更为关键。
生于1921年的山西人华国锋1938年参加中共，解放后一直在毛氏老家湖南省工作，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首次见到毛泽东，1955年的第一次见面给毛泽东留下良好印象，这可是重要的开端。此后十五年，华国锋一直在湖南为官，一直干到省委书记，军区政委，成为湘省的最高首长，因他诚信仁义，尽职尽责，治理有方，在四千万子民心目中威信较高，口碑不错。1977年初华国锋上调中央，任文革时期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就在这年的九月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年近八旬的中共主席又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老人家又一次为接班人焦虑，华国锋就是这时进入他的视野。然而他的首选接班人却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1973年中共十大，三十八岁的王洪文一步登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排在周恩来之后，名列第三的位置明确地向世人表明，毛对接班人的安排。可是素质和悟性都极差的王洪文不听毛泽东的一再劝阻，坚决地投入“四人帮”。尽管毛泽东让王洪文在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近一年，最终还是决然的褫夺了这个年轻人的接班权。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江西时期一起受排斥的难友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邓在文革前的职务是中央总书记，作为刘少奇的搭档一起被打到，复出后的身份是中央副主席，国家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从1975年5月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比毛小12岁，从江西时期就与毛泽东共事，“文革”遭打倒后又被毛泽东解放二度“出山”，权倾一时，接班的意图昭然若揭。然而颇有个性的邓小平急于在毛在世时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比他还有个性的“元首”再一次把他打倒。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任国家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7日华被毛提议担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年55岁。五个月后毛泽东撒手人寰。华国锋确实成为了中国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
历史车轮必然转向，而驾驭之手是华国锋。我们来看华主席的动作：10月6日王、张、江、姚被逮捕，从实质上结束了文革。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8日中央决定出版《毛选》五卷，修建毛泽东纪念堂。10月26日华提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1975年5月，中央转发邓小平给中央的信（邓提出批判两个凡是，准确、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7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选举华为主席，叶、邓、李、汪为副主席。9月9日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3月邓小平任全国政协主席，叶剑英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5月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华提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应该搞清楚。并不禁止讨论。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等问题，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被评为建国后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免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赵为常委，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为总书记、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李德生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为刘少奇平反昭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主席、赵、华为副主席，邓为军委主席。史书评价“六中全会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拔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至此，华国锋以朴实、负责的作风和从容、大度的心胸完成了拔乱反正，把一个安定、团结、基本转入正常轨道的国家要连同最高职务全部平和地移交给继任者，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其后华国锋象征性地作了一届中央委员后就彻底回家养老，此后对后继的中央委员会的作为评论，仅有三个字：干得好。好一个沉默是金！二十七年后，华国锋以87岁的高寿驾鹤而去。
关键先生华国锋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的关键时期，镇定自若，与叶剑英、汪东兴团结一致，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又不急不躁、从容大度，有板有眼地将最高权力平稳地转移到邓小平手中，给中国当代史册上写下了淡然却精彩的一笔。其功至伟、永不可没。